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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永远讴歌思考--沉思录》导读

《沉思录》是由古罗马的哲学皇帝马可.奥理略(121-180年)所著,共十二卷,是一个皇帝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札记,后世则视此书为斯多噶学派的代表作。《沉思录》书名是由后人所取,因为奥理略并没有想过要出版这本作品,这本书是留待自己用的──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说话跟忏悔、发自内心的一种灵性的反思。这本书的导读者梁文道认为,在奥理略做皇帝的经验里,历经战乱、灾难和帝国的衰落,使他不得不更依赖哲学,来把握住自己。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理解奥理略节欲的思想、过朴实的生活,以及主张以理性和意志控制自己的激情,如:「那对深厚的名声有一种强烈欲望的人,没有想到那些回忆他的人,自己很快也都死去,然后他们的子孙也要死去,直到全部的记忆都通过那些愚蠢的崇拜,和死去的人们,而终归堙灭无闻。」

奥理略在这本书里没有什么新见,他在重复的是以前斯多葛派其他哲学家讲过的东西,这本书重要的地方,在于他总结了别人教育他的东西之后,把它化为一组的规律,每天重复地在写这些规律,然后把这些规律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处境之中。简单讲有三大规律。第一、你对世界的感知必须是客观的,第二教条是要正义地对待他人,第三条是纪律化自己的意志。

奥理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非常讲究用字,甚至是有推理的部分,把它当作书来看不够完整;把它当日记来看的话,又太完美。奥理略的母语是拉丁文,但是他却选择用希腊文来写。梁文道认为奥理略是要跟自己制造一个距离,他恰恰不想要自己像一般人写日记那样,他要的是跟自己保持一个距离,他透过写作跟自己制作一个内在的张力,所以他用第二人称,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透过这样的写作过程里,每天修练自己,简单的说《沉思录》其实是奥理略的修行笔记。今天的读者也可以反复在书里寻得一种心灵的退隐与安慰、自我的意思训练,使我们愿意坦然地接受世界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梁文道:杨照的伦理寓言(《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1》推荐序)

《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个书名吓人一跳,因为它似乎太过煞有介事,道德说教的意味太浓,保守、传统而且古老,几乎不像是任何一个现代评论家会喜欢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杨照著作的书名。毕竟,他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而且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术训练,他应该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这个时代都会遭到无情的怀疑甚至嘲讽;他也应该晓得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有谁能够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别是道德上的真理,从而大胆指导别人立身处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杨照还敢写下这一大堆文字去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呢?虽然他曾经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评论集,名字一样宏大而骇人;可是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还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这本书活似一部指南。

没错,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人,述说他的构成条件与周遭环境;那么《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来到更具体的实践层面,宣讲一种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了。勉强地区分,前者属于「实然」的论说,后者则属「应然」的探讨。

这让我联想起近代哲学史中一度存在过的一对极其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概念区分, 那就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和「伦理学」(Ethics)了。表面上看,这两种关于人类实践生活的哲学探究是没有多大差异的,反正它们讲的都是伦理道德,所以现代大学的哲学课也经常混用这两个名词。同样的理论,一会儿说是「伦理学」,一会儿又说它是「道德哲学」。

可是对于许多先哲而言,这两个名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粗糙并简单地讲, 「道德哲学」关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问题,比方说「什么是『善』?」,「道德律则应当如何证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虚幻的,人类还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至于「伦理学」,它的对象范围就比较微观比较具体了,例如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哲学伦理学》(Ethica Philosophica),里面谈到的几乎全是「如何控制我们的低级欲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样对付沉闷」等非常实际细碎的课题,和我们今天熟悉的伦理学很不一样。

我假借这个区分,用来联想《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的性质,把它界定为一部教人在这个政治秩序及社会环境急速变动的时代里,应当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静思考以及如何稳定心性的「伦理故事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多说两句有关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学术界曾经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纯以实证的科学态度去研究人类的政治生活,并以之为政治学正宗。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应该研究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变算不算背叛,因为这是个无法得出客观结论的价值问题;同样地,我们也不必追问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常,因为它是个价值问题,不能用事实的调查与数据的分析去说明。根据这种主张,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向的抉择是否理性,它和其他政党在下一盘怎么样的策略棋局;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用比较君主制与代议民主制的良窳,只要去描述它们的特色,分析它们如何成形如何衰亡便好。

一般认为,这个战后以来的主流主张是要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年代才开始转变。在那十年,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把政治带回到了哲学里面,也把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带回到了政治研究。于是大家重新开始质问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才算得上是正义的社会,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才能叫做正当的制度。

然而,身为一个评论家,杨照的主要关怀不在于这些政治哲学上的大哉问,起码不是在这本书里去谈这些问题;他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价值注入到政治机器之中,使运转得过于流畅乃至于太过油滑的政治游戏稍微顿滞,让充满算计因而变得太过冷酷的头脑稍微温润。

台湾是全球华人社会之中第一个真正成功转型为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其他地区的华人如此关注,以之为参照,视之为样本。可是在观察它的过程里头,我们却又发现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充分的言论自由了吗?为什么它的言论自由没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谈,反而恶质化为一场又一场的名嘴口水仗?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独立的司法体制了吗?为什么它的司法问题还会搞得这么严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争议甚至丑闻?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把台湾这个模范生打成坏榜样了,他们说: 「你看,这就是民主的后果!」「你看,这就是开放的代价!」「看你们还有谁敢说要学台湾」。然后又有人出来帮台湾说话,告诉我们台湾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它很好,其实我们都只是被媒体误导了……。

阅读杨照评论多年,我发现他的目的不是怀疑,更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进而赞赏甚至肯定其他的代替方案,比方说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更不是为台湾辩护,以动人的言词述说「台湾真好」的小故事,这不是一个台湾评论者该做的事。

杨照不是一个「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者,潜心探究自由的价值与证成民主之必要;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需要,这早已经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识了。在肯定这些共识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们了解的是光有这些共识还不够,光有这些大方向还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使得这些共识得以落实,使得一艘轮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标顺利航行的实际条件。

换句话说,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些理想和名嘴肆虐的现实之间划上单纯的因果联机,这中间还要补上其他零件。尊重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法条可以毫无中介不经诠释地扩大到这个社会上去,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讲,杨照是希望在台湾社会转型的理想与实况之间寻回那失落的链条,在政治游戏和种种社会机制里头添补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链条与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伦理学」了。相比起宏大,高远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实现理念与原理的方式。它是一连串具体规范,就和鲍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问题一样具体;比方说「结社如何孕育创意?」、「议题为什么是选举的核心?」、「政治人物应该怎么迎接下台?」……。

杨照之所以持续不懈地执着于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来今日台湾以至于其他华人社会最最要紧的关键了:不是没有正确的理念,而是没有使之具体成形的方法与策略。这里所讲的方法与策略,绝非冰冷功利残酷的权谋计算,而是蕴含价值的践行性规范。

杨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话不是说给当权者听的。他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一个上古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用接连不断的传闻和故事代替精密的论述,对着他的同胞,说明世间种种的运行法则。尽管他总会在这些故事之后给出联系到当下处境的「故事教训」。然而,他说故事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 「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书名:《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1 及2
作者:杨照
出版:本事文化(台北)

舒国治:香港有个梁文道(《我执》台湾版序)

香港有个梁文道,他写文章、论时情、观看世界皆有独造。我禁不住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同时也佩服有人能做得那么出色、那么妙。

我实知他不多,虽我识他亦有十来年。只不过其间没机会见上几面,但每回见面却又聊得极愉快极丰富。

但我真不够资格谈他。先别说我的学问不够;再者我看不到他的电视节目(台湾看不到凤凰台,说来不怕人笑,舍下亦无电视);三者不谙计算机,读不了他在网络上与日俱增的文章;甚至他在书上报上的文章我竟也忘了去追来细读。光阴似箭,转眼间他已从二十六岁的昔日少年马上步入四十岁的壮年矣,也已文章写出了、电视上论出了恁多各题各类各趣各风的作品,开启了恁大的一片思想与知识之文化论窥事业,这一下子,我忽然好想多晓得他一点了。我,也开始强烈的好奇了,好奇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独树一帜、自辟蹊径的年轻学问家?

于是我便在纸上写下:香港有个梁文道……

当然,我虽好奇,却并不深悉他的成长与治学等诸多实情,只好就我在与他七、八次的香港、台北与北京的酒饭席间晤见上来揣想一个可能的梁文道。

譬似他永远在看书看书看书,看了这本,还要看那本,看了文学的哲学的,还要看历史的政治的,世间每一种事象皆不愿放过,皆极有兴趣。更还不只是兴趣,是不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莫非是一股童心?一股追问?莫非是一种对父亲、祖父,甚至舅舅、表哥等的殷殷追随与跟从,企求自他们大人那儿得到即令是出海冒险的快乐,却同时仍获有依仗的保护与温暖,以及爱。

他这种不歇的好奇心,或说纠缠不休的窥探,几乎已像是在万里寻亲的途中不放过任何遭逢亲人的窄缝机会。

几乎可以说,他有一种傻,这种傻,这种专情,教他做恁多的事而不感到累。一如儿童的嬉戏疯闹。又他的傻,是一种浑然天真,你今天和他碰面,听他说话或看他听人说话的反应,觉得天真纯朴,并不如何如何聪明,但明天你看到报纸上他的文章,奇怪,怎么比昨天多聪明了点呢?再过几天你看到电视上的他,他妈的,怎么又更聪明了呢?梁文道便是这么一个不实时露出他犀利才智、却始终与日推移左右逢源目送飞鸿手挥琵琶的获取他更深化学养与淬炼慧根的「学问栽植家」。并且他随手拈来。这亦是他生活与工作的高明处与独特处。

怎么说呢?

他看似只工作(写稿、读书、上电视做节目),不生活;然看自他的文章与节目,充满了生活的各桩情节:伊斯坦堡的海峡、京都的百年旅馆、亨利‧詹姆斯的情感、少年台湾小太保的荒好岁月、生牡蛎的腥香鲜甜。

其实他抓紧片段的空闲,疯烈的生活。譬似这两年我遇见的他,常在饭桌上,他抓紧与同桌六、七人多聊、多听彼此近况,也同时迸发撞碰新出的任何话题,常常有趣极了,也热闹极了。这便是他的独妙生活,也是他特殊修士般工作下的极佳娱乐。然后九点半十点饭席散了,他马上又要回到幽禁如武侠小说面壁石洞的旅馆房间去进行三到五个小时(有时甚至到天亮)的无人窥知的默默写作自惩。(「锵锵三人行」掌柜窦文涛说得好:「文道写稿量与读书量的大,与睡觉量的少,几乎是自虐。」)

正因为他太常在室内台灯下伏案,致他说及的外间,皆是极如婴儿初见的光亮明洁、花也香海也蓝的兴奋。这种封闭式的工作形态,造就了他的天真,也达成了他的与世俗之隔绝。但他不能在光风霁月下待停太久。说来好笑,我差不多已在遐想,若梁文道在百忙中到台北休假三天,啥事也不用做,那我可以怎么替他规画一个行程呢?我甚至想,我自己亦可不留在台北相陪,欢迎他住我家客房,每天自顾自出门游玩,我写好几张A4纸的可游可逛行踪,何处不妨小坐,主人可略谈,何处院子花好,何处咖啡好,何处人景佳,何巷黄昏时分光好,他自去玩,他自去吃,他自徜徉与歇脚。

甚至台东,亦可如此规画与他。便为了或许令他享三天实则平常之极的清福。

梁文道说话,没有广东腔。这与他童年待过台湾有些关系。但更与他喜欢接近所有的风土、所有的异地有关。而他虽每日写稿一如太多香港写家在报上所作,但奇怪,他的议论与绝大多数的「港见」极不相同。这三十年太多的香港专栏文家,即使见多识广,留英留美,谈英谈美,高论不乏,但总还是流溢着浓郁的港见,更不时透露出某些港叹。这颇正常,亦很应当。然而梁文道小小年纪,何以比较少这些东西呢?梁文道议港谈港,必也不少,只不过他所在意的「居港思港」之念,或许疏谈得多。搞不好他看任何的中国人角落,不管是新加坡台湾香港,闹热哄哄珠江三角洲、吴侬甜软的江南,喳喳唬唬的北京、摆龙门阵的四川,皆以某种类似遥远却又好奇的眼光。梁文道身处其中,似不很投入,就像他自己并不嵌在里头,这种「自火车上探头看一眼」式的观察,却写出、谈出极其精辟的论见,是他的绝活。何也?哦,是了,是举世皆过度世俗了。而他即使每一天皆投入世俗,却怎么也没与他们一般的世俗。中国大陆的一忽儿大锅饭又一忽儿全民奔经济,香港的商楼满布、逼人透不过气的金融竞逐,台湾的人人顾盼自雄、皆欲自做老板,政治见解满口、俨然有朝一日亦想登高从政……他皆很能乐知乐见乐听乐参与其中实况,并享受众人的喧嚣与野悍畅肆,但他究竟是梁文道,一个埋头伏案的书呆子,一个只知理出思路的哲学探索者,一个若即若离的旁人;这些事皆不受他染指,这些地方即使他皆深爱却都不是他的故乡,他像是住在寺院里。

他像是太爱这个社会,故而要去离开。他像是太爱这些人群,故才不与他们靠得太近。就像电影或小说中的杰出儿子,太爱他的妈妈、姊姊、弟弟,便只能躲在树后看着他们、保护他们,却不与他们见面;乃相见只益增得悉他们脆弱后生出的不忍。

于是他消除不忍不舍的心底之痛,只好一径的写、一径的说,教人们一点一滴的从不同的角度逐步知解生命。譬似少写了一篇文章便少诵了一堂经般的令众生的苦痛没得到立解。

他的业作,我东思西想除了说「僧道一流」,已无其他身分可以解释。有人谓他是意见领袖,实他无意做任何的领袖,只是想找出意见、讲出意见。在这一处讲完了意见,便再去另处继续寻找。意见是他优游人生的最佳故乡,但也顶多如此,他只诵经,不做方丈。

【来源:联合报】

杨照:「有我之境」的私密阅读(《我执》台湾版序)

作者:杨照

我将梁文道的《我执》看作一本极其独特亦极其深刻的读书笔记。 不只因为梁文道是个认真、杰出的读书人,而且他在书中明白警告:

「如果一个人受过严格的文学理论训练,对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是为了补偿自己对女人的亏欠这种说法,应该是要嗤之以鼻的。因为根据理论提供的常识,作者的实际生活和他笔下的作品不可能有这么简单直接的关系。假如有关系的话,那也是可疑可议的。」

换句话说,《我执》的内容不可以、不应该简单地被视为:二○○六年下半年,梁文道遭遇了生活上,尤其是爱情关系上的挫折,有一个「他」突然从梁文道的居住之处离开消失了,而这些片段小语,就是那样挫折痛苦思念心情下的灵光纪录。

不,如此看待这批文章,太直接太简单,缺少了认真阅读文学作品所需要的复杂「可疑可议」态度。梁文道和那个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叙述者之间,不能如此直接简单等同起来,而该有着其他「可疑可议」的关系。

「可疑可议」之处,无法立即揭露,还好文章里留下了其他不那么可疑、不那么可议的线索,可供做为依据。那就是书中大量引用的其他文本。

不管那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叙述者,是梁文道还是虚构的角色,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扭曲变形或精神原型,文章里读著书、记录着阅读反思的,总是不折不扣,我们平常认识的那个梁文道。

在二○○六年八月到十二月间,他读了《恋人絮语》、《猫河》、康拉德的传记、《魂断威尼斯》、《禁锢在德黑兰的罗丽塔》、Edward Hopper的画、《空间诗学》、《纸房子》、《生活与命运》、《书简三迭》……等等、等等。他的生活、他的经验,由这些阅读堆砌构筑而成。

前面引用的那段文章,出自九月十三日的〈借用〉。有趣的是,「借用」有两方,借方与贷方,然而在生命与阅读的关系里,究竟孰是借方孰是贷方呢?

我们平常习惯的想象,是生命借用阅读。生命中有了什么样的感受感怀,我们自己说之不足道之不完,于是将前人在书中讲过的话,借来运用,说:「啊,我也正有此感!」或「啊,他已经帮我讲得如此精确!」或「啊,今天我才懂了书中的意思!」

然而,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反向的可能,是阅读借用生命?甚至:为了彰示、扩充阅读的领略,才不得不借用具体生命故事来做为映衬、基底?

我怀疑,而且我觉得有充分理由怀疑,《我执》正是这种反向「借用」的精彩示范展现。一个读书人,因其杰出且强大的阅读能力,感应了藏在书籍文本后面的人间情绪矛盾纠结,穿透知性的理解而碰触到了直觉感受,他没有办法继续诉诸理性文字来传递那感知情绪,或者该说:那样的感知情绪一旦被写成理性文字就失去感染力量了,这种阅读需要一个主观且情绪性的主体做为桥梁来传达,于是梁文道就借用了一个主体生命,似幻似真、既事实又虚构的叙述者,来撰写这样一部奇特的读书笔记。

书中的叙述者不是刚好失恋,所以借用《恋人絮语》;反而是只有透过主体失恋的经验才能深刻传递阅读《恋人絮语》的感动,于是那位叙述者就非失恋不可了!

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生命,理所当然开放了所有感官的敏锐,迎接并对抗这个世界,于是他自己成了一面多角棱镜,将通过他的平常混浊的光,折射成鲜丽得令人无法逼视的纯粹色彩。

换个方式说,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生命,就是有着最强烈「我执」的生命。挫折痛苦思念来自于「想不开」,来自于清楚意识自我「自性」,所以会沉耽在离去、丧失以及想要追悔回复的挣扎中。这是最「有我」的生命。

《我执》写的,正是一种极度强烈的「有我」的文学;《我执》记录的,正是唯有透过这种「有我之境」才会出现的奇异景致。虽然一开头八月一日的〈题解〉文中说:「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愈紧愈是徒然。此之谓我执。」然而放在阅读与文学的范围中,「徒然」非但不是「徒然」,反而要从「徒然」中、从对于「徒然」的虚无慨叹中,才有办法灿然冒生出值得被领略记取的光彩来。

这批文章最早在香港报章刊载时,专栏题记为「秘学笔记」,内中所藏的,与其说是梁文道私人生活的秘密,还不如说是一种秘密的阅读态度。不是平常会在文章或录像上看到的那种公共态度,不是分析归纳或排比解说的态度,而是一种穿过具体生命,「我」无时不在、主观、感性、乃至于高度情绪化的私人态度。「秘学」者,是「私密之学」的意思吧!

我们不必试图从《我执》的文字里,去破解梁文道的私生活,不过我们却可以藉由那似幻似真、既事实又虚构的笔法,赞叹这位读书人的阅读兴味与阅读能量,他当然能解析字面的普遍、公共意义,他还能进而和作者和文本进行生命与生命觌面相见、赤裸私密的感应,把阅读内容转化成自我体验,再用半告白半反思的语气,钻入每位读者的生命中,丰富我们的私密自我空间。

【来源:《我执》】

梁文道: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我读》序)

很多读者都对我选书的范围很有兴趣。因为面对大众讲书,所以我选书往往有特别的考虑。诚然,好书那么多,值得谈的事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把所有市面上大家看到的、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书都一一介绍一遍呢?

之前一个很好玩的读者说,梁文道,你是一个文痞!他认为我介绍的书总是偏向人文性,没有介绍什么科普书籍。谈谈我个人对「文痞」这个称呼的理解,并不是一个人不读科学类书籍就会变文痞,文痞似乎是说一个人既是文人又是个痞子,当然,倘若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文痞,也是很正确的。

其实我非常想多介绍一点跟科学有关的书,比如做一些专题,介绍物理学最新的理论发展。理论往往是很艰深的东西,但又非常有趣。可惜我发现介绍这样的东西有时候对我自己、对观众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怎么可能用很短的时间讲得让大家都明白或者至少看完后能有点意见,的确很有难度,我会尽量改善。

关于选书的问题,一些读者会期望我走「更高雅的」路线,比如有一个读者说:「哎呀,天吶,我今天看到文道居然在讲于丹,你怎么会讲于丹呢?!」有这样的吃惊似乎是因为于丹火了、红了,非常畅销了,所以大家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谈她了,因为这是很「通俗」的东西。我曾经说过,有些畅销书,像《于丹<论语>心得》,无论是节目、光盘还是书,我都挺喜欢,尽管我并非完全同意她的做法或说法,但我依旧觉得她做的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本书现在卖了700万本不止,意味着她能让700万人里面至少有一万人愿意就此把《论语》拿出来好好看一看,这难道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吗?

喜欢读书的人常常容易有一种情绪,用我的朋友台湾出版家詹宏志先生的话来说,叫「人文沙文主义」。所谓「人文沙文主义」是有一种知识分子、文人、读书人、学者,他们认为只有符合他们心目中某种理念、某种理想、某种品位的好书才是真正的好书,比如有人说在书城或读书杂志上看到的那些书才是好书,而对一般大众看的那些书会很瞧不起,会不屑一顾,像蔡志忠漫画《庄子》或是随便一本育婴指南,以及任何一个书店都有一大堆的实用性通俗读物等等。甚至会觉得不止写这些书的人我看不起,连看这些书、买这些书的人通通看不起。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怨怪为什么一个人跑去看于丹的《论语》心得,而不去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呢?

我想提醒大家一点,一个人,他看不懂任何更深入的学术著作,他只看于丹的书,只看易中天的书,这既不是一种错误,更不是不道德,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幸。读书读得越多,越发现真正要读懂我们心目中所谓的经典名著,你可能要有一点运气。比如你要生长在一个不错的家庭,有挺好的家庭教育,小学、中学都受到不错的教育,而且前提是你有受教育的机会。你慢慢走过这样一条幸运的轨迹,透过教育的养成培养出一种阅读的能力,这种能力帮助你读到很多人没办法读进去的书。这时候你可以回过头,看看那些在看很浅、很通俗书的人,你会觉得他们鄙俗吗?不是,他们很可能只是不幸,他们不具备这种阅读能力,即便不具备,也要鼓励他们读下去,倘若他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

每回走进书店,看到那些读者,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如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娱乐有太多选择了,而一个人居然跑去看书,表明他不只是抱着娱乐的目的,更是想提升自己。任何一本书被一个读者拿起来的时候,他心底都有一种或许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欲望,就是我要改变自己,要提升自己,这是一个很伟大也很卑微的欲望。一个人从来没听过没看过《论语》,今天他拿起了《于丹<论语>心得》看的时候,你能够体会他那种又卑微又伟大的欲望吗?作为一个读书人,为什么不能欣赏他呢?

就算一个人看的不是《于丹<论语>心得》,而是育婴指南这类专门教人怎么养小孩的书,难道这就是不重要的阅读吗?当然不是。想想看,这世上的父母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做父母?一对大学教授结婚了,不表示他们就会把孩子教得好、教得懂。或许这对大学教授平常都看很艰深、很高雅的书,而眼下他们就需要一本写得很好的育婴指南,告诉他怎样照顾好自己的小孩,教好自己的小孩。如果所有的父母都能够看到一本非常好的育婴指南,并且依此把他们的孩子养好、教好,将来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有很多快乐健康又善良的小孩,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这本育婴指南也是很了不起的书呢?

我并不是说一本育婴指南会比《史记》伟大,我们有标准,有品位的判断,但是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

【来源:《我执》】

梁文道:回到台湾的我(《我执》台湾版自序)

曾经,几乎每一个香港写作人都渴望在台湾出书。因为那意味着更优雅的书籍设计,更专业细致的编辑效果,更大的市场,以及更佳阅读品味群体的认同。尤其像我这种曾经在台湾住过,和此地有特别缘分的人,「回台湾出书」是一个回到伊甸园般的反复出现的梦。可是我必须坦白告诉台湾的读者,这样的时代也许已经过去了。

如今,说起台湾出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夸张的翻译书名。例如我刚刚读完的《暖化?别闹了!》,它的原名是《Cool It》,意思是要大家冷却发热的头脑,不要一窝蜂地以为碳减排便是对付全球暖化的唯一方法,可台译本的书名却容易让人以为作者根本要否定气候暖化的事实。相比之下,大陆版将它译作《冷却》,虽然不够噱头,但是老实得多。不知道为什么,在书店里看着那些名目离奇的台版翻译书,总会让我想起现任加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因为他在台湾放映的每一部电影都要加上「魔鬼」二字,比方说「魔鬼孩子王」。

书市艰难,我完全理解并且同情出版界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每一本书都能在店面里喊叫:「买我吧!买我吧!」于是台湾的书籍带来了一场华文出版业的小革命,那就是为每一本书加上腰封,上面有十个以上的名人「强烈推荐」、「热情支持」,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书愈是卖得不好,就愈是不能静悄悄地躲藏起来。终于,「试读本」也来了,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下一个华文市场的潮流。

我是一个在台湾长大,足足住了十五年的「老人」,但却是台湾书业里的新人,所以返故乡随新俗,也要麻烦一些朋友「强烈推荐」。为难了他们,让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同时,我也由衷感激他们的勉强;感谢。

虽然我说了这么些不大中听的话,好像很不愿在台湾出书似的,可对于回台出版这件事,我真正感觉到的却是惭愧。这惭愧就像胡兰成见那乡下来的发妻去他任教的中学找他时的感受,是种老小说里豪杰赛箭正中靶心时所暗叹的那一声惭愧,是种让人瞧见本来面目的惭愧。台湾是我的来处,也是最不会把我当回事的地方。由于媒体工作的缘故,我在香港坐出租车会被司机问起特首该不该辞职的问题,在北京的饭馆里吃饭偶而会被人索要签名以及合照;只有台湾,我可以在街上逛了一整天,但没有半个人会多瞧我一眼。请别误会,我不是故发那套「名人」的感慨,欣喜地上终有一处可感凡人的轻松。恰恰相反,这种轻松使我更沉重,因为我在这里必将退去所有原不属我的光环,我要真真正正地照见自己。而这自己曾经如此细微,现在也是;曾经如此不堪,如今亦然。死后的审判如果存在,裸身之人终于要面对天父之时,想必就会感到这份惭愧。

在电视上天天露脸,在文字中日日独白,久而久之,你必将投射出一个形像。它或许招人喜欢,或许令人厌恶;或许会引出一群日日关心你最新动向的粉丝,或许会惹来一批什么都瞧你不顺眼的批评者。然而,我始终困惑,他们所喜所恨的那个梁文道究竟和我有何关系呢?我是否应该为观众的赞美而暗自欢喜,又是否应该为他们的辱骂而愤怒?就像一面镜子,也许我会把镜中影像错误地当成我自己。可是,我们又有谁能不透过镜子来完整地建立自己的主体呢?

《我执》在大陆出版之后,许多论者都认为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自传。「自传」恰巧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题目,因为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些电影的导演大家明明不认识,但大家都能肯定那部片子是导演本人的自传(比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有些小说的作者明明不是读者私下熟悉的朋友,但大家竟能读出作者本人的经历(比如骆以军的一系列作品)。我不否定这些判断的真确,我只是好奇这些判断的依据。既然我们并不熟识侯孝贤与骆以军,那么能够使我们感到那些作品的「自传性」的,必然就是一些特定的效应了。那或者是一种腔调,一种修辞,一种喃喃自语的声音,那是文本的「自传效应」。不是别的,就是文本的「自传效应」能使人断定这份文本是个自传。既然它是种效应,想必它也可以营造,可以拟仿。

我在说谎吗?我写了二十年的评论,长期束缚于评论不得说谎的规则,深深明白(身为某种散文作者的)评论者绝对不能在文章里头虚构自身经历的律则。如果你说你在高铁里目睹了一件奇事,打算用它支持你的论点,那它就必然得真真正正地发生过,否则你就犯上不道德的重罪了。换句话说,起码在评论里面,我写出来的每一个「我」都真的是我,包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我」字。

至于《我执》,我把它当成是一趟清理自我问题的疗程。当然,积压了这么多年的疑惑,不可期待毕其功于一役。如果它有点感伤,也许是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很感伤,于是把我读到的一切读进感伤;又或许是因为我读到了很感伤的东西,不得不把自己整个人都读进去,就像小时候看琼瑶,你非把自己想象成是个患上末期癌症的贫家子不可。如此铺衍,这个我就只能不断蔓延扩大了。说来说去都是我,这不是「我执」是什么?

说到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曾文娟和李丽玲,她们的认真、细心和客气简直吓人,原来这就是台湾出版业的水平。这个岛屿始终有着全华文世界最优秀的作家群体,最富经验的编辑,于是,我满怀惭愧地回来了。

【来源:《我执》】

梁文道:但少闲人(舒国治《理想的下午》序言)

「若选择住,我不会选纽约。……最主要的是它太抽象。……我常想,有人喜欢它,便因它抽象;这是纽约了得之处,太多的城市做不到它这点。而我,还没学会喜欢抽象。」

「日本是气氛之国,无怪世界各国的人皆不能不惊迷于它。」

「英国的全境,只得萧简二字。而古往今来英国人无不以之为美,以之为德;安于其中,乐在其中。」

除了舒国治,我想不出还有谁能简简单单地只用两个字就这么精准地写出纽约的抽象、日本的气氛,以及英国的萧简。早在十四年前,我就领教过他这过人的本事了。那年香港快要回归,他正预备要写一本谈香港的书(但始终没有完成),于是我请他到我家里夜聊,向我这个土生港人形容一下他所知道的香港。没想到他竟然把这片我们传统上习称为「福地」的城市形容为「穷山恶水」。「由于没有多少平地,他们总要在那么弯曲狭窄的水道旁边盖楼,这些楼一面紧贴被人工铲平削尖的山丘,另一面就是曲折的海岸了,这么险要的形势,竟然就住了这么多人。」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对,从这个角度看来,香港的确很像一座拥挤的边塞,住满了无路可逃的难民,此处已是天涯海角,再往前走就是陆秀夫负主投海的怒洋了。这,如何不是「穷山恶水」?

舒国治眼光锐利,甚至可以说是毒,否则又怎能如此独到又如此准确地掌握一个地方的特质呢?可是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那种秃顶冷沉、漠观世情的思想家,不,他高高瘦瘦,走起路来像风一般迅捷,十分清爽,而且常带笑容,随处安然。他不介意和朋友在高档的餐馆里畅饮贵价葡萄酒,但他自己的生活在许多都市人看来却远远说不上舒适。住在溽热的台北,他竟然坚持不装冷气,家里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例如电视。就像他在《十全老人》里所说的,他的理想生活是「容身于瓦顶泥墙房舍中,一楼二楼不碍,不乘电梯,不求在家中登高望景,顾盼纵目」,「穿衣惟布。夏着单衫,冬则棉袍。……件数稀少,常换常涤,不惟够用,亦便贮放,不占家中箱柜,正令居室空净,心不寄事也。」基于同样的原则,「听戏曲或音乐,多在现场。且远久一赴,不需令余音萦绕耳际,久系心胸。家中未必备唱器唱片,一如不甚备书籍同义,使令暗合家徒四壁之至理也」。

「家徒四壁」,这是何等的好品位,何等的好生活?今天老把「奢华」「尊贵」挂在嘴边之辈,恐怕还要再过十多年才能领略其中意趣。

我不想说太多舒国治这个人的事,我想谈的其实是他的文章。只是他的为人为文无法不让我想起「文如其人」这句老话,所以言其文就不得不从他的行止风范谈起了。可是,经过现代文学理论的洗礼,人人皆知作者已死,「文如其人」早就是老掉牙的过时神话了,为什么我还要用它去概括一位作家的书写呢?那是因为舒国治的散文原就给人一种古老的感觉。你看,许多年轻读者不都说「舒哥的作品不像是现代人写的」吗?正由于其古老,他才能迷倒一众台湾读者,成为彼岸十年来最最受欢迎的散文家。

舒国治的古老,或许在他行文的韵律节奏,也在他用字的选择,比如:「波罗的海上散列的成千岛屿,将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水面全匀摆得波平如镜,如同无限延伸的大湖,大多时候,津浦无人,桅樯参差,云接寒野,澹烟微茫,间有一阵啼鸦。岛上的村落,霜浓路滑,偶见稀疏的Volvo车灯蜿蜒游过。」

然而,正如「Volvo」这个洋文所提示的,舒国治终究是位受过洋化教育、见过世面的现代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趁着心里头仍抱一股嬉皮余风,独自浪游美国,按图索骥,从一个小镇走到另一个小镇,每至一处便打点零工,攒点小钱,住得差不多了便再收拾行囊上路。此前,他本是台湾文坛的新星,以一篇小说《村人遇难记》赢得无数前辈惊异。而他居然放弃了自己的「前途」,忽然从大家的目光中彻底消失。

等他回来,舒国治已经渐渐变成另一个人了。虽然他偶尔还会写下这样的句子:「她微低着头,眼睛视线不经意地调在前下方的地面,轻闭着唇,有时甚而把眼皮也合上一阵子,随着车行的颠簸,身躯也时而稍显移晃。」「文艺」得很像当年那位深具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家。他甚至不忌「破坏性」和其他各种这个「性」那个「性」的西化造词。但是,大家却发现整体而言,从美国回来之后的舒国治竟然变得更古老,也更中国。

因为他居然以散文为业,而且是一种很不时髦的散文。

散文原是老的,它快老到被人遗忘的地步(难怪我曾见过有些年轻人会批评某某某不写小说不写诗,所以不算作家。可见在他们看来,就连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的作家地位也变得很可疑了)。当然,散文还是存在的,就文体而言,它甚至是最常见最普及的,小至一条手机短信,大至一份公文,皆可归入广义散文的范畴。正因其常见普及,散文遂成了一种最不「文学」也最(看起来)不必经营的文类。比起诗、小说与戏剧,散文少了一份造作,自然得有如呼吸饮水,凡常而琐碎。

我猜测这便是今日大陆杂文家日多而散文家益少的原因了。在我们的期待里头,杂文应该写得机巧锐智,处处锋芒;它的经营痕迹是鲜明可见的,它给读者的感受是爽快直接的。更要紧的,是它往往夹带议论;所谓「有思想」,所谓「以小观大」,皆与杂文的议论功能有关。相比之下,传统散文未免显得太过平淡,花草虫鱼之属的内容也未免太没深度。于是「美文」就兴起了,彷佛不经一轮斧凿,一番浓辞艳饰的堆砌,散文的「文学性」就显不出来。于是「文化大散文」就抬头了,似乎不发一声文明千年的哀叹,不怀国破山河在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够「深刻」。这么重的口味就好比现时流行全国的川菜(尤其是那些劣品),吃得太多,你就再也尝不出一口碧绿小黄瓜的鲜脆真味了;见到一尾活生生的黄鱼,你也只能想象它铺满红料躺在炙火上的模样。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舒国治的散文古老。你看他有多无聊,居然用一整篇文章去写赖床,而且还要讨论赖床怎样才算赖得好:「要赖床赖得好,常在于赖任何事赖得好。亦即,要能待停深久。譬似过日子,过一天就要长长足足地过它一天,而不是过很多的分,很多的秒。」然后他还能分辨一个人是不是赖床的人,因为「早年的赖床,亦可能凝熔为后日的深情。哪怕这深情未必见恤于良人、得识于世道」。「端详有的脸,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长时没赖床了。也有的脸,像是一辈子不曾赖过床。赖过床的脸,比较有一番怡然自得之态,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遥想,却又不甚费力的那种遥想。」也许是我见识不广,但我的确好久没见过有人这么认真地去写「赖床」这样的题目了,如斯细碎,如斯地无有意义。而且他不故作幽默,没有埋伏一句引人惊叹叫人发嘘的punchline;也不联系什么名人伟业,没有扯出什么赖床赖出太平盛世的大道理。他就只是老老实实地写赖床:「我没装电话时,赖床赖得多些。父母在时,赖得可能更多。故为人父母者,应不催促小孩,由其肆意赖床。」

舒国治的散文更不是一般意义的 「美文」,尽管它的确与「审美」(aesthetics)有关。这种审美是某种感官能力的开启,常如灵光一闪,以清简的文字短暂地照亮俗常世界之一隅,就像《哈利·波特》里面那「国王十字车站」里多出来的一个站台,一般人是看不见的,惟待魔法师随手一挥,它才赫然敞现。可是那座站台却示现得稳稳当当、平平无奇,彷佛早已在此,良久良久;而你之前明明看不到它,等到见着了,竟也不太讶异,觉得一切尽皆合理、凡事本当如是,只是自己一时大意,过去才会对它视而不见。

这便是专属散文的独特美学了,不像诗,它不会剧烈扭转观看事物的角度,使得宇宙万象变得既陌生又奇兀;相反地,散文总是稀松平常,就算说出了点你想都没想过的道理,你也忍不住要点头认同,「是啊,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似乎你很久以前也曾想到过这一点,只是不知怎的却把它给忘了。

就拿苏轼那篇脍炙人口的《记承天寺夜游》来说吧,全文不过百字,你说它讲了什么大道理呢?没有;你看它的修辞用字很华丽吗?也不;但大家硬是觉得它美,硬是要把它看成中国小品文的精粹。为什么?因为它好像说了很多,实际上却又什么都没说过。正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月夜竹柏有谁没见过呢?问题只在于「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所以散文的审美与散文家的想象力是与众不同的,他用不着像诗人那样祈灵缪斯,好在眉心修炼出一只魔眼;也用不着如小说家那般闭户向壁,苦筑一座不存在的蜃楼。他只需要闲下来一些,便见「庭下如积水空明」;然后再闲一些,便能将这很多人也许都曾看过但又不复记忆的景象写下来。他不该太费力气,也不可太着痕迹,轻轻一拭,那蒙灰的镜片方能顿时明朗,令人感到眼前万事依旧,可自己就是比往常看多了些什么。

出入尘世而不滞着,故闲人如舒国治者才能道出树木与房舍的本来面目:「再怎么壁垒雄奇的古城,也需有扶疏掩映的街树,以柔缓人的眼界,以渐次遮藏它枝叶后的另一股轩昂器宇,予人那份『不尽』之感。」在这种目光的关照底下,就连下午的阵雨也意外的可喜:「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阵雨,霎时雷电交加,雨点倾落,人竟然措手不及,不知所是。然理想的阵雨,要有理想的遮棚,可在其下避上一阵。最好是茶棚,趁机喝碗热茶,驱一驱浮汗,抹一抹鼻尖浮油。……俄顷雨停,一洗天青,人从檐下走出,何其美好的感觉。」而你却不觉这是故作怪论,强替阵雨说好话,反倒勾起了你记忆中的经历,去其狼狈,存其真趣,自己在心里细细印证他这番话的味道。

由于散文这种独特的审美面向太过贴近现实,不是这种心境,不是这种性情,便很难真切地写出这种稍稍偏移出现实的现实,所以「文如其人」的古训最能适用在散文家身上。我见过诗人很不「像」他的诗,更常见到小说家不「像」他的小说,却从未见过有散文家不像他的散文的。所以张中行就像张中行,余秋雨就像余秋雨,龙应台就像龙应台;舒国治,他的人就走在他自己的文字里,闲散淡泊,品位独具。我知道有些大陆读者看到这里就已经忍不住要说「这种品位很小资」了,他大概看了太多流行时下的广告,也大概太过年轻,遂将态度的悠闲与生活的讲究生硬地等同于「小资」,乃至于忘记了中国散文的古老传统,忽视了消费乔装以外的做人美学。

上一回在北京见到舒国治,我问他接下来会去哪里玩,不料他答道:「河南陈家沟。」我没听过有人会去那里旅游,非常好奇,接着他便解释:「陈家沟是陈氏太极的发源地,我想去看看。」我知道他不打拳,也不迷武术,他真正的理由可能就只是「想去看看」而已。不用再问,我就晓得他一定会先坐硬卧火车,听人家夜里喝茶聊天嗑瓜子;再乘大巴,隔窗观看道旁推车的老汉;眼皮稍倦,就合上小睡一会儿。等到一觉醒来,说不定便是陈家沟了。至于他回来之后会不会写篇文章记记那里的风土人情,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梁文道:《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序

在我干过的所有文字活里头,我最恨采访。之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调查受访者的资料,构思可能的问题;之后还得费更多的工夫去把录音转成文字,反复修缮其中的空白与缺漏。加上实际访谈的时间,这大概够我写出一整周的专栏有余了。

可是,我还是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替《读书好》做完这一系列的访问。而且在可见的将来,我还会继续做下去。除了有同事帮我记录,省下那最令人害怕的工序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就是个习惯被采访的人,知道访谈的用处。过去四五年来,我平均每个礼拜要被人采访一次,有时候还真到了口干舌燥心烦意厌的地步。然而,我还是继续受访,能够回答懂得回答的我尽量回答。因为我把它当成了工作,当成了一种表达观点的工具,和我写文章做节目差不多,只是它更轻省更方便。我不需要动手也用不着在镜头前来回走动,只要坐在椅子上等人发问,然后说话。假如对方够诚实够认真,我发现访谈不失为一个代替书写和演说的快餐手段。假如对方敏感机智,说不定还能达到理想的对话境界,使我的大脑意外孕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观点和想法。做采访是苦差,但被采访却是份美差。

出于这份替人省事的良善用心,也出于对一些人物的好奇和对自己的挑战,我决定每个月要去采访一个有想法的人。所谓「有想法的人」其实是后来渐渐归纳出来的主题,一开始,我想在《读书好》这份阅读月刊做的是个有关读书的访谈系列,比方说看看人家的藏书,窥视一下他们的隐私。但这个计划一开头就踫上钉子了,首位受访者董桥先生对后辈一向温厚,可他说:「这怎么行呢?这种东西千万不能给人看。」我明白,懂读书的人都晓得私人藏书最能透露自己的隐秘信息。所以近年才会有这么多要求别人打开书房的访问甚至专书,因为我们都很八卦,爱看人家的私生活。

不,这不是我要做的。既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让记者踏进家门,我又凭什么带着摄影师去踩别人家里的地板呢?我真正要做的,是探讨一些我感兴趣的人物,这些人还都跟书有关,或者是作者也或者只是读者。并且我相信他们都有想法,能开我眼界,让我想到一些我自己不会想的事,或许还能令读者受益也说不定。「有想法的人」听起来很玄很泛,不过我们知道,这种人其实不太多,尤其在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真的,我常看坊间杂志的个人专访,记住的真没几个。特别是「成功人士」和「名人饭局」里的名人,他们使我觉得成功成名的前提似乎就是不能想得太多更不要想得太与众不同,于是读者才可以总结出一个通用方程式:「你看,每个成功人士都是这么说的。」继而效法他们,一起成功。所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观赏「与CEO对话」之类的节目,难道他们不觉得那些人说的东西都奶相似吗?连最近垮下来的方式都很像。

也许这不是采访者的责任,而是采访者心里早有一番固定的盘算,无论我说什么,我都能把它们总结成「勤劳」和「掌握机遇」这几大元素。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评论一下近年流行的那种访谈文体。在那种文体里面,采访者几乎比受访者还重要,他的目光无处不在,他的感想接连不断;从对方点什么饮料开始,一直到某个最细微最不可察的小动作,全都逃不出「作者」法眼。在这种文体里头,探访者的确成了作者,总是毫不厌倦地要人注意他有多聪明,他的文笔又有多炫丽。因为他是作者,所以被他采访的人就是一篇散文甚或小说里的角色了。

这也不是我要做的。我要最原始最干燥的一问一答,我只要受访者的想法。所以我不记录他们的表情神态和衣着,尽量让他们用自己的言语呈现自己(虽然经过我事后的编整)。这十五人这么有意思,这么不同,我又何必画蛇添足?因此,我甚至删去了许多自己当时说过的话,在你看到的文字上伪装出一个倾听者的姿态。假如我存在,那些问题就是唯一剩下的痕迹。所以我把本书编辑原来选用的书名《梁文道对话XXX》改成了更单纯更直接的《访问》。Andy Warhol创办的杂志不也只是叫做Interview吗?纵然它早已失去了草创时期的气息,但这个名字还是利落无匹。

至于书内的十五位受访者,我就不说太多了,也不打算在他们的谈话中勉强拉出一条宏大的主张,大家尽可自己翻看。倒是《读书好》的现任主编邝颖萱必须多谢,在我脱手编辑职务之后,她仍容许我偶尔放肆地刊出一篇万言访谈。大家可别忘记这是份大众读物,这等长度的访问是不少更专门的杂志都收不下的。我最感激的,还是先后帮忙记录访问的编辑,以及几近义务劳动的摄影家;谢谢你们。

梁文道:允执厥中——《重新发现社会》序

有一种书会令人产生幻觉:一路看下去,你会以为这本书其实是自己写的。因为它谈的课题,恰巧是你最想谈的;它走进那个课题的取径,恰巧也是你自然而然会选上的那条路;甚至它的语气,它的说话方式,也和你内在的声音一致,恍如己出。接着,你难免自责:为什么是别人写出了这本书,而不是自己?为什么我就这么惰怠,不好好坐下来完成自己应尽的天命?

可是回头再想,便能发现既然这本书注定要被写出来,就不该再去纠缠谁是写它的那只手这等小问题了。更何况,只要静下心来,你还会注意到它的作者如此出色,根本他才是这本书最适合的作者,因为他知道你不知道的细节,他掌握你掌握不了的知识,他洞视到了你目力以外的远方。所以,你自以为是这本书作者的感觉,只不过是个幻觉。我读熊培云兄的《重新发现社会》,就经历了一次这种由幻觉中清醒的古怪旅程。

首先,这个书名就好,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以及过去三十年变化的要点。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个「全能主义国家」,政府无所不能,人民则无所逃于天地间;几乎你想得出来的所有事情,皆在政府的规划之下。大如产业结构、资源分配,小如个人的娱乐方式、家庭生活,全都离不开国家的指挥布置。我还记得农村里的长辈告诉我,在文革高潮的那段期间,就连新春拜年也不行,大家道上相遇,只能暗自点动手指,权充作揖。

而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历程。今天的年青人可以选择听摇滚,也可以崇拜周杰伦,因为国家不管了。毕业之后,政府不再为你分配工作;独立成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替你安排住处。生病入院,你发现公立医院要先跟你算钱;甚至报案申诉,有时候也得花钱才能买到你以为不用钱买的服务。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它退要退到甚么地步?为甚么你觉得它不该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觉得它不该出现的地方,它却好端端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呢?我们还要仔细思考这种种「该」与「不该」;依据何等标准,何种原则,我们能够判断国家在与不在的范围和义务?又要用甚么模型和方法去解释它的在与不在?更不要忘记,这三十年不是一个国家全面后退的直线历程;这三十年它且进且退,反反复覆,有些领域它失而复得,有些地方它却一去不回。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几乎三十年来的所有争论都离不开这国家退与不退,何处该退何处不该退的大主题。有人认为国家退得不够彻底,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自由派」;有人认为国家退得太过份,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新左派」。为了理解这种种混淆晦暗的现象,我们又曾经历不同的重大典范。如果不嫌过简的话,我会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题是「个人」,大家直接把改革开放看成个人抬头、人性复归的契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纪初,主题变成了「市场」,改革开放被视作国家和市场两造之间的探戈与博奕。无论是谈个人还是谈市场,我们都能画出一道轴线去安放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把它们粗略分为左右两大阵营。

那么今天我们该谈甚么呢?著名评论家熊培云在其近着《重新发现社会》提出的答案正好是我念兹在兹的课题: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原来还有社会的存在;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不能忘记还有社会这一大块。既然熊培云已经用了一本书的篇幅去谈社会,而且说得极为精采,我就不用赘言了。但我还是想提醒大家「社会」这个东西的暧昧。按照培云兄的思路,社会虽然不尽等同「公民社会」,但二者却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高标社会就有靠右的嫌疑了。因为当前的中国十分特异,曾有媒体指斥「公民社会」是「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的产物」,不合国情;也有左派中人认为「公民社会」只是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换装,乃代替市场的好听一点的说法。然而,我们也知道社会曾经是西方右翼重点招呼的对像,海耶克固然批评「社会」以及「社会的」等词汇的滥用,前英首相戴卓尔夫人更公开说道「社会是不存在的」。近年反全球化运动的其中一句口号「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化的社会」,似乎又在在证明了「社会」左的嫌疑。究竟社会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还是左派暗渡陈仓的小通道呢?

对于这个问题,熊培云的确给出了一套典范转移的新思路。尽管在我看来,他对许多问题的细节处理要比我右倾,但这套思路却是我非常认同的。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会,就是为了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社会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听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它具体的不得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只要一说「言论自由」这四个字,就被认定是自由派,彷佛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专用名词。可是,难道新左派就用不着言论自由?就用不着无所顾忌地表达心中所想吗?当然不是。可见言论自由实在是任何立场都应共同预设共同捍卫的基本底线。而熊培云所说的「社会」,大略言之,就是一系列基本底线所划出的界域。没有这个界域,没有这一系列基本底线和共同价值,就甚么都说不上。

我在陈丹青的《荒废集》里读到一个故事。话说胡适晚年在台湾被人问起「大陆现在正闹着革命,你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胡适的答案是:「你放心,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屈服的。」胡适、鲁迅的差异何其之大,向来被后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论敌,他怎么会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呢?他所说的「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感了。大家尽可以有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但不能不保持对异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这种信任与尊重不来自外在的表面的礼貌与虚伪,它来自大家对共同底线的信守。从这个角度看,《重新发现社会》不啻是熊培云兄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期盼:让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谁,让我们回到共同的底线。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读书好》发刊词

这是一本免费的读书杂志,当然想介绍大家多读点书,但是我和我的伙伴们并没有太大太崇高的理想,既不打算透过阅读去为这个社会移风易俗,也没想过要读者们自强不息天天增值。可是我们依然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有空的话,多读一点书;没空的话,就把那点空闲找出来。

说起来,我已经变成一个职业「说书人」了。最初是十多年前在报纸上写书评,后来去了香港三家电台主持读书节目。去年才出了我的第一本书,是本书话;今年又在凤凰卫视开了个每天介绍一本书的「开卷八分钟」。每日的生活里除了书还是书,为甚么现在还要编一份读书杂志呢?难道我不累不倦吗?

我们出这份刊物的理由和我用尽各种办法去叫人读书的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读书令人愉快。或者换一个比较粗俗但是更到肉更贴切的说法:读书很「爽」。读书为甚么会「爽」呢?当然是因为我们总能在阅读之中学到点东西,知道一些以前没听过的知识,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想过的体验。然而这种「爽」却不是来自于知识的增长和感性的扩充,换句话说,读书的「爽」,并非源自身上增加了甚么。

恰恰相反,我觉得读书最妙的地方是它能减去一些东西。它透过知识的增长和感性的扩充减去了我们的无知与偏见。读一本谈伊斯兰教的书,你将放下穆斯林都和恐怖主义有关的偏见;读一本爱情小说,你或许可以从一段扰人的关系之中脱身。所谓启蒙,指的就是光照黑暗,这是一段阴影渐去的奇妙旅程。人在这个历程之中,能够不感到枷锁尽退的爽快吗?

《读书好》刚开始是免费的双月刊,08年3月起转作单月刊。免费,英文可以叫做。我们希望在免费之余,《读书好》还能令你解放,使你自由,然后你就会和我们一起「爽」了。

当然,还得由衷感谢新鸿基地产集团的文化承担,没有他们的大大资助,我们这个包赔不赚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有理由相信新鸿基地产集团里一定也有读书读得很「爽」的人。

欢迎大家来信提出意见和问题,我们还会为各位提供一项特别服务,那就是为你量身订造一套读书计划。只要说出你的目标,和你付得出的时间,我们就会向你推荐合适的书目以及阅读的重点。比方说你想在旅行之前先认识一下目的地的文化和历史,我们可以设计一套阅读方案,让你在成行之前、在旅程之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不要犹豫了,现在就来信吧。

【来源:读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