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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和朱元璋学国学

【苹果日报】此前依《论语》原文略谈「求仁得仁」本义,一位年轻朋友抱怨,觉得我写得太深。他这么赏脸,既嫌太深,也硬着头皮看完,我自然也得小心探问,看他究竟认为拙作何处太深。原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文言引述太多」。虽然我摘引的都是《论语》名句,而且也都补上了语译,但对他而言,一见文言,就难免要起障碍。我后来反省,猜疑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许还是今日不少青年的问题,一读到文言文,自动把它归类进了深奥的范畴,双眼当即却步。这叫我想起近日台湾高中课纲草案争议,一大批作家学者为了课文白话与文言的比例闹得不可开交,而且很合「常轨」的,又把它上升到了是不是要「去中国化」,要不要尊重台湾本土的政治层次。

少时在台念书,《四书》曾是当年中学中国文化课程的指定读本,几乎每个受过点教育的同龄人,都会对这四部行家经典有些模糊的认识。后来我在解严前夕返港,才晓得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代受过这种教育的台湾学生,因为随着解严,学生也从《四书》里头解放出来了。为什么政治上一解严,《四书》也就不必念了呢?那当然是它太有政治意味,变成了国民党蒋家政权爱国教育的一部份。因为这个背景,我年轻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抵触《四书》等儒家传统典籍,到了一看见这些书的名字,心里就自动落闸的地步,以为它们全是教人当皇权顺民的陈腐毒物。所以尽管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被长辈逼着背过《四书》,但后来却能被反叛的我全部忘光,只有在勉强要用的时候才会浮想出合用的句子。

未来香港推行爱国教育之大势难免,在「增进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热爱」的前提下,让学生多读国学国史,会不会是以后过关进好学校的基本要求呢?犹如现在的学生要会钢琴和小提琴一样?那么将来的学生是否也会一看到中国文化教材,一看到文言文,甚至「中国」二字,便和他们现在面对钢琴时的反应似的,不禁一阵恶心?尤其大陆正在流行所谓的「国学教育」,传闻连习近平也很欣赏近年大热的《弟子规》,要孩子们多多诵读这类「经典」,简直就是蒋介石昔年在台湾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翻版。香港若是也来这套,我们的学生乖乖地跟着学吗?他们多半是要把「国学」等同于洗脑的吧。

如果国学教育教的就是《弟子规》,我会很同情那些受苦的学生的。因为这本清朝一个秀才写给贩夫走卒看的识字读本,不只不能代表国学,甚至连符不符合儒家精神都很难讲。它里面好些内容当然没错,叫人早上洗脸漱口,大小便之后要洗手,谁敢说不对?但另外一些东西,则真如一些论者所言,完全是教人当顺民的「糟粕」。例如什么「不关己,莫闲管」「邪僻事,绝勿问」,基本上就违反了现代公民精神,是让人自私自闭的意思。它谈孝道,更是离谱,「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莫非父母对你再怎么虐待,你也得逆来顺受,这才叫孝顺?要知道在传统秩序的框架底下,忠往往是孝的延展,所以要人无条件地孝,也就相当于要人无条件地忠。如果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是儒家的真精神,那就真是太过冤枉列代圣贤了。

真正的儒家不接受无条件的忠顺,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国君的要有当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也才能有做臣子的表现。这一切伦常政治关系皆是相互规约,要求双方各尽本份的。如果当国君的太不像话,做臣子的又会怎样呢?孟子说得好:「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要是国君屡屡犯下大错,那又该怎么办?孟子的回答是:「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又如果一个国君太过残酷,行的是暴政,孟子则干脆表示可以不当他是君了,杀不足惜(「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传统行家那里,忠和顺是两码子事,绝对不可混为一谈。孟子固然还说过「以顺为正,妾妇之道」,就连被后人当作孟子大论敌的荀子也主张「从道不从君」。儒门弟子真正值得献身景从的对象,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政权,而是充盈于宇宙之间,万古恒健的天地正道。

不过,要是这么教儒家,这么教国学,学生又会不会变得容易激进,破坏了社会的繁荣安定呢?所以除了鼓励他们好好背完《弟子规》算数,不妨也参考一下明太祖朱元璋的办法。

朱元璋讨厌孟子,是略识国史者都晓得的事。他曾经计划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待遇,但是遭到刑部尚书钱唐的反对(钱唐抗疏上谏的时候,连要死的打算都有了,他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非常难得他既不当场廷杖,又不判他弃市,反而听了他的劝告,取消原议。然而,二十多年之后,他到底还是找到了对付孟子的办法。那就是找来佞臣刘三吾删节《孟子》,成书《孟子节文》,去掉原著八十五条,而那八十五条自此不得成为科举命题的材料,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算指定教材(前引数句,自然都在其中)。朱元璋不喜《孟子》,尤其不喜那八十五句,是因为它们大不敬,不是臣子该说的话。可见在这位以大兴文字狱,动辄杀人的帝王看来,就连早已作古的亚圣孟子,在他面前也只能是个应该好好听话的柔顺臣子。传说他甚至讲过「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和毛泽东谈起鲁迅要是还活着的话会有什么下场有异曲同工之妙。

梁文道:求仁得仁

【苹果日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求仁得仁」这四个字演变出了「出得嚟行,预咗要还」的粗俗意义。于是大律师也好,前辈作家也好,都因此犯上众憎,惹来一片非议。到底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等三人,加上「新界东北十三子」以及近年一切因政治问题而系狱的青年,能不能以「求仁得仁」这句老话去形容呢?如果不能,这是为什么?如果可以,他们又是在那一层的意义上「求仁得仁」呢?何妨回到《论语》原文,看看圣人自己当年是怎么说的: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若是翻译成大白话,这段话的意思大概就是:

冉有说: 「我们老师会不会帮助卫君呢?」子贡说:「好,我去问问他老人家」。于是进到孔子房内,子贡就问了:「伯夷和叔齐算是何等人物?」孔子答道:「那可是古代的贤人呀」。子贡又问:「那他们对于自己的遭遇可有抱怨?」孔子再答:「他们求的是仁,既然已经得到了仁,又还有什么可怨的呢?」然后子贡出来,就告诉他的同学:「老师是不会扶助卫君的」。

要读懂这段有名的对答,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时代背景。按冉有所说的「卫君」,指的就是当时卫国的国主卫出公辄。他的父亲蒯聩本来是要继承卫国的世子,却弑母未遂,负罪出逃,投奔到了卫国的死敌晋国,于是就轮到他的儿子辄登位。后来晋国支持蒯聩回来夺位,由此便上演了一出扰攘多年的父子之争。这段历史不只涉及到后来子路的牺牲,更是从《春秋》三传一直到宋明儒都不断反覆传述和讨论的课题,可说是关心中国社会政治思想者不可不碰的经典案例。但我们可以先放下这些不管,看看它在《论语·述而》这一章里的作用。

话说当时周游列国,到哪儿都不受重用的孔子正好就在卫国,所以他的学生冉有和子贡都很想了解自己的老师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协助卫出公对付他的爸爸,好在政治上一展宏图,飞黄腾达。当时还在孔子身边的弟子,大概都有类似的疑问。所以在《论语·子路》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一段更常被人引诵的对答: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论语》之所以叫人屡读不厌,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总能用最精简朴素的语言,生动鲜明地刻写出不同人物的性格情态。你看一向爽直的子路,一上来就问他老师「机会来了,卫君辄正等着夫子去帮他,您打算怎么做呢」?不料圣人竟答「必也正名」。子路马上就很没大没小,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回了一句「有这必要吗?老师你真是太迂了」。光从这一问一答,我们就能猜到圣人和子路这对师生的关系应该十分亲密,日常相处绝不古板严肃。对着如此直肠直肚的子路,圣人在后面也非常正面地接着说了一番关于「名正言顺」的大道理。那番道理,若照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上第四十三节的衍申,是要卫出公退位向父亲道歉,而蒯聩又感动得愿意让国当个不管事的太上皇的话,恐怕任谁都晓得不可能实现。圣人当然也不会不清楚,逢此乱世,这种理想简直不切实际。所以他等于是在告诉子路,我是不会去帮卫出公的了。

相比之下,精明的子贡就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地问「夫子为卫君乎?」了,更不可能像子路那样,兴奋得摩拳擦掌,干脆跳一步问老师预备如何协助卫君。他拐个弯,忽然提起了伯夷和叔齐,看似风马牛不及,其实是要从侧面观察老师的反应。

因为伯夷和叔齐这对兄弟后来虽以不食周粟,饥隐首阳山著称。但他俩之所以「沦落」至此,一开始却是为了兄弟相让,谁都不想继父位称君。话说商末,孤竹国君要他的儿子叔齐做继承人,但他却在父亲逝后坚持把位子让给哥哥伯夷。而伯夷呢,也一样坚持不就。这两人,做弟弟的认为君位该传长子,做哥哥的则主张父命不可违,相持不下。后来伯夷索性逃跑,没多久,叔齐也跟随大哥而遁,后世传为佳话。

子贡举出这个例子,一来是因为这对兄弟面对君位的态度,就和卫出公辄和蒯聩的父子之争相似,同样关乎人伦和社稷的冲突。但更要紧的,是伯夷和叔齐虽有相让贤德,世人无不称美,但却落得个权位尽失,要在首阳山上吃野草的下场,对我辈俗人来说可谓十分凄惨。难道他的老师也打算效法他们,为了那迂得不行的名份正统的道理,甘愿放弃自己向来怀抱的为政大愿,终于无所作为?所以他才会在圣人夸赞伯夷叔齐是「古之贤人」后,立刻补问一句「怨乎?」圣人的态度非常坚定:「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为了成己达人,为了天下人得以安立的大道,就算在凡世间不得志,就算体肤受苦,这也没有丝毫可怨。

正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一个人想要修仁守仁,不靠任何外在力量,也不管最后的命运如何,根本在他下定决心走上这条大道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得仁」了。是故在圣人和子贡这番对答之后,《论语·述而》紧接的下一句话便是「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像伯夷叔齐那样,退居荒山,以疏食白水渡日,看似艰苦,实则乐在其中。为什么,因为「求仁而得仁」。相反地,背离正道,「不义而富且贵」,于圣人而言只不过是浮云罢了。

所以今日城中权贵好谈中国文化,要年轻人多多认识传统国粹之精深博大,我是举双脚赞成的。而且我建议他们就从自己开始做起,好好读一下《论语》,认识认识「不义而富且贵」与「求仁得仁」的区别。

梁文道:本土里的中国

功夫电影是华语电影最独特的类型电影,正如武侠小说是华语流行文学独树一帜的类型小说。也许我们的间谍小说比不上英国悠久,推理小说也不如日本丰感,奇幻文学及奇幻电影更加拼不过其他地区;可我们还有自己的武侠和功夫,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而功夫电影和武侠小说,正正是香港流行文化曾经红遍整个华人世界的本钱之一。假如我们今天真的要像部份右翼本土论者所说的那样,告别中国,同时清算香港本土里头的「大中华遗毒」的话;我们是否也要一并清算几十年来的港产武侠小说和电影呢?

这么讲,是因为整部香港武侠小说和功夫片的历史几乎就是一段「大中华胶」的炼成史,而且胶得没完没了,越演越烈。就只以一般大陆人熟悉的香港功夫影视英雄人物来说好了,黄飞鸿、李小龙、霍元甲、陈真,乃至于近几年「走红」的叶问,这些人的最大共通点就是全都打过老外,以德服人不敢说,武压远夷倒是真的。

被上述这些人物用我中华健儿传统武术制服过的共有:俄罗斯拳王、意大利西洋剑客、日本浪人以及柔道高手、英国枪队,甚至东南亚土族中的流氓……,族繁不及备举。几十年来,不同演员饰演上述人物,不同导演借题发挥,但其中显露的种族意识和民族热情则始终如一,为的就是要踢掉那块辱华木板,证明中国人也可以进公园。还有比这更「胶」的大中华意识吗?

再说远点,这股我武维扬的气概甚至还可以往前推到胡汉不两立的古代。例如金庸,波斯圣火令功夫固然了得,可还是得有中土九阳真经的底子才能真个使开。金轮法王固然厉害,但究竟抵不过我汉正道。蒙古铁骑是破了襄阳城,西域的欧阳锋也是五大高手之一:不过,他们全是反派,不足为训。

到底是什么心态,什么背景,使得香港不只能不断生产这类在想象中让中国(或者至少是汉人)盖过了全世界的作品,而且还要深深地爱上他们,引以为豪?这大概是个有趣的题目,但我不打算深究,因为我只是想要藉着它来说明,某种中华情结与民族情绪从来都是香港本土的一部份。要是真正全面地审视香港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始终内在于香港的文化意识,难以割离。只不过这个「中国」并不完全等同今日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它复杂,它多变,在历史中不断和现实政治角力、协商,随局势演化出不同的关系。正如金庸曾经被禁于两岸,后来却又奇异地成为两岸首脑的座上宾一样。

之前我们说过,在英殖年代,香港有过一段国家机器不主动型塑政治认同的罕见经历,它既不想让港人把自己当成(政治上的)中国人,也不想让港人以为自己是正宗英国人,只愿我们维持一个非政治的香港市民身份。虽说国家机器不介入,但这并不表示香港没有一个民间的、未经国家机器教化的身份认同。有些论者如徐承恩便由此构造一段「香港前现代的族群史」,试着指出香港人在成为香港人以前,早就有了一种「前香港人」的身份意识养份(参见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本土论述2013-2014》)。此说的根据来自研究民族主义的名家Anthony Smith,他反驳盖尔纳、霍布斯邦与安德森等前辈学者,认为现代民族主义出现之前,一种人我有别的族群认同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构成前者的基础。

没错,要是站在「香港民族」是一个有待实现的大计的立场来看,你的确可以把从前港人有过的身份意识归纳成一组「前香港人」认同。可是换个角度,我们同样也可以把那些庞杂含混的东西说成是种「前民族国家」的华人身份意识(或者是徐先生和我都比较偏好的『南方海洋华人』身份)。也就是说香港人在近年以前对于认同中国人这一点上几乎是没有异议的,只不过那个认同的内涵千奇百怪、极不稳定,和两岸经过国家机器构造的中国身份都不一样,既包含了现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前的残留,也和现代民族国家交流对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出现过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渴望北归的传统左派「中国人」;也出现过认同中华民国,希冀「自由世界」打赢冷战的右派「中国人」。有些人会在这「并非吾土」的殖民地上盼想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化中国」;又有些人则秉持着南洋华人务实的买办传统,把中国当成一个营利网络的背景和道具(开拓全球华人市场可能就是港产武打片不专注『本土题材』,反而高举中华意识的原因之一。最明显的莫过于黄飞鸿电影的变化,早期关德兴主演的系列几乎没有多少拳打老外的情结,可能是那时候的黄飞鸿电影还是单以本土粤语观众为对象)。

香港有过这么多种中国人,这么混乱而又彼此矛盾的中国意识,它们全都是具体存在过的本土记忆,「中国」则是它们最抽象的公约数。好比我们的武打影视,打败洋人日本鬼,这是左派右派都不会有意见的好题材。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幸存者的感慨(饥渴二之二)

二十几年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好年头,今天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也是我刚开始亲身接触大陆的时候。那时搭火车也好,长途大巴也好,人家只要知道我从香港过来,就一定要拉着我问长问短,同时倾诉那几年他们目睹的中国变化。说到变化,那就必得「忆苦思甜」,痛陈六、七十年的昏暗和恐怖,欣慰目前的安定和富足(至少是相对的富足)。其中一句常常从不同人嘴里的话是:「共产党还是不容易呀,养活喂饱这十亿人,邓小平真了不起」。

年少的我,自是不以为然。不让人民饿死,就要夸为政者英明了吗?这要求也未免太低了吧。中国百姓果然很好管得很。年岁渐老,阅历稍长,尽管我依旧不能接受这句话的政治涵义,可我后来却能同情这类感慨背后的心情与经历了。因为吃饱,确实是件天大的事。一个不愁吃穿,如我这般幸运的香港青年,当时实在难以体会那些遭过饥荒折磨,满脸风霜的面孔后头,藏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极度的饥渴,能够把人打回到非人的状态。那句话,原是一群捱过了非人世界的幸存者的衷心话,我可以不同意它对政府认可的轻易,却不能不接受它所承载的重量。

非人,正是普里默?莱维《灭顶与生还》这本集中营见证的主题。里头有一个关于饥渴的小故事,我一直都忘不了。

「饥饿让人筋疲力尽,而口渴让人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们:在白天,工地的秩序变了一团混乱的残垣断壁;到晚上,睡觉的棚屋并不透风,我们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气」。在这情形下,饥渴到头昏的普里默?莱维有一天意外发现了一截地下室瓦砾当中的破水管,趁着没人注意,他设法让它流出水滴。他说:「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龙头,没再尝试把它开得更大。这是水,被太阳晒得有些微热,没有味道,可能是蒸馏水或冷凝水。无论如何,一份快乐」。

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个叫人惊喜的意外发现。是告诉整个小队,让大家分享?还是自己马上喝光管子里剩下的水呢?普里默?莱维选择中庸,把秘密告诉给一个最亲密的伙伴——阿尔佩托,一起偷偷摸摸地饮尽那一点点老水管中的剩水。

「当我们列队走回集中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达尼埃尔。他身上沾满了水泥灰尘,嘴唇干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责,与阿尔佩托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没有人看到过我们。但达尼埃尔看到了我们在墙边鬼鬼祟祟地仰卧在瓦砾堆中,已经有所怀疑,而现在更猜到了甚么。几年过去了,解放后,在白俄罗斯,他简短地问我,『为甚么是你们俩而不是我』?平民的道德标准再次出现在我们之间」。

记起往事,普里默.莱维觉得羞愧难当,形容那股羞愧「具体、沉重而持久」。可要是换了我,活在那样的情境底下,我又会怎么做呢?一管剩水,一小块面包碎,我会不顾一切地自己吞掉?还是像一个人那样,将它分享开去?没有受到那种考验,我真的不敢大话。

「达尼埃尔已经去世了,在作为幸存者的聚会中,我们有着兄弟般的友爱,但那次忽略伙伴的罪恶,那杯未被分享的水,横亘在我们之间。显然易见,虽未明说,却仍可察觉并且代价高昂」。

【来源:饮食男女-味觉现象】

梁文道:食为天(饥渴二之一)

今年的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七十周年的纪念日。那一天,有一些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幸存者,或者拄着拐杖,或者家人搀扶,重新来到这片人类文明史上最难以置信的空白之地。我在电视上面见到,这许多老人的表情空洞,嘴唇紧闭,似乎就像七十年前那样地沉默。

一般说到「解放」,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样的画面:一群英雄士兵从天而降,打开了束缚受害者的锁链。而受害者,则先是痛哭流涕,继而欢天喜地,夺门而出。一整幅阳光普照、小鸟鸣叫的场面。然而,当年的实况并非如此。那时根本没有声音,只有刚刚到场的苏联士兵与困惑惶然的囚犯,各自看着对方,沮丧沉默,大家都不说话。

那一刻,苏联士兵看见的,是一群长得和人类一模一样,但丝毫感觉不出人类气息的直立动物。而囚犯,则一下子被掷回到人类的世界,不只又看到了人,还忽然记起了自己曾经身为人类的往事。一位晚年才自杀去世的集中营幸存者,意大利大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形容,当时大家共有的感觉就只是「羞耻」。

为甚么受害者要感到羞耻?他们又没做错过甚么。普里莫?莱维说得好,那是因为这些人被人从他们所熟悉的环境里拔了出来,投进到一块全然陌生的处所,没有家人,没有亲友,没有任何你认识的人,于是失去了一切支撑人养育人的社会网络。然后他们遭到毒打,不可忍受的劳役,以及无尽的羞辱。他们不知道这里是甚么地方,不知道今天是甚么日子,只晓得自己可能会像身边某些人一样,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他们恐惧。最后,只剩下一样东西留给他们,那便是动物的本能——求生。

然求生何其困难,你不能病,不能衰弱至彻底无力的地步,否则你就失去了工作的资格与利用的价值。但你长期睡眠不足,食物配给则少至人体所需的最底线之下,又怎能不比新来者和身体更强健的人先走一步呢?

答案就在食物。普里莫?莱维:「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艰苦的劳动,残酷的殴打,寒冷和疾病,即使对于最节俭的囚犯来说,食物配额也是绝对不足的——机体的生理储备在两三个月内就消耗殆尽。死于饥饿或死于饥饿引起的疾病,是囚犯们通常的宿命。只有额外的食物才能避免这样的下场。获取额外的营养需要一份特权——或大,或小,或被赋予,或依靠征服,或凭借精明的头脑,或来自暴力的抢掠,合乎或不合乎规定——任何特权,只要能让一个人凌驾于普通囚犯之上。

具体点说,那可能是替纳粹主子管理其他囚犯,虐待难友,于是多了半块面包。也可能是干一些纳粹自己都不愿干的事,比方说从死者的身上剥下囚衣,从他们的嘴中拔出金牙,看管焚尸的炉火,于是多了一碗汤。又或许是更简单更平凡的小恶,例如在身边的人没注意到的时候,偷偷喝一口他碗里的粥。你相信,这一口粥对你很有好处。假如你能从大处着眼,拥有常人的理智和道德感,你大概会想,偷这一口粥岂不等于偷走身边人一口多活一刻的机会?这岂不是谋杀?这岂不是抢盗?这么干对自己真有好处吗?最后你不也得被送进毒气室?就算你比他苟延多一小段时间,但这值得吗?

可是你管不了这么多了,因为你失去了这一切推理和想象的能力,道德情感也早已稀薄到几不存在的地步。这一剎那,你只知道自己饿了,很饿。

【来源:饮食男女-味觉现象】

梁文道:甜的文明

之前说到中东地区的饮食,使我忽然想起如今香港有那么多的甜点铺,市面上各式各样的糕饼糖果五花八门,但好像偏偏就少了中东与伊斯兰世界的品种,未免美中不足。比如Turkish delight和baklava,这两样东西虽然来自中近东,但严格来讲也可纳入欧式甜食的范围了,前者原产地土耳其是个暧昧的欧洲国家,后者则成了希腊的代表性小点,应该都很容易被眼睛瞧不见大半个亚洲的华人接受才对。然而,我前几年还能在此间的高档超市看到它们的踪影,如今就算偶尔想起它们的味道,却再也找不着解馋的机会了。

我知道,即使是对华人当中最爱甜食的人而言,这些地方的甜品也实在是太甜了,尤其是那股浓厚的蜂糖味,真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这当然,这片广大地域上的古老文明可是人类甜品的老祖宗,他们对甜的热爱可谓其来有自。

念书的时候读古希腊史,时时读到古希腊人关于他们最大敌手波斯人的记述,于是顺便也找了些谈波斯文明的书来看。最好玩的地方是他们常常彼此嘲笑互相歧视,大家都说对方是野蛮人,大家都说自己的世界是文明世界,于是对方一切和自己不一样的生活习惯,也就都成了落后野蛮不文明的象征了。其中一项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志竟然就是甜点。

波斯人大概是全世界第一批有饭后甜品习惯的人。他们就和近代以前的大多数人一样,主食里头甜咸交陈,但不知怎的,一顿盛宴数下来,愈是朝后,甜味占的比例就愈是加重,终于形成了饭后还要继续摆上一大堆甜点的风俗。这种风俗吓坏了不少远从希腊来访的游客、使节和生意人。相反地,由波斯过去希腊那头的访客,则震惊于希腊人吃饭居然只吃到一半。后来,波斯便开始流传一则笑话,说去希腊人的宴会一定得做好吃不饱的心理准备,因为他们连甜品都还没上,就已经急着宣布晚饭的结束。所以他们又管希腊人叫做「一群饿着肚子的人」。

这个分别自此延绵千年。即使后来的罗马上层社会穷奢极欲,喝酒喝得醉生梦死,喜欢在各式烧烤上头出些无聊又奇怪的花样(例如把一只鸽子酿进一只鸡里,再把这只鸡塞进一只鹅的肚子里…如此层层迭迭,再拿去火上炙烤);可他们依然无法在甜食这一环上前进半步。相反地,东方世界在归信伊斯兰之后,仗着疆域的辽阔以及贸易范围的扩大,甜品上的实验日见繁茂。印度蔗糖的引入,阿拉伯椰枣的流行,全都为他们的甜牙齿带来了无穷的变化。尤其中古时代,欧洲饮食一下子倒退回去,变得粗糙不堪、乏善可陈;以巴格达为核心的这一边却成了人类文明最前卫的阵线,不止学术知识包容并兼,就连吃喝也都精致过欧洲不知多少。看那时候的食谱,光是甜品的名目都看不完,叫人直流口水。甚么糖渍玫瑰花瓣、酥皮薄饼,全都是欧洲蛮人想也想不出的好东西。

我们都晓得,法国菜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其实是受到了意大利城邦高尚文化的影响。而意大利人开始懂得吃好喝好,却又是学到了奥图曼帝国的风尚。这中间最了不起的一项文化传播,是他们见识到了土耳人的一种夏日特色,一种以玫瑰水冰镇而成,半成霜状的美妙甜饮。这种东西叫做「雪葩」,当年的土耳人一边在阳伞下啜饮,一边嘲笑西欧人怎么这么不懂得享受阳光。他们是对的,他们那时的确是更加文明更加高雅,一直要到多年之后,意大利人才终于把它变成了雪糕。

【来源:饮食男女-味觉现象 】

梁文道:吴清源的汉奸命运(比国籍还重三之三)

小时候学棋,不知天高地厚,慕名寻来吴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跟着打谱。以我这种入门都谈不上的粗陋程度,自是不知所以,连着子顺序背后的理由都搞不清楚,遑论棋感的领略。所以,半途而废,我丢了这两本书,再后来也丢下了棋。因此,说句实话,吴先生到底有多厉害,我真没资格判断。说他通神,只是看他传记听他故事的印象和感受。

既然读过他的传记,我当然晓得他那几件最惹争议的往事,比如说二战期间代表日本棋界去上海劳军,又比如他两次主动入籍日本。这等事,莫说今日,即便当年,也一样要被人骂作汉奸(在他当时入住的酒店旁边,便有人贴过『杀死夷化汉奸吴清源』的标语)。无论如何,这都是不能辩白的,如果我们把国籍看成是一个人身份认同当中至为重要的一环的话,如果我们把爱国当成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的话。好吧,我承认如今在网上臭骂吴清源的这一大批人确实了不起,确实要比吴清源爱国。然而,比起在爱国这个问题上不如他们的吴清源,恐怕又真有些什么与国家无关的东西,使得这一群爱国者的伟大情操皆尽为人遗忘的未来,那千百年之后的未来,还会有人记得吴清源的名字。犹如我们记住了李后主的词,但却记不住是谁创建了南唐。

棋道作为艺术,至少在求道者眼里,是要比尘世一切还重的大业。不只吴清源,当年和他对奕的日本人当中也不乏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棋士。1945年,大战末期,日本萧条衰败得一塌糊涂,曾经把吴清源的「十番棋」热热闹闹地炒成「中日大战」的媒体早已无心于此,即便日本棋院也都不太在乎至高无上的第三届「本因坊」大赛了。可吴清源的老师濑越宪作却坚持赛事照旧举行,不管外人目光(『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帮人还下棋』?这是当时许多爱国的日本人的质疑)。这次比赛的地点设在濑越老家广岛,与赛棋手是桥本宇太郎和岩本熏。棋赛到了第三天,八月六号的下午,忽然室外一道白光猛烈地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然后全屋门窗尽碎,屋瓦洞穿。第一个清醒过来的是桥本宇太郎,因为他被震飞到户外去了,等他挣扎着爬回屋内的时候,岩本熏还趴在棋盘上面,身为裁判的濑越宪作则呆若木鸡,动也不动。过了一会,神志恢复,三人便赶紧重新布盘,继续下棋。直到他们分出胜负回到家里,才晓得刚才中断棋赛的那件怪事叫做「核爆」。这局棋,后来被人称作「核爆之名局」。

再说另一个和国家问题比较相关的例子,是吴清源「十番棋」的对手之一,号称「执黑不败」的天才青年藤泽库之助六段。晓得吴清源是汉奸的,应当都知道他曾接到日军征兵令,好在体检不及格免役。但藤泽库之助就没这么好运了,七局过后,年富力壮的他这时也接到了兵令,而且必须立即报到。到了第八局原定赛日当天,大家都猜藤泽是不会到的了,谁晓得他居然大胆逃兵,穿着军服准时到场。或许是这股为了下棋而不惜叛国的气魄太过慑人,最后这三局结果都是藤泽执黑获胜,总算在总比分上输得不难看。

当然,这些不顾国家兴亡的日本人也可以冠上「日奸」的名号,改变不了吴清源身上的骂名。那么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吴清源要是爱国地留在中国的话,会是什么情况。网上一个棋友论坛就有这么一个帖子:「吴在1950年响应党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吴清源得先用三年时间,证明自己不是日本特务;再用三年时间,证明自己没参加过北洋政府(因为少年时代,吴曾做过棋迷段祺瑞的对手)。到57年了,当选首届右派,发配边疆。60年饥荒,快要就饿死时,被陈毅救了,调到京城某工厂当会计。文革时,因偷读周易,被连番批斗,又被挖出历史问题,再次发配边疆(吴毕生喜读《周易》和《老子》)。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昔时棋友木谷实来华找到吴清源,吴已不再下棋,棋盘在58年炼钢时当柴烧了」。看来好笑,但任何对当代中国史稍有认识的,应该都晓得这假想的情节其实十分真实。

且换个角度,不纠缠汉奸事实的认定,也不去争论求道,艺术与爱国孰轻孰重的掂量,我们来谈谈吴清源被说成是汉奸的历史好了。我的意思是,吴清源并非从来就一直挂着臭名,「汉奸」与他的联系其实也经过了几番起落。例如他赴日学棋那年,明明中日关系已经十分紧张,民间反日情绪高涨,但当时并没有人批评他,最仇日的媒体反而还发表评论为他壮行。到了抗战,他回国慰劳日军,与汪精卫政府「合作」,这汉奸的说法才终于出现。四九年后,许多远在海外的名人都曾因为政治经历挨批,可是奇怪得很,吴清源就是没有被人翻出旧账。非但如此,周恩来还特地托人转达问候。中日建交,两国棋界也渐渐恢复往来,那时候的中国棋手赴日,拜会吴清源是项很重要的大事,国内也陆续出版了他的棋谱及著作,大家都把他看成华人的骄傲,不世出的宗师,抗战时兴起的汉奸一说几乎完全消音。

既然如此,为什么近几年,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后,「汉奸」又重新回到吴清源的头上了呢?依我看,这并不是他一生言行的结果,而是时局与形势变化使然。与二、三十年前的如胶似漆相比,今天的中日关系实在恶化得可以,于是我们又重新有了一个需要汉奸的土壤,好助燃那高涨的民族主义。就好比早前去世的日本影星高仓健,二十年前深受国人喜爱,于是从官方到民间一致夸他是「中日友好桥梁」,哀悼他的离去。如果他是现在这一代人,恰好还红遍中国,又会不会有人说他是「文化入侵的桥头堡」,批评他的粉丝是「崇日走狗」呢?说到底,这是个习近平在国际会议上给安倍晋三脸色瞧,而老百姓就要拍手叫好觉得长志气的年代。吴清源死逢此时,岂能躲得过汉奸的封号?

政治形势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曾在钱钢的《旧闻记者》里头看过1945年8月16日《大公报》的社论,那是日本投降的翌日,中国人最高兴但也最难不恨日本人的时刻。然而我真不知道当年最具公信力的《大公报》诸君是怎么想的,也不晓得当时的读者看了会有什么感受,因为那篇社论的结语竟然是:「老实说,我们除了深恶痛绝日本军阀的严重错误及万恶罪行外,却从不鄙视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诏书时的东京景象,以及内外军民一致奉诏的忠诚,实在令人悲悯,甚且值得尊敬。日本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弃了穷兵黩武的思想,打开了狭獈骄矜的情抱,在民主世界的广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复兴的」。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通神(比国籍还重之二)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听人说起「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句老话。但我们都晓得这只是形容而已,就像一座空余路名的寺庙或者城门,并不真指被称美的人物四艺皆全。到底那都是老黄历般的东西了,今天还有谁会真求一位「才子」操琴?而这四门中国传统奉为文人必修课的艺事里头,又以围棋最怪,一种脱胎自赌博的棋戏竟然成了人生自我完善美化的途径,而且还留下许许多多古怪的传奇。

例如赵匡胤与陈搏老祖对局,结果大好江山独缺一角(当然也有人说他们下的是象棋)。又如烂柯山的故事,版本很多,但结构相类,都是樵夫入山遇到有人下棋,于是旁观,后来没看到终局就起身要走,孰料带来放在一旁的斧头竟已坏成一根烂木。正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这些传说里头,围棋保留了赌博的性格,不只下棋的人要付出代价,就连看人下棋的,也得付出代价。而那代价,则是超逾一切金钱财富,最沉重最广大,我人也最输不起的东西:空间与时间。一盘棋就能让你输掉一整座华山,看一局未了的棋更能让人在一瞬间就远离家亲达千年之久。可见棋这玩意真能让人入迷,醉而不知,直教生死相许。

假如棋是君子修养的品类,那它到底要修甚么?又要把人引向何种境界?苏东坡「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这是庸手学到的宽阔。但在以棋道为毕生所归的国手看来(很特别,只有围棋大师才叫「国手」,没有别的游戏会有这种称呼),胜负就是个很严重的事了(于是日本又把专业棋士称作「胜负师」)。也只有全力逐胜,一个棋士才能达到那种连时空都可以忘却的境界。

时间与空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尺度,尘世一切尽在其上展布。围棋棋盘则恰好是宇宙的模型和象征。你在后面这个世界里头成道证果,可能就要有牺牲前头那个世界的打算了。当一个人在棋艺上走到了通灵的地步,我怀疑,国家对这个人究竟还有多少意义?毕竟他在面对的,是一种令人可以舍弃一方疆土,可以忘却人间岁月无数的神契之物。

吴清源曾经自谓:「一百岁之后我还要下棋,两百岁之后我在宇宙中也要下棋」。如今他在百岁之后离开了我们所知的时空常轨,现在,他是否已经到达棋盘后的彼岸了呢?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两场战争与一种想象(比国籍还重二之一)

快要结束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周年,凑热闹,我也趁机翻了一些这两三年出来的新书。回看大战点燃的那一刻,最荒谬也最可笑的,莫过于当时参战国各有不少重要人物正好身在敌方,必须设法兼程回家领战。例如丘吉尔,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他当时人在德国基尔,参加英德海军的交流活动。又如俄罗斯名将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他也在德国,正和家人暑假旅行。还有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参谋总长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费迪南大公在他老家遇刺,奥匈帝国已经宣战,他居然还在布达佩斯,好在皇帝大度得离奇,准他立即返国,否则后来双方的战事就不够精彩了。

率领军队,制定战略决策的领袖如此,其他人如企业家、艺术家,和学者就更不用说了。有太多人在战争已经回不了头的时候才赫然发现自己站错了边,要不就中断工作赶紧回国,要不就留在敌方继续旅程继续创作当个无可奈何的「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以及各种你想象得到的叛徒称号。

那两个月的欧洲交通史,最大的启示自是一战的无厘头,莫名其妙地开打,几无心理准备,才有了这一大批站错边的游客。照道理讲,两个国家要是打仗,此前气氛必然紧张到极点,双方人民互相仇视,怎可能会发生军方最高将领还在对手那边游山玩水的怪事。但若把焦点集中在那个时代的气氛,同情地理解当年欧洲中上层社会的心态,这一切就又显得没那么奇怪了。毕竟那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国际贸易总额之高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被超过。那还是一个欧洲文化圈大一统的年代,我们今天旅游欧洲,或许会惊讶像里尔克、乔哀斯和毕加索这些人,怎么能那么轻易地就跑遍各地留下足迹,成就了今天的名胜景点。就算劳工阶层,也在第二国际的领导下变得很有全球意识,总在自己国家的罢工集会上欢迎他国工运领袖的打气演讲,真真正正地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那个时代,一个俄国来的地主会在威尼斯沙滩上的酒吧遇到一个比利时医生,两人用法文交谈,笑说昨晚赌场上一个美国工业家的丑态,然后旁边一个德国作家默默听着,想把那段话写进自己的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只毁灭了古老的帝国,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地位;它同时还毁灭了一种民族主义大获全胜之前的想象:人类(至少是欧洲人)原来是可以无国界限制的,国籍原来是可以不重要的;艺术、科学、文化、阶级、某种专业,当然还有金钱,对它们的忠诚原来是可以胜过对民族的认同。而且你还可以大声地说出来,毫无愧色。法国听众并不会因为拉威尔是法国人,便把他捧成国宝或「民族的自豪」,说不定他们就是喜欢德国来的理查德.史特劳斯。也就是说,今天时时被人说成是自天地创始以来就存在的,身为人类就该拥有的民族感情与爱国心,曾经不是那么重要,也曾经不是那么绝对(有如一张王牌,逢出必胜,其他一切都必须让路)。

且先别说欧洲,就谈中国。今年又是甲午战争的一百二十周年,很多人都在纪念,要我们勿忘国耻。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时还是日俄战争的一百一十周年,但大多数人却没打算大张旗鼓地要我们千万别忘了这场国耻中的国耻。真的,若说国耻,日俄战争的羞辱程度绝对超逾甲午。因为甲午究竟是清日双方堂堂正正地来了一趟决战,只不过清朝不幸落败而已。可日俄战争就不同了,两个国家开仗,相约在东北一会,身为战场主人的清朝却举手宣布中立,你们来打你们的,我没意见。视百姓为草芥,看疆土如飞地,这不是国耻,甚么才算?

但为甚么这场战事却少被算进「百年国耻」的记忆列表之内,就连执政者也不愿多提呢?我怀疑那是因为打从一开始,中国人「至少是上层社会与舆论主流」就没把它看成耻辱,不只不以之为耻,甚至还要对日本的获胜感到与有荣焉。当时清廷内的立宪支持者很受鼓舞,觉得这是奉行君主宪政的现代国家打赢了落伍的专制帝国。已经出逃的立宪派如梁启超,则欢呼这是日本尊崇阳明学有功的结果。身在伦敦的孙中山,其反应更能代表亚洲许多反殖先锋的想法,他认为日本证明了亚洲的力量,黄种人绝对不会总是输给白人。这一战确实是全亚洲的盛事,从阿拉伯半岛到中南半岛,到处都有人高兴得睡不着。泰戈尔带着学生举行胜利游行,凯末尔的土耳其革命同志则干脆为新生的孩子取名「东乡」(东乡平八郎是日方海军指挥官)。

这就是当年大家感知日俄战争的框架。如果用今天连叮当也是文化入侵(上个月,成都官媒批判『多啦A梦』就是这么讲的),在人家砸日本车时跑去日本旅行就算汉奸的标准;那么梁启超和孙中山就更是头等的汉奸了,因为他们居然把对思想及体制的赞许,对亚洲和人种的认同,放在了国家尊严之上。清廷的「中立」,东北的劫难,在他们眼中竟然比不过一种主义,比不过一套主张。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说说吴清源了,这位愤青口中的「大汉奸」。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五分钟的香港史

我们不能想象,当年立宪派在向清廷要求政治改革,想把权力从皇帝手上下放至一套更加民主也更加有限的框架内时,慈禧太后会这样子质问他们:“为什么过去两千多年来都没有人要向皇帝争权立宪,今天你们却跑过来跟我这个老人立宪呢?”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荒谬的情景,是因为最近在网上,又看到有不少人提到了一个每逢香港发生争执争论的时候,就一定会被拿出来说的老问题:“为什么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面,香港人不跟英国政府争民主,如今回归了,却反而才吵着要民主呢?”

一种政治意识的醒觉,一种政治观念的普及,总有它的背景与时机。抽空掉所有这些背景和时代的因素,单纯地质疑今日港人的民主诉求为什么没有在过去出现,大概就像我开头设想的那个情况一样,实质意义不大。因为要是按照这个逻辑,恐怕全世界的国王都要觉得自己很冤,怪自己生的不是时候,怎么爷爷当年就没遇过这种事?再退一步说,就算那些国王和独夫可以恨自己命苦,但怨叹归怨叹,这种话终归不是一个拒绝民众诉求的理由。

许多人反复提起这个奇怪的问题,除了不熟悉香港的历史,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心态。他们猜疑港人是否有种甘为英奴的情结,所以过去不向殖民主申诉什么民主权利;等到回归,这才回头向祖国要这要那。换句话说,这是只敢“欺负”自己人的心态。

那么,香港人是否真的那么谄媚英国呢?这就得分两头来说了。首先,面对殖民者,你最应该要的恐怕不是什么个人的权利,而是直接反殖。事实上,香港历史上便曾有过两次声势浩大的反殖运动。

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或许太过久远,姑且不论(尽管这场为时16个月的罢工至今仍是世界纪录),但“香港暴动”就很值得注意了。当时参与者及支持者称它为“反英抗暴”,于1967年5月6日发动,同年10月结束,是一场由香港的左派响应内地“文革”,展开对抗港英政府的工人运动。这场运动试图让中国提前收回香港,或者至少瘫痪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一时间颇成气候。

其间,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在节目中强烈批评左派的行径,数日后,他与堂弟遭人投掷汽油弹烧死,被认为是“香港暴动”场面惨烈与言论自由受影响的标志性事件。“香港暴动”可算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间接促使当时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可大家知道这场骚动是怎么平息的吗?一方面那固然是港英强力镇压;另一方面却是中央下令叫停。为什么有人起来反殖,想要早点回归祖国,祖国反而想要冷却这股爱国热情呢?原来是为了贯彻中央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

港人“归家”的渴盼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强烈,毕竟构成香港多数的人口,有的是1949年后就南下的,更多的是之后陆续逃港的难民。此所以“九七问题”一摆上政治日程,香港便出现了“信心危机”,以至于出现又一轮移民潮。

表面上看,香港民众的诉求,只是部分人为了应对回归的计划。可是,它同时又是对港英当局的冲击。要知道,那正好是在韩国及台湾民主化的大环境下,身为“东亚四小龙”的香港,其中产阶级也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了更清醒更强烈的民主意识。这是过去的港英所没见识过的新情况。时常抱怨“港人过去不向英国争民主”的论者,恐怕都不晓得,如今香港的骨干人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利用各种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那时他们要的不单是回归之后的民主普选,还包括英国治下的政治参与空间,使得当时的港府十分头疼。

最有意义的是,现在被人称作“民主回归派”的,一方面要求民主,另一方面则站在民族感情的立场,欢迎回归,期待摆脱殖民统治。他们的态度,大可以一言总结:“香港回归,不必再受殖民者统治,我们中国人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翁了;这时候,民主岂非天经地义,势所必至?”于是民主权利的实现与民族回归就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理念了。

现在回头再看“香港人为什么当年不向英国争民主,现在才反过来欺负祖国”这句老生常谈,言者可能根本没意识到它对“民主回归”这个理念以及对自己的伤害,因为它不知不觉地把中国和英国放在了同等的位置。自己人当家的祖国难道能和殖民者相提并论?终于不必受外人统治,要做自己的主人翁,难道也是欺负自己人?

【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