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新班子的问题就是未来特首的人选问题

曾荫权成功连任特首,拖了两年的「看守政府」本该正式告终,让曾荫权自行组班放手大干。但是此刻却又有传言现在那帮司局级高官多半要再留任一两年,「以便观察」云云。这里头到底有什么好「观察」的呢?何以新一届的政府班子会这么难产,导致许多风声耳语?其实说穿了,这只不过是香港畸形政制生出来的另一怪胎罢了。

虽然香港的特首选举已经进入了「有竞争」的年代,但我想没人相信下一届特首会是真真正正选举产生,而完全用不着中央政府的挑选与「钦点」。既是如此,那么曾荫权之后的真命天子现时身在何处?又该被放在哪里呢?答案就是新一届的政府班底了。经过董建华的混乱管治,不论中央抑或一般市民,大概都很难再相信毫无管理公务机构经验的人,因此在司级局的高官里挑人是再合理不过了。一个人就算早就晋身行政会议参与最高决策,也不代表他能顺利舞动巨大的政府机器,董建华就是个好例子。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梁振英仍然留在行政会议,他接任特首的机会就不可能太大。其他一度传为热门的商人如吴光正等就更不消提了。

正因为新一届的特区政府班底就是诞生下一任特首的鱼池,所以它的成形才会如此困难。那么这一池鱼可以有什么样的组合,其中又有哪些热门的肥鱼呢?且让我们先来看看盛传会成为局长的曾钰成。大家知道民建联向来是中央悉心栽培的本地政党,而且他们也从不讳言要有执政的准备,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等到香港终于有普选的那一天,说不定选出来的特首就是民建联党员。这也该是中央政府和民建联长期规划的目标。所以曾钰成已经走到了一个不能再拖的地步了,他或许当不上特首,但他不能不代表民建联参与实际的政府运作,一方面是为了汲取经验,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市民的信心。假如为了区区一个立法会议席而踌躇,却放弃了参与执政的机会,这不只对民建联的未来没好处,也不利于香港的民主发展(假设普选进程的速度和民建联的茁壮是正面相关的话)。

关于曾俊华,很多人都说他是曾荫权的心腹,而且精明干练,只可惜中央不够「信任」他,所以曾荫权虽然屡次提议由他接任政务司长,都得不到北京正面的答复。谈及中央政府和香港的关系,「信任」二字是个舆论爱用的关键词,但它又像是一个非常玄妙不能言明的符咒,从来没人能说得清楚信任成立的条件是什么,连中央政府也从未把「中央信任」宣诸于口,当作特首候选人的必备要素。在中国的官场文化里,信任除了是对上位者的忠诚换回来的奖品,它还是一个模糊的黑盒,可以装进不少东西。为了赢取信任,有人甚至会对着上级揭露或制造自己的「痛脚」,各种花样层出不穷。又因为信任是这么神秘的东西,所以又有许多旁人可以藉着它大作文章,散布谣言,语意不清地说某某其实「得不到中央的信任」。曾俊华的「信任问题」亦应作如是观,我们该小心分辨那些是人云亦云的传闻,那些又是实情。要知道曾俊华到底能不能得到中央的信任,参考曾荫权的例子就是了。难道你以为中央摸不清那帮港英余臣的底吗?如果曾荫权都可以任用,难道曾俊华的往绩和人格就会比他还有问题吗?

我倒赞成蔡子强的说法,真正阻碍曾俊华接上政务司长位置的,正是他和曾荫权的亲密关系。内地省市长与省市委书记的配对绝少出现兄弟班的组合,原因是不想地方上的一二把手都是同一条线的人,以免出现失去制衡,权力过度集中在某个团伙手上的情。中央领导会不会以同样的态度决定香港特首与政务司长的人选呢?相当值得注意。

再考虑另一名政务司长大热门唐英年,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更根本的路线问题了,那就是特首应该来自商界还是公务员呢?九七之前,很多人相信商人治港,觉得他们既然能够管好一个牟利的企业,自然也能管好这个「经济城市」。所以直到九七之后,传媒还是很注意几个有志商人的动向,觉得他们可能是未来的真命天子。不过,董建华令人失望的表现却彻底揭破了这个神话,而且商人治港会产生官商勾结的看法也愈来愈流行,因此董下曾上就成了根本路线的转变了。曾荫权目前享有的民意似乎证明了曾经服侍殖民宗主,谁是老板就听谁的公务员,要比爱国有余但从政经验有限的商人更好。更何公务员出身的官员对政府架构与决策流程的熟悉程度是商界精英完全比不上的。

然而担任过立法会议员与财政司长的唐英年绝非另一个董建华,他的工作表现不差,政治技巧也日益进步,使得商人治港又重新成为一个可欲的选项。究竟他和曾俊华谁更适合当政务司长呢?这其实也就是下一任特首的预选了。毕竟政务司长是特首之下最显赫的人物,随时要有接任的准备,而现实情是不允许两个司局级官员同时公开竞选特首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梁家杰说自己熟悉国情是多么可笑的事了。他提议中央放弃对主要官员的任命权,这不只是要修改《基本法》,而且根本是要中央放弃未来特首的「拣蟀权」。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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