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寻找角色的中国政府

海外观察家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有一组固定的词汇,这组词汇表达了一整套框架。比方说「开放」与「保守」,他们很喜欢把这两个价值意蕴饱满的形容词加诸于中国政府的领导层身上,辨识出谁是开明派谁又是保守派;而开明自然是好的,保守当然很坏。

这套二分法依据的是一系列标准,例如开放论是开明,管束私人企业则是保守。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判准和同样的观察框架还可以套用在任何政策与事件之上,就以刚刚落幕的「两会」来说,有人就说中国更开放了,但也有人反过来说中国变得保守了。

说中国开放,主要是因为《物权法》的通过,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标榜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居然要保障私有产权,这难道不是开放吗?说中国保守的,则注意到了政府在加大教育与医疗投入的同时,还会加强约束这两个领域的「自主」。

更何况增加政府资源的投入往往也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一个规模更大权力更强的政府难道还不是保守吗?

这些判断的前提来自于对中国数十年来的历史观察。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为「集权的弱化」或者「政府的撤退」。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全能主义」式的国家,也就是政府全面介入了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文化、经济和社会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空间是和政治领域高度重合的。

自从邓小平开启了改革,政府就逐步撤出各个领域,还市场自行运转的空间,还社会自主结社的可能,还文化自由表达的机会。所以在海外观察家的眼中,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一段由保守迈向开放的进程。

政府越后退,人民越自主,国家就越开放;相反地,要是政府介入得越深,社会就变得越不独立,国家自然就是保守了。

这种判断的根本问题就是太过简化,把个人与政府对立起来,分别放在天秤的两端,彷佛只要一边重了另一头必然就轻,中国不是更开放就是走回头路。正好碰上近年关于改革开放何去何从的大规模讨论,本届两会变得格外令人注目,大家都急于从会议的决策看出中国未来的轨道。

看见《物权法》通过了,就说这是官退民进,开放了;看见政府重新介入教育、医疗甚至房地产市场,就说这是官进民退,保守了。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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