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权贵开玩笑百姓很无奈

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先生一向语出惊人。回想前年董建华才辞职没多久,他就公开表示过去种种「挺董」的言论都是违心的「大话」,其「转数」之快实在叫人叹为观止。不料近日他更进一步,在特首选举即将达到终点前的「紧张时刻」(「紧张」指的是曾荫权得票能够高到什么程度),发言警告796名选委:「我跟你们讲,你们以为投白票就无人知道?一样知!」虽然他后来又作出澄清,指出自己的说法只不过是依据「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传统智慧」;但是亡羊补牢,这番话已经为形象本来就不大好的小圈子选举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隐约地「证实」了许多市民心中的想法:选委会果然是个被操纵的投票机器。

首先我们大家都要搞清楚,投白票绝对不是一件不负责任的行为,相反地,如果对所有候选人都不满意,投白票才是一个选民真正诚实和负责的做法。如今有这么多人担心特首选举开出有白票的结果,只不过是怕选委藉此表示不满,坏了曾荫权当选的威风和荣誉罢了。比起乔晓阳的劝喻,何先生的恐吓言论简直可以说是放肆,无视于特首选举程序上的公平公正,无视于令香港尚足以自豪的廉洁法治。为了表达忠诚,为了替曾荫权固票,一个位高权重富可敌国的大人物就值得这么不顾大局毫不自重吗?

我们都知道现有的选举方式不大可能让人发现选民的确实抉择,但要是真有这种方法的话,像何先生这样的人会不会利用它呢?依照传统智慧,只要有可能,一个社会里的权贵必将尽其所能地维护他们的优势与特权。假如我们的投票方法有漏洞,一定有人会想尽办去钻;假如某种选举的结果能够操纵,一定有人会想尽办法去延续这种选举的存在。大家都晓得,选委会选举的最大特点正是它的选民少规模小,不容易出现意外的结果,一切尽在预料之中。所以最想延续这种选举制度,拖延全面普选的,还不是大家常说的中央政府和「传统亲中派」,而是一群像何先生这样的权贵精英。对他们来讲,能够顺利选出自己属意的执政者自然最妙,但能够确定执政人选的范围就已经够好了。

为什么精英权贵要比中央政府更热中于维护现有的政治制度及选举方式呢?答案很简单,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这套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尤其在香港这种以地产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底下,大地产商更是不愿意见到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的政制,因为它有可能为他们带来更巨大的税务负担。现代政治经济学界本就流传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同样是巨富,靠土地致富的资本家要比靠人力资源致富的资本家更厌恶民主制度。2005年克拉克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 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James Robinson 更在其新著中给出了一个经济模型,说明了大地主阻延民主化过程的微观基础(详见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第九章Economic Structure and Democracy,剑桥大学2006年出版)。很多人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开放,觉得一党专政实在有违现代民主原则。也有很多人心痛于中国官场的腐败,对官商之间的权钱交易恨之入骨。可是请注意,中国政坛就算再腐败,也不会在制度上给予商人特殊的政治优势,更不可能让商人主导中央领导的人选。资本家能入党是没几年的事,正式保障私有产权的《物权法》也才正要通过,如今的大陆资本家还处在一个急求政权保护的阶段,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像香港的商界权贵这样,拥有左右政局的势力。在这个意义下,香港的政制其实比大陆还不如。

再看近年人人关注的贫富差距问题。没错,全国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很严重,甚至已经濒临危险的地步。没错,小部分先富起来的财主也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配合,协助他们打压被征地的农户与被剥削的劳工;商人甚至还能透过贿赂腐败的官员牟取政治利益。但一般百姓与挤进《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新富至少在明文的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现有的政制并没使得山西煤老板在制度上比矿工拥有多得离谱的政治力量。反观香港,富豪与平民的差距却忠实地反映在政制上。少数权贵精英的财富与社会地位本来就远远高于一般市民,结果他们的政治权力也还要相应地比一般人大。如此荒谬的现象,全中国就只有香港才有。

香港面前有两座大山,一是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一是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严重的政治权力的不平与财富分配的不均皆能导致社会失衡、经济败坏和民生凋敝。历史上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失衡往往互为表里,甚至是同一回事,结果就造成了阶级的敌对,更糟的情况则是动乱甚至革命。香港当然还是和平稳定的,但放眼世界,它这种愈有钱就愈有政治权力的制度安排,即使不是孤例也算罕见了。要解决随着金融中心的建设与经济全球化所引致的贫富差距已不易;若还要任由这个差距与政制挂下去的话,恐怕何先生未来的生意也未必做得安心。

曾荫权政府未来要怎么解开这个结,实在是个大难题。为了要化解已经出现的阶级矛盾,他必须在政治开放和社会公平两方面同时着手。假如政制改革走不远,他就只能绑起一只手在社会福利上多下工夫了;问题是对于像何鸿燊这样的权贵来讲,哪一条路他们更能承受得起呢?

早在20年前,就有论者劝告香港的既得利益阶层要尽快调整心态,适应现代代议政制的游戏规则。比起资助政党搞游说一类的手法,找出谁投白票的成本当然要小得多。可是,这种廉价午餐他们又还能吃多久呢?

【来源: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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