梁文道:系时候睇通胜

每年农历新年之前,市面都会涌现一批流年命理书,这种书又叫做「通胜」。畅销一两个月之后,它们就会被打进冷宫,迅速地销声匿迹。「通胜」大概是最切时也因此最受时间限制的书了,好比月历,一过时就形同虚设,所以我们才会笑人「一本通书睇到老」。

因此「通胜」变成了古籍之中特别罕有的一种书,因为它没有多大的存留价值,旧岁一过立刻报废,反观其它文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此学者们特别重视在敦煌发现的「敦煌卷子」,里头道然保留了三十七卷年代确切可考的「通胜」,分布于公元808至993年,平均每隔五年就一本,可说是研究古人生活的重要材料,非常珍贵。

说到这里,有没有想过要把今年的通胜存放起来呢?说不定百年后,它们就是你留给后人的最大宝藏了。

再见「通胜」,欢迎「运程」

几乎每一个香港人都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中医」。所以每当我身体欠佳,有病不断尾的时候,身边都会有好几个朋友很善意地告诉我:「我识得一个好犀利嘅中医。」同样地,几乎每一个香港人也都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命理师。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自然会听到好几个名字。

写书评写了十几年,大概只有几种书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评的,其中一种就是命理运程书了。市面芸芸运程书中,该如何分辨好坏择其善者呢?看来最重要的标准还是一个「准」字。但问题是同样一本运程书,往往有人说神有人说烂,一切全凭个人经验作准,我们又怎能找到一套客观的标准呢?

难怪近年各家通胜都喜欢在书前先行推算来年的世界局势、国家大运还有香港的兴衰命数了。因为对于这等大事的预测,其灵验与否,真是人可共见,无所遁形。所以不少畅销通胜爱在宣传的时候强调自己去年算中那一场政变、瘟疫或地震,令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是我这个人比较老套,执着「哀矜勿喜」的古训,觉得用天灾人祸来喜孜孜地促销产品,未免有点凉薄。

说到老套,比较起传统的通胜,如今的运程书和它们的作者可真是形象鲜明,包装摩登了。例如杨天命,本身就是新一代玄学家中的靓仔代表,有姿势有实际。他今年的运程书落足成本,不只真人亮相,在设计上更别出新裁,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本通胜。此外还有苏民峰的徒弟陈子才,他打造形象的方法也十分特别,看他的作者介绍除了提到师傅苏民峰之外,竟然还有「表演及形体艺术的老师詹瑞文及甄咏蓓」、「投资及财技的老师梁业豪」和「美学、创作及市场推广的老师杨柳岸」,甚至还跟叶瑞财博士学过记忆学!跟詹瑞文学演戏对算命到底有甚么帮助呢?大概就是为了突出他时尚的感觉吧。

仔细比对一下,你还会发现广经堂蔡伯励老先生那种通胜,和现在这一批运程书即使在内容上也有很大分别。比方说老派通胜是很注重每日吉凶宜忌这一部份的,而新派命理书的重点却在生肖运程。我猜这是因为年轻一代已不大流行择日了,他们着重运势的大多于那一天才好整甲或者沐浴。这个差异也折射出港人对命理看法的转变,从前大家可能还抱持着「机械式的命理观」,真心相信每一天都有该做不该做的事。可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时间步调已容不下这么奢侈的计较了,我们信命,但又不完全服从命定的道理;因此你只要告诉我流年的走势就行了,其余细节则画其在我,让我自己去主动配合进退。

换句话说,如今已没有多少人会每天看着通胜做人,通胜也不再是常年供人翻查的必备指南,于是通胜那种庶民生活小百科的色彩就渐渐淡去了。

以前的通胜内容丰富得简直可以当作一个时代的百姓民生历史小纪录。你看香港通胜那著名的英文常用字汇表,教读者用中文的「蚊年」两字去训读money,虽然好笑,却是殖民时期独特的地方特色。那年头教育水平不平均,多少贩夫走卒要靠它和洋人打交道呢?再如台湾的「民历」,封底一定是「食物相克中毒图解」表,画一头小狗和一颗大蒜去告诉你狗肉配着蒜头吃会「病血」,鳗鱼加上梅干会中毒。它甚至还有各种对应解方呢,例如「地浆水」(?),充份说明了往昔台湾农业社会的性格。大陆呢?从前的大陆是绝对不会有通胜的,因为这都是「封建迷信」嘛。

「通胜」的起源是什么? 

「通胜」本来叫做「通书」或者「历书」,也叫做「黄历」,大概粤语里面「书」「输」同音,很不吉祥,所以广东人把「书」变做了「胜」。

「历书」绝对不是现代产物。古代就有一种人,叫做「日者」的人,擅长「选择」之术。所谓「选择」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择日」,「日者」就是懂得按照历法上的日期替人决断那一天是吉日,那一天是凶日,或者告诉大家某日适合做甚么又不适合做甚么的人了,所以你可以说古代的「日者」就像今天的蔡伯励和苏民峰。

「日者」断定时日吉凶,靠的是一种叫做「式」的东西,有点类似现在的罗庚,是「日者」必备的仪器,它模仿宇宙的结构,把复杂多变的天文现象纳进一套可以自行运作可以推算的系统之中。可见「日者」的工作来自占星学,只不过有了「式」这种法宝,他们就用不着夜观天象,可以随时随地卜算命运了。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体运行有它的定理,有它的「数」,只要掌握了这个定理和「数」的规律,就算脱离了实际观察,也可以依据那套抽象出来的规律推断人事的变化。

有了「式」,「日者」就可以进行「占式」的工作,推论一年里每一日的运势变化。如果把推算的结果纪录下来,按日排列宜忌事项,结果就是「日书」了。日书是通胜的源头,它让一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可以自己开卷有益,吉凶立见,所以这种书从战国时代就开始流行民间,至今不断。

从出土文物看来,古代的日书和历书已经编排得很实用了。它们通常分成两半,前半部是按照历谱逐日列出该日宜忌的事项,让人每天一大早起来可以先看清楚今天应该干些甚么;后半部则按不同的事务分类,说明做一件事的合适时机,比方说你想为田地除草,就该直接在除草的条目下寻找恰当的日子。有时候,这些古代历书可以变得很复杂很专门,例如东汉的大学者王充就曾在其名著《论衡》里提到了「葬历」、「祭祀历」、「沐历」、「裁衣历」、「工伎历」和「堪舆历」等六种不同的历书。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通胜来自「日者」的「占式」,而「占式」则来自星占之术。

「通胜」科学吗?

这大概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有结论的问题,总是有人批评一切的命相术数之学都是迷信,也总有人会辩说「玄学」其实是一种古老的科学。既然如此,我们不如换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通胜的基础当然是历法。很多人都以为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依循自然天象和地球运转的规律来制定年月日的分配和定义;而通胜里的每日吉凶或生肖运程则是附加上去的东西,就像在日历上填写了一些笔记,这些东西和日历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举个例子,一月一日和一月二日都只不过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罢了,除了日期上的数字差别之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质」的不同。但是在通胜背后的「日者之说」与「历忌之学」里,这两天的含义却截然有异,各有宜忌。这是为甚么呢?

对古人而言,要搞清楚某一天的日期和确定该日的吉凶根本就是同一回事,分不了家。这就和古代的天文学与占星学二而为一,化学跟炼金术同流同源的道理是一样的。所谓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即使在欧洲也是很晚近的事。以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历法来自于农业社会的需要,有历法有节气才能告诉农民何时播秧何时收割。但是近年的考古发掘以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此说提出了挑战,学者们发现古代历法其实和农业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制定历法所仰赖的行星运动,它和农务有甚么关系呢?

其实中国人一开始就把历法和命理结合起来了,相信世间一切事物的吉凶都与时日的更替有相应的关系。例如天干地支,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人为时间排序的方法,犹如今人把七天划作一个礼拜。但是干支却又绝不只是时间的记号这么简单,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配对组合还有一种玄妙的定数,决定了每一天的吉凶好坏。其中一个理由是秦汉以后的中国人相信阴阳五行的学说,把天干地支纳入了五行系统。比方说甲子这一天就是吉日,因为甲是木,子是水;而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水能生木;放在甲子的关系上看,就是「子」这个地支生「甲」这个天干了。支生干,又怎能不吉祥?相反地,甲申这一天就不妙了。因为正如之前所说的,「甲」这个天干可以和木对应;但现在「申」这个地支对应的却是五行中的金,而金当然是克木的。所以甲申日是个支克干的凶日。

你可以说这些「玄学」都是鬼扯,但是你不能否认这里头包含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所以好好研究一下通胜吧,它是认识中国的好材料。

「通胜」和房中术有关系吗?

是的,许多学者都怀疑历忌之学与房中术是有关系的。例如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nathanNeedham)就曾说过:「性问题和历法科学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有些文献将古代一位著名的性问题专家─容成也视为历法的创始者」。谁是容成呢?他是古代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不只在黄帝时代创制历术,而且擅长「御妇人法」,乃至于长命百岁。

容成极可能是虚构人物,但古人虚构这么一个同时精通房中术与日者历算之学的角色是有道理的。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宇宙观深信天人合一,无论人做甚么事总得配合天时才好,而历书通胜教我们的正是怎样去配合天时干最恰当的事。你想想看,通胜连那一天适宜理发这样的事都有讲究,又怎能放过性爱呢?事实上,性是阴阳交合的大事,而天地万物也非得透过阴阳的往来才得以生生不息地衍化下去,所以在一切要通胜指导的人类行为之中,恐怕没有比性更重要的了。

因此始自上古《礼记》,下至清朝医书《达生篇》,中国有大量的文献告诉大家那一天是交合的忌日,那一天又是最适宜的吉日。干活的日子对了,不只生子富贵大吉大利,自己也能延年养寿长春不老。只可惜这么有趣的传统到今天却竟然断了,坊间的通胜不会再告诉你那天忌做爱。大概对现代人而言,这事没有那一天是不宜的。

谁有权编撰「通胜」? 

在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我们常常能看到每一个新朝代开始的时候,开国皇帝总要宣布「改正朔,易服色」。「易服色」好懂,意思就是更易衣服和旗帜的颜色;但甚么叫做「改正朔」呢?其实「正」指的是正月,「朔」指的是初一,加起来的意思就是颁布新历法,重新界定那一天是一月一号,一年的开始。为甚么新王朝好端端地要重新弄一套历法出来呢?这是因为古人相信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取代旧朝;而历法总是上天意志的表现,自然也要跟上天命的变迁,得来一套新的。

因此制定历法编撰历书与通胜可是国家大事,负责这项工作的都是国家官员。你看司马迁的《史记》里有〈日者列传〉,里面介绍了不少的命理师傅(日者),几乎每一个都是为朝廷服务的。用今天的情况来理解,就相当于政府开了一个命理部,把杨天命和麦玲玲都请了进去当官。

这还不止,古代朝廷还要垄断这种「天学」,因为历书是种只有政府可以编印的书,民间不得私印。每年颁布历书都是件大事,专责官员会把它们带到各个地方。地方官就可以一方面据之指导百姓的农耕生活,同时为大家解答疑难甚至「择日」。

但是从来有禁令处就必有走私犯法之徒,通胜的编印也是一样。根据史籍,唐朝的这个问题似乎很严重,民间总是有人抢在官方之前私印历书,好占领市场,与官争利。这么做当然是犯法,然而政府总是无法压制市场的力量和百姓预卜吉凶的渴望。在这些民间通胜的作者里,还颇不令一些如今天的明星师傅般的名家,比如唐代的翟奉达,在前面提到的敦煌卷子里就有好几本通胜是他编篡的。

【来源:读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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