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倾听深圳卡门的声音

编按:在中国处身经济一体化的巨变时代,一部研究这时代衍生之「打工妹」民族志专著,诉说着在这矛盾与冲突的时代中有关打工妹主体性、权力、欲望与对抗的故事。本地学者潘毅走入一家港资电子厂,以细致的观察、慎密的研究、以及大胆的「社会学想象力」(梁文道语)——尝试令她们早被各方淹没、扭曲、挪用的声音终被依稀听见。这部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的重要著作,夺得社会科学界举足轻重的「美国C.WrightMills2005年最佳书籍」奖,潘毅成为首位亚洲得奖者。在此选刊此书由梁文道所撰的代序,由远在古巴的卷烟女工卡门,谈到潘毅书写的「深圳卡门」。

当我在这本书里读到一群打工妹为了争取收听电台广播的权利,而发起无言的抗争这一段时,我想起了《卡门》,另一个打工妹的故事。

卡门的故事.女工的故事传说古巴雪茄是少女在自己的大腿上卷出来的,因此曾有好事之徒坚称能在未点燃的雪茄上闻到女子的体香。其实用不着真的在一根雪茄上嗅到少女大腿的味道,光是念及那些烟叶在一群肤色健康的女人身上搓卷成形的场景,就足以让雪茄客在吞云吐雾之间燃起充满情色气味的想象了。雪茄,一种向来被认为是最具男性性欲特质的奢侈品,竟然是这样子在女子身上做出来的;多么地巧合,又是多么地完整。如果古巴的传说是虚构的话(我见过一名男作家在实地参观过雪茄工厂之后大表失望:「那些工人原来是趴在一行行的桌子上工作,而且他们全是男的!」),别怕,西班牙在十九世纪还真有女子卷烟厂。当时的厂东嫌男人手指笨拙,而且薪水要求高,于是转聘乖巧听话又能忍受低薪的超时单身女工。那些在卷烟厂里工作的女孩多半是受人歧视的吉卜赛人,她们在工作上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机会,于是纷纷来到城里的烟厂。

西维尔的夏天是很热的,一大堆女工挤在不透风的厂房里实在难受,所以常常只穿内衣工作,有时甚至干脆赤裸上身,这类工厂还有一套从当时的监狱学回来的娱乐技术,就是请人在一个讲台上对着大家朗读小说和故事,好让女工们沉浸在浪漫的想象中,暂时忘却工作上的种种不如意,增进效率。这种娱乐有个名堂,叫做「烟厂宣讲」(lector de tabaqueria)。直到今天,古巴的部分雪茄厂还保留了这个习惯,只不过他们在宣讲内容里加进了不少卡斯特罗的讲辞。

著名的卡门就是在这种烟厂里工作的女人了,她的形象代表了当时欧洲男性作家对卷烟女工的想象:「她总是穿一条超短的红裙,走路的时候屁股左摇右摆……。在我住的地方要是有一个女人穿成这个样子,大家一定会胸前划十字;但是在西维尔,大伙们却用下流的形容词来夸赞她。」大家都认为一帮怀春少女成天关在一个集体工厂里肯定欲火难耐。这种烟厂,用潘毅所引述的一些「打工文学」的话来讲,简直是男人梦想的「桃花源」。这些女工因为工作条件差劣形成的裸露习惯,在文学和音乐里则成了放荡的表现。

她们卷出来的雪茄即使在当年,也是种昂贵的消费品,只有占领当地的法国军官和商人才抽得起。而她们自己,只抽papelots,也就是今天的纸卷香烟了,一种用纸张去卷起切碎了的剩余烟叶的劣品。香烟未必是她们发明的,但肯定是随着她们的「艳名」才传遍了全欧洲。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们当时的生活情况,她们留下来的,只有香烟,与危险、卑鄙却诱人的卡门了。而卡门是一个只忠于自己因而害死了男英雄的「坏女人」,竟然就是这一群资本主义发达史上最早一代「打工妹」的唯一代表。

以想像力,追寻她们的声音卡门与香烟的故事和潘毅这本书有任何关系吗?假如你读毕全书,或许会发现一点隐密的联系;不过,你也可以说一百多两百年前西班牙的卷烟女工与今日的深圳打工妹之间实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真正的重点在于我们要怎么去说一群女工的故事,要怎么去「为」她们说故事。关于《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的内容,不用我在这里复述。但是我可以大胆地说,任何关心中国民工问题的人,任何想了解中国女性的社会位置变化,任何想知道中国或市场经济的运作,乃至于任何想认识当代中国的读者,都不能不读这本书。身为潘毅的朋友,我真是为她感到骄傲,因为她写了一部坦白而有承担的民族志,一部极富理论涵养同时明晰细致的社会分析;最重要的,是她写了一本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书。她能够得到社会学界里举足轻重的「米尔斯奖」,的确是实至名归。

说到想象力,我们必须明白要「追寻打工妹失落的声音」是何等艰难的一项任务。正如西维尔的卷烟女工,中国各地的打工妹也是群失语的人,往往只能够任人形塑,却没有自己替自己说话的机会。尤其可怕的,是连她们最「内在」的欲望(请容我暂时使用「内在」这个不够精确的词语),也被人夺去,镶嵌进一套宏大的逻辑里面。例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兴起的「打工文学」,虽然曾经是许多打工仔打工妹自我表述的方式,也传达过这群体的苦痛与喜悦。可是一方面「打工文学」仍被认为是种不入流的东西,许多批评家觉得它们的内容「应该更有深度,文字则要更精炼」;另一方面,它们被变异成了证明当前国家与资本运作模式合法合理的工具。许多领导干部都能藉着「打工文学」大谈中国人民的上进心,把她们出城打工的动力单纯地理解为追求更好生活的作用,甚至由此推出中国经济成长前景无限的结论。最能说明这个变异的,是曾经名噪一时的打工妹作家安子。现在她不只是作协成员,还是一家专门「激励人心」的辅导公司老总,四处演讲,鼓励后辈向她学习。

然而,我们又不可以轻易陷入另一种习见,以为打工妹就是一群彻底被动的灰色可怜虫,受尽无良资本家的压迫却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潘毅再三指出,不只打工妹的欲望构成是复杂的,她们逆反体制的手段也是纷杂多样的。比如说那些广播电台里的流行歌曲,你可以说是麻醉她们的鸦片,但你不能不承认它们同时更是缓解压力与疲倦的良药。一旦厂方为了秩序和效率要关掉车间的收音机,女工们甚至能把它转化成集体抗争的动力,怠工抗议。

假如媒体常见的社会纪实常常失之偏颇地将打工妹描绘成另一种有待获救的社会底层群体;而官方宣传机器又将她们变成推动经济成长的美好力量,甚至不惜吸纳挪用她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还能用什么途径去寻找她们的声音呢?答案就是想象力了。在分析一名女工睡梦中的尖叫时,潘毅令人印象深刻地开展了她的想象力,层层深入,把个体的梦魇与社会秩序中的种种力量接连起来,写成了她所说的「抗争的次文体」。在「抗争的次文体」的书写之中,噩梦、尖叫、罢工以至于经痛,都成了一幅抗争图画的点与线,散布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在潘毅描绘这幅图景里,我们似乎听到了打工妹的声音。即便那是种前语言状态的尖叫,也都成为意义饱满可以辨识的声音了。

理性压抑底下考掘疯狂的言语

所谓想象,当然不是虚构,也不是坐在扶手椅上的空想。潘毅把一名女工的噩梦解读为反抗,与某些文化研究将青少年坐在商场门口也轻易地看成种反抗的做法大异其趣。一来她的解析是严谨缜密的,二来她的态度是自省而批判的。读者们都能轻易发现,在潘毅化身女工以从事研究的这八个月里,为了逼近真实的「现场」,她不断反复地质疑自己的先见与位置,甚至质疑「真实」自身的存在。由于她的大胆想像与谨慎的反省同行并进,她才可以逐步敞现打工妹那失落的声音,就和傅柯在理性的压抑底下考掘出疯狂的言语一样。

既不浪漫,也不无情,要在众多的「主旋律」之间艰难寻路,我们才能依稀听到卡门自己的声音。

【来源:明报-世纪.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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