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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中国没有禁书

(一)忘记常识,这是个虚构的世界

但愿我是一个推理小说作者,才可以换上另一个角度、眼光,甚至头脑,去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替种种不可思议的怪现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答,并且活得充满趣味。

例如一家兼营出版业务的书店,从它的店东开始,一直到管理运货的店员,先后失踪五人。这五个人里头,有三个人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广东消失;有一个人是瑞典公民,在泰国失联;另有一个香港永久居民,最后被人看见的那天,是在香港公司的货仓楼下。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同一家小企业竟然在短短两个月内不见了五个人?若是按照最一般最合理的推论方式,我们一定会从这五个人的共通点着手,比方说他们都和这家书店暨出版社相关。然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原来是“禁书”。所以按照那最一般最合理的推论方式,我们就会接着研究“禁书”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将它导向政治层面,看看这家出版社是不是要出本很猛的禁书,还是中国政府打算全面清理一切禁书的源头,不惜任何手段。我们还会追问,那个在香港失踪的香港人是怎么离开香港,那个在泰国失踪的瑞典人又是怎么离开泰国的。我猜,这都是一切有理性的正常人会问的问题。

然而现实神奇,总有常理未及之奥,这是个属于推理小说世界的魔幻国度。有人提议,我们不妨追寻另一条线索,听听“朋友”的说法。原来那五个人是一齐约好去大陆嫖妓,其中三人堂而皇之地持证出境先去广东那边等着,另外一个则从泰国出发,再设法偷渡过去;最后一个,待隔了一个半月之后,才在香港搭艇仔前往目的地会合伙伴。虽然听起来很荒诞,但在一个推理小说家的笔下,这种情况绝对是有可能存在的。最最起码,这条思路还试图把焦点定在那五人的共通之处,只不过那个共通点不是政治,而是嫖妓。

不过这么写推理小说就不好看了,太过寻常,不够出人意表。真正厉害的高手能够全面颠覆我们的常识,他会令人信服地让我们惊叹,这五个人的失踪竟然各有原因,彼此一点关系都没有,尤其不关禁书的事。就拿那瑞典人来说好了,他们说,十二年前他曾经在宁波醉驾,撞死了一个大学生,缓刑两年之后还没完成民事赔偿就潜逃出国。到底是文艺青年,一定读过《罪与罚》,深明良心无处安放之苦,所以十几年后的今天,他再也受不了那罪恶的煎熬,决定再犯一次法,从泰国偷渡出去(泰国警方已表明没有他的出境纪录),好回大陆自首。

接下来,另外那四个人是否也都另有自己的问题与毛病呢?如果故事真是这么写下去,自是引人入胜,精彩可期。可是不,它有了新的转折。原来至少有三个人牵扯到那位瑞典人的案件,照目前所得资料而言,估计也就是他当年开车撞死人的事。如此一来,那起车祸就变得很神秘了,真相让人期待,整桩书店失踪奇案的情节因此充满悬念。

更别忘了香港人最关注的案中最后一个香港人,他说他是用“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内地”,“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因为他“急需处理有关问题”。那所谓“自己的方式”,无论怎么看都不合法,因为他没有带着回乡证过关。对于这一点,我相信大部份以常识常理思考的人,大概都会觉得他一定是被绑走的,就和大家思疑那名居泰瑞典人的消失一样,皆非出自个人意愿。再说一遍,常理和常识在这里是不管用的。有不少人叫我们相信瑞典人在电视上说的话(为什么中央电视台总是如此神通广大,总能找到没有人联系得上的人物?又总有办法在案件调查的过程当中让人上去公开向全世界坦白错误?这就是另一则推理故事的主题了),叫我们相信香港人交给他太太的信。换句话说,相信他俩不是被掳,而是偷渡。不是一个,而是同一家出版社的两个人都恰好选择了以犯法越境的方式去承担自己的责任,或者配合当局工作。所谓常识常理,在此就是大家对人性的通常理解;我们多半以为人是自私的,不太会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形底下自投罗网。就算瑞典人是文艺青年,思考过良心的问题,决定提起勇气面对命运;就算香港人极度爱国,知道同伴原来是个坏人,愿意主动出面协助办案;我们也会认定他俩实在没有都跑去偷渡的必要。这正是二流推理小说和上升到文学殿堂的第一流作品之别,第一流的推理小说会使我们洞悉到人性的复杂。你猜没有人会儍到为了十几年前的旧案回去忏悔?错了。你猜世事不会如此凑巧,两个一身正气、良知发现的人居然都爱上了冒险,打算用违法的办法去塑造自己的英雄性格?你还是错了。

彷佛光是推理小说还不够刺激似的,向来被看作是喉舌的《环球时报》还要为这事抹上一层惊险的动作色彩。它不认为这是两个人自己偷渡的故事,大概是怕谈人性会谈得太过文艺,影响销量。相反地,它明明白白地坦示:“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执法部门执法必须遵守法律?这只是常识而已,别忘了常识在这里的限度,这是个流行小说和类型电影的国度。看过《Mission:Impossible》和《Bourne Identity》吗?在那里头大展神威的便是“全世界”都有的“强力部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得目瞪口呆、心跳加速,只见“强力部门”本领之高强,却从不质疑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否合法合理(比如美国人凭什么在另一个国家开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带着同样的心情来欣赏眼前这幕大戏呢?

(二)什么书叫做禁书?

在种种关于“铜锣湾书店”的推理小说式的,奇幻超常的言论当中,只有一种稍为显得正大坦白,那就是干脆承认问题的症结在于禁书。例如“监警会”新任成员钱志庸律师,根据《中国刑法》,他首先说明:“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领域内的,就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然后他又推论,现时人在内地的李波只要是在大陆筹划出版禁书,就算那些书是在香港印刷售卖,他也还是触犯了中国法律。所以,只要他一踏足内地,当局就有拘捕他的权利云云。

发表过类似看法的,还不只钱先生一人,他们都不愿意纠缠李波先生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踏足”内地这一点,反而强调出版禁书便是违反中国法律。有意思的是,即便反对这类言论的论者,再三声明李先生在港消失的方式才是要害,又或者干脆用尽粗言秽语去羞辱钱先生等人,好像也都默认“禁书犯法”的论点,觉得大陆当有一套规管禁书的法条。然而,出版和贩卖禁书就真的触犯了中国法律吗?如果真的要用法律手段去对付所谓专出禁书的出版商,那么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到底什么样的书才算是禁书,而且还要在法条上为禁书划出一个明晰的范围。问题是中国有这样的法律吗?当局备有专门打击禁书的法律?设定了一套可以操作的禁书定义吗?

答案是没有。

我们都晓得,携带禁书过境,若是被边检人员查到的话,可是要没收的。但他们真有这么做的合法权力吗?过去十年以来,挑战这种做法的人在所多有,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媒体人,他们试过把边检人员告上内地法庭,控诉他们侵吞私人财物,又或者逼迫他们交出禁书名单,甚至还有过胜诉的罕例。最近的案件发生在去年四月,这一回,状告海关的起诉人是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央,她两年前从香港飞到北京的时候带了几十本她父亲撰着的《李锐口述往事》,结果被海关查出没收。她的提诉,法院受理了,只是一拖再拖,至今没有下文,就和大部份同类案件一样,石沉大海。

为什么?为什么每回海关查到禁书都只是没收,顶多禁告两句,从不罚款,更不用说拘押带书的旅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干的法律依据,可能也没有一张完备的禁书名录。他们查什么收什么,有时候靠的是上头特别提点,说最近某本书很有问题又很受欢迎(例如从前的《吴法宪回忆录》),必须“严防死守”;更多时候却是靠他们个人的敏感程度。夸张起来,一本书的名字上头只要是出现了“民主”二字都可能会变成需要截下的禁书,哪怕那是本非常专业的学术书籍。

为什么以出版物管制严格着称的中国,会这么掉以轻心,不为“禁书”立法?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它的管制体系太过完善,所有书籍刊物必须领号才能出版,而在出版之前又有一套审查流程,于是一切市面上可以流通的出版品都能保证不出问题,而在这套体系之外的自然就是非法出版了。至于那些不在大陆出版的书刊,若要进口,也得通过相关部门审批。故此未经进口审批,私下流进内地市场的书刊,也都不算合法出版品。换句话说,当局根本用不着为禁书专门立法,因为它已经界定了合法出版品的范畴。

除此之外,不为禁书立下清晰定义和清单的更重要原因,是禁书根本无法圈定。同样的一本书,可能几年前不算禁书,几年之后又会忽然出了问题;同样的一个题材或者一种主张,这阵子没有问题,隔一阵子又不知怎的变成了头号敏感课题。所谓“问题”,所谓“敏感”,全凭时势而定。这“时势”,可以是政治形势的变化,比如说一些涉及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信仰的书籍,在宗教与少数民族议题不紧张的时候还可以宽松处理,但是在矛盾比较尖锐的今天,就要一本一本地严格管控了。“时势”还是一个人的运势问题,比方余杰,十年前他在大陆有数本畅销书,在校园间大行其道;可今天的他是个着名海外流亡异见份子,于是他当年的合法出版物便自动成了禁书,不得再版再印。又比方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她的《胜诉在美国》,名动一时,现在自也不逃禁印命运。

时势变幻莫测,禁书的定义和范围也就不可能不跟着演变。为它专门立法,遂有永远跟不上时势之弊。你今天要是立了法,颁布了一份禁书名录和敏感课题范围,万一明天领导发现又有崭新的敏感源,而它偏偏还不在原有定义范围之内,那该怎么办呢?所以不为禁书特地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立了法之后,无异于自缚手脚,施展不开权力,于当局有害无利。还不如针对“国家安全”订立一套最宽泛最能自由解释的法规,在有需要的时候把《中南海台前幕后》和《后宫佳丽薄情人》之类的书纳进国安范围打击。

权力的运作随意,所以禁书是个很含混的概念,它绝不只是一般港人心目当中那些在“铜锣湾书店”发售的政治八卦和小道消息那么简单。有些书就像前面所说的,明明经过内地部门审批,明明领到了书号,甚至明明进了官方发行体系,可以在大陆各大小书店买到,但一转眼却被要求下架,自此消失。这些“被下架”的书籍又算不算是禁书呢?就算缺乏明晰定义,我们一般人也还是会用“被禁”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此类书籍。于是这些几天之前还堂而皇之地摆在新华书店架上的“合法出版物”,也就自动被归进禁书的世界了。它们为什么被禁?通常没人解释;有关部门又依据什么法规去要求它们下架?通常也没人深究,反正“禁了”就是禁了。中国没有“禁书”,所以什么书都有可能是禁书。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 X 贺卫方: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

梁文道: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热的夏天的下午来到751这个场地,《一千零一夜》,基本上是个读书节目,但这个读书节目是有限定的,一是在内容上,它是限定希望尽量读一些经典,说一些人类文明史上的经典。第二,这个限定是关于拍摄上的,希望完全是在晚上的公共场所,这个公共场所暂时是在路边,但其实将来还会有别的变化。

为什么要谈经典?到底我们所说的经典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一谈经典,马上想起来就是四大名著,这些书我们将来有机会当然也会继续介绍。但是我常常想到人类经典的范围能不能够扩的更大一些,有些时候是地理范围的扩张。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推出的节目里面包括对日本的《源氏物语》的介绍,对《伊本·巴图塔游记》(Ibn Battuta’s Rihla)的介绍,也许不是一般的中国的年轻观众或者读者太熟悉的其他地方的经典,也许还有一些不是文学的,而是哲学的、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没有可能深夜读书节目也能介绍那些书呢?我们会继续探索。

关于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读经典,而不去谈新书?那些老书有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该怎么去读呢?我不在这里多废话,因为我请到一个特别嘉宾,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今天都不容易在公开场合见到他,所以我觉得很欣慰,能够请到他来跟大家见面,就是北大法律学院的教授贺卫方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他对经典的看法,有请贺老师。

贺卫方:特别的荣幸,谢谢文道,也谢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在798跟各位交流一下。其实文道先生所做的这个节目,我到现在还没有看,所以冷不丁地把我提上来,我一点发言权都没有。但是,谈起经典来,对我们这一行来说,其实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因为我是一名高校的老师,大家知道,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他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所在的法学院,法学院要培养律师、法官、检察官,当然也培养具有法律修养的一般公民。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大学的一个使命,那就是大学要传承人类的文明成就。西方非常早的大学也倡导所谓的自由的、艺术的,或者说人文的一种教育。如果说一个学法律的人,从事法律学习,最后只是读法律,就法律论法律,这样的一个人,按照美国著名法官汉德的说法,这样的人就会是法律的敌人。

汉德是一位伟大的法官,是美国自由传统的一位伟大的经典人物,他的名字非常好记,他姓Hand,就是手那个意思。汉德法官曾经给一个做法律的人列过一个书单,这个书单从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伯拉图,一直到莎士比亚,一直到更晚近的一些当代的,比如说俄罗斯的一些文学作品,他都推荐大家读。他说尽管这些伟大的经典你不必从头读到尾,但是你必须要有一种点头之交。点头之交是什么意思?多多少少是一点浏览的意思。文道兄刚才说什么叫经典,其实有一个定义特别好,经典就是谁都知道、谁都没读过的书叫做经典。

我其实有一点点的小经验,2009年我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我记得那年文道兄还到北大做过一场演讲,在那场演讲里面,文道先生非常悲情地说,“我今天到北大来,但我的一位朋友到了新疆,不在北大了。”讲到那的时候,好像下边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我去了新疆以后当然发生很不幸的事情,就是新疆“七五事件”,当然这个事实的发生跟我去没有什么关系。发生“七五事件”,全新疆当天晚上就断网了,在后来的八个月时间里,新疆是没有网络的地方。我们政府的力量真是特别大,我们根本没有网络。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平常的阅读、写作对于网络是那么大的依赖。

比如我们不会记得梁启超某一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发表的,比如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是哪一年发表的文章有时候记不住,但是没关系,有谷歌,或者再不济还有一个叫百度的公司,我们可以检索一下。这是基本知识,你就不需要平常记忆这些东西。但是网络停了以后,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一下子人心惶惶,街上都是那些游荡的人,眼神里面流露着好像都要死的那种感觉。敦煌那个小城市是甘肃离新疆最近的一个城市,最便宜的旅馆里面全都住的是来自新疆的一些人,他们就是为了坐火车过来上网,没有网络好像人就没魂儿的感觉。

我当时觉得这是特别好的机会,我和我石河子大学的同事、同学们说,你们知道吗,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特别美好的机会,那就是读经典的时间。没有网络干扰了,你会发现一下子人静下来了,你就会知道我们原来有这么多大块的时间被浪费在网络上。我们到图书馆里面,把图书馆里面的经典书差不多借光了,每人都抱回四五本经典著作,无论是中国古典的著作还是西方的经典著作,图书馆里面的老师们说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借书热潮。八个月的时间下来,有许多人觉得我们不必再去过整天浮躁的网络生活,一个经典著作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安静是特别了不起的。

08年我有一次到瑞士的一座城市里面开了一次会,瑞士这座小城离日内瓦不是太远,坐火车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法文原名叫Neuchatel,中文的翻译叫纳沙泰尔。这座城市总共才三万多人口,有一座大学叫纳沙泰尔大学,这个城市里面出生了一个特别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叫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在中国最早翻译的国际法就是这个瑞士的著名国际法学家的著作,我们把他翻译成瓦泰尔。

这座三万人口的城市,我特别感动的是有六七家特别好的旧书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北京,有多少旧书店?我前天自己在家里闲得无聊,我说我去看看中国书店,到海淀图书城。我发现海淀图书城这样的一个以图书家号称的书店,现在除了书少以外其他什么都有,就是没书。我到了三楼去看一看,那个服务也不好,书也很少。但是在纳沙泰尔有那么好的旧书店,我买到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他生前修订的最后一版,那种感觉特别好,感觉是跟历史在对话。

前段时间有一个作家这几年在中国比较受关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前馆长,叫罗伯特·达恩顿。前段时间我到法国去了一趟,我对法国启蒙时代的知识形态特别感兴趣,我就买了几本达恩顿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中文的“文学”这个词和西方的literature这个词相对应的话有很大的问题,因为literature这个词含义要广得多,而不是限制在我们中文世界里面的文学。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纳沙泰尔这座城市跟法国的大革命关联非常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些禁书,政府给解构掉的那些著作,印刷商基本都集中在瑞士,在瑞士那个地方印了许多的禁书,然后偷偷的运到法国来,在法国卖,走私这些书成为当时的一比大生意,就像现在我们从香港、台湾经常也运一点这边不允许的书,也是特别吸引人的。

罗伯特·达恩顿先生他的研究表明,特别有意思的是导致法国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那些关键性的力量,不完全,甚至不主要来自于某些经典作家,比如说伏尔泰,比如说卢梭,比如说孟德斯鸠,而是来自于有许多诽谤式的、八卦式的、非常低俗的,比如说描写国王性无能,再比如写王后跟一个主教通奸。写这种故事特别吸引人,而王室的威望也全部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被解构掉。

我想,自己去过的一个城市,能够看到这么熟悉的、跟这座城市有关联的,一个伟大事件跟这座城市的关联,我想下一次到纳沙泰尔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有时候读这种古书,读这种经典著作,给我们非常大的好处是让我们的旅行变得充盈而丰富。比如说我在新疆旅行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大唐西域记》,正如当年的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他在新疆探险的时候,玄奘的那本书就是他特别好的指引,西域三十六国到底当时的地理位置在哪,有没有可能发现一些宝藏,跟《大唐西域记》里面的一些线索特别有关系,所以他走到哪就跟相关的中国官员谈起玄奘,谈起唐僧。但是,那些官员们当然也非常亲切,一谈我们这个玄奘,官员就说,你都懂这个!你太了不起了!如何如何。

我想,我们到底读经典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学习法律的人不可以只懂得法律,不可以天天只读法律,正如一个学习别的专业的人,学经济学的人如果只读经济学的书,我相信他也不可能在经济学的思想方面有非常深刻的一种体验。人的成长过程需要有一种特别广阔的知识视野,这才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所学专业的非常重要的要求。与此同时,人生其实也不是为了专业而活的,我们需要的是人生本身的美好。

这种人生本身的美好到底体现在哪?我在我家的书架前面看这些老书、这些旧书的时候,有一种沉静的感觉,那种对于人生许许多多的烦恼,能够慢慢的在这样一个阅读过程中间,变得可以想得开了,可以想得通了,或者说有许多很世俗的一些功利性的东西,你觉得它不重要了。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其实挺麻烦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到底朝向哪个方向走,经常大家感到非常困惑,发生的种种事情,左一个灾难,右一场人为的东西,有时候给我们感觉看不到前景,看不到前途。尤其是说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们所应该追求的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是什么?我所在的这所大学,过去有着非常好的一些传统,比如说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所开创的这样一种创作,就是要关注国家的命运。但是我要说,其实关注国家的命运不是特别简单的事情,因为一种过于简化的对于国家命运、对社会变革的一种理解,有时候足以培养一些过分简单化的头脑和过分简单化的去推动社会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有可能是错误的。

我们在今天寻找一种社会合理的发展路径的时候,也许需要我们有一种特别复杂的,对人类的不同文明进行更加宽广的观察和比较,你会发现我们可能不应该想象把一些民主、宪政、自由、法治简单的理解为一些口号,那些口号喊起来让人热血沸腾,我们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去追求。但是社会到底应该怎么变化,中国的社会问题到底在哪,我们今天这样的现状跟我们两千年的历史之间有怎样的一种关联?也许只有去阅读那些经典作品,才能得到启发。

比如我们经常说中国跟日本之间似乎有许多的相似,但是我现在随着对这方面历史著作的阅读,我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跟日本差别非常非常之大,这样一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近代以来两个国家近代发展的陆相上的分歧。所以这样的一种阅读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把握今天这个时代,去理解中国的社会将来向何处去,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不仅推动我们社会的变革,我们也在推动我们个人人格方面的更加完善,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对于梁文道先生所主持的“有人读书”这样一个项目特别给予厚望,因为他倡导阅读经典,但是又借助了今天这个时代的网络平台,我们经常感叹在地铁里面很少有人读书的时候,有不少人拿着iPad,拿着kindle去读,也许他读的也是经典著作。借助于网络这样一种力量去推动全民对经典的一种阅读非常重要,甚至对出版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千零一夜》做完以后这个书目出来,对于出版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将来我们出什么样的书。我有时候比较不同的出版社,比如在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你买出版社的书就意味着你在选择一个层次,你不用担心,你说你不了解作者。没关系,只要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一定品质是最一流的书,你不需要担心这个。

但是我们中国,特别麻烦的是你现在不知道哪个出版社,我们过去心目中特别伟大的出版社现在也经常出版一些烂书,让我们失去了选择的可能。这方面,比如说日本的岩波书店,岩波书店有一个经典层次,叫岩波文库。不那么经典,但是将来有可能成为经典的叫做岩波新书。岩波文库能够入选包括中国的一些作家,比如说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很多入选到岩波文库里面,那都是了不起的,他认为这是真正的经典。所以我觉得梁文道先生所做的这份工作,对于这个国家出版事业未来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同时我相信梁先生也会秉承多少年来他一直在这个国家的,我觉得你真的有点像是一个读书的导师的感觉。我和在座各位一样,期盼这个节目办的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收视,能够领悟更多的经典,有许多的经典,有时候他说了以后我们不需要去读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点点头之交了。

谢谢文道,谢谢各位。

梁文道:谢谢贺老师,刚才他谈到罗伯特·达恩顿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论,我也很喜欢那本书。这本书恰好可以给我一个线索,接下来谈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谈经典,我们今天该如何来谈经典。

有时候一本书,尤其一本经典,能够给我们的东西,是已经超出了它书本身所涵盖的范围。什么意思呢?例如说我接下来会介绍的,我以后节目中大家会看到讲日本的《源氏物语》的时候就会发现,《源氏物语》这本书作为日本文学史的经典,它成为经典的过程本身就很有趣。就像我们今天讲中国四大名著,大家都知道哪四大名著,但这四大名著这个说法,直到清朝以前都不存在,就算民国之后才开始慢慢我们说有四大名著。

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学里面从来不认为小说有多了不起,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小说很重要,把《红楼梦》当成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代表著作是一个现代观念的结果,因为我们现代接受了一个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在这套文学观念里面小说被认为是文学之中四大门类之一,有时候甚至是最重要的门类。因此,为了要显示我们中国也有文学,也有可以跟西方抗衡的文学,我们就要拿小说出来,但拿小说出来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会选出了四大名著。

日本其实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日本还可以夸称《源氏物语》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早的一本长篇小说。某个意义上是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尽管《源氏物语》在日本历史上向来都是非常有名,很多读者写东西都会引述它,是他们日常文人生活、上流社会生活语言的一部分,你会引述它。但是《源氏物语》在日本本来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它的流行是一种,大家就当成是一个百年以来都很流行的流行文学。但是大家不会太看中它,不认为它是多么了不起、多么神圣值得公奉的东西。

它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重要呢?也是现代。为什么?因为源氏文学是“假名”书写,他不是用汉字书写,但是在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所有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都被认为应该是汉文文学,汉字写的。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本文学,古典文学,我们一来就谈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谈《平家物语》,谈《枕草子》,但是我们基本上忘光了日本过去有一千多年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跟韩国人一样、跟越南人一样汉文书写的传统,那些书都上哪了呢?那些书今天有谁看呢?今天那些书日本人自己不会看,中国人也不会看,它就这样子埋没在里面。而《源氏物语》的重要是到了江户时代,他们国家的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要开始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尤其自己要跟大陆的汉文切割的时候,这个用“假名”写的文学作品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

所以我们读《源氏物语》,读这本日本文学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一个经典,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它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又或者有一些经典,像根据贺老师提到的罗伯特·达恩顿那本书,一开头就要解决一个很有名的关于书的传播史上的公案,那就是伏尔泰跟卢梭的书,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到底起过多大的作用。

因为一直有一个很有名的讲法,说卢梭的《爱弥儿》,我们今天都觉得是了不起的书,启蒙时代的名著,对法国大革命很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可是这本书,有人曾经这么讲过,在法国大革命前,它总共只卖出了50多本。如果一本书只卖出50多本,它怎么去影响法国大革命?当然这是一个公案,后来很多人说其实没卖那么少,但是在讨论这本书的实际销量的时候马上出现一个难题,那个难题就是刚才贺老师提到一个相关的事,因为我们今天实在很难去搞清楚到底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老百姓在看什么书,你看当时的书店,他卖的书,他的名单,他的库存资料,上面写的很多书都是哲学经典,仿佛当时的法国人真的很有文化,各个都在读伏尔泰,在读狄尔泰,在读卢梭,都在读一些思想家的巨著,因为那些书名字常常出现,那些书每一本的印量都非常高,但实际上你再仔细看就会发现它有问题,有水份。

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书店要卖禁书的方法是什么?比如我明明要卖一本黄书,这本书的内容是讲到了我们的王后怎么样去一个修道院,跟全修道院的修士都搞过了,是这样一本书,但这样书你不能公开卖,在书店卖怎么卖呢?书店就把这个名字改到,或者贴上一个新的封皮是伏尔泰或者是卢梭,这样就假装成很严肃的哲学文学著作,所以你今天去看当时的销售目录,你以为当时法国人都很有文化,那是骗人的。

于是就可以讨论到这个经典该怎么讲,如果我们今天讲影响法国大革命的经典,实际上起作用的是不是当时的那些黄书呢?因为那些黄书摧毁掉了法国人对教会,对国王和贵族的最后一点信心。这帮人固然已经很愚蠢,已经霸占了权利,没想到他还很腐败、很下流。所以黄书的确对国家的危害是很大的,因此我很赞成今天我们国家要正三观反三俗,很有道理。比如说,我觉得像贺老师的著作,在我看来,就不比我在香港最近看的一本《周永康不为人所知的私生活》来的危险。

我想在谈经典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不止是在谈书,而且在谈一个经典成为经典背后的故事,那些故事本身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遗产,它可以让我们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来构成的。所以我希望在《一千零一夜》这个节目里面,以后陆陆续续大家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这个节目还在变化,我们拍到第九集之后,拍摄的方法已经开始继续微调,连音乐都在继续变,我希望它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到时候还需要大家继续多给意见、多多指教。

(来源:理想国)

《开卷八分钟》新年正式停播

“每天一本书,只要八分钟!”这是凤凰卫视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的口号。谁也没有想到,2014年12月31日,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和《缓刑》是《开卷八分钟》的绝响。

1月6日晚,《开卷八分钟》新浪微博账号“凤凰开卷八分钟”贴出公告:开卷八分钟停播了!是收视率还是其他原因造成这档读书节目停播,该微博账号没有做出回答。

从1月2日起就有观众开始在网上询问,怎么《开卷八分钟》没有播。到了1月5日周一,《开卷八分钟》依旧没有播出。节目可能遭到停播的猜测开始在网上多起来。直到1月6日晚,新浪微博账号“凤凰开卷八分钟”发布停播公告。

“凤凰开卷八分钟”在1月6日晚的公告中称:“从2007年1月1日开播,到2014年12月31日停播,整整八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坚持期数最多的读书电视节目。但是告别的时刻还是来临了,感恩一起读书一起成长的朋友们。”此后,微博介绍也更改为“于2007年1月1日开卷,于2014年12月31日停止更新。感谢一路有你们陪伴”。

《开卷八分钟》长期坚持文人读书的风格,吸引了一大批观众。在1月1日该节目微博列出的“开卷八分钟2014年书单”中,可以看到去年的推荐书里,中英文图书皆有涉及,分为“历史·思想”“文学·文化”“生活·其他”“时事政治”“自然科学”“香港风物”6类,其中既有米兰·昆德拉《庆祝无意义》、林青霞《云去云来》这样的本年度热门新书,也有威廉·戈尔丁《苍蝇王》、杨绛《洗澡》这样的经典之作。

对于《开卷八分钟》的停播,该节目的老观众纷纷表示惋惜。有网友质疑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容不下这样一档单纯的读书节目”,但节目方并未对停播原因给出说明。网友胡天翼感叹,“看到停播的消息,第一个想到的是:‘接下来,我得完全靠自己读书了’。”

2014年12月31日的《开卷八分钟》成了这档读书节目的绝唱,这最后一期读的书是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两部代表作《暗店街》和《缓刑》。

《开卷八分钟》开播于2007年1月1日,节目长度为8分钟。周一至周五,在每天17:05首播。节目每天用短短的8分钟时间介绍一本书,希望让观众用最简便的方式碰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7年多来,这档华语世界最有影响力、持续期数最多的读书节目为全球华人推介、导读了千余本好书。

8分钟真的能读完一本书吗?节目制作方曾回应:“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大家知道吗,其实法国,第五频道也有一个节目,也是每天介绍一本书,那个节目主持人是每天用一分钟讲一本书,有人能想象得到,用一分钟讲一本书是怎么个讲法吗?

【来源:《东方早报》讯】

梁文道:帝国的前锋

因为想多了解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细节,我终于硬下心肠,拿起了T.E劳伦斯的《智慧七柱》,这本据说「名声在外,享有美誉,但很少有人读过的书」。今天大家谈起「沙漠里的劳伦斯」,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往往会忘了他在中东地区所策动的那一切冒险,其实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部份。而且这一部份对今日世界局势的影响,可能还要比一战在欧洲留下的作用大得多。美国战地记者安德森(Scott Anderson)在前年出版了一本非常扎实的专著《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谈的正是这个问题,可以为《智慧七柱》的现代读者提供一个更深广的背景。

先说劳伦斯自己的巨作,便和我之前听说的差不多,它那些关于地形的长篇大论着实沈闷,恐怕只有像劳伦斯那样的军方特务,才会这么关注何处有水井可供补给,何处太过平坦所以不利埋伏之类的问题。但它精彩的地方,却远远超出预期,令人难忘,特别是对残酷战争的描述,以及在战事中渐渐养成的一种淡漠。例如一场屠杀过后,劳伦斯看到了满地尸体,他的感觉竟然是:「死者看上去很美,月光温柔地洒下,把他们软化出一阵新象牙般的颜色」。又比如为了避免伤重的伙伴被敌人俘虏折磨,劳伦斯承担责任,果决地一枪打爆他的脑袋;当晚他又顺便杀了死者留下的骆驼,好制止其他人为了争夺这份遗产而吵架,同时还多了骆驼肉给大伙当晚餐。

劳伦斯向来是个谜,一方面是个名闻全球的英雄,另一方面却有很多人批评他说谎,既出卖了阿拉伯人也背叛了英国。怀疑他在书中自我标榜,浪漫化自己事迹的,更是多不胜数。安德森非常清楚劳伦斯的叙述与事实时有出入,可他同情这个传奇人物的矛盾。的确,一个真的想要自我炒作的人,又怎么能像劳伦斯那样,回国之后隐姓埋名到了干脆替自己更改姓名的地步?身为英军的荣耀,他却在战后请求重新入伍皇家空军,坚持当个最普通的小兵。就连《智慧七柱》,他最初也只是自己手摇印刷了八本,用来分送友人,后来耐不住外界公开出版的要求,这才勉强出了两百册的删节版。这种极端的低调,与他文字中那种对暴力场面仔细而唯美的铺写,以及文字背后那一丝淡漠,其实十分相应。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在沙漠上成名的冒险家,另一个军旅出身的英国作家,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他可能是英国最后一位经典意义上的大探险家,出身良好,在伊顿和牛津念书,但他身形高大粗犷,鼻子曾经因为拳击赛而断过三次。就像他的偶像劳伦斯一样,他也从军外征,深入敌后,而且一样带队打过以少战多的胜仗。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他后来两次徒步穿越阿拉伯半岛上的「空白地带」,以一般人根本活不下去的少量食物和淡水熬过那连贝都因人都感到畏惧的人间地狱。除此之外,近距离猎狮,与撒哈拉沙漠周边各部族打成一片,这等寻常白人探险故事就更不用说了。我说他「是英国最后一位经典意义上的大探险家」,理由之一是他乃2003年才去世的当代人,离我们不远。理由之二则是他的旅行带着一种非常古典的浪漫色彩,和科学发现无关,和宗教传布无关,更不是为了享乐好玩。他的漫游,更多的就只是因为想走而已;既然眼前有块沙漠,何不进去看看?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股极端自制的英式中产阶级淡漠。他的文笔绝对比不上劳伦斯多彩,也不喜欢给读者上历史文化课,甚至连帝国探险家常见的那种政治关怀也没有,他只是非常朴素而微观地描写途中的遭遇与人物。换句话说,他干燥的文字绝对不是「千年一叹」式的文化苦旅,充满无谓的感慨和过度夸大的联想。他完全沈浸在异族文化的广袤和眼前所见的世界当中。

有一回,塞西格穿着整齐三件头法兰绒西装,以老派的上层社会腔调演讲,使得慕名而来的年轻听众有些轻微的失望。因为大家都以为自己会见到一个Indiana Jones式的汉子,没想到竟是如此一位老绅士。特别令人摇头的,是他谈到自己经历时的节制,不加油添醋,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到了问答环节,终于有人举手来点刺激的问题:「威尔弗雷爵士,你第一次杀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杀人?我从来没杀过人呀」「但你的书里头……」「噢,我懂了。嗯,我当然试过拿着来复枪从远距离杀人」。另一个学生接着提问:「威尔弗雷爵士,孤身一人走进吓人的『丹尼基』乡野(Danaikil,位处埃塞俄比亚东北的荒漠,地球上温度最高最不宜人居的地方之一),遇到当地那个把敌人睾丸挂在脖子上来庆祝胜利的年轻统治者,是什么感觉?」「他看来很愉快」,塞西格略微沈吟了一下,想找一个恰当的比喻,然后他说:「好像他刚得到了First Field Colours(这是伊顿公学独家球赛的奖章)」。

这便是我所说的淡漠,或许塞西格在开枪杀人的时候就是真的这么无感,乃至于他根本不以为自己杀过人。又或许,他只是在装,伪装出一副对任何血腥带色的事情皆不反应的态度。但就算是装,他也还是十足地保持了老派英国统治阶层的派头。这淡漠,这自持,正和劳伦斯类似,是那个年代许多探险者、开拓者、冒险的阴谋家,在地球遥远角落维护帝国利益的管理者身上的共同特质。一方面,它固然是英国人最引以为傲的民族美德,令他们得以暗暗夸耀自己的处变不惊;但另一方面,这种品性似乎又与帝国的本质相关。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联系呢?

安德森在他那本研究劳伦斯的大书开头,部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提到了劳伦斯写给父母的家书,「主要特征是彻底的冷静超然,……仿佛是在作学术演讲」。这是当年帝国中产阶级合宜的情感表达方式,因为「从孩子降生起,父母就不得不告诫自己要坚强,因为他们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将来可能会漂洋过海,前往帝国的一个遥远的前哨,或许几十年都不会再见面,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法重逢」。这是帝国的负担,因为他们深信「大英帝国矗立于现代文明的巅峰,帝国的特别义务是通过贸易、圣经、枪炮,或者这三者的结合,去启蒙和教化世界上较为不幸的文化和种族」。劳伦斯和塞西格都是热爱他族远多于祖国的人,都对帝国的霸业和官僚有着很深的抗拒。可是,在最根本的性格形成上讲,他们始终是帝国的产物。而那个大探险家的时代,早已告终,正如培育他们出来的帝国一样。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我必须正义(二之二)

点击阅读:《献媚与自限(我必须正义二之一)》

出于恐惧,为了自保,一个有权力的人会想尽办法堵漏,封掉所有可能酿成意外的东西,哪怕他了解那种可能其实小得不象话。出于恐惧,为了谋利,一个知名学者可以厚颜撰诗,极尽谄媚地颂扬今上,哪怕他的教养和直觉会告诉他,这是种多么丢人的事。这种情况这种人,我们一般都会说他们可笑而无耻,埋没真心,甚至丧尽天良。那是因为我们以为,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自己干的是对的,他们自己也不能认同自己所说的那些话。一个人的言行若是违背了他自己的信念与原则,这岂不是种道德的败坏?而且它还是明知故犯的道德败坏。任何人要是出了这种问题,恐怕都不能够心安。所以我们在谴责这些人的时候,常喜欢用上「扪心自问」之类的说法,意思是要他们挖掘自己的内心,坦然面对灵魂深处的真相,看看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到与自己和解的安稳境地。

我很相信人是需要与自己和解的,因为要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个恶棍,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所以多数「坏人」都不认为自己很坏,一个恶贯满盈的贪官也总得有面对子女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对的,好的,正义的。他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东西来支持自己,证明他那些表面上很丢人很难堪的言行,原来在另一个层次上(最好还得是更高的层次),竟然是站得住脚的。

或许这就是为甚么我的朋友会发现那些和他一起开会的专家,满口最荒谬最没有人味的政治效忠言语;同时却还能一脸正气,语气诚恳的原因了。当然,这绝对可以是段很入戏的演出,但会不会有那么一丝机会,他们正在努力逼使自己相信自己正在说的宏大道理?那些意识型态的宣传,那些非日常的官腔,本来是大家私下嘲讽的对象,没人拿它们当真。可是现在,他们必须学着接受,接受它们如接受天底下最崇高最正确的真理。

唯有如此,他们才能与自己和解,确定自己没有矛盾,没有违反自己的信念。因为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例如「这是个盛世」,「习大大是毛泽东以来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全国文艺界都该反省过往的缺失,领会习主席讲话背后的真理」。这么一来,他们在道德上就没甚么好指责的了。不只不可指责,甚至值得钦佩。因为此刻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是我们在一个庸俗的角度上看,才会觉得他们擦鞋拍马;可是他们晓得,他们比谁都更接近真实。他们成了真理的代言人,正义的化身。由于他们在一个更高尚、更深远的存有层次上正确,所以眼下这一点点凡人眼中的失节和错误,全都变得那么渺小,那么地微不足道。

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因为此刻他们所投靠的那套价值观,本来就有它「正确」的一面,那一面既是来自历史,来自一个长年掌握权力、不停运转的意识型态机器;也来自这具机器饶有成效地把它打进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我接受的这套价值,是套「一贯正确」的价值,而且还是社会上多数人都不会反对(或者是不敢公开反对)的价值。

再说吧,在抽掉任何具体关涉,放弃了任何深究的念头之后,那些为人质疑讪笑的意识型态语言,听起来也还真是那么地正确。比如说禁掉一些描写小三的影视制作,是为了「导正社会风俗」;难道「导正社会风俗」有错吗?封掉一些人的嘴巴,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因为稳定对今天中国的发展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难道社会稳定不好吗?中国的发展就不需要稳定吗?他们夸张地赞扬习近平,因为他大力反贪,因为他说文艺作品不能只是拜金;你能不同意吗?莫非你觉得贪腐不错,文化全该媚俗地倒向资本?

久闻前南斯拉夫的丹尼洛.契斯(Danilo Kis),我却是最近才透过中译了解到这位作家的伟大。在其短篇小说《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里头,恰好就有一段文字,入木三分地刻划了这种与自我和解的荒谬。小说里的主角诺夫斯基是个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的传奇人物,但也和许多早期共产运动的志士一样,后来却遭到党和国家的肃反,丢进大牢,遇到无情的酷刑与折磨,硬是要他承认一些自己没有犯过的重罪。同样的场景,阿瑟.科斯勒(Arthur Koestler)也曾在其名著《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写过,可是丹尼洛.契斯却要比他更狠更精准:

「诺夫斯基拖延着质询的时间,试图在供词里──这可能会是他死后留下的唯一文件──加入一些措辞,通过精心的自相矛盾与夸张手法,不仅减轻他最终的溃败,还能暗暗告诉未来的调查员,这篇供辞的整个架构都是建立在靠折磨压榨出来的谎言之上」。换句话讲,他在试着「不屈地屈服」,苟延残喘地为后人留下一丝真相的痕迹。

而负责审讯他的调查员费杜金,他则「非常清楚,这份长达十页、密密麻麻打出来的供词完全是杜撰出来的」。但他工作认真,「在漫长的夜里用两根手指笨拙又缓慢地打着(他喜欢事事亲力亲为),努力从某些假设推断出合理的结论,如此编造出来的。因此,费杜金感兴趣的不是所谓的事实或人物,而是那些假设和对它们合理的运用」。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埋没良心的人。不,调查员费杜金只是埋没了事实和「表面的真理」而已。

丹尼洛.契斯以第一人称的声音冷静地分析:「我相信他们所依据的都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的目的:诺夫斯基拼命要在自己的死亡与溃败中保全的,不只是他个人形像的尊严,还有所有革命志士的尊严,而费杜金在杜撰与假设之时,拼命想保住的则是革命正义以及施行这正义者的严苛与一致性:因为摧毁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体的所谓真理,总好过更高层次的利益与原则受到质疑」。费杜金在审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残暴,并不是因为他很变态。相反地,激起其恨意的:

「正是被告这种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自己那点微薄的真理的病态需求,而所谓的事实只会疯狂地绕着脑壳打转,毫无进展。他们这种盲目的真理无法形成一种需要牺牲的、不关心也不能关心人类弱点的,有着更高的价值与正义的系统,这激怒了费杜金。对费杜金而言,出于责任签字招供是合理的,更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因而值得尊敬;无法理解如此简单明白的道理的人,都会变成他的死敌」。

荒谬,但是现实。越是受到质疑,一个尝试与权力及自我双重和解的人,就越有需要觉得自己正义。所以一个人完全可以一边无情地痛打他心目中的暴民,另一边却感到自己的心情宛若期盼子女懂事的慈母。而且你对他的每一句咒骂,也都成了他那崇高正义的证明。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开卷八分钟】《重说中国近代史》:戊戌变法失败因没带慈禧一起玩?

蒋晓峰:

《开卷八分钟》,各位好!我是蒋晓峰。今天的开卷我带大家来读一本书《重说中国近代史》,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这本书的作者是张鸣,人大的教授,大家都不陌生,张鸣应该说他个性鲜明,在嬉笑怒骂中掩藏着严肃的悲悯之心。那么说到《重说中国近代史》应该说关键词就是重说了,也就是中国近代史早有说法,但是在张鸣看来是值得重新来解构的。

所以我好奇在那个朝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怎样来看待当年发生的事情,因为历史毕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呢?按照张鸣的说法看起来似乎是没什么用,但是实际上是离不开它的,对于一个民族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记忆都不可或缺,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

很多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一种失忆的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在世界的格局中也定位不好属于自己的位置。

那么近代史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如果不知道近代中国是怎样融入世界的或者无视这个过程只强调革命,那么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放下革命搞建设,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开放,结果就是重新革命来排外。

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待中国和西方两个世界体系,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的躁动对于东方资源的掠夺就是输出型的体系,属于殖民体系。那么这两个体系必然有互动,只是良性和恶性这个问题,中国的天下体系叫朝贡体系,天朝是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知道世界周边有多远,天下的中心就是中国,中国是天下的共主,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向中国来朝贡。

中西可以称为两个体系,也可以称为两个板块,两个板块剧烈对撞的时候就是中国近代史剧烈动荡的年代;说到近代相当于明朝应该说清朝相对是一个更加内向的王朝,那么在开放的问题上应该是存在很大的缺陷的,不过它靠着内陆的经济的增长也达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高峰–康乾盛世。

但是在末端,英国人来了要炫耀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时要来谈通商,希望中国可以按照西方规矩贸易来经商,多给英国人开一些口岸,不要仅仅设限制在一个广州。那么英国人的想法和当时中国人的世界中心观应该说是格格不入的,天朝对于商业是毫不在乎,也基本不收来商税。

那么英国以商业立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大量的茶叶,而英国的商品在中国是打不开销路的,什么睡衣、钢琴、西餐、刀叉无人问津,英国人市场调研应该说做得很不靠谱卖不出去,长期和中国人做贸易就吃亏了,所以英国人就希望用一种新的替代物来打破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平衡,所以就出现了鸦片,可以理解为战争就是商业行为的延伸。

只不过在那个时代还是丛林时代,道德规则就是弱肉强食,西方要迫使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能不打仗当然好,但是达不到目的打仗也是再所不惜的。

这个事情就只能由天朝的皇帝们来应对了,而清帝更是一直以合道统、治统于一身的。那么不认为士大夫有资格来治国平天下,那么国难当头我想也只能是由皇帝来亲自负责,亲自来处理了,而天子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要让天朝融入西方世界的体系简直是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中国被挨打了,作者张鸣就问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挨打能向西方学习吗?不挨打就学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中国人做不到,这可能跟国民性和民族性有关。他说如果不能正确的对待历史就不能走出历史,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是,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

清末的统治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作者张鸣认为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矛盾转换并没有遵循着土地兼并、农民流离、饥民遍地、领袖揭竿、起义风起的逻辑,那么清朝的问题首先就是统治极其的腐朽,拿不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对策。

满人入关之后对于汉族的士大夫的压制,特别是从乾隆开始强调乾纲独断,喜欢奴才,不是有抱负的士大夫;当然有太平天国,有农民造反,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汉族湘淮军的崛起清朝可能是真的悲剧了,危难时刻汉人开始受到了重用,像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等,那么王朝在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中心–洋务运动,当时称为是自强运动,所以张鸣说是太平天国把汉人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了。

一说到洋务运动又会想到甲午战争的失败,当然不能说洋务运动一无是处,只是没有学好、没学透,只变器没有变质,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经过甲午战争国家的生存危机已经是十分严重了,变法的呼吁应该也是十分的强烈,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最重要的是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传统上说顽固派实力太强,禧太后是扼杀变法等等。

作者就认为在清朝政府部落政治里,满族的贵族首先是一个大的统治的民族,过早的触动满人的利益不可能不遇到阻扰,同时又是在一个帝后的二元结构当中,这个禧太后也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大权旁落。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是希望光绪乾纲独断,但是没有人呼吁让禧太后来主持变法,所以所有人都把她忽视了,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相信您跟我一样很多人对于近代史的接触或者了解都是从历史书上开始的,但是历史书上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真的是不是和真相是一回事情呢?我想张鸣教授用他另类的一种眼光,帮我们来重新梳理了中国近代史曾经发生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来源:开卷八分钟】

梁文道:瓶中信

大陆三不五时就会有禁书的消息,今年夏天我就听过一则传闻,关于一部很受欢迎的史学著作(不是余英时先生的书,请勿误会),他们说那部书快下架了,要买得赶快买。起因是一封告状信,大意是控诉这部书扭曲国史,诋毁光辉悠久的五千年华夏文明。根据传闻,这封信写得很「左」,看得出是外行人手笔,许多内容都和当今史学界的认知相去甚远。例如中国信史的开端,那部书说夏朝的存在与否,仍有争议;这封信的作者就很不高兴了,觉得这些话非常恶毒,用心叵测。

有意思的是一封寻常告状信又怎能有那么大的威力呢,居然可以惹出这番小小风波?原来作者的身份不寻常,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老科学家。朋友们说到这里,也就明白了,「就是老头嘛,头脑顽固」。但我却一直放不下这则消息,回头反复地想,一个有名望的长辈学者又怎么会写这样的信呢?这再也不是一个需要用告状来自保的年代了,所以揭发他人论著的「问题」并不会为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可见他是真的很生气,真的很看不惯那部史着,真的感到自己必需做点什么。在他而言,那或许还是义愤吧。

然而,看完一本书之后,你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同意作者的见解,跟着写一封信给政府部门,要求他们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正常的情况是写一篇书评,想办法找个地方发表(就算自己贴到网上也好),好把你的看法公诸于世,让读者自己评理,不是吗?你不赞同一种意见,究竟是该反驳它,还是干脆委托权力去彻底消除它的存在呢(即便你认为那种意见是政治的,是『大是大非』的决断问题)?

这则朋友们拿来在饭桌上当笑话的消息,让我难过良久。因为那位老人相信告状信是对付异见的方法,就算不是唯一,至少也是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气氛使他觉得这是个好方法?身在香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会有一个能接这种信的政府部门,它不只能接到这类告状信,而且还有资格据此评断一本书的价值,更可以决定它还能不能继续在市面上流通。也就是说,因为先有这么一个部门,并且真有这样的渠道,所以那位老先生才能肯定那封信可以起到消除「邪说」的作用,于是他就不用写书评了。他放弃了对公众说话,也放弃了向那些已经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们讲理的机会;他的选择是对少数人说话,然后防止更多人成为该书的读者。末了,他还要觉得自己站在了正义那一边。

设法封堵自己不同意的异见,当然要比辩论有效,因为辩论和对话总是预设了自己会输,而对手不被说服的可能。所以我们才会老是形容一个不容异见的政府「不自信」,因为他们不愿把自己拖进一个交谈的情境,不愿接受自己可能会在道理上说不过人家的结局。但是对于这位非常愤怒又非常有正义感的老学者而言,他就恐怕不是在害怕自己无理了;恰恰相反,他是极有自信,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理,并且认为告状和禁书也是真理运作的正常方式。他是对的,他讨厌的那本书是邪说;而真理压倒邪说,自然也是对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来压倒邪说。

前一阵子,禁书的传闻终于也传到我头上来了,于是有记者采访我的感受。但说实在的,我又能有什么感受呢?除了和余英时先生并列一张名单,是我这辈子都没想过的事之外。最大的问题在于假如这是真事的话,我也不会知道拙作在大陆被禁的确切理由;就像许多被「敏感」的人似的,你永远无法得知自己为什么「敏感」了,是你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吗?你不知道,你只能自己领会,也让别人猜测其中的玄妙。既然不晓得自己写错了什么,感受也就无从说起了。

我真正在意的,却是好些欢欣鼓舞的网民,他们看到了传说中的禁书名单之后,很是畅快。有的说:「这堆垃圾早就该拿去烧了」,有的认为「那些废物留在这里一点用都没有,禁得好」。看来他们也和那位老科学家一样,十分自信,十分同意禁书是证明真理的途径。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肯定自己,又如此肯定禁书是个比交谈更有利于通向真理的道路呢?我难以理解,因为我几乎从未拥有过这份信心。每次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总会后悔,生怕自己见识不够,思虑不周,言不尽意。我想,我和他们的最大分别,就是我时常暗自怀疑自己其实错了。

故此,我爱看批评我的文字,近乎自虐般地爱。就算发现它们并不总能叫我心服,但也一定能启发我想得更多。例如一位常常斥责我「卖港求荣」的博客,我就跟随了他好一段日子,甚至想过好好响应。只是这位博客也是个有自信的人,他的首页铭言是要叫「君子笑,小人哭」,可见他不只正确,而且还是道德上的正确;笑着赞同他的人都是君子,哭着臭骂他的人则都是小人。你该如何与一个这么正确、永远正确的人对话呢?或者是有办法的,起码他不会赞成禁书;只不过我累。看见那些欢迎禁书的网民,想起那位写信向政府告状的学者,我的感受就是疲惫。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上演的第一出外国话剧是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根据导演黄佐临的回忆,曾经在学术界「又红又专」的气氛底下备受折磨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当时正好就坐在他身边,在看到最后一场戏时,华先生终于忍不住哭了。为什么以「疏离效果」著称,反对引动观众情绪的布莱希特竟能令华先生哭了起来呢?那是因为这次演出的改动相当大,把原著里比较复杂的伽利略变回一个大家熟悉的科学英雄。他被人告上宗教法庭,迫着为自己的「邪说」认错屈服,埋没良心,原来就是想要换回一点时间,好完成自己的论著,留诸后人评判。那最后一场戏是他的忏悔,虽然一时忍辱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但他究竟出卖过自己的信念,想来还是难过。华先生就是看到这里,感同身受。当年,看过这戏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人能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他们大概都会悲哀过去几十年的遭遇,同时又不免长叹,那段靠权力来判定学术真理的日子终于完了,以后大概不会再临。今天写下那封告状信的老科学家,当时是否也曾如此想过?

后来有人辟谣,说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那张禁书名单不实,便有朋友替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劝我这两年最好避避风头,少谈政治。但是一个做评论的人,活在当下,又该如何写一些可避风头的事呢?除非我能知道天体运行的原则,或者类似的真理;可我不能,我只有一点极可能是错的观察和意见,说给同代人听。

加拿大作家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近写成一部小说,要直到一百年后才能公开。那是个苏格兰艺术家的主意,叫做「未来图书馆」,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近郊一块种了一千棵树的小林里,就像个书的时间锦囊,此后每年邀请一位作家提供一部新著封存,直至2114。2114,那时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挪威仍然存在?这个计划还在执行?还有书吗?还有一种叫做读者的人吗?这真是作者与读者之关系的终极挑战,名副其实的「让时间来证明一本书的价值」。忘了在哪儿读到这句十九世纪某位法国作家的话:「凭什么相信时间能够淬炼出经典?凭什么相信后人的眼光?我们怎么晓得以后的人不会像我们一样愚蠢」?再说,你又怎样去为一些百年后的读者写作呢?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艾特伍德阔达,她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反正一个作者「不会知道谁在读她的书,也不知道读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种族、国籍和身份。写作,本来就像瓶中信。」如果不能说话给同代人听,那就把自己这番关于今日的造像留给后人罢。他们或许会笑话我错得离谱,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比他们聪明,看见我愚蠢地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昔日世界;又或许,有极大的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收到我的留言,因为大海表面早已被玻璃瓶子填满,浪潮碰撞出一片片碎裂残渣。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最后的月食,永恒的罗马(罗马的最后一日.下)

罗马开端容有疑问,但其末日却是个定数。就像许多大人物似的,出身寒微,没人在意,所以就连生日都不重要了;可等到他死,大家却都惊叹,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呀。因此,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是个永远被人纪念的日子。

末代皇帝君士坦丁与「新罗马」的建城者同名,但他没有任何得到「大帝」称号的机会,因为传到他手上的这个帝国,除了一大堆令人听得头昏脑胀的官僚头衔之外,早就只剩下一具败落残破的躯壳了。难得的是,在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五十年里,王公大臣居然还在好整以暇地争夺那些毫无实质意义的空衔,为了名义上的高低勾心斗角,果然一副末世景象。好在君士坦丁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斯蒂文.朗西曼说他「为人正直清廉,从未做过有辱斯文之事。在处理与其桀骜不驯的兄弟关系时,他也表现得慷慨仁慈。在帝国臣民眼中,他也是一位亲民宽厚的君主,深受爱戴。因此,当他作为皇帝进入君士坦丁堡时,得到了首都市民发自肺腑的拥护」。不只如此,他还知人善任,没有门户之见,以其魅力聚集了一群能臣干吏。难怪后来有人认为,这时期的君士坦丁堡朝廷乃是帝国近百年来最有朝气最能干的。

真是夕阳无限好,就在最危急的关头,向来以实际狡诈著称的威尼斯商人竟然伸出援手,誓言绝不离弃君士坦丁堡,他们把留在城内的商船悉数改装成战舰,决定要为圣马可狮子的尊严而战。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威尼斯死敌热内亚人的加入,年轻将领朱斯提尼亚尼(Giovanni Giustiniani Longo)招来七百名志愿军,赶在土耳其大军围拢的前夕抵达。热内亚人和威尼斯人尽弃前嫌,愿意共同守护这座孤城。皇帝非常感激这些异常英勇,共赴大难的外国友人,同时又派人动员全城可用力量(包括修士)准备决战。清点了一下,他发现能够投入战斗的人数不足七千,要守护的城墙却长达14英哩。城外,则是奥图曼帝国的十万部众,其中包括了携带火器与巨炮的精锐禁卫军,扬尘于万里之外的安那托尼亚骑兵团,以及正在攀越山岭而来的新造巨舰……。

这场惨烈的战斗已经加载史册,攻守双方的勇气和计谋都不必再说了。值得一记的,倒是五月二十四日之后的月食。「五月即将过去,在花园及灌木丛中,玫瑰盛开了。然而月光是惨淡的,对拜占庭人而言,既然月亮是帝国的象征,末日即将到来的想法,沉重地压在他们心头」。

于是,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拒绝臣下逃亡建议的皇帝召开了御前会议,并且就像小说和电影里头那些真正的悲剧英雄一样,发表了一番关于命运与牺牲的演说。他谈到了真正的信仰,以及这座伟大城市的高贵历史;又提醒臣民勿忘自己乃古希腊先贤与罗马列代英豪的传人,不可愧对夙昔的典范。他还特别感谢专程赶至的意大利人,因为那是俗世中最不可思议的情谊。至于他自己,他说,他已经交出了自己,为了子民,一个皇帝的性命就该如此付出。然后他宣布最后的决战将至,不必惧怕令人闻风丧胆的土耳其重炮,也不必惧怕金角湾对岸如林的旗海,在上帝的眷顾之下,君士坦丁堡绝不退让半步。听罢这番讲辞,所有人都激动地站了起来,向皇帝宣誓。而皇帝则一一走到每个人的面前,请求他们原谅自己之前的过犯。「人们纷纷互相拥抱,就像壮士赴死前的表现一样」。

接下来,就是圣智大教堂的最后一场弥撒。这场弥撒不只绝后,而且空前,因为此前纷争不息的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终于达成了合解。罗马认可的枢机主教和君士坦丁堡牧首最后一次身着华服,在高耸宏大的穹顶之下共同主持仪式。原本誓不两立的信众在基督君王、殉教圣人,以及罗马历代皇帝的马赛克造像眼前,齐心告解。

礼成,所有大臣和指挥官彼此告别,各赴岗位。皇帝则骑上他的白马巡视城墙,确定一切井然有序。他的家人和朋友们记得,那是他们见他的最后一面。

五月二十九日傍晚,血流成河的君士坦丁堡已经被洗劫得差不多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这时才在卫队的簇拥下凯旋进城。他策马缓缓步向余晖照耀的圣智大教堂,然后在门外下马,在地上拾起一捧泥土撒向自己的头巾,以示谦逊。在他的长老教士登上祭坛,高呼「唯有阿拉,别无他神」时,他跪倒地上,感谢为他带来胜利的真主。

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呢?其尸首何在,至少有四、五个版本的说法。但他生前的最后一刻,倒是只有一则见证。大门被攻破的时候,一片混乱,里头是往外逃命的乱众,外头是源源不断的土耳其士兵。皇帝的一个部将大喊:「与其苟且偷生,毋宁以死殉国」。皇帝立刻摘下了肩上的皇家纹章,手举刀剑,与他和少数左右奔向迎面而来的人潮,然后就此消失在历史当中。

一瞬间,拜占庭覆灭的消息传遍欧洲,各国王室震惊不已,许多人都在懊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伸出援手,听说君士坦丁的故事之后,更是惭愧不已。就连游吟诗人都为他谱颂哀歌,称他是真正的奥古斯都,罗马的继承者,「其高贵远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的暴发户可比」。

如果卡兰迪尼(Andrea Carandini)没错,罗马真是在公元前七五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建城,那么到了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这就是两千两百多年的岁月了,一个人类史上最久远最长寿的政治符号。又由于它是符号,所以它是永恒的,没多久,便产生了「第三罗马」谁属的争论。首先是奥图曼帝国的苏丹,由于穆罕默德二世身上真有拜占庭王族的血脉,又由于他征服了拜占庭,所以在日后苏丹那一长串使人目眩的称号之外(例如『真主在大地上的投影』、『四片海洋与三座大陆的王者』、『地平线的主人』),还有一个表面看来比较谦逊的「罗马人的西泽」。其次是俄罗斯的沙皇,因为他已经成了东正教世界的唯一守护,承袭了宗教上的法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宣布莫斯科就是最新的罗马。也不能忘了「既不神圣,又与罗马无关,更加不是个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他们自认是查理曼大帝的后人。三种信仰、三种语言,三个罗马,直到今天,这三个「第三罗马」尽皆如雾退散。即便想把柏林变成「最后罗马」的希特勒,也卧倒在了「第三帝国」最后地堡的血泊当中。可罗马,做为一个野心的奖赏,权力的空想,却始终长存不朽。犹如海市蜃楼,因其虚幻,故此不灭。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拜占庭的夜莺(罗马的最后一日.上)

始于一座城市的帝国,最终也终于回到了一座城市。

今天去到伊斯坦堡的游人,大概很难从这座天际线被呼拜塔勾勒出一道道弧线的城市,联想起那个曾经主宰过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帝国。然而,在它刚刚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时期,这座城市的居民和统治者却十分认真地把它当成罗马来看。不只是绵 延数十公里的高架引水桥,不只是通往一切方向的石砌大道,甚至不只是那比老罗马城原版还要壮观的赛马车竞技场,他们还在这个新城指认出了罗马的七座山丘,以及一条他们居然觉得可与台伯河相比的小溪。罗马就像一个悬浮在天上的空中之城,是一个理念,一个至善城市的典型,如今离开了败落腐坏的意大利,带着原有的建筑与地貌,空降在这两片大陆之间的岬角上方。在这里,他们重建罗马,重建出整套帝国的规模。

那年头,西罗马帝国渐渐陷落,新兴的「蛮族」王国忘记了罗马人洗浴的优雅和奢侈,使得欧洲回到了充满汗味的粗野世界,再也没有人懂得怎样雕琢出一具洁白完美的大理石美少年,更没有人晓得皇家建制 的盛大与隆重。唯有君士坦丁堡,不单保留了罗马的法统,皇帝的血脉,而且还踵事增华,以繁复神秘的东正教礼仪塑造出一个金黄色的梦境。任何想知道千年以前东罗马帝国是什么模样的人,都可以在想象中把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顶拜占庭式的马赛克镶嵌画,填满伊斯坦堡圣智大教堂的每一方吋,然后你得到了一座在万盏烛 光下幻射出无穷金色光晕的神圣空间。在重大的仪式当中(例如皇帝登基),这里头香烟缭绕,静谧庄严,唯有诗班反复唱诵希腊之圣咏,在举世最大的穹顶里回响 出一阵阵六翼天使鼓动翅膀的声音。然后沉重的大门开启,阳光忽然从门口照出一条道路,即将就位的皇帝和他那一列衣饰华丽得不可思议的皇家仪仗,用最缓慢最 慎重的步伐,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沿着这条光线铺成的圣道走上祭台。百万人口和满城的宏伟巨厦为背景,这番极尽繁冗的表演曾经吓坏过无数外来访客,使他们深信自己看到了传说中的罗马;它甚至还让亲赴大典的俄罗斯王族自此改宗东正教,只为了它的美。

谁敢说它不是罗马?就算只剩半壁江山,可东罗马帝国好歹也还是个横跨两洲的帝国。十四世纪之前,任何西方大使要是胆敢揣着一封写着「致希腊人皇帝」的国书到访,都会被他们不客气地拒之门外,因为 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罗马;尽管他们讲的是希腊文,并以传承了希腊文化而自豪。至于那些来自意大利罗马说着拉丁文的人,君士坦丁堡的「真罗马人」则管他们叫 「拉丁人」。

好景不常,后来就连皇帝也都不介意自己只是「希腊人的皇帝」了。

「1400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 伊森的行宫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仅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后者已经游历了意大利,并曾于巴黎短暂 驻留。其间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将罗浮宫妆点一新,以款待这远道的贵宾,连索邦神学院的教授们也因能与如此博学多识的帝王会晤交流而感到欢欣不已。

英国人为拜占庭人的高贵举止所倾倒,他们洁白如玉的长袍也令人们印象深刻。然而,尽管皇帝身份高贵,颇得好感,英法两国王公贵族们却只能令其败兴而归──皇 帝此行专为祈求西方基督教国家援助,以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异教徒而来,然而他的梦想落空了。亨利国王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亚当回忆道:我细细忖量,如此高贵 的基督信仰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乞援,这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

没错,古罗马的荣耀 怎会落到这步田地?千百年来,想过这个问题的何只写下前引那两段话的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可他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却是这一连串沉思史上最漂亮的问号。几十年前的老书了,虽然后出的研究完全无损其经典地位,但到底还是上两代学术研究的成 果。可幸最近译出此书的大陆学者马千不只把它变成漂亮可读的中文,还罕见地附上大量译注,一方面纠正了原著的错误,另一方面则为今日的中文读者补上了必要 的新知见,真下了不少工夫。

说起来,这位斯蒂文.朗西曼爵士也是个现世少见的奇人。他五岁就懂得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在剑桥念书的时候想要 师事快退休的拜占庭史名家J.B.伯里,但后者为了刁难他,故意要他翻译和整理一堆保加利亚语文献,没想到这少年奇才没两下工夫就全部搞定。最神奇的还不 是他通晓十几种语言,而是他乃最后一代「贵族学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继承了祖父的遗产(当然他也继承了父亲的子爵爵位),然后就脱离了营役劳碌的学 院生涯,自此单凭兴趣工作,成为一代中世纪史大师(尤以十字军史著称)。出身高贵,腰缠万贯,学富五车,他的日子也过得格外有趣,曾为溥仪演奏钢琴,替埃 及国王讲解塔罗牌,在伊斯坦堡的佩拉酒店中过德军流弹,更在拉斯韦加斯拉中两次老虎机头彩,是真真正正的风流人物,后世不见,只余传说。在他笔下,君士坦 丁堡的末日自也流泻出一股古老王朝的暮日霞光。

那时节,曾经雄霸一方的帝国早已被新兴的土耳其人步步进逼,蚕食至空余首都的困境,仰人鼻 息,苟延残喘。而这最后的领地,罗马的传人,也早就荒败到了令人叹息的地步。原来过百万的人口,这时居民不满十万。过去叫人目眩的皇宫,也成了再也无力维 修的废墟。更荒诞的是城市竟然退回到乡村四布的原始状态,号称永远不可攻破的巨大城墙之内,一个居民区与另一个居民区之间隔着的是一片片果林菜园。1437年,从意大利来的佩德罗•塔法(Pedro Tafur)所看见的君士坦丁堡,再也不是那个高塔林立,艟帆千里的壮美大城了,他纪录的,反而更像是牧歌里的田野:「春天城市里开着大量野玫瑰,入夜后,夜莺在树林里欢唱」。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罗马的第一天(天朝之四)

佛洛伊德曾经在他的《文明及其不满》里头以罗马模拟人类的无意识,因为这座城市几乎保留了过往的一切。西泽的殿堂,神庙的廊柱,以及石砌的大道,它们全都还在,只是残缺不全,成了遗址的废墟。在旧日的痕迹上头,又有一层层的积累,例如哥特人入侵时所留下的伤口,以及天主教华美无匹的教堂,每一个时代都并时展现于今人眼前。它们早都过去了,但它们的记忆却以物质的形式具体地活到了今天。这是一座搭建在空间上的时间迷宫,真的就像吾人的潜意识,充满了线索与谜语,似乎透露了些甚么,但又语焉不详,往日宫室的地基决定了后来巨厦的座向,后来的建筑又回头左右了我们对往日遗物的解读。这就是罗马,永恒之城,所以它绝对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建成。

然而,意大利考古学家卡兰迪尼(Andrea Carandini)却大胆宣称,罗马真是一天建成的,并且有个大致准确的日期:公元前750年4月21日。

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包括圣伯多禄大教堂在内的所有建筑都是在那天忽然间由平地拔起;他想指出的是,做为一个政治社会体制的罗马城邦,确实有它明确诞生的那一日。

所以他在《罗马.第一天》的一开头就引述了佛洛伊德的老话,因为那种把城市和文明模拟于无意识的想法不单是精神分析学的譬喻,还是绝大部份历史学家的共识:一个层迭积累的复杂文明必然是渐次发展而成的,由村落聚合成城镇,由城镇扩大为国家,我们只知道这个过程,但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这中间的关键时点,所谓「源头」则多半是神话与传说。是的,好比中国,你能在日历上指明哪一天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日子吗?他们说黄帝是我们的共祖,但他们可以确定黄帝战胜蚩尤的准确年份吗?当然不能,因为这只是故事而已。可是卡兰迪尼大胆宣称,他真找到了证据,证明罗马由几十个村落统合起来,正式宣布建城的日期。非但如此,他还说那对被母狼养大的兄弟,传闻中的罗马之祖,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也都确有其人。

卡兰迪尼是罗马大学考古学系的教授,过去二十多年在帕拉蒂尼山北坡上的发掘,本就足以震惊学界,因为他找到了一段城墙,上面的铭文显示出它似乎是由罗慕路斯所建。更加叫人吃惊的是他对那一连串发掘成果的诠释,在把几个现场的发现串接起来之后,他主张它们共同构筑了罗马城邦的基础,并且全在罗慕路斯本人指挥之下完成。这套说法自然会引发极大争议,许多学者斥之为天方夜谭,与小说无异;但也有不少学者愿意聆听这位老考古学家的大胆奇想(卡兰迪尼生于1937年),觉得这至少是个有趣且重要的挑战。我最早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听说过他,当时的〈国家地理〉杂志曾经专题报道了他对「罗穆洛斯墙」(Murus Romuli)的发现。可惜他的研究不只没有中译,而且还一直没有英译,直到三年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这本轻薄短小的《罗马.第一天》,我才有机会读到他自己比较完整的论述。

然而,这却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性质古怪,根本弄不清楚它的对象读者到底是些甚么人。据说这是本写给一般读者看的书,可它假设的一般读者却实在不一般。首先你必须对罗马建城的传说有相当认识,因为卡兰迪尼不会为你重说一遍。其次你还要知道史学界对那段历史的通行讲法,因为卡兰迪尼的另类主张全以它们为背景,而他似乎觉得你该对之知之甚详,毋庸赘述。最后,你最好还要懂点拉丁文,或者能从前文后理猜得出 「curiae」、「co-virites」、「patres」、「montes」、「colles」、「urbs」、「sulcus primigenius」、「pontifex maximus」等数十个字词的意思,因为在卡兰迪尼的笔下,这都自然得像是阳光和空气,信笔写去,不需解释。

如果反过来把它当成一部专业考古学著作,那就更加古怪了。因为除去卡兰迪尼自己的报告和论文之外,他几乎绝不引述他人著述,也不列出参考书目。建立全书论旨的六大发掘皆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他又不遵循行规,仔细说明发掘的时地和过程。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采用的历史资料竟然多是古代经典文献,普鲁塔克史录与奥维德的诗都被当做无疑信史,近代以来的学者研究都不入他老人家法眼。想想看,他就这样一边拿着大可斟酌的古老传说,一边对照他在六个遗址上找到的实物,便想象出了罗慕路斯在某天早上如何为整个罗马城邦的创建做了一连串仪式性的奠基行动;这怎能叫人信服?

可是我佩服卡兰迪尼的想象力,他不只用图画「复原」了时人在地上挖沟打洞的情景,还从这座由几十个小村庄小聚落所组合成的城市源头,一下子跳出了整个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政治想象──城邦共和。

尽管西方城邦体制并不源起于罗马,但由于卡兰迪尼确信他已经发现了罗马肇建的秘密,所以他也就可以放心地把那段城市成形的历史看成是城邦政体的样本。犹如昔年德国汉学家魏复古在华北水利工程的历史碎片之中推导出「东方专政体制」一样,卡兰迪尼想要在罗马废墟上指明西方共和政体的前生。那是一种以广场为中央的空间,不像东方专制国家那样把王宫放在城市的核心。那是一个不同部落所组织起来的社会,所以就算有个王者在上,也不得不把权力平均发配到各个部落长老的手上,大事付之公议。那更是一种即便有王,他的权力也还得与另一个地位相当的对手分享的独特体制。

一开始是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两兄弟搭伙打天下,等到前者杀死手足之后,他才道了一阵子的寡。可是没多久,他又对上了不可战胜的萨宾人,终于要与敌手和谈会盟,共组更大的邦国。这一回,罗慕路斯就得和萨宾人的领袖斯塔提乌斯双双称王,共掌罗马了。这便是后来罗马共和同时要有两、三个执政官,罗马帝国则往往会有两个皇帝一起登基这种怪现象的源起。简单地讲,自从一开始,罗马就是个讲究权力分割与制衡的城市,在卡兰迪尼看来,它也是后世一切共和民主思潮的原点,一种政治想象的原点。

在正文不到百页的小书里头提出这一堆大胆的观点,卡兰迪尼的气魄真不比他的想象力弱。不过,读毕全书之后,我始终念念不忘的,却是一具女孩的尸体。她就埋在「罗穆洛斯墙」的墙根底下,是城墙地基的一部份,甚至是整个奠基仪式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因为她是个牺牲。以活人祭献,再将之埋在地下,乃是当时确保城墙稳固的迷信。这个女孩的尸首及棺材,也是卡兰迪尼用以确实建城奠基典礼举办日子的重要依据。我没办法忘记这个无名的少女,因为她死于永恒罗马的第一天,埋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城邦理想底下。一具少女的尸首,开启了日后天朝的千秋岁月,并且与它常在,直到永远,是月之暗面,帝国的阴影,挥之不去的幽灵。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