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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宏大

最近几年,从政府到民间,皆有不少重振传统文化价值的说法,大概是为了对治“精神空虚”问题的一种举措吧。而所谓“价值”,并非一套悬浮在大脑上空的抽象观念,它还要一整套社会实践、制度环境,以及物质条件的支持,这才能够落实为行之有据、行之有效的信念和规范。

就拿孝道来说好了。在中国传统里头,祭祖和扫墓便是体现孝道的重要习惯,而它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自然是牌位、祠堂与墓地。

偏偏就在大家热衷于读《论语》、学“忠孝”的这几年,一些地方兴起了一波与之平行的“平坟运动”,并且浩浩荡荡,莫之能御。

其中最大张旗鼓者,莫过于河南周口市的“平坟复耕”。当地领导一声令下,两百多万座坟头就在几个月内夷为平地。政府部门还说这是“改善风俗”“利国利民”的好事,最起码又多了些可耕用的土地,很能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人民的墓地都被碾平了,所以当年为人民牺牲过的烈士也只好陪着二度壮烈。2010年,湖北京山的烈士公园改造成功,变为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的网球场馆。再早一年,还有江苏南京望江矶海军公墓被征用开发的事件,连被铲倒的七十多座墓地上的碑文,都没有抄录留存下来,官方的解释是,“我们要这些名字没有用,七十多个,我们不可能一个个去把碑文抄下来吧。”今年,又有江苏沛县的烈士陵园拆迁的消息,据说原址可以拿来开发建房,不失为解决民生需求的良策。

然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访问中国期间,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大礼”,三百六十具中国援朝志愿军的遗骸。原来韩国政府把它这些年来找到的中国军人遗骸,一一安葬在一座非常特别的陵园。一般韩国坟场的墓碑坐北朝南,但这座有军人看管的陵园墓碑则坐南面北,以示故国之思。

老实说,韩国政府的这番举措是很感人的,朴总统的这个倡议也是很友好的。但是就像一些网民们所说的,在我们正忙着平坟的时候,送回三百多具遗骨,这真不知是大礼还是个大包袱。

好消息还是有的,今年7月7日,二百零二位死在仁安羌战役的抗日远征军,终于在南岳衡山忠烈祠内有了一座总灵位。这地方我上个月才去过,庄严肃穆,人一进去就会不自觉地沉默下来。享堂内一块块碑石上,刻记了几十位国军将领牺牲就义的经过。薛岳将军等人的碑文更是令人难以平静,真不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招牌。

可是,尽管祠内资料馆详尽说明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却忘了提到祠侧本存大型烈士集体陵墓七座,其中一座更安葬了当年狠狠教训过日军第六、第九师团的“无敌军”——国军第37军60师两千多位将士的英灵。这些陵墓全在建国后掘毁,近万尸骸遭到挫骨扬灰的命运,听说是要“彻底消除反动遗迹”。

既然有这么多关于坟墓的故事,好些有心人也顺道提起了美国纽约格兰特总统陵墓的故事了。

这故事的重点不在这位南北战争的名将,却在这座陵墓旁一个叫做St.Clare Pollock的五岁小男孩身上。

这个小孩死在1797年,随后葬身此地,他的父亲太过伤心,便将整块土地卖了出去,惟一条件是要永久保留爱子的坟墓。

于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转手,每一代卖家都要求下一代买主信守当初的诺言,直到1897年美国政府买下,成了它的主人。

照道理讲,百年前的约定对后来的地主没什么约束力了,然而,或者出于信仰,或者受到民意的压力,不管是地产商还是政府,都还是保住了小男孩的墓,并且屡加修葺,使之长伴格兰特总统身侧,至今仍传为佳话。

请勿误会,以为我又想搞些文化比较的滥调。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正想说的,是最微细、最平凡的价值的要素。这个感人故事的核心,无非“信诺”二字而已。不平小男孩的坟,是因为我答应了上一任卖家,而上一任卖家又答应了再上一位卖家,就是这么简单。

有些时候,我们太过崇奉很宏大、很抽象的理念,比如说“为国牺牲”,又比如说为了“经济发展”和为了“消除反动遗迹”。你永远可以找到全新的宏大话语,所以你也永远可以掘毁推平一座座小小的墓地。过去的宏大话语,过去的不朽英名,在今天更伟大的需要之下,就是“我们留着没用”的名字了。

【来源:财新《新世纪》】

梁文道:泄愤杀人

有时我会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新闻发生得这么多,被遗忘的速度又这么快。尤其是在微博当道的年代,早上才叫人吵得脸红耳赤的话题,到了夜里便已转眼成空,埋没在一堆更新更火的议题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时代,昨天的新闻就已经显得过时老套了,更何况前两年的往事?那简直是历史了。而我却总是记挂着一些旧闻中人物的表情与语调,以及大家述说它们的方式,始终不能把它们轻轻放下。于是我总在新闻里看见故事的回光,在最热闹的事件里头听见陈年旧闻留下的惨响。

例如“哈医大血案”,便让我想起了2010年震惊全国的一连串校园杀伤事件。表面看来,它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一个不堪重压的患病少年刺死了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后者则是几个人分别砍杀了好几个幼儿园和学校里的孩童和老师。让我把它们串联起来的,是我们在这两件事上都使用了“泄愤杀人”这个说法。虽然都叫作“泄愤杀人”,但我比较可以理解“哈医大血案”。说到底,那名少年杀死的是一位让他挫折使他难受的医院里的医生;然而校园连环血案我却一直没有搞懂,直到今天仍然叫我困惑纠结。

且回顾一下2010年那串事件。记得当时所有行凶的凶手都不认识遇害的孩子,与他们非亲非故无冤无仇,彻底是完全的陌生人。更可怕的是这些案件似乎有彼此模仿的倾向,不同时间发生在不同城市,所以才会让所有家长忧心。一时间所有父母每天都忙着接送子女,每一处校园也都加强了警备,深恐再发生类似案件。如何解释这些血案?那些人为什么会备好凶器,几乎是有预谋地冲进幼儿园和学校砍杀他们并不认识的弱小生命?

重想起来,当年几乎所有媒体似乎都把焦点放在了“泄愤杀人”这四个字上,找出凶手生活中种种难堪境遇,将他们理解为饱受压逼的边缘人。由是就有了善解,原来这是在对社会报复;自己被压迫,满腔愤怨,于是挑选了比自己更柔弱的对象下手出气。渐渐地,这成了共识。就连时任总理温家宝都公开指出这些事情的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那个“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家小学在校门口挂了一条横幅,上面那句话遍传网络,约略表达了大家的看法。那句话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我一直没对这件事写过什么,事实上,我对任何被公认为是要报复社会的“泄愤杀人”案都不敢多谈。因为在我看来,许多有关重大社会现象的评论与其说是析解出了真相,倒不如说是评论界借此在表达自己的关怀。正如同样是校园杀人,美国评论界的重点总是离不开枪械管理,因为人民是否享有拥枪的权利一直是美国社会的热门议题,是彼邦区分意识形态立场的试金石。相反,“社会怨气”却不一定贯穿在他们对每一桩校园血案的议论之中,这是我们中国舆论界的关切。

仔细思考,我们是否都看过了那些凶手的口供笔录?都读过了他们的精神鉴定报告?这些资料甚至到今天都不曾完全公布。那我们怎能大胆断定这是“社会怨气”的作用?怎能说这是报复社会?不,我无意否定当前中国社会怨气深重的情况,更不能不承认当前体制所造成的种种不公与压迫。只是我以为从不公与怨气的存在,到砍杀无辜生命的结局,其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很繁复的环节需要解释。简单地讲,我不太相信杀人有那么容易。你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处处碰壁,你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再也无路可退,然后你就会买一把斧头藏在袋子里,第二天选一个保安看起来没那么严密的小学,然后冲进去狂砍一些自己连见都没见过的无辜儿童?假如这叫作“泄愤杀人”,那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愤怒,能够使人冷静计划,并且起码隔上一夜,才再找些无关联的对象出气?如果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怨气”,那也未免太过可怕,因为在这种怨气面前,杀人是如此的容易,生命是如此的廉价。

最叫我震惊和不解的,更是大多数人对近年诸多“泄愤杀人”案之解释的轻易接受。似乎我们都以为杀人不难,生命易损。就像坊间流行的《大秦帝国》那一类书,不只轻描淡写地略过“坑赵卒五十万”背后的残酷血腥,更要歌颂其雄壮“大气”。这么一个把杀人看得很容易很不难理解的国家是可怕的。

【来源:财新《新世纪》】

梁文道:凡事要有个过程

过程

身为香港人,每有机会和内地官员聊起国情,谈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诸如有待改进的问题时,我一定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凡事要有个过程。”“凡事 要有个过程”,这几乎是句绝对正确的话,犹如人之必死,日出东方,放诸四海而皆准。问题是绝对正确的话也很容易变成废话,它的意涵及效用端赖其使用的背景 与脉络而定。尤其是在论及中国政治改革的时候,我就最常听到人家告诉我“凡事要有个过程”了,在这种情况底下,它的意思大概等同于“不要急”、“慢慢来” 和“再等一等”。

还记得20世纪的80年代,北京大学校园内掀起过一股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浪潮,声势不小,结果成功当选者寥寥,外间舆论非常惋惜。彼时便有人正告大家“凡事要有个过程”,我们也都信了,真觉得这种事急不得,必须慢慢来,一步一步地走。

过程之所以成为过程,得先有一个终点和目标,然后朝着那个目标逐渐改变情况,努力使眼下现实贴近设定的方向,就像任何旅程必有目的地一样;否则那过 程就不叫过程了,我们走出的每一步也只不过是散步而已。当过程不是真的过程,时间的流逝便毫无意义可言;所谓的“再等一等”实无异于“等待戈多”,根本没 人晓得我们究竟在等什么。

2004年,在大陆看台湾“大选”简直就像看笑话,一颗神奇的子弹居然能把陈水扁再度打上领导的位置。一时间,大家都在批评台湾民主的恶质化,觉得 当地选民太不理性,怎么会那么容易上当,那么容易就中了煽情而虚矫的苦肉计。老实讲,那几年台湾的情形的确不容乐观,不少观察家甚至开始怀疑,莫非华人文 化真的不适合搞代议民主?

那几年连到台湾见朋友都不容易。约了甲,乙就绝不出现;约了乙,甲便说改天再见;可甲乙明明都是相知相交几十年的好朋友好兄弟呀!后来我才知道全是 政治惹的祸,甲乙政见不同,居然闹到恩断义绝的地步。更夸张的是一些家庭因此失和,夫妇因此反目,父子也因此不再联系。政治意识形态的歧异真能把一个社会 割裂至这等程度?

这是真的,因为我有体验。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闲聊间问起我对台湾统独的看法,我晓得这是敏感话题,还听说过台湾出租车师傅为了政见打群架的故事, 于是小心翼翼地回答:“这恐怕得台湾人自己想清楚吧?”不料那名司机非常不满:“你不是香港人吗?香港人不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怎么能坐视国家分裂?怎能 说出什么让台湾人自己决定的屁话?”然后他骂我骂了好几分钟。第二天再搭出租车,我学乖了,一被司机问到统独问题,便亮出民族大义不可动摇半分的气势;可 惜这回我遇上了“深绿”司机,他不收车费,只是把我轰下了车。

2012年台湾“大选”结束后一段时间,大家犹在讨论一个多月前的“大选”,称赞选举之公正透明,社会气氛之和谐稳定,甚至称赞蔡英文的败选感言落 落大方,与2004年的诡局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看来,台湾民主的进步却体现在民间社会的逐步成熟。我所说的“成熟”,是指公民开始懂得为政治划下界限。虽 然仍会在万人造势大会中慷慨激昂,仍会为了心目中的候选人落败而痛哭断肠,但朋友们又开始吃饭了,出租车司机也不打架了。

政治是很重要,但 政治到底不是一切,大家开始能为政治划出一个领域,不让它侵入及扭曲日常生活的肌理。换个角度讲,这就叫作宽容;由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太多其他重要的东 西,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彼此在政见上的不同立场。认识这一点,同样也是民主的重要一课。有多少新兴民主地区差点儿毁在急剧释放出来的政治能量里头?台湾在十 年不道德时间里走到这一步,是很不简单的过程。

2003年的中国曾又见一波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潮流,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一篇题为《让自荐参选者多起来》的评论。接下来的2006年,果然又 有人自荐参选,只是那样的评论不见了,倒是有个人大新闻培训班教育记者们千万不能乱发稿。最后是让人印象犹深的2011年,几百人在微博上公开宣布自己要 去参选,弄得好是热闹。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凡事要有个过程”。

【来源:财新《新世纪》】

梁文道:冷漠

1987年的苏联仍然无法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是许多媒体的尺度之宽,已是“斯大林时代”的过来人所无法想象的。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是经济自由化,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扩大,而是既抽象又缥缈的道德问题。读者纷纷给报纸杂志写信,宣称他们再也受不了周遭社会“良心上的断裂”。安东诺夫(MikhaiAntonov)就是在这一年发表了他著名的《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在这篇文章里,他把道德问题说成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人民需要被拯救——不是自外在的危险中,而是从自身,从那些去道德化的恶果,从那些杀死人类高贵情操的过程之中挽救出来。”

类似的危机感,近几年也出现在我们的国家了,几乎每一份杂志、每一个网站论坛上,都有很多人在热闹地讨论中国的道德沦陷问题;触发点,当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那起“小悦悦事件”。王悦在成为大家口中的“小悦悦”之前,也曾经是一个有姓有名的鲜活生命。10月13日那天傍晚,她孤身一人晃到马路中间,被一辆面包车迎面撞倒。司机知道出了事,所以顿了一下,然后开足马力继续碾过。接下来的7分钟里,不仅18个路人经过现场,还有另一辆小货车再次碾过王悦的身躯。直到拾荒的陈贤妹出现为止,没有任何一人理会卧在血泊中的小女孩。

在我看来,最叫人心寒的不是那些过客见死不顾,也不是路边商贩劝阻陈贤妹救人(“别惹麻烦”,他们说),甚至不是视人身如粪土和“怕惹麻烦”的司机,而是之后某些人的反应。那时有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恶搞汉致电电台,“表明心迹”说:“宁愿轧死她,好过将来背一辈子的麻烦。”我们还未知道真相,自然破口大骂,一位内地友人也在斥责这人:“这么讲实在太不对了,他可以这么想,但怎能公开说出来呢?”我闻听此言吓了一跳,几乎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认识过这位朋友。

很快,有人开始在网络上质疑救人的陈贤妹“是不是想炒作自己”。同样,这种想法也是我非常陌生,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冷静下来,我便发现它和我那位友人的话其实都是能理解的,甚至还颇为熟悉。不过,那种道德只宜宣之于口、实践中还是趋利避祸的思路难道不普遍吗?从政府到学校,“讲道德”已经讲了这么多年,难道你不感觉这只是一种用来应付场面、应付考试的官样文章?另外,如果真有人认真起来,把大家都拿来说的事情付诸实行,违逆潮流,一士谔谔,这难道不是“标新立异”?难道不是“自我炒作”?

叫我困惑的是,一些官员却又呼吁大家别再冷漠下去。且让我们想想,什么样的人会见义勇为、会不怕惹麻烦地帮助陌生人?他大概是一个对他人有一定信任和同情、对理念有一定看法和坚持的人。如果他看到王悦倒在路上,会跑过去扶她起来,那么,他大概也会为了一个无故被城管殴打的小贩出头;说不定还会更进一步关心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比方说公平与正义。政府官员应该仔细想想,你们真的希望我们都是这种人吗?

我们也应该好好回顾,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凸显的那种“公民觉醒”以来,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退回到今天这个个体原子化的地步的。社会互助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出现后退,“公民社会”这四个字再度敏感,“志愿者”成了政府动员你才志愿、政府不动员你站着别动的“群众”。谁能告诉我,在佛山那18名路人的过度冷漠,与我们所关注和期待的“过度热心”之间,那条线应该怎么划?我该热血到什么地步,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危险?又该冷漠到什么地步,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

有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形容他们当年面对的政体是一种“不道德的政治”,理由是人民的冷漠、互不关怀和良心的虚无,恰恰乃政权所需;他们不是怕你没良知,只怕你太热心。然而吊诡的是,你又不可能长久而稳定地管治一群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一个彻底原子化的社会,注定是要瓦解的。所以1987年那一年,苏联媒体上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我们不可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来源:财新《新世纪》】

注:原文标题为《“别惹麻烦”》

梁文道:炫富

虽然“炫富”好像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流行起来的新名词,但是,它所指涉的那些行为与现象却十分古老,古老到打从有富人开始,便有了种种利用财富去区分人我之别的做法。今天大家去意大利膜拜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的杰作,其实就是在欣赏当时意大利富商和权贵炫富的结果。尽管炫富的历史悠长,而且地理上分布延广,可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炫富,还是有着不太一样的意义。例如南太平洋各大群岛上那著名的“夸富宴”(potlatch),请客吃饭请到了倾家荡产、自毁珍财的地步,表面上看费人思量不可理喻,但人类学家却解读出一种社会关系的独特建构。

那么,今天中国的炫富又有没有它特殊的形式和意义呢?就拿名噪一时的郭美美来说吧,她炫耀财富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拥有的名贵财货一一拍照上网, 秀给她所不认识的网民看,结果引来公愤,开启了一连串的人肉搜索,意外追究出中国慈善团体到底有没有浪费公众捐款的讨论(因为在照片中展示兰博基尼跑车的郭美美曾经自称是“中国商业红十字会”的经理)。

虽然这件事的焦点早就转移到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问题上头,不过我仍然觉得郭美美那种炫富方式很有趣,很值得细想。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炫耀了这么多昂贵的好东西之后,换来的不是大家对郭美美的艳羡甚至佩服,而是大规模的鄙夷及辱骂。我很好奇,难道郭美美之前完全料想不到群众的反应?难道她不知道今日一般网民对于炫富的反感?

一方面是少数人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消费,并且以消费去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富裕阶层的日益仇恨,动辄便在网上谩骂一切稍微有点好日子过的精英。一方面是炫富,另一方面是仇富,这便是当前中国式炫富的最大特色了。请恕我孤陋寡闻,在此之前,我还真不曾听说有哪一个社会是以激起反感和怒火为目标的。

当然,这也不是2011年才有的新鲜事了。几年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史学家薛涌先生关于该不该“替富人说话”的讨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集体情绪之上。但是这些讨论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像郭美美这种人为什么要在明知仇富情绪十分普遍的状况下,还要在镜头前摆出一副相当陶醉的表情去拍摄那些锦衣华服的场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在网上炫耀过财富的“富人”根本只不过是假富人,他们的身家和那些仇恨富人的百姓相去不远,说不定他们甚至也曾有过仇富的情绪。为什么他们要在人肉搜索这么发达的时代冒险装作有钱人?

没错,今天在中国炫富是有风险的。当官的戴上一块名表,就有丢官的机会;驾驶一辆拉风好车满街转,就会面对被人划花车皮的可能。可是,这一点儿也不能减去中国人对“奢华”二字的迷恋。请注意,不是“高贵”,而是更赤裸裸更过分的“奢华”,成了所有时尚杂志与高级消费品广告中最常见的字眼。这股潮流甚至演出了中国版的“夸富宴”,请人在酒店吃一顿埋单几万元,尽管从材料到厨艺完全值不上那个价钱;送人一条烟平均每包三百大洋,尽管抽起来感觉就和一包十来块的货色差不多。同样,喝“拉菲”不一定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因为它贵。即使某些喜好炫耀性消费的人常把“钱不是问题”挂在嘴上,但他们的消费方式却正显示出钱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如此敌视富人的社会里头,我们流行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消费。

很有可能,仇富与炫富这两个各走极端的倾向,是同一种心理焦虑的两种表现,正如一块硬币的两面。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在他们那本广受好评的《不平等的痛苦》(The Spirit Level)中提到:“伴随着焦虑水平的上升,自恋也随之上升,二者拥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由所谓的‘社会评价威胁’的增加引起的。”简单地说,“社会评价威胁”是一种身份焦虑,把自己的尊严完全建立在其他人的评价之上,一天到晚就在担心人家瞧不起自己。根据这两位学者的比较研究,他们发现一个社会越是不平等,其成员就越是忧虑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面,大家既会用消费来增加自信,想让他人看得起自己;也会因为在炫耀性消费面前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被人贬低贱视。

我们国家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样可怜,大家都不能把尊严安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脸色和目光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因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拉大了不平等的趋势,贫富日益悬殊。更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有“社会评价威胁”的肥沃土壤,无论何时都要讲究“你是什么级别”、“你是什么身份”。级别高的人可以在火灾现场先走一步,没有身份的人就活该在医院门口排上好几天的队。所以郭美美要给大家看她美美的照片来满足她对信心的急迫需要(乃至于可以不计后果);我们则喜欢盲人脚底按摩师称呼我们为“领导”,过一小时有身份之人的瘾。

【来源:财新《新世纪》】

梁文道:爱国

小时候,我们台湾男孩称赞一个女孩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说她“很美”;假如她不美,我们则说她“很有气质”;万一她不只不美而且还没有气质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她“很爱国”了。

如今想来,这种说法真是政治不正确,非但侮辱女性,更侮辱了“爱国”。爱国可是当代中国最受推崇的,其位阶甚至要比诚实和善良还高,所以小学道德教育教得最多的就是“爱国”,你怎么能拿它开玩笑呢?我相信大部分人择偶的时候,都不一定会把爱国看得比英俊美丽重要,甚至将它排在有钱的后面;可是由于我们又真的很欣赏爱国的价值,因此也就能被一个爱国者感动了,哪怕他是个外国人。

比如说郑大世。这位在日本出生成长的朝鲜球员,在世界杯朝鲜第一场球赛开赛前,一边听着国歌一边忍不住掉泪;碰到第一脚球的时候,他又哭了。于是我们也被感动,媒体便拿住这点大做文章,似乎人人都很确定郑大世的眼泪是爱国情切,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理由。直到后来,才有报道说他自称哭泣是因为能和足球王国巴西干一仗太荣耀太兴奋了,不能自持,基本上与民族情绪没有太大关系。

到底哪一套讲法才是真的呢?我们很难确定。我只知道后面这条新消息,恰巧可以反照出我们的第一反应原来不一定是对的,那两行清泪原来还有很多种诠释的可能。为什么在没有主角本人确认的情况下,我们会这么迅速这么直接地就把它们往爱国上联想呢?也许这多少是我们自己认知方式的折射,你心里记挂着什么,你就看到什么。

我们那么重视爱国,那么容易被一个爱国者感动,但这并不表示我们都能理解这种情感的复杂。且以郑大世为例,假设他真是为了祖国的骄傲而哭泣,那么以他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他这种爱国的情绪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根据报道,郑大世的父母是在日朝侨,所以他自小就在日本长大,对他现在认同的朝鲜没有半点切身的生活体验。他使用iPhone手机,喜欢玩网上电子游戏;他喜欢自己的同胞从来没有听过的摇滚乐,他穿自己的同胞存一辈子钱都可能买不到的名牌时装;他希望日后能够转型走上娱乐界的道路,就像贝克汉姆一样,甚至娶一个红遍东亚的Wonder Girls(奇迹女孩)成员回去当老婆,然而朝鲜有谁听过Wonder Girls的名字呢?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极不朝鲜的日本朝侨,会被国歌的乐声深深打动?为什么他那批出生在朝鲜、对朝鲜日常生活有第一手认识的队友反而很冷静?许多评论从其中看到的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奇迹。他们不觉得郑大世的“反常”有什么好深究的地方,而把这“反常”当成郑大世更应该被赞颂的原因。换句话说,他们似乎认为,正因为郑大世没有任何祖国生活经验,他的离奇爱国才更叫人感动。

奇特的郑大世其实是很正常的。身为在日朝侨,他的日本护照将永远注明“朝鲜”这个籍贯;此“朝鲜”不等于彼“朝鲜”,它指的是整个朝鲜半岛。比起韩国,朝鲜更加注重这批日本侨胞的组织和统战,所以有不少朝侨父母都会把子女送进亲朝学校。这些孩子从来不能彻底融入日本。这群住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学生不晓得朝鲜同胞的真实生活情况,他们学到的全是祖国山川之美,主体思想之崇高,以及朝鲜版社会主义之伟大。他们对朝鲜的认同是一种纯粹大脑里的认同,他们对国家的情感也是一种超乎现实的抽象情感。你看郑大世,他先是申请加入韩国队被拒,才辗转进了朝鲜队,可见他的国家认同与其说是对朝鲜国体的认同,倒不如说是对朝鲜民族的认同。他的生活习惯与喜好明明和朝鲜同胞有着巨大的差距,但这丝毫影响不了他脑子里那美好的祖国形象。

这种抽象的爱国并不罕见,从以前的南洋华侨,到现在的第二代“海归”,我们都曾经看过太多太多的例子。越是没有具体的祖国生存经历,他们的感情就越是纯净和强烈。你不能批评它盲目,因为爱国本来就是一种用不着长眼睛的热情,有时候看得太多反而会掺了杂质。一个女孩美不美,肉眼能辨;一个女孩爱不爱国,就不必双眼目测了。

【来源:财新《新世纪》】

注:原文标题为《抽象的爱国》

梁文道:不许联想

「不许联想」是大陆知名博客「王三表」的博客名称,同时也是今日中国人最该拥有的一种心态。因为在我看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爱联想太能联想,想得太多,于是大脑麻痹肉身瘫痪,成就了一批废人,弄出了一堆笑话。

就拿大陆这许许多多的年度好书榜来说吧,它们背后多半是有评委会的,请来一批学者读书人正正经经开会提名,又是讨论又是投票,最后出来的结果应该是这帮人要负责的;可他们其实负不了这个责任。为甚么?因为最后还有一个叫做「领导」的东西。我称之为「东西」并非刻意不敬,而是因为你真的没法确定他究竟是谁,是一个人呢?还是一群人?甚至连它到底是不是人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会在某些关键时刻透过一些管道传达「领导意志」,一手推翻掉那些应该是读书专家的人所集体定出的结果。这个「领导」并不见得特别圣明,一人胜过十个臭皮匠;也不见得读书读得多有心得,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它最大的强项就只在于联想的功力。

你怎么想都想不到的事,它一想就通;你想得到的事,它比你想得更远更深?

于是有两本2009年在全中国特别受重视特别受好评的书就被它从几份书单上想下去了,一本是张爱玲那部轰动文坛的天鹅之歌《小团圆》,另一本是留英学人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就我所知,这两本书都曾被一些选书的评审委员会议决上榜,可是到了最后硬是给人刷掉除名。我八卦了一下,知情人士告诉我那是「领导」的意思。原来《小团圆》的问题在于它的作者是张爱玲,而张爱玲是汉奸胡兰成的老婆;向大家推介张爱玲的作品岂不等于推介汉奸?岂不等于劝人做汉奸?《民主的细节》则坏在它的名字有「民主」二字,虽然它讲的是美国政治,虽然共产党也推崇民主建设并且标榜自己民主(乃至于比美国还民主),但不知怎的,这两个字就是叫人很过敏,放在书单上大有推动民主之嫌,所以也得拿掉。

如果《民主的细节》不叫《民主的细节》,叫做《美国政治观察》;如果张爱玲没有嫁过胡兰成,一来就和老外结婚移民终老美国;那么这两本书就能毫不麻烦地留在年度好书的名单上了。由此可见,被「领导意志」染指过的这些书单尽管披上了专业加民主的外衣,其实还是反映不了专业加民主的精神。更表达不了真正价值,它们只能传达出「领导」的联想功力。

奇妙的是这两本书都是大陆的合法出版物,而且还在其它更多的同类活动中入选榜单名列前茅。这就说明了它们没有原罪,也没有一个神秘的最高层在上头发功指挥;它们的出局全是局部「领导」的意志所致。这些地方的局部的「领导」为甚么会在这两本书上联想出这么多东西,又为甚么会在没有最高指示的情况下自动联想呢?那是因为它们自动地把自己的大脑想象成一部中央计算机的分机,揣测它会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模拟它的思路;又或者想象某种可能不存在的读者的心态,猜度他们会怎么投诉,自己会怎样为此受过。换句话说,它们一方面能从这两本书上联想起很多常人想不到的毛病,而它们如此联想的能力则来自于一套非常人所能理解的联想机制。

这些书榜是恐怖政治的受害者,那些不这么联想而顺利选出《小团圆》和《民主的细节》并且不受到一丝压力的书榜是恐怖政治的幸存者。因为恐怖政治的根本逻辑就是把它的核心包藏起来,不让人看透不使人明了,却要你自己去猜,使得你的思想成为它的殖民地,由此启动一连串的联想推理。它便不必真的出动刀枪,却叫你从一切细节推想出到达刀枪轨迹。它能让一个人从圣诞节想到刘晓波,因为刘晓波是在圣诞节那天宣判的;也能让某些人决定不许再「炒作」《阿凡达》,因为大家都从《阿凡达》联想到中国的拆迁。

恐怖政治以联想治国,让所有人都用同一个脑子思考(更准确地说,是让所有人都自以为是地模拟那具传说中的大脑)。于是不满它的人为了逃避这天罗地网的联想矩阵,也只好出动一套反向的联想(所以大家才会那么一致地在《阿凡达》看出现实中国的拆迁,在和谐变成『河蟹』之后想出了『草泥马』)。正是你有你的联想,我有我的联想;你用联想统治我,我用联想调侃你。久而久之,中国成了一个联想大国,人人都不能逻辑地正面推理,只懂得使用模拟和隐喻去勾画出联想的曲线。难怪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也叫「联想」。

面对种种不合理的联想,面对联想型的管治手法;我们拯救自己的方法恐怕还不是找个机会想回去,而是根本地拒绝联想,拔掉联机接头,不再当一部分机。

【来源:财新《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