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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举报人

之前在谈禁书的时候,我不断提到“举报”这种现象,似乎它有强大魔力,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任何一本出版物,任何一出影视作品,任何一个创作人乃至于负责审查的官僚,都会遭到“举报”的毒手。但到底是谁在举报?哪些人会那么无聊,有事没事找些东西来举报?是因为举报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吗?抑或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正义,认为举报是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善举,丝毫不存任何谋私利己的动机?

原来这类“正义朋友”真是有的,而且为数不少,我和许多朋友也是到了这一两年,才发觉这群人的存在。比如我去年在这里提过的那位老科学家,退而不休,继续读书,一看见日本人写的中国历史,立即无名火起,认为日本学者谈中国历史必定居心叵测,中国出版社引进翻译更是无异于引狼入室,于是愤而写信举报,结果搞得好端端一个严肃学术出版计划差点泡汤。

最近又在一些学界朋友那里听说,原来现在申请一些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又或者在项目完成之后陈报成果,程序上都比以前多了一道关卡,那就是要在原有的同行学者之外多找一批“专家”特地“政审”(意即‘政治审查’)。这些“专家”倒也不是外人,很可能是些退了休和半退休的老教授。他们在位当打的时候通常没有太亮眼的成就,平凡庸碌,但政治上保证可靠。这些人一参与进来,评审会议的场面就立刻时光倒流,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什么“坚持马列主义”,什么“拥护党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之类的句子全都出来了。谈到一项近代国史研究计划,他们会说:“就是你们这些新一代的学者,搞得现在的大学生都以为对日抗战的功劳都在国民党那边”。论及政治哲学,便说“一讲民主,就是西方那一套。为什么不多说点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本末倒置,彻底坏了我们的自信心”!

这类人看起来多是真正的“信徒”,不像是要逢迎今上偏好以图名利双收的样子。他们的年纪和言谈风格显示了他们的背景,应该恰好就是文革期间上的大学,所以满脑子都是老一套的八股。过去三十多年,这批人大概饱受压抑,被迫屈从新时期的学术倾向与文化风气,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白眼,努力逼着自己学习上进,以残缺不全的训练底子适应渐渐正常化的学术要求。没想到现在竟然还能迎来老同志人生的第二春(难怪我看不少这一辈人近日写的东西,常常一开头便是‘春回大地’),当然要发热发光,加倍奋发地拨乱反正。如果不能时常获邀出任评审等正式职位,他们就自告奋勇,替当局私下“审查”,然后用他们那年代最擅长也最正常的方式去矫正他们所看到的问题,也就是写信举报。这类情况,可以套一句时下年轻人对某些长者为人方式的评断:“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是不是文革回来了?我不敢讲,但至少我知道,文革那一代人回来了。这个国家给出机会,让他们可以尽情举报他们看不顺眼的东西。

除了此等义务举报人,今天又有不少把举报当做正职的家伙。这一类人的年纪多半不大,有可能是近年被国家召募为“网络志愿者”的青年,也有可能是真的受薪领职替文宣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小干部。他们的言语方式不会那么老土,主要是因为他们实在不熟马恩列毛的语言系统,无法出口成章。不过他们精力充沛,懂得互联网,能够整天泡在网上,金睛火眼地盯着各式流传网络的文字影音。他们不懂理论,好处是没有理论包袱,只要拿住一两句时下流行的“主旋律话语”(比方说‘警惕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入侵’),然后就凭自己的敏感,在多如恒河沙数的讯息中辨读出可疑的元素。年纪虽小,但深文周纳的功夫可不少,再细微的东西,都能被他们上纲上线,写成一篇起承转合皆有序有节的鸿篇巨构。这篇东西当然可以是份私下发出的举报密函,但最好还是公诸网上,以博眼球关注。因为他们这么干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领功受赏,区区五毛钱事小,领导看得起事大。身在宦场初阶,说不定一篇揭发名人恶毒攻讦国家体制的好文章就会是未来记功晋级的踏脚石。就算无意仕途,纯粹是个志愿协助国家净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热血青年”,这举报的苦功也不能算是白费,毕竟所有人都晓得这个国家的老大是谁,知道是谁最后说了算,在他们面前表现上进,无论如何都不叫做吃亏,以后求职考研说不定还有加分的机会呢。

还有一类举报者,目的份外简单,那便是趁火打劫,假公济私,好些官方机构和国营企业的领导就是坏在这类人手上。“无官不贪”的民间传说也许不假,因为在这个体制之内任事要想不同流合污,清者自清,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任务。只是千万不要以为每个占上了一定位置的公务员就一定富得流油,过手百万;他们之中颇有些人只不过是借了一点权力空间的小方便,给自己的办公室加大了几百尺,让机构配给自己的公务用车去接接小孩放学而已。如今形势,这可全是能叫人马上卷铺盖滚蛋的重罪,于是你昔时得罪过的同僚和下属就逮到机会了。他们也许因为无能而被你长期投闲,不获重用;又或许是在公家分配住房的时候想要大一点的面积,好一点的座向,百般申诉而不可得。现在,他们举报你以权谋私,举报你走漏了一个问题重大的事项。结果他们依然未必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但你就肯定要丧失你已经有的。

这一类人,乃是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大潮中的举报者主流。与其去问人为什么可以坏到这个地步,用政治的名义发泄私仇,还不如去想是什么样的环境容许人变成这个样子。同理,已经被历史淘汰掉的人可以重出江湖,极端自私的人可以用构陷其他人的方式出位上爬,根源全在环境,全在今天这个引发人性邪恶一面的环境。然后,当局居然还想在举报成风的现在鼓吹善良风俗,宣扬传统美德?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做个正常人(海龟二之二)

就在夏霖被带走的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为一位朋友庆生。那晚的雪白小蛋糕意外地好吃,质地柔软,但又不至于松垮;有些甜味,但又不算过份,正合我们的口味。寿星告诉我们,这是正被软禁的一位友人特地托人订制的。难怪,她的品味一向很好。

是吹蜡烛许愿的时候了,寿星轻声说出他的心愿:「希望一切还在里头的朋友平安,也希望所有在外头的朋友无事……」。我们沉默,心里也暗自真诚地祈求。烛光已灭,大家一边分着蛋糕,我一边说:

「刚才听到XX的愿望,一回想,才发现过去十多年来在大陆认识的朋友,几乎竟有一半蒙难。不是坐过牢,就是正在坐牢;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接近失业的边缘;不是流亡,就是处在一种不能回国或者不敢回国的尴尬状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大家变得激进了吗?不,其实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事情,说的话也还是沿着同样的路子,和几年前根本没有什么分别。重看我从前在专栏里写的东西,要是以今天的口径估算,大概都出版不了。浦志强他们干的事情,一年前还能上杂志封面,维权运动在几年前也还是官方媒体正面报道的题材,现在呢?在这种情况底下,温和与激进的分别根本没有意义,那条线的定义从来不是客观的,因此也从来都不是我们把握得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是安全的。」

莫非一语成谶,不到几天,夏霖就被带走了。我说「带走」,是因为我们很难断定一个人这样子莫名其妙地消失算不算是被捕。走的时候没有正式拘条,他们的家庭往往过了许久也得不到通知;律师可以去找他吗?就连律师也都被「带走」了,你还找律师?这就像我那些回不了国的朋友,从来没有正式放逐的命令,只是透过各种管道传来威胁的信息,让你不敢重踏国门。所以这一切都是含糊的,不算被捕,不算流亡,只是静悄悄地消失。

咎由自取,有人如是指责。例如维权律师,我曾见过官方媒体评论,指他们到处寻找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无限放大局部的问题,根本不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漠视了主流的发展方向。但是,当听说一个洗浴女子被人强奸,因为自卫而杀了人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要弄清楚事实,还是觉得这是个暴露中国社会黑暗面的好机会呢?当一个盲人受到非法软禁,你去帮他,这是出于仗义,还是想要放大局部的问题。有谁能告诉我,在单纯的同情心与朴素的正义感,以及「刻意破坏大多人的利益与主流发展方向」之间,是否有一道清楚而稳定的标准?

所以这是一个嗅觉的问题。既然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好人好事」与「寻衅滋事」的差异,既然你永远都不能判定一件事情该谈还是不该谈,那你就只好持续地灵敏,在最平凡最日常的状态下保持警觉,于无异处闻出可怕的气味,然后闪躲。又或者干脆关掉自己天生的部份机能,冷漠、世故、不愤怒、不伤心,于是就能免去一切消失的危险。

就像服下令人快乐的药丸(不由得又想起陈冠中在《盛世》中的预言),让自己充满「正能量」。对身边的不平无感,因此头一回成了受到鼓励的人间美德。当然,这不是叫你彻底忘却正义感。只不过这个正义感不能由你自主,它是需要「引导」的。比方说你见到一位患有肺尘病的工人久病乏治,在中央电视台的号召底下,你和大伙捐款协助,这就是好的正义。要是你带头追究当初聘用这些工人的部门不负责任,那就是居心不良地搞事了。同理,地方上有贪官作威作福,你自己跑去上访投诉,这是不对的。等到上头访查出了结果,打贪成功,此时你再烧鞭炮庆祝,做被大快的人心中的一份子,这就正确了。所以正义感和同情心不是一种天然的感情,更不可能人皆有之;相反地,它应该是一种配合时势的情绪表演,讲究的是对局面的掌握,以及情况演变的精密计算。

要是做不到这点,你或许可以像高耀洁医生,因为不受「引导」的正义与爱心,赢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选的「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甚至成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然后呢?然后她在几年后去国出走。

咎由自取,我想我这些朋友的麻烦确实是自找的。因为大街外头就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你看那里有很多人都活得很快乐,很「正能量」,从来不必担心「带走」和「消失」。那种正常,就像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锢的心灵》里所说的:

「人们常常把生活的秩序理解为自然秩序。在上班途中,人们看到的房子,似乎更像是从土壤里钻出的岩石,而不是人类用双手和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人们认为,他们在办公室或工厂所做的工作对世界的和谐运转至关重要。……他曾认为国家的部长或银行经理都是重要人物,并且羡慕他们;与此同时,他认为拥有大笔钱财是和平与安全的保障。他不相信,有一天在他所熟悉的,猫咪睡觉、孩子玩耍的街道上会出现一个带着套马索的骑士,而这位骑士会抓住路边的行人,将他们拖到屠宰场后立刻杀死或吊死。他习惯以最谨慎、能避开人们注意力的隐秘方式来满足生理需求,而不管是否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习惯」。

然而,正常人并非真的不相信异常的存在。他知道,甚至亲眼见过,路上确实有人被骑士抓走。只是正常世界的居民自有消解意外的心理技巧,他有着健康的世界观。米沃什遂接着说:「以前,如果傍晚有人在街上被尸体绊倒,那位公民会立刻跑去打电话,之后很快就会有一群人围拢过来,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或评论一番。现在他知道,必须迅速躲开躺在乌黑泥泞里的尸体,不要提任何没有必要的问题。开枪的人总会有自己的道理,而地下审判从来不会听取被告的申诉」。

我的朋友,我真觉得我们就像香港南丫岛出生的海龟(请原谅我这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偶而会成为媒体上的奇观,让人亢奋一阵;大部份时候却潜行在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之中。在繁忙的海域中被船桨撞死,被渔民的拖网缠绕窒息,在刚从沙堆冒出头来的时候被海鸥叼走,于是数目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以被人察觉,默生默死。依然溯游回航,依然在满月的时候产卵,依然在破壳之后艰辛紧张地爬向大海,没有理由,至少没有说服得了任何人的理由;只不过是照着自然本能罢了,低头前进,无有退路。这种状况,本来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形容。可我向来悲观微小,不愿使用这么壮阔的说法,更何况我们注定消亡,灭绝在这个迹近隐形的另一重现实。以后,剩下的就是正常世界,与更快乐、更明智的大多数正常人。

(注:在写这篇杂碎的时候,忽然收到《今天》创刊编辑徐晓大姐被带走的消息。她是我所遇过的最好的编辑,多年来蒙她细心关照,上个月还曾劝我要当心时局自加保重。一个好几年不公开发言,总是默默助人的温和好人,怎么就背上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一时心焦如焚,语无伦次,还祈读者海涵是幸。)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记一位刚刚认识的律师(海龟之一)

当飞机接近香港上空,能隔着机舱小窗的玻璃看见底下的大海时,偶尔我会想到在那看不透的水面底下,可能正有一只海龟,舒缓,但是稳定地潜航。牠避开了远洋货轮的尾舷,但未必逃得到私人游艇的冲撞。或许高速驶过的游艇只是堪堪擦过牠的背甲,留下一道刮痕,然后牠就再度依循既有的航线,在塑料袋、啤酒罐、破单车,以及废弃了的渔网之间费力穿行。从空中千呎下眺,是一片绿色的海水,水里则有这么一只海龟正在振臂,一步又一步地巡航于油污丝散的水域当中,航向南丫岛深湾。

深湾的海龟已经不多了,但牠们仍旧归来,定期产卵,定期孵化。刚出生的小海龟就像上了发条似地,不管前方有甚么飞禽正从空中接近,可能也不知道下水之后的命运,在沙滩上奋力地爬向海潮。许多年后,或有几百分之一的机会,牠活过来了,然后走上祖辈的道路,回到深湾。

不知道为甚么我会想起这些海龟,其实那天我在北京只是去看朋友而已。到了老友开的书店,才晓得当晚有一个小小的生日聚会,会上还认识了两个新朋友,一个多年前曾经受冤入狱,另一个就是律师夏霖了。

尽管新识,但我当然知道夏霖是谁,他做过冉云飞的律师,现在则替郭玉闪辩护。一见面,他就先多谢我几年前「在云飞的事情上头出力」,令我十分尴尬,因为说过几句话,写了一点东西,这所谓的「出力」全是口惠而已,根本没有太大的作用。反倒是我要感谢他这么多年来做过的事情,感谢他为我的朋友奔走。

夏霖本来不是人家口中的维权律师,他还在贵州执业的时候曾有过一段相当安逸的日子,家小幸福,闲来喝酒打麻将,大可以就这样子生活下去。据说是因为看到了余世存的文章〈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才「觉得现在的自己对不起曾经的沸腾热血」(见王和岩〈我的朋友夏霖〉),于是到了北京,成了后来的夏霖。现在的这个夏霖,名气要比从前大,但经济情况却比从前糟,因为接了太多义务案子,所以只能住在一间三百多呎的房子。

我知道他,除了他是我朋友的辩护律师之外,主要是在媒体上见过他激动的情绪,为了那些活得远比他艰困的普通人。比如说邓玉娇,这名女子意外刺死了想要强奸自己的地方土霸,夏霖替她上阵,有一回竟当众情急痛哭,使很多人看儍了眼。友人翟明磊在〈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恶心〉里头为他解释:「在夏霖进看守所去和邓玉娇见面后,当地野三关派出所将邓玉娇母亲叫走,加以控制,并窃听了夏霖与邓玉娇的对话。然后让邓母紧急洗掉关键证据内裤。夏霖又得知邓玉娇告诉他精神病院殴打她并故意不给她吃药试图逼疯她。所以一出看守所,得知邓母被警方控制,而弱女子邓玉娇的悲惨命运涌上心头,一时悲愤交集,而与友人抱头痛哭」。

又有一回,他替杀死城管李志强的街头小贩崔英杰辩护,希望法庭不要判他死刑。他那篇辩护辞非常有名,其中论点是现在大陆很多学法律的学生都读过的,一般人注意的则是其结语: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我的当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顺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队是优秀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未被安置工作时也没有抱怨过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这个国家像崔英杰一样在默默讨生活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崔英杰的命运,关注着本案的结果。

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在说着这番话的时候,夏霖哽咽,几乎难以自已。他老是这么容易动情吗?

那天晚上,话不多,可是爽快直接的他居然问我有没有娱乐圈的朋友想打官司,最好是离婚一类的案子,有的话能不能介绍给他。其实夏霖一直不喜欢被人标签做「维权律师」,那不只吓怕了某些潜在的客户,也使他的处境不妙,真要是遇上了甚么政治敏感的大案,就会四处碰壁,施展不开。他大概以为有机会上上娱乐新闻,能够起到点漂白的效果吧。同时我也知道,他的激动也只不过是外界印象的标签罢了,在那个圈子里头,他其实是以技术著称,总能在法条中冷静地找出有利于当事人的依据。

后来我们当然得说回郭玉闪的情况,但这又有甚么好说的呢?身为他的律师,人都进去三十多天了,可一面都没见着。还是去喝酒吧,夏霖建议。我推说夜深,起身告辞,他有点失望,「那就下回吧」。北京这时开始冷了,我钻进的士之前,他又再嘱咐:「记得替我找一些娱乐圈朋友的事呀」。临关车门,他拉住我低声说道:「还有玉闪,过一阵子要是需要,可能又得请你写些文章」。我当然答应;可是我真的不晓得可以写甚么了,同类的事情再三发生,而且写出来又会不会反而对他不利呢?这分寸太难把握。

一个星期之后,夏霖也被带走了,至今不闻音讯。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大多数好人(幸运的大多数二之一)

「少数服从多数」,这可能是我最初所知的民主定义。大概小学三、四年级,老师在向我们介绍台湾为甚么属于「自由世界」,而「万恶的共匪」又为甚么不在民主阵营之内时,好像就是用这么一句最浅显最简单的话来教导我们民主的真谛。不只言教,我们还有实践,比如说选班长、选「风纪」,选各种各样的学生干事,我们全都投票,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渐渐地,这句话就成了真理和常识,几乎不容置疑,就如说谎是坏事,孝顺是好事一样,全在小孩最早的价值认知之内,利落分明。再大一点,上了中学,我们就懂得用这项自小学到的真理去问一些老师难以回答的问题了:「既然我们可以选班长,那为甚么我们不能一人一票选总统」?「为甚么台湾和美国都是『自由世界』的成员,但我们的总统却不像人家那样,要站出来让大家选呢」?

我不记得老师当时是怎么答的了,大概的意思就和今天在大陆看见的《环球时报》社论差不多,无非是现实很复杂,不可简单理解;而各国具体国情又都很不一样,不得一概而论,这一类的东西。

现实确实是复杂的。我后来才晓得至少在少数和多数的问题上,大陆与当年的台湾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少数服从多数」他们一样认同,小学班长他们也一样是选出来的,他们甚至比当时的我们更加肯定「多数」,乃至于到了一个把数量等同于是非,将有关数量的形容词变成关于价值的形容词的地步。

例如「占中」这种事情,由于它是坏事,所以就该强调它是「一小撮」人煽动出来的结果,而「大多数」市民是不赞成的。如果参与者众,实在不能说它是「一小撮」了;那就不妨说它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利用了不明真相的『多数』群众。」要是万一真有很多很多群众打从心底认同「占中」理念,甚且接近香港市民半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说「部份香港市民的过激行为和错误认识,十三亿中国人民是无法同意的」。

简单地讲,「多数」永远应该和正面的价值捆绑在一起,「少数」则必然要搭配负面事物。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很多年前就发现了这种现代大陆中文的奥秘,他曾以「党中央」为例说明:「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党中央周围」,这句话理直气壮,听惯了官方语言的人一定不觉得有甚么问题。但要是换个说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那极少数领导同志的周围」,那立刻就变得非常刺耳,而且还很政治不正确了;尽管严格来讲,这句话并没有错,因为党中央确实是极少数人构成的(七个政治局常委对比于十三亿人民,这难道不是极少数?)。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因为「极少数」往往是用来形容坏份子的,所以我们应该只谈党中央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那一面,不能指出它只有极少数人这个事实。

为甚么多数一定是好的,而少数就一定要坏呢?这自然是因为不论喜欢与否,「民主」──那个我小时候真以为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么简单的东西,确确实实已经成了普世价值。即便北韩,祖孙三代世袭统治,但它的国号也还是不可去掉「民主」二字。而共产党,身具左翼血脉,以平等为终极价值取向(这里所说的『平等』必然也包括了政治权利的平等),当也不能否定民主这个好东西。问题只不过是如何诠释民主,如何说明执政者代表了大多数人,它又怎样由大多数人当中获得权力而已。所以怎么讲也好,「大多数人」是绝对不会错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牢牢站在大多数人那一边。

由于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使用当中,「多数」无可置疑地等同了「正面」,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主流」为甚么会成为近年流行的新词汇了。我最初注意到这个词,大概也是常看《环球时报》的缘故。一开始在它的评论上见到「主流价值」、「主流媒体」和「主流意见」这些字眼,我是有点不习惯的。因为「主流」明显是个外来语,对应了英文里头的「mainstream」,而它的原意本该是指一些大众化的、通俗的,在市场上受欢迎的,在社会上广被接受的东西和观念。例如前两年在大陆红过的选秀节目和「历史穿越」电视剧,那就是主流娱乐的好例子,很媚俗、不高雅(通常高雅就不可能主流),可大多数人就是喜欢,它们的收视率就是好,于是各家电视台一窝蜂地赶制赶播。

这股风潮后来被政府部门制止,他们觉得这类很受主流爱戴的节目有问题,不高雅、太媚俗,并且还有歪曲历史常识与正确价值观之嫌。政府在这种事上出手,民间一时的不满难免。这时我就读到替政府护航的评论,说他们的命令是「为了捍卫主流价值观」。很奇怪,是不是?明明这类欢闹俗气的东西就是主流所好,怎么抵制它们却反而倒维护了主流呢?再后来我又看到零售上相当不济的《人民日报》被他们形容为「主流媒体」,大部份老百姓都记不全的各种宣传口号被称做是「主流意见」,于是便我明白「主流」在此指的原来竟是官方。官方认可的原则是「主流价值」,代表官方的媒体就是「主流媒体」。我看不惯,是因为我老把它想成「mainstream」,而英文里头几乎没有人会在官方和主流之间搭上关联,至少我从未听过有人会说「美国之音」是主流媒体。

我喜欢看《环球时报》评论的理由之一,是它写得这样聪明,策略上的聪明。在「大多数人民群众」显得陈旧、老气,甚至开始被人拿来当笑话的时候;它非常适时地推出了「主流」,洋派的语言,中式的内涵,撷取了「主流」原来那代表大多数人趣向的意思,又植入了正确的官方色彩。这种意义上的「主流」通行之后,大家就会渐渐开始觉得百姓喜爱的娱乐节目不能再叫做「主流」了;反而有些沉闷,但是「弘扬正气」的宣传片才是「主流」代表。

再说下去,一定会有人指责我这套分析出错。凭甚么你要强把官方和多数人的爱好对立起来?难道一部电视剧就不能既得到官方的认可,又深受人民百姓的喜欢吗?「美国之音」之所以不算美国主流媒体,那是因为它只承担外宣任务;而且它还不能代表美国多数人的声音,只代表了西方假民主之名,行资产阶级掌政之实的政府的声音。没错,这种反驳是有道理的,因为归根究柢,中国的官方由始至终都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这边,所以它的主张绝对「主流」。

政府的取态,就是大多数人的立场;政府的发言,就是大多数人的心声。换做从前,我一定会笑话这是过时的党八股;可是这两年,我逐步发现它原来还真是实况,尤其那天在听完一位朋友告白他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之后。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自信

前一阵子,一位内地记者和我谈起香港人的焦虑,他很关心地问道:「近来港人变得这么焦虑,有这么多麻烦,你觉得这是不是因为香港人失去了自信 心,所以才有这许许多多的不满?」我非常讶异,因为我在香港听过不少港人的投诉和批评,却从没有想过那些让人不高兴的事情和「自信」这两个字有什么关系。 比如游客太多,本地空间和设施难以应付;政制改革到了关键时刻,各种意见矛盾难调;城市规划带来了土地正义的争论,政府和民间各有主张;移民人口增加,原 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及教育、医疗配套跟不上需要⋯⋯

这一切全是实实在在的香港问题,又怎能简单地以「自信」二字囊括?难道只要有自信,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吗?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记者朋友的说法,我又一点也不觉得陌生,因为「自信」本来便是不少内地舆论分析香港问题时的关键词,我不是头一回听人家这样说了。

大概就这两年,因应官方关于「自信」的提法,「自信」作为一种看待事物的框架,也渐渐在不同领域里头流传开来了,为这名义上依然奉「唯物主义」为圭臬的国度 平添了一股「唯心论」色彩。看待和处理境内诸多论争,固然可用「自信」的框架化解;认识境外局势,更得以「自信」的滤镜去辨明真相。彷佛天下万事,行与不 行,当与不当,皆绕不开自信心的高低有无,神奇得很。

两年前,我就见过某学门的大佬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发言训斥后生,说他们不只在学习态度 上跟随西方,以为多学几种外语当工具,才是钻研那门学问的正道;而且还在学术规范的要求上成了西方人的跟屁虫,凡是引述必定依照格式栏明出处,凡有论者则 务求参考书目的详备周全。在他看来,今天学术这一行的所有习惯,都是西方产物;而我们中国人,却早已丢弃了自己老祖宗的行文风格与治学传统,真是数典忘 祖。不只如此,他还乐观地申论:「我们应该要有自信,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发展,日后将会有更多学生来我们这里留学。到时候我们就会渐渐掌握话语权,我们自 己做学问的方法就会成为世界主流。」也就是说,学术规范也好,治学方式也好,在这位先生眼中也全是自信的问题。如果真有自信,就不必在治学工具与格式规则 的要求上和国际接轨了。

自从中华帝国在清朝遇到重挫以来,史学界就普遍把自信心的沦丧当成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心态演变的重点。此后的「体用 之争」「全盘西化」,以及「重振国粹」等各种思潮,确实都和「自信」相关。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实际存在的「自信」危机不过是个情意范畴,与判断是非优劣的 价值标准并无多少必然的逻辑联系。中国足球队成绩不好,我们对中国人踢球的能力没有自信,这是一回事;足球如何分出胜负,游戏规则怎样制定,这又是一回事 了。面对国足表现欠佳的窘况,如果我们说「中国人该有自信,有自己的足球主张,例如给人进球进得越多越好」,又或者「中国人要有自信,要坚持推广自己的乒 乓,别跟着所谓的国际潮流玩足球」,这岂非古怪?

大胆地讲,近年兴起的「自信论」在某方面而言,其实是往昔「国情论」的「2.0版本」。 从前在遇到质疑时,我们喜欢强调国情的差异,认为人家那套不能直接拿来加在我们身上;今天碰到挑战,我们就不只是说自己和人家不一样了,并还要进一步地标 榜自己的出色。以前突出我们和你们的不一样,现在则干脆大声地宣布我原来好得不得了。不论是「国情」抑或「自信」,这条思路都有范畴错置与相对主义的危 险,很容易粗糙地混淆一些不相干的事。

比如前阵子因「玉林狗肉节」掀起的辩论,我就看过一些鼓吹自信的文字,说中国人可以有吃狗肉的自 信,不应盲从西方标准当洋奴。吃狗肉这回事是有文化背景的,考虑时不能排除具体的社会脉络,将它置于抽象的真空环境。可是狗肉该不该吃,还牵涉到其他许多 观念和价值的问题。狗肉与牛、羊、猪肉的分别,狗这种动物与人类的复杂关系,这全是可以坐下来在理论上探讨的事。一下子就把「自信」的范畴套上去,讲什么 「我是自信的中国人,所以我有吃狗肉的自由」,那就未免太过简单了。

假若「自信」是个可解释任何事物的万灵丹,那它也就什么都不是了。回到那位记者朋友关于香港的疑问,如果我也告诉他,「是的,香港人的问题就是没有自信」,大家就都满意了吗?要是有了自信,香港妈妈买奶粉、香港小孩上小学的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吗?

【来源:新世纪】

梁文道:意外

关于意外,我们首先该问的问题或许是,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意外。

例如巴西输给德国这场惨剧,事发之时,许多人都张开了嘴,说不出话。不只是因为一个球队居然能在短短二十分钟之内被人攻进五球,更是因为这只球队的名字叫做「Seleção」——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王者之名。这样的事件,我们通常就管它叫做意外——一种意料之外,违背常理,几近不可能发生但却又真的发生了的事实。由于它不合理,所以意外总是难以解释的;又由于它难以解释,所以当它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时候,我们多半只能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可是什么都不表示——眼神是想传递某种信息,口舌是很想道出一段言语;然而表露出来的却唯有空洞和沉默。

在巴西蒙受史上最大屈辱之后的第三天,他们的国家队教练史高拉利还在对记者发火:「关于那场比赛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和你们一样,没法理解这场比赛,这是一场无法解释的比赛!」大部份人都不能接受他的说法和态度,因为史高拉利仍然把那桩惨案当成不可解释的意外,我们却早已不再将它看成是个意外了。意外总是惊奇的,面对惊奇,人类往往不可自控地想要寻求理解,想把意外纳进理性可以认识说明,可以捕捉,然后使人生得以如常继续下去的规范之中。换句话说,意外呼求解释,而解释则使得意外不再意外。

不是吗?巴西为什么会输得这么离奇?才不过两天,全世界就已经为它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了:布阵和战术太糟,「4312」的阵型过于冒进,不只打不出气势,反而自暴其短。球员水平不够,内马尔不在,费特这类前锋根本交不了货。巴西球员出现断层,像浩克这种美式变型怪医般的肌肉男要是放在从前,根本就连板凳都没他的位置。巴西的青训出了问题,再也见不着自由自在的天才,盛产的全是体力优先灵感三流的好工兵。而且这个问题还能归到腐败的巴西足球体制头上,谋利大于一切的心态摧毁了昔日闻名全球的青训机制……。我们还可以不断分析下去;但无论怎样分析也好,我们真正想要的,就是驯化意外,使世界重新变成那个能够叫人放心,一切都有沿既定规则运行的稳定世界。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源起于惊奇,他在《形上学》中如是说:「起初惊奇一些显而易见的难题,然后渐渐转至更大的课题,例如月之亏盈,星辰的轨道,以及宇宙的诞生。……感到迷惑和惊奇,人乃发现自己的无知。因此,哲学是为了远离无知。」这不也正是我们球迷的常见心态?不相信偶然,不接受意外,不承认无知;一场比赛的胜负,一球十二码的进与不进,其背后必有一些犹如天体运作般的原理存在。天行健,足球亦然。

没错,12码大战,即便大家老爱说它是命运的游戏,也还是有人不能甘心,试图为它建立「科学」。我说的可不是像前德国龙门列文那种纪录对手射门习惯的单纯做法,而是真真正正将12码模式化分析的严肃学问。挪威有一个叫做Geir Jordet的运动科学家,便提出了一套以射手身体语言为基础,辨识他们射球路径的方法。还有一位赛局理论专家Ignacio Palacios-Huerta,他曾经协助车路士备战2008年的欧联决赛,现在则进了西甲马体会的董事局,一方面替球会寻找人才,另一方面则持续探讨把赛局理论应用在12码罚球的可能。提到车路士,也不能不说Christophe Lollichon,他们的守门员教练,龙门施治的长年拍档。这位老兄干脆开发了一种机器,专门用来训练守门员的「边缘视野」。据说就是因为他的详尽分析,智商138,记忆力特别强的施治才能在2012年的欧联赛事里头,奇迹似地「猜对」拜仁六名球员射门的方向。

车路士大概是当今世上为守门员下过最多工夫,替12码做了最多准备的职业球会。既然如此,为什么它的领队摩连奴还要说:「我从不花太多心思在12码的练习上头,因为不管你怎么练习,最终还是会失败」呢?这会不会是擅打心理战的摩连奴的另一计故弄玄虚?我相信不是,因为不论是车路士也好,他带领过的其他球队也好,在12码这一环都真的难言常胜。

其实,又有什么科学能够使得一只球队永远成功呢?听说不久的将来,在国际象棋上面击败了人类的计算机,终于也要战胜最高段数的围棋高手了。因为围棋再怎么复杂精巧,也还是可以计算得透。但足球呢?你该如何计算那22名球员的肺活量与脉搏?预测他们移动的速度与方向?我们又要不要计算球场的温度,草被的长度,阳光的角度,球迷打气吶喊的音量,以及不知何时吹来一阵微风的影响,与皮球在半空旋转时摩擦空气的阻力?这一切一切,在它们计算不到的时候,就会构成我们平常所说的「意外」。而「意外」,他们说,乃是足球最吸引人的地方。

假如不服从意外,又不愿耗费力气去收集和计算所有影响球赛的因素,那就相信命运吧,相信冥冥中的天数。

难怪足球总是离不开迷信。章鱼保罗,乌鸦嘴比利,甚至穿那一队球衣那一队就必定要输的央视女主播,他们全是启示天命,传递神喻的灵签。又或者一些似是而非的「定律」和「魔咒」。例如欧洲球队从来不能在美洲赢得世界杯冠军,荷兰和英格兰永远赢不了12码决战(我们是否还可以由此推断,但凡国名中译有个『兰』字的都会倒在12码跟前呢?);这是龟甲遇火所裂出的纹路,势之必至,不可逆转。

若是不信邪,不死心的球迷还可以诉诸一种最终极的理论——阴谋论。任何出人意表的事态,都能用一招「假波」应付,反正证实不了,也否证不了,所以它永远都是对的。真的,就连德国大胜巴西七比一这一场比赛,网上也有人言之凿凿地判定它是「假波」,而且还说得头头是道(『为什么已经给人踢进了两球,史高拉利仍然呆若木鸡地坐在场边,不给任何指示?因为他们收了钱,这根本是计划好的』)。在这里,钱就像是上帝;中古时代的欧洲人凡是遇到意外,就说是上帝的安排;今天的球迷遇到意外,便说金钱做怪。

足球总是充满意外,而人类总是不能忍受意外。所以足球不只迷人,它还是人类发明给自己的烦恼。

【来源:苹果日报】

梁文道:国足

尽管有不少球迷呼吁,世界杯期间最好少提中国足球。可没办法,看到人口不足400万的乌拉圭,有人会想起中国13亿人怎么就凑不出一支11人的强队;看到不是那么喜爱足球的美国,有人会奇怪中国球迷的狂热与球员表现的差距;看到日本、韩国和伊朗在巴西的草地上奔跑,有人就要开始严肃思考亚洲人种的问题了。我们这么爱谈中国足球,是不是因为我们只被准许谈论中国足球呢?

难道不是吗?纵观过去十年言论史的演变,许多话题前两年还能畅所欲言,后两年就突然变得敏感。又有一些过去还碰不得的沉默黑洞,会渐渐转化成人人参与的新开发区。惟有足球,不随风向转变,永远自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只有在足球上头,一个人可以公然推许日本,而不怕被人骂做汉奸。也只有足球这个领域,你甚至能宣称自己绝不支持自己的「代表」,却不用担心人家用爱国的大旗把你压死。

于是中国足球超载了,成为全民情绪的宣泄口,也变成了大家检视中国诸种问题的透镜——试着用它去看那些其实和足球没有太大关系的毛病。非常惭愧,身为媒体一员,我也未能免俗,总是想用足球去说些足球以外的事。

例如前几个月闹得陆港矛盾急剧升温的「游客街头便溺事件」,当时大家都被自尊心和怒火蒙上了眼睛,争辩文明与宽容的问题,以至于看不见一个很基本的事实:那个在马路边方便的不是大人,而是小孩。这个区别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内地人都不可能容忍一个成年人蹲在城市街头排泄;但要是换了小孩,或许就有不少人觉得情有可原了。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深圳搭地铁的奇遇。那天,我看见脸色疲惫的城市白领主动让座,本来我应感动,并感慨人民素质的提升;然而我却惊得以为自己正在做梦。因为那位先生让座的对象不是孕妇,不是长者,也不是伤残人士,而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会让座给小孩(同类事件后来我还见过很多次);国史上也大概只有今天,小孩得到了老人才配得上的待遇。

我们对儿童如此照顾,对孩子如此「尊重」,也就很难怪高考期间,长大了些的孩子就该配上「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的肃静回避了。这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日本小学生穿着短裤在下雪的冬天里踢球时,有些被当做老人看待的中国学生居然不能带足球上学,因为家长怕他们受伤,怕他们耽误学业,而学校怕担上责任。

又例如,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前三年,一位后来因为贪腐而被捕的官员找了我们几个文化人座谈,想让我们为这次盛会的宣传和开幕式献策。当时好像只有我不识时务,反对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头。我的建议是,与其耗费放烟花盖巨蛋,还不如多在小区增建体育设施,把全市人均运动时数和人均体育空间的提高当目标。这事也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因为当荷兰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周都踢两场比赛的时候,中国不少城市居民竟连球场都没有亲眼见过。

中国要用举国体制培养能拿金牌的少数专业运动员;其他人口比中国少掉太多的足球大国,则以从小到大的全民参与,以及充裕的场地和时间,发展出真真正正的举国足球。换句话说,至少足球这种运动,人家和我们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也举出了全国之力,尽管他们没有我们的体制。

既然如此,又为什么曾经有段时间,中国足球在世少赛和世青赛上都有不错的表现呢?又为什么,那些在青少年阶段踢得很好的球员,长大成了大国脚之后,反而又都不行了呢?我猜这可能就真的不是足球的问题了,这叫做社会的错。请想想看,在校际比赛里头,一间学校用初中年纪的球员来踢你的小学生,再用高中年龄的球员来踢你的初中生,他能不赢吗?能不成为「足球名校」吗?等到大家的身体都成熟了,虚长的几岁再也比不上真实的技能,那时候才见得真功夫。

已转行打高尔夫的邓乐军曾入选1991年世少赛的最佳阵容,与意大利的皮耶罗同获「希望之星」。后来,他在「国安」和「鲁能」都有过辉煌的岁月,但始终让人难以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力压皮耶罗的天才少年。再后来,我才看见报导,当年他俩对阵的时候,皮耶罗16岁,邓乐军22岁,后者被人虚报了年岁。讲到这里,我想我也开始明白那些不愿再谈国足坏话的球迷的心情了。因为我们很难弄得清楚,这究竟是在谈论足球,还是在谈论中国。难得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我们还是莫谈国足,闭嘴为妙。

【来源:新世纪】

梁文道:你以为你是谁?

人逾中年,心脏难免有些毛病,一个好朋友最近便因这事走了趟医院,并且是全国知名的专科医院。好不容易约了主任大夫,没想到这位大医师一进来问的第一句话不是「你怎么样了」,也不是「你觉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么关系」。还没来得及回答,忙碌的主任医生便立刻补充说明:「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

在我看来,这可真是十分中国的一句话。因为所有传统中国社会的早期经典都会告诉我们,中国是个「人伦」社会;而在这个由亲至疏、从远而近的伦理网络里头,「关系」乃是种界定一个人的位置与身份的主要骨干。想要认识一个人吗?想要了解你是谁吗?只要弄清楚身处的关系网络,便可思过半矣。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子女,一个人的父母,一个人的配偶,一个人的表哥,一个人的学生,一个人的上级,一个人的朋友⋯⋯除去这种种身份联系和人伦网络,他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怎样对待另一个人,也取决于我和他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相对位置,近一点便亲一点,疏一点便冷淡一些。

本来这是很正常甚至很普适的一回事,恐怕举世皆然。只不过我们国人还会把它安放在制度层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行当都因这种关系思维而有了各自该有的「样子」。当官的就该有当官的样子,但他在做儿子时便该对父亲表现出一个儿子的样子。那么,一个做医生的人又该有种怎么样的行为规范和表现方式呢?

当一个医生见着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关系?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我们一方面或许会觉得很自然,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或会感到很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因为我们通常又以为,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他不该以病人和他的关系之远近来判断他要不要诊治这位病人;更何况这还是家公立医院,是个以纳税人和国家收入来支持的国家建制。

我们今天相信,但凡以公款设置的机构,但凡以国家和公民之名成立的制度,都不该在办事的时候产生因人而异的情况;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交车也不能因为你不是司机他爸就不让你上车。在这套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底下,关系并不重要;至少在常规制度之中不能突显关系的重要。因此,先不论医生这个专业的普遍规范,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是不该理会病人有什么关系的。

言必反西方反普适的论者,可能会怀疑这套观念会不合国情;但重点不在上述这套观念是不是洋人加给我们的,而在于当下的中国人是否都已经接受并且认同了这套观念,把它当作常识。我敢打赌,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认同公共制度应该平等待人,都不会赞成身份和关系的介入。因为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是社会主义,而这个也来自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最强调的就是公平了。身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民,人人当然晓得什么是公平。

既然如此,那为何一家公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会不假思索地问病人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都好像感到十分正常呢?

我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间的断裂。朋友看病的故事,不过是此状况的又一例证罢了。它的形成,原因之一是制度设计并不真的符合它所宣称的理念。再具体且直白地讲,它宣扬平等,但反而在实际上推行且固化了另一重要身份的网络。自延安时代开始的干部等级配给制,现已变成了覆盖全面的身份体系。如今我们中国人看人,看的不只是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爸爸、谁的同事,还要看他是什么「级别」。又或者你没有「级别」,但你的爸爸、你的儿子和你的同事有「级别」有「身份」。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那位医生所说的「关系」和「直接关系」了,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某个有「级别」有「身份」的人的「直接关系」;而那个「级别」还必须够高,「身份」必须够大。一方面他好像违反了大家的常识,另一方面却又很符合提炼自现实的常识。因为我们的公立医院真的会讲究身份差异,并且是在物质层面上讲究。去年传说一时的「八成公共医疗资源用在干部身上」就不用说了,尽管官方后来说它不符实情,可始终说不出「实情」是什么。就看去年媒体拍到的吉林「白求恩医院」的高级病房,那简直是星级酒店的行政大套房。吊诡的很,这家公立医院还叫做「白求恩」,一个真正无视于身份差异的国际社会主义者。还有比这更能说明眼下中国的吗?

【来源:新世纪】

梁文道:亲爱的观众朋友

学术界研究粉丝和偶像的论著汗牛充栋,但我发现它们往往只从受众角度入手,谈他们如何移情,把银幕上的演员当成自己的情人;说他们怎样「抵抗」,将一现成的情歌创造成表达自我价值的工具。至于发送那一端,那些明星、歌手、DJ和主持人,却很少有人愿意考虑他们的位置和想法。我自然不是甚么偶像,可是我在电子媒界上也亮相10年了,多少能体会这行头里的人到底遇上了甚么困境。至少,我认识一些偶像。

例如一位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人山人海。但她就是喜欢躲进酒店房间,连楼下餐厅也不敢进,平常更是不上街。又如许多大牌明星,不时会在访问里抱怨自己失去了人生乐趣,说自己从前爱在路边买小吃,如今就得像戒毒一样戒鱼蛋戒鸡翼,除非找助手去街上买回来。

每次听到这类消息,一般人最易生起的感觉就是「活该」;或用广东话讲,那叫做「食得咸鱼抵得渴」。既然你凭观众喜爱得到了今天的地位,又怎能投诉观众对自己的迷狂?横亘在明星与粉丝中间的,当然是一大片模模糊糊的幻想地带。撇开学术用语不讲,我们其实能够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这种幻想的生成。

有没有发现电视和电台主持人都喜欢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当做口头禅?左一句各位「亲爱的观众」,右一句「亲爱的朋友」,说得十分自然,大家听了也不以为奇,可是只要多想一步,便能看穿这句话其实是多么地奇怪,多么地不自然。那些主持人只是对着一个镜头和一个麦克风说话,他们把谁当成「亲爱的朋友」呢?是摄影机还是麦克风?而受众坐在一具电视机前,根本不认识荧光幕里那个正在说话的人,一不是他的朋友,二也不大亲爱,又怎当得起「亲爱的朋友」这个种称号呢?

然而,整个行业就是把这句话当成常规,不说不舒服,丝毫不觉这句话制造幻觉的作用。即使它没有太大的效果,但加上主持人亲切的笑容、友善的态度,它就是一个缩短实际距离的手段了。一个主持人绝对可以友善亲切,在节目里和老友言笑晏晏,只不过他不该忘记经过电子媒体的放大和散布,加上「亲爱的朋友」这一类的常规造作,他就必须和所有人做朋友,任何时候都得保持屏幕上的老友形象了。

梁文道:香港的大小

我有一些朋友,每年过来香港好几趟,有的甚至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不过是想「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然而,最近他们有些犹豫了,不太敢随便到香港转转。因为他们发现,这里的服务生开始摆出一副不快的态度;在街上要是说普通话,身边可能还会遇到一些路人露出厌恶的表情。身为朋友,身为港人,对这种变化,我当然觉得难过,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最近,香港有几位立法会议员提出要对内地来港旅客抽取「入境税」;还有一些市民走到内地游客最聚集的街道上示威抗议,要那些他们口中的「蝗虫」滚回去。当然,我也无法接受叫人「蝗虫」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更为了反对这种做法而被香港的朋友痛骂。他们说 我「卖港」,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然而,我能理解这些香港人的愤怒,因为在我自己的生活内,都能感到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地铁车厢里头,一 些拖着行李箱的游客压过我的脚扬长而去,不留一声抱歉;在我常去的商场和公园,地上的痰渍明显增加;在路边的垃圾桶旁,不时就会看到妈妈抱着小孩朝里撒尿。我知道,这些内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早已闻名各处,并非到了香港才特别厚待同胞。我也知道,这少数人不能代表全体,还有太多游客就像我们的朋友那样斯文礼貌。可是请别忽略规模的效果,香港是内地游客境外行的首选,2012年就接待了3700万人「自由行」,其中只要千分之一的游客有不太规矩的言行,就会在本地市民中留下可见的印象。

且不要说生活习惯和文化之类的抽象事物,也先不讲「包容」和「忍耐」之类的美德。我们来谈些具体而实在的问题,看看香港究竟有没有条件去吸纳这么多内地人。

从移民开始说起。自从去年有些大明星抱怨北京户口很难拿到后,大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移民香港原来要比申请北京户口容易——起码在理论上是这样的。你去香港读书、工作,住满七年就是香港人,不像北京,还得挂上特别的单位。过去,还有很多大着肚子的孕妇跑到香港生下所谓的「双非儿童」,借着这个生来便是香港人的小孩,父母就能透过「单程证」用两年时间变成香港居民;不像北京,民工在北京生的小孩终究还是个农村户口。说到「单程证」,这个内地人移居香港的主要途径(2012年年中到2013年年中,共有4.78万人持单程证到港),它就更不像北京了,因为香港并不握有单程证的审批权,谁能来,全都不由得香港决定。

问题在于没有人能确定这些新移民是否会住下来,尤其是那些宝宝。而香港就像任何一座城市,它的住房、交通、规划、教育,乃至于各种福利和健保安排,全都仰赖对未来人口的估算。我有些朋友说得坦白:「我不会住在香港,但想给家人买个保险,而且香港护照好用。」就是说,香港对部分移民就是个证件,以及一种备而不用的「退路」,它就是内地现有体制及生活之外的「补偿」。

让我们回到游客来说说这个「补偿」问题。在香港这一年3700万个「自由行」当中,大概有八成来自广东,他们并非那种会住下来过夜的一般意义上的游客。相反,他们早就把香港纳进了他们的生活半径,过来购物消费就如从佛山到广州,或天津到北京一样,是日常生活空间的延伸。对于香港这么一座700万人口的城市,它的公共交通和所有生活基础配备,能否在短期内应付如此数量的「半居民」呢?而且这批「半居民」的人数还在持续增长,三年后7000万人次的游客数字里,可能会有八成的「自由行」。

没错,美国纽约也是一个观光大城,2012年共有5270万国内外游客到访,其中还有大量住在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通勤上班族。然而,一来该数字 并非瞬间暴增,它大有妥善应对的余裕;二来我们也很难想象,那些住在外州的美国人会特别跑到纽约去搜购比较有保证的奶粉、食品甚至卫生纸,就像今天的广东居民到香港采买日用物资一样。

简单地讲,今天的香港对大量的「自由行」而言,是个不同体制不同市场条件下的「补偿」,两地物理上的距离日益缩小,但它们在生活、社会和制度上依然有着一道宽阔的鸿沟。于是,内地人去香港可以买到比较安全、透明的医疗,不一样的教育;还有些人甚至开始去香港的司法体系「上访」。他们想要的其实是种不同的体制,可香港原来这种体制无法容纳这批出乎意料的访客。所以港人看到的,便是几年内不断攀升的物价、租金,不断被改变的街景和生活方式,以及越来越紧张的公共资源。他们的心情,我该如何向你说明呢?

【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