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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治:香港有个梁文道(《我执》台湾版序)

香港有个梁文道,他写文章、论时情、观看世界皆有独造。我禁不住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同时也佩服有人能做得那么出色、那么妙。

我实知他不多,虽我识他亦有十来年。只不过其间没机会见上几面,但每回见面却又聊得极愉快极丰富。

但我真不够资格谈他。先别说我的学问不够;再者我看不到他的电视节目(台湾看不到凤凰台,说来不怕人笑,舍下亦无电视);三者不谙计算机,读不了他在网络上与日俱增的文章;甚至他在书上报上的文章我竟也忘了去追来细读。光阴似箭,转眼间他已从二十六岁的昔日少年马上步入四十岁的壮年矣,也已文章写出了、电视上论出了恁多各题各类各趣各风的作品,开启了恁大的一片思想与知识之文化论窥事业,这一下子,我忽然好想多晓得他一点了。我,也开始强烈的好奇了,好奇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独树一帜、自辟蹊径的年轻学问家?

于是我便在纸上写下:香港有个梁文道……

当然,我虽好奇,却并不深悉他的成长与治学等诸多实情,只好就我在与他七、八次的香港、台北与北京的酒饭席间晤见上来揣想一个可能的梁文道。

譬似他永远在看书看书看书,看了这本,还要看那本,看了文学的哲学的,还要看历史的政治的,世间每一种事象皆不愿放过,皆极有兴趣。更还不只是兴趣,是不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莫非是一股童心?一股追问?莫非是一种对父亲、祖父,甚至舅舅、表哥等的殷殷追随与跟从,企求自他们大人那儿得到即令是出海冒险的快乐,却同时仍获有依仗的保护与温暖,以及爱。

他这种不歇的好奇心,或说纠缠不休的窥探,几乎已像是在万里寻亲的途中不放过任何遭逢亲人的窄缝机会。

几乎可以说,他有一种傻,这种傻,这种专情,教他做恁多的事而不感到累。一如儿童的嬉戏疯闹。又他的傻,是一种浑然天真,你今天和他碰面,听他说话或看他听人说话的反应,觉得天真纯朴,并不如何如何聪明,但明天你看到报纸上他的文章,奇怪,怎么比昨天多聪明了点呢?再过几天你看到电视上的他,他妈的,怎么又更聪明了呢?梁文道便是这么一个不实时露出他犀利才智、却始终与日推移左右逢源目送飞鸿手挥琵琶的获取他更深化学养与淬炼慧根的「学问栽植家」。并且他随手拈来。这亦是他生活与工作的高明处与独特处。

怎么说呢?

他看似只工作(写稿、读书、上电视做节目),不生活;然看自他的文章与节目,充满了生活的各桩情节:伊斯坦堡的海峡、京都的百年旅馆、亨利‧詹姆斯的情感、少年台湾小太保的荒好岁月、生牡蛎的腥香鲜甜。

其实他抓紧片段的空闲,疯烈的生活。譬似这两年我遇见的他,常在饭桌上,他抓紧与同桌六、七人多聊、多听彼此近况,也同时迸发撞碰新出的任何话题,常常有趣极了,也热闹极了。这便是他的独妙生活,也是他特殊修士般工作下的极佳娱乐。然后九点半十点饭席散了,他马上又要回到幽禁如武侠小说面壁石洞的旅馆房间去进行三到五个小时(有时甚至到天亮)的无人窥知的默默写作自惩。(「锵锵三人行」掌柜窦文涛说得好:「文道写稿量与读书量的大,与睡觉量的少,几乎是自虐。」)

正因为他太常在室内台灯下伏案,致他说及的外间,皆是极如婴儿初见的光亮明洁、花也香海也蓝的兴奋。这种封闭式的工作形态,造就了他的天真,也达成了他的与世俗之隔绝。但他不能在光风霁月下待停太久。说来好笑,我差不多已在遐想,若梁文道在百忙中到台北休假三天,啥事也不用做,那我可以怎么替他规画一个行程呢?我甚至想,我自己亦可不留在台北相陪,欢迎他住我家客房,每天自顾自出门游玩,我写好几张A4纸的可游可逛行踪,何处不妨小坐,主人可略谈,何处院子花好,何处咖啡好,何处人景佳,何巷黄昏时分光好,他自去玩,他自去吃,他自徜徉与歇脚。

甚至台东,亦可如此规画与他。便为了或许令他享三天实则平常之极的清福。

梁文道说话,没有广东腔。这与他童年待过台湾有些关系。但更与他喜欢接近所有的风土、所有的异地有关。而他虽每日写稿一如太多香港写家在报上所作,但奇怪,他的议论与绝大多数的「港见」极不相同。这三十年太多的香港专栏文家,即使见多识广,留英留美,谈英谈美,高论不乏,但总还是流溢着浓郁的港见,更不时透露出某些港叹。这颇正常,亦很应当。然而梁文道小小年纪,何以比较少这些东西呢?梁文道议港谈港,必也不少,只不过他所在意的「居港思港」之念,或许疏谈得多。搞不好他看任何的中国人角落,不管是新加坡台湾香港,闹热哄哄珠江三角洲、吴侬甜软的江南,喳喳唬唬的北京、摆龙门阵的四川,皆以某种类似遥远却又好奇的眼光。梁文道身处其中,似不很投入,就像他自己并不嵌在里头,这种「自火车上探头看一眼」式的观察,却写出、谈出极其精辟的论见,是他的绝活。何也?哦,是了,是举世皆过度世俗了。而他即使每一天皆投入世俗,却怎么也没与他们一般的世俗。中国大陆的一忽儿大锅饭又一忽儿全民奔经济,香港的商楼满布、逼人透不过气的金融竞逐,台湾的人人顾盼自雄、皆欲自做老板,政治见解满口、俨然有朝一日亦想登高从政……他皆很能乐知乐见乐听乐参与其中实况,并享受众人的喧嚣与野悍畅肆,但他究竟是梁文道,一个埋头伏案的书呆子,一个只知理出思路的哲学探索者,一个若即若离的旁人;这些事皆不受他染指,这些地方即使他皆深爱却都不是他的故乡,他像是住在寺院里。

他像是太爱这个社会,故而要去离开。他像是太爱这些人群,故才不与他们靠得太近。就像电影或小说中的杰出儿子,太爱他的妈妈、姊姊、弟弟,便只能躲在树后看着他们、保护他们,却不与他们见面;乃相见只益增得悉他们脆弱后生出的不忍。

于是他消除不忍不舍的心底之痛,只好一径的写、一径的说,教人们一点一滴的从不同的角度逐步知解生命。譬似少写了一篇文章便少诵了一堂经般的令众生的苦痛没得到立解。

他的业作,我东思西想除了说「僧道一流」,已无其他身分可以解释。有人谓他是意见领袖,实他无意做任何的领袖,只是想找出意见、讲出意见。在这一处讲完了意见,便再去另处继续寻找。意见是他优游人生的最佳故乡,但也顶多如此,他只诵经,不做方丈。

【来源:联合报】

杨照:「有我之境」的私密阅读(《我执》台湾版序)

作者:杨照

我将梁文道的《我执》看作一本极其独特亦极其深刻的读书笔记。 不只因为梁文道是个认真、杰出的读书人,而且他在书中明白警告:

「如果一个人受过严格的文学理论训练,对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是为了补偿自己对女人的亏欠这种说法,应该是要嗤之以鼻的。因为根据理论提供的常识,作者的实际生活和他笔下的作品不可能有这么简单直接的关系。假如有关系的话,那也是可疑可议的。」

换句话说,《我执》的内容不可以、不应该简单地被视为:二○○六年下半年,梁文道遭遇了生活上,尤其是爱情关系上的挫折,有一个「他」突然从梁文道的居住之处离开消失了,而这些片段小语,就是那样挫折痛苦思念心情下的灵光纪录。

不,如此看待这批文章,太直接太简单,缺少了认真阅读文学作品所需要的复杂「可疑可议」态度。梁文道和那个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叙述者之间,不能如此直接简单等同起来,而该有着其他「可疑可议」的关系。

「可疑可议」之处,无法立即揭露,还好文章里留下了其他不那么可疑、不那么可议的线索,可供做为依据。那就是书中大量引用的其他文本。

不管那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叙述者,是梁文道还是虚构的角色,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扭曲变形或精神原型,文章里读著书、记录着阅读反思的,总是不折不扣,我们平常认识的那个梁文道。

在二○○六年八月到十二月间,他读了《恋人絮语》、《猫河》、康拉德的传记、《魂断威尼斯》、《禁锢在德黑兰的罗丽塔》、Edward Hopper的画、《空间诗学》、《纸房子》、《生活与命运》、《书简三迭》……等等、等等。他的生活、他的经验,由这些阅读堆砌构筑而成。

前面引用的那段文章,出自九月十三日的〈借用〉。有趣的是,「借用」有两方,借方与贷方,然而在生命与阅读的关系里,究竟孰是借方孰是贷方呢?

我们平常习惯的想象,是生命借用阅读。生命中有了什么样的感受感怀,我们自己说之不足道之不完,于是将前人在书中讲过的话,借来运用,说:「啊,我也正有此感!」或「啊,他已经帮我讲得如此精确!」或「啊,今天我才懂了书中的意思!」

然而,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反向的可能,是阅读借用生命?甚至:为了彰示、扩充阅读的领略,才不得不借用具体生命故事来做为映衬、基底?

我怀疑,而且我觉得有充分理由怀疑,《我执》正是这种反向「借用」的精彩示范展现。一个读书人,因其杰出且强大的阅读能力,感应了藏在书籍文本后面的人间情绪矛盾纠结,穿透知性的理解而碰触到了直觉感受,他没有办法继续诉诸理性文字来传递那感知情绪,或者该说:那样的感知情绪一旦被写成理性文字就失去感染力量了,这种阅读需要一个主观且情绪性的主体做为桥梁来传达,于是梁文道就借用了一个主体生命,似幻似真、既事实又虚构的叙述者,来撰写这样一部奇特的读书笔记。

书中的叙述者不是刚好失恋,所以借用《恋人絮语》;反而是只有透过主体失恋的经验才能深刻传递阅读《恋人絮语》的感动,于是那位叙述者就非失恋不可了!

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生命,理所当然开放了所有感官的敏锐,迎接并对抗这个世界,于是他自己成了一面多角棱镜,将通过他的平常混浊的光,折射成鲜丽得令人无法逼视的纯粹色彩。

换个方式说,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生命,就是有着最强烈「我执」的生命。挫折痛苦思念来自于「想不开」,来自于清楚意识自我「自性」,所以会沉耽在离去、丧失以及想要追悔回复的挣扎中。这是最「有我」的生命。

《我执》写的,正是一种极度强烈的「有我」的文学;《我执》记录的,正是唯有透过这种「有我之境」才会出现的奇异景致。虽然一开头八月一日的〈题解〉文中说:「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愈紧愈是徒然。此之谓我执。」然而放在阅读与文学的范围中,「徒然」非但不是「徒然」,反而要从「徒然」中、从对于「徒然」的虚无慨叹中,才有办法灿然冒生出值得被领略记取的光彩来。

这批文章最早在香港报章刊载时,专栏题记为「秘学笔记」,内中所藏的,与其说是梁文道私人生活的秘密,还不如说是一种秘密的阅读态度。不是平常会在文章或录像上看到的那种公共态度,不是分析归纳或排比解说的态度,而是一种穿过具体生命,「我」无时不在、主观、感性、乃至于高度情绪化的私人态度。「秘学」者,是「私密之学」的意思吧!

我们不必试图从《我执》的文字里,去破解梁文道的私生活,不过我们却可以藉由那似幻似真、既事实又虚构的笔法,赞叹这位读书人的阅读兴味与阅读能量,他当然能解析字面的普遍、公共意义,他还能进而和作者和文本进行生命与生命觌面相见、赤裸私密的感应,把阅读内容转化成自我体验,再用半告白半反思的语气,钻入每位读者的生命中,丰富我们的私密自我空间。

【来源:《我执》】

梁文道: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我读》序)

很多读者都对我选书的范围很有兴趣。因为面对大众讲书,所以我选书往往有特别的考虑。诚然,好书那么多,值得谈的事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把所有市面上大家看到的、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书都一一介绍一遍呢?

之前一个很好玩的读者说,梁文道,你是一个文痞!他认为我介绍的书总是偏向人文性,没有介绍什么科普书籍。谈谈我个人对「文痞」这个称呼的理解,并不是一个人不读科学类书籍就会变文痞,文痞似乎是说一个人既是文人又是个痞子,当然,倘若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文痞,也是很正确的。

其实我非常想多介绍一点跟科学有关的书,比如做一些专题,介绍物理学最新的理论发展。理论往往是很艰深的东西,但又非常有趣。可惜我发现介绍这样的东西有时候对我自己、对观众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怎么可能用很短的时间讲得让大家都明白或者至少看完后能有点意见,的确很有难度,我会尽量改善。

关于选书的问题,一些读者会期望我走「更高雅的」路线,比如有一个读者说:「哎呀,天吶,我今天看到文道居然在讲于丹,你怎么会讲于丹呢?!」有这样的吃惊似乎是因为于丹火了、红了,非常畅销了,所以大家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谈她了,因为这是很「通俗」的东西。我曾经说过,有些畅销书,像《于丹<论语>心得》,无论是节目、光盘还是书,我都挺喜欢,尽管我并非完全同意她的做法或说法,但我依旧觉得她做的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本书现在卖了700万本不止,意味着她能让700万人里面至少有一万人愿意就此把《论语》拿出来好好看一看,这难道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吗?

喜欢读书的人常常容易有一种情绪,用我的朋友台湾出版家詹宏志先生的话来说,叫「人文沙文主义」。所谓「人文沙文主义」是有一种知识分子、文人、读书人、学者,他们认为只有符合他们心目中某种理念、某种理想、某种品位的好书才是真正的好书,比如有人说在书城或读书杂志上看到的那些书才是好书,而对一般大众看的那些书会很瞧不起,会不屑一顾,像蔡志忠漫画《庄子》或是随便一本育婴指南,以及任何一个书店都有一大堆的实用性通俗读物等等。甚至会觉得不止写这些书的人我看不起,连看这些书、买这些书的人通通看不起。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怨怪为什么一个人跑去看于丹的《论语》心得,而不去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呢?

我想提醒大家一点,一个人,他看不懂任何更深入的学术著作,他只看于丹的书,只看易中天的书,这既不是一种错误,更不是不道德,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幸。读书读得越多,越发现真正要读懂我们心目中所谓的经典名著,你可能要有一点运气。比如你要生长在一个不错的家庭,有挺好的家庭教育,小学、中学都受到不错的教育,而且前提是你有受教育的机会。你慢慢走过这样一条幸运的轨迹,透过教育的养成培养出一种阅读的能力,这种能力帮助你读到很多人没办法读进去的书。这时候你可以回过头,看看那些在看很浅、很通俗书的人,你会觉得他们鄙俗吗?不是,他们很可能只是不幸,他们不具备这种阅读能力,即便不具备,也要鼓励他们读下去,倘若他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

每回走进书店,看到那些读者,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如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娱乐有太多选择了,而一个人居然跑去看书,表明他不只是抱着娱乐的目的,更是想提升自己。任何一本书被一个读者拿起来的时候,他心底都有一种或许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欲望,就是我要改变自己,要提升自己,这是一个很伟大也很卑微的欲望。一个人从来没听过没看过《论语》,今天他拿起了《于丹<论语>心得》看的时候,你能够体会他那种又卑微又伟大的欲望吗?作为一个读书人,为什么不能欣赏他呢?

就算一个人看的不是《于丹<论语>心得》,而是育婴指南这类专门教人怎么养小孩的书,难道这就是不重要的阅读吗?当然不是。想想看,这世上的父母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做父母?一对大学教授结婚了,不表示他们就会把孩子教得好、教得懂。或许这对大学教授平常都看很艰深、很高雅的书,而眼下他们就需要一本写得很好的育婴指南,告诉他怎样照顾好自己的小孩,教好自己的小孩。如果所有的父母都能够看到一本非常好的育婴指南,并且依此把他们的孩子养好、教好,将来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有很多快乐健康又善良的小孩,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这本育婴指南也是很了不起的书呢?

我并不是说一本育婴指南会比《史记》伟大,我们有标准,有品位的判断,但是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

【来源:《我执》】

梁文道:回到台湾的我(《我执》台湾版自序)

曾经,几乎每一个香港写作人都渴望在台湾出书。因为那意味着更优雅的书籍设计,更专业细致的编辑效果,更大的市场,以及更佳阅读品味群体的认同。尤其像我这种曾经在台湾住过,和此地有特别缘分的人,「回台湾出书」是一个回到伊甸园般的反复出现的梦。可是我必须坦白告诉台湾的读者,这样的时代也许已经过去了。

如今,说起台湾出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夸张的翻译书名。例如我刚刚读完的《暖化?别闹了!》,它的原名是《Cool It》,意思是要大家冷却发热的头脑,不要一窝蜂地以为碳减排便是对付全球暖化的唯一方法,可台译本的书名却容易让人以为作者根本要否定气候暖化的事实。相比之下,大陆版将它译作《冷却》,虽然不够噱头,但是老实得多。不知道为什么,在书店里看着那些名目离奇的台版翻译书,总会让我想起现任加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因为他在台湾放映的每一部电影都要加上「魔鬼」二字,比方说「魔鬼孩子王」。

书市艰难,我完全理解并且同情出版界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每一本书都能在店面里喊叫:「买我吧!买我吧!」于是台湾的书籍带来了一场华文出版业的小革命,那就是为每一本书加上腰封,上面有十个以上的名人「强烈推荐」、「热情支持」,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书愈是卖得不好,就愈是不能静悄悄地躲藏起来。终于,「试读本」也来了,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下一个华文市场的潮流。

我是一个在台湾长大,足足住了十五年的「老人」,但却是台湾书业里的新人,所以返故乡随新俗,也要麻烦一些朋友「强烈推荐」。为难了他们,让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同时,我也由衷感激他们的勉强;感谢。

虽然我说了这么些不大中听的话,好像很不愿在台湾出书似的,可对于回台出版这件事,我真正感觉到的却是惭愧。这惭愧就像胡兰成见那乡下来的发妻去他任教的中学找他时的感受,是种老小说里豪杰赛箭正中靶心时所暗叹的那一声惭愧,是种让人瞧见本来面目的惭愧。台湾是我的来处,也是最不会把我当回事的地方。由于媒体工作的缘故,我在香港坐出租车会被司机问起特首该不该辞职的问题,在北京的饭馆里吃饭偶而会被人索要签名以及合照;只有台湾,我可以在街上逛了一整天,但没有半个人会多瞧我一眼。请别误会,我不是故发那套「名人」的感慨,欣喜地上终有一处可感凡人的轻松。恰恰相反,这种轻松使我更沉重,因为我在这里必将退去所有原不属我的光环,我要真真正正地照见自己。而这自己曾经如此细微,现在也是;曾经如此不堪,如今亦然。死后的审判如果存在,裸身之人终于要面对天父之时,想必就会感到这份惭愧。

在电视上天天露脸,在文字中日日独白,久而久之,你必将投射出一个形像。它或许招人喜欢,或许令人厌恶;或许会引出一群日日关心你最新动向的粉丝,或许会惹来一批什么都瞧你不顺眼的批评者。然而,我始终困惑,他们所喜所恨的那个梁文道究竟和我有何关系呢?我是否应该为观众的赞美而暗自欢喜,又是否应该为他们的辱骂而愤怒?就像一面镜子,也许我会把镜中影像错误地当成我自己。可是,我们又有谁能不透过镜子来完整地建立自己的主体呢?

《我执》在大陆出版之后,许多论者都认为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自传。「自传」恰巧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题目,因为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些电影的导演大家明明不认识,但大家都能肯定那部片子是导演本人的自传(比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有些小说的作者明明不是读者私下熟悉的朋友,但大家竟能读出作者本人的经历(比如骆以军的一系列作品)。我不否定这些判断的真确,我只是好奇这些判断的依据。既然我们并不熟识侯孝贤与骆以军,那么能够使我们感到那些作品的「自传性」的,必然就是一些特定的效应了。那或者是一种腔调,一种修辞,一种喃喃自语的声音,那是文本的「自传效应」。不是别的,就是文本的「自传效应」能使人断定这份文本是个自传。既然它是种效应,想必它也可以营造,可以拟仿。

我在说谎吗?我写了二十年的评论,长期束缚于评论不得说谎的规则,深深明白(身为某种散文作者的)评论者绝对不能在文章里头虚构自身经历的律则。如果你说你在高铁里目睹了一件奇事,打算用它支持你的论点,那它就必然得真真正正地发生过,否则你就犯上不道德的重罪了。换句话说,起码在评论里面,我写出来的每一个「我」都真的是我,包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我」字。

至于《我执》,我把它当成是一趟清理自我问题的疗程。当然,积压了这么多年的疑惑,不可期待毕其功于一役。如果它有点感伤,也许是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很感伤,于是把我读到的一切读进感伤;又或许是因为我读到了很感伤的东西,不得不把自己整个人都读进去,就像小时候看琼瑶,你非把自己想象成是个患上末期癌症的贫家子不可。如此铺衍,这个我就只能不断蔓延扩大了。说来说去都是我,这不是「我执」是什么?

说到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曾文娟和李丽玲,她们的认真、细心和客气简直吓人,原来这就是台湾出版业的水平。这个岛屿始终有着全华文世界最优秀的作家群体,最富经验的编辑,于是,我满怀惭愧地回来了。

【来源:《我执》】

梁文道:《我执》——跋/西伯利亚的白兰地

跋/西伯利亚的白兰地

那年夏天,是香港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学校不再上课,或者说,每一节课都变成了历史课;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师这时都成了大演说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泪。写字楼里不再上班,大家围在收音机旁,老板不只不指责,还从房里走出来下令:「开大声点!」一室肃然,鸦雀无声,只听到纸页偶尔被风翻动。

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你却还在书房里沉吟一句诗的韵脚,琢磨最恰当的隐喻,好让诗里的每一个字都像项链上的宝石那样,精稳妥当,不可动摇。这,难道不野蛮吗?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艺术与革命之矛盾,创作自主与社会责任之优次的困境,而且是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岁,正要参与人生第一部实验剧场创作,正想把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郁闷和刚刚学到的青涩理论全部呕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长也比我成熟的伙伴却在争论这台戏还该不该演。「艺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问:「难道不就是为了响应时代,甚至呼唤那未来的世界吗?如今,世界就在这黑匣子外边,时代已然降临。我们竟然还要演戏?这岂不是太过自私!」也有人主张,如果政治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主,我们凭什么要在这巨大的热潮前隐身让步?始终不懈地实践自己的艺术追求,恐怕才是体现自由的最佳选择。毕竟,在属于斯大林的夜晚,连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就是这样,两帮人争论了几个日夜,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有人留在剧场,有人则上街寻找他们心目中更大而且更真实的舞台。那年夏天,连剧场的老观众也都不见了,他们一一隐身于街头的人海洪流。

很多年后,我在已故台湾学者吴潜诚的书里初次读到爱尔兰诗人黑倪(Seamus Heaney)的〈契诃夫在萨哈林岛〉(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渐逼近这个问题的核心。契诃夫和鲁迅一样,是位医生作家。不同的是,这位短篇小说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诊治俄罗斯,而且从未放弃过行医救人。饶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于自己的失责;世间苦难深重,他却放纵自己的艺术才华,这实在无异于一种轻佻的冒犯。于是他决定走一趟萨哈林岛(也就是今天的库页岛)。那是沙俄时期的监狱岛,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乱份子」。契诃夫要为岛上的犯人写一本书,描述他们的故事,转达他们的声音。很明显,这是一趟赎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艰苦的旅程。因为从莫斯科到远东,中间是西伯利亚的苦寒荒芜,行程至少六个月。起行之前,朋友赠给他一瓶顶级法国白兰地。他就把这瓶昂贵的琼浆放进行囊,一路摇摇晃晃,在登陆岛上的第一个晚上,他才终于打开了这瓶白兰地。

黑倪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兰地。在周围弥漫着迫害气息和残酷音乐当中,他品尝着浓郁的醇酒和奢华的放纵。」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礼物,也是一位艺术家的「天赋」(gift)。契诃夫在脚铐撞击的声音中,尽情享受创作的欢愉,释放自己天纵的才情。因为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赎罪之旅已然结束(却也同时开启)。在两座险峻悬崖之间的铁索上,他找到了几不可得的精巧平衡。

大概从那年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个作家;而且由于荒废日久,也必将失去艺术创作的想望与能力。因为我的旅程没有尽头,完美的平衡始终未达;在艺术与赎罪之间,我严重倾斜,摇摇欲坠。

于是这本小书,不妨看作是途中偷偷舔舐酒瓶的结果。路上太过颠簸,天气阴晴不定,再好的酒也难免走味;就更不要说我深深珍重的,也许只不过是一把破敝的扫帚。

再直接点说,这里收录的全是我在评论(以及「类评论」)之外的副产品。它们全凭外缘而生,如果没有人约稿,我自己根本不会无端动手。

例如,《我执》那些看似日记的虚构散文习作,本是香港文坛前辈叶辉约我在他主编的报纸上所开的专栏;他在位多久,这个专栏就有多短寿。所以这堆东西的数量也就只有这么多。说起来,那还是我写作量最大的时候,本来每天就要交出一篇以上的评论,可是叶先生的面子我真是不能不给。问题在于该写什么好呢?时事、饮食、电影、音乐、书评和文化评论,能写的我都在其他报刊上写了。想了半天,才决定仿效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弄一批看起来很「感性抒情」的思考笔记,因为叶先生说我还未发表过「感性的散文」。

又如,〈我的病历〉,它是应老友胡恩威所邀,为剧团「进念 ‧ 二十面体」的《断章记》场刊所作。时值一九九五年年尾,张爱玲几个月前去世,《断章记》是献给她的剧场悼文。可是〈我的病历〉与张爱玲根本无关;如果有关,顶多就是背后那种冷酷的态度。

剩下的全是即兴活动,有时是自己的评论专栏快要断稿,苦无素材下的应急文章;又有时是香港文学杂志《字花》催促出来的凑合游戏。悉小道耳,并不足观。

对了,为我撰序的邓小桦正是《字花》的编辑,香港文化界的新锐一代(这代人颇成气象,他们将来一定会踩着我的背脊前进)。由于我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形容这本书,只好请她提出她的诠释。多谢她在最后一刻交来这篇文章,看得我十分惭愧。

【来源:《我执》】

梁文道:沙之书

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多久,一年结束了,另一年开始,出路在哪里呢?假如文字的出路还是文字,书的出口只在书里面。

和很多人一样,我第一次认识法籍阿拉伯裔诗人雅贝(Edmond Jabes),是通过德希达的《书写与差异》。这个流亡诗人不断伪造先知的言语,是为了征召一支文字的部落与书的种族,在沙漠里炫耀巡游,赞颂上帝。上帝是沙漠的上帝,除他之外,别无真主(难道不奇怪吗?世上几个最重要的一神信仰都来自沙漠);而沙漠之外,再无他物。上帝被囚禁在沙漠里了,但他同时也是沙之主,风暴之王,绿洲的泉水,空气中的城市。

沙漠是什么呢?雅贝借着一个犹太拉比的口回答:「你正在书写的书有多少页为着生,多少页为着死,多少页使你与自我隔离,多少页使你与书隔离且终于弃了书?书,成全于沙漠,不尽而虚浮。」

文字又是什么?「且握起一把沙子……你就知道文字的虚浮了。」

写作怎能予人出路?如果世界是沙漠,而文字是人在上面走出来的路的话?好比一张白纸,我在上面写下这一行字:「我将离去」;但这行字永远离不开这张白纸,它在纸上叛逃,却永远是纸张的囚徒,不落在纸上的字不可思议。正是文字凸显了纸张的无边广阔,证明了它的绝对存在。

因此纸上的「我将离去」是一句无奈的自嘲,是一句无效的谎言。雅贝坦白地说:「曾是我第一位师长的雅克布拉比认为撒谎是种美徳,因为没有谎言就没有文字,而文字乃是上帝的道路。」只不过上帝的道路只在一瞬间呈现,随即又被掩埋在变幻不定的沙丘之中。我们写字,以跟随他的道路,终究只是自欺欺人的壮举。

【来源:成报-秘学笔记】

梁文道:佳音

师傅领着我们来到医院三楼的大堂,仍在住院的病人一个个坐在椅子上围成半圆等待。先是医院里的社工循例讲话,代表病人感谢再感谢之类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唱:「欢喜来到世上,一个新王为我们诞生了」。

新王诞生,于是有人开始低泣。

病人不是一种人。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先生,鼻孔插着一条透明的胶管,连接椅后吊挂的一具仪器,他双眼迷茫,似乎由头至尾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又有一个穿着松胯睡衣的小孩,头发秃了,躯干瘦弱,很兴奋地看着悬浮在天花板上的气球(他们会不会送他一个呢?)。还有一个年轻人,非常不耐烦,要不是左腿打了石膏,这场活动绝对不属于他。

还有一个女人,年纪不大,顶多五十来岁,她哭泣,先是默默流泪,愈哭愈激动,最后泣不成声。我以为她是受感动了,也猜测她的病情是否非常严重,直到我看见她的女儿把一根麦克风线似的东西塞进她的耳朵,然后对着线的另一头说话,女人一边哭一边用力点头。我才明白,原来她听不见。她看见我们的嘴唇张合,她知我们来此的用意,但是她听不到我们在唱甚么。

「很快,她就甚么都听不见了」。她的女儿在茶点时间向我们解释,那是种突然的怪病,迅急地夺走她的听觉。这个女人彻底失聪前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就是这样子在医院里度过。我往人群外缘看去,她坐在大堂一角低头双手端着杯子,低头啜饮红茶,双眼仍然发红,沉默。

这时,我们之中年纪最小的那个兄弟放下了碟子,拿起一张记着圣歌歌词的纸张朝她走去,温柔地蹲在她的身边。女人有点吃惊地看着这个全身粗布白袍的年轻人,忽然又哭了起来。因为他在唱歌,很轻很轻地唱,只唱给她一个人听。小兄弟用一根手指引导她注意纸上的歌词,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给她看,并且随着旋律,以指头的动作在文字间划出一道道弧线,就像用手指唱歌。慢慢地,两人都不再作声。我走过去看,原来他们已经唱到这一首了,「silent night, holy night」。

【来源:成报-秘学笔记】

梁文道:平安夜

平安夜的教堂总是喧闹的,人很多,有些是一年只来这一天的教徒,更多的是年轻观众和情侣。你知道,这个晚上总是要有节目的。如果不想挤在人堆之间看虚假的白雪飘荡,最好是到教堂,城市之中的异域,别有风情,尤其天主教堂。虽然仪式冗长不知所以,但是他们的衣装华丽,他们的音乐回响在结构精巧的梁柱之间,甚至还有古怪的熏香飘散,不枉这两小时的枯站,起码你们拖紧两手。

告解室外的人龙比任何时候都长,那些一年只来一次的信徒要倾诉整整一年的过错;而神父,侧身聆听。

我问师傅:「他是不是我的考验,沙漠中徘徊的狮子,山顶上为我指出世上财富与权力的撒旦,她是不是我的诱惑?」

因为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他。常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我彷佛堕入另一段时空。比如说走在没有人的街上;一辆出租车驶过,后座有一个乘客低头说着电话。比如说站在客厅里熨一件衬衫,厨房里的水壶突然呜呜作响。又比如说对着一群陌生人演讲,关于生命的种种不测,某个角落突然有一迭纸张坠地。我永远不知道是甚么东西触动了开关,将我送进一阵空白之中。

然后我会开始思念他,担心他柔弱的身体会不会受不住冬天的冷风,想象他在热闹的节日里会不会格外寂寞;我为他的新工作兴奋,为他有新的朋友感到安慰。

他是魔鬼替我设计的陷阱吗?

师傅说:「不,他是你的老师,难得的老师。你要好好在他身上学懂爱,然后像思念他一样地思念其他人,像爱他一样地爱其他人」。我爱你,我的老师;纵使你失去了我的信息,你是知道的。你不需要回报,也用不着理会,甚至根本不会理会,我知道。我当如是爱人,所有人。

【来源:成报-秘学笔记】

梁文道:大城之路(五)

你来的时候不巧,国王纳赖重病垂危,一向不满他重用外国人,纵容天主教传教士在城里兴建教堂的大臣们正趁机策划阴谋。这个东方异教王国除了僧人,向来最不缺的就是宫廷政变。果然,就在你进城之后的第二个月,国王纳赖先是在床塌前惊讶地看见自己儿子的人头,大臣说他是被刺客谋害的;后来则意识模糊地听到两名弟弟已被处刑的报告,他们的罪名是叛乱,按照传统礼仪以檀木棍击打至死,没有流出一滴王族的血。首相在国王病逝之后立刻即位,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继承人了。

那天中午,你正在院子里研究一种据说可以驱蚊的药草,他们急急忙忙地冲了进来,说是要赶快收拾行囊。「新王刚刚下令处死法尔康,所有外国人都在撤离,我们也得先退到曼谷再观察局势的走向」。法尔康是老王最信任的意大利籍希腊人,担任朝廷财务总监多年,是本地所有外国人中地位最显赫的。他死了。

于是你也在手下的簇拥之中,匆忙登船,留下地上一片杂物混乱。那里面有你一路上写下来的信,还不知何时寄出才好,更不知该不该寄。不过那都不重要了,反正你把它们留在了阿育帝亚,在这改朝换代人心惶惶的时候,在缅甸大军即将屠城的前夕。

三百多年之后,我来了。如今这里是一个旅游胜地,繁华曼谷之外寻求文化洗涤的郊野小镇,再也看不出它的璀璨奢华,也看不出那最后一夜的号哭与血污。可是我知道,你那堆信一定还在某个地方,你绝望的字迹一定还在阿育帝亚,上面写耆「既然你的婚事早就安排好了,我就没有不去东方的理由」。

废墟里有很多残破的佛塔,手足并用地爬上去之后,会发现一些洞窟。我走进去其中一个,里面竟然有附近居民新设的小坛与香火,地上还散着信徒祈愿的字条。我翻了一翻,没找到你的信;但是我放下了我的那封,「真的没甚么。我只是想说,我很好」。

【来源:成报-秘学笔记】

梁文道:大城之路(四)

欹欤盛哉!阿育帝亚城里寺庙林立,每一座佛寺都有高耸的浮屠,其中有一些是早期从吴哥帝国学回来的高棉造形,然而更多的是沿袭自素可泰王朝的暹罗样式。这些庙宇里的佛像极尽巧工,排成一行行的长列,上面铺满了王国全境信众带来的金箔。整座建立在岛上的帝都就像水上浮起的金山,上头是烟火形成的雾气缭绕,僧侣不断诵经与偶而作响的钟鸣则在河面平缓飞扬,直到远方的船上。

我混杂在乘旅游巴士而来的各国游客堆里,不小心撞掉其中一人的相机(对不起),再经过了一队安上了座椅的大象与正向游客推销的驯象人,走进一家寺庙的遗址。地上全是碎落的砖石,残余的巨塔上有火焚之后熏黑的痕迹。三百多年前,暹罗世仇,野心勃勃的缅甸王趁着阿育帝亚的衰微,挥军直入,劫掠烧杀,把这座伟大的城市还原成河水交汇的小岛。但我看见了那尊常在精装画册上出现的佛像,金彩尽退,肃穆祥和地包裹在一株巨大的榕树躯干之中。数百年来,衪经历了一个王朝的覆灭,与一株植物的兴起。

如今的阿育帝亚已经不是我们那位欧洲特使当年看见的那座大城了,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重点保存的人类文化遗产。和所有Unesco修复的废墟一样,这里每座佛寺的周围都是一片整洁的草地,就像博物馆里摆放文物的素色木座,用来衬托它的价值突显它的历史感。「历史感」?那到底是多少年的历史呢?这不重要,五十年、三百年还是一千年都不打紧,因为这个历史感是空洞的。有草地,有木座,上面的展品就有了怀旧的感伤,正好让游客拍照。

【来源:成报-秘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