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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经济城市要用政治团结

关于香港的最大神话之一,就是她是个「经济城市」,而且这个神话得一直延续下去,她该永远是个经济城市。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在七月十五日这么说,「香港是经济城市,不是政治城市,过分政治化对社会不利。」为什么过分政治化对香港不利呢?他没有正面解释,但他迂回地指出影响经济发展的言行不符合香港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很政治化的言论和行动会妨害香港的本质,香港作为一个经济城市的本质。原因是什么?他同样没有直说,不过他用另一番话来解释:「我们真心希望社会能一切从稳定出发,社会稳定了,大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克服困难,纾解民困,改善民生。」「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生产力,团结就可克服一切困难。」

一向都有人发表类似的言论,把政治等同于分化,而分化自然造成不稳;同时又将经济、稳定跟团结几个概念连接起来;因此政治与经济成为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项。这套说法似是而非,混淆了好几个基本概念,但却成为一种常识,而高祀仁不是唯一信奉这种常识的重要人物。董建华也同样要我们放下成见,团结一致搞好经济。但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信仰这种常识,发表类似言论的人说清楚为什么政治就是分化,分化又如何可怕,经济为什么非得跟政治不两立,而团结的方法是否就只是很唯心地放下歧见。

经济才是社会分化的动力

我只知道依据社会学的常识,一个社会本就存在的分化又会随着经济的成熟而更形严重。且莫论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带来的贫富悬殊,也先别提香港贫富悬殊的程度已经高到世界第五,光是经济发达本身就会导致高度的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就已足够产生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它们彼此之间的歧异与冲突了。韦伯早在二十世纪初就预见到当时德国的危机在于经济发展太过迅速,使得社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专业团体、利益组合和权力阶层,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和关注,而且不易协调也不可压制,从而出现了一股社会离心力。按照韦伯的讲法,一个社会的经济愈发达,它的社会离心力就愈强。换句话说,是经济而非政治,才是社会分化的动力。「大家都专心搵银」不只不会使得整个地区的人们团结,反而会因为大家「万众一心」想赚却各有各的赚钱途径和目标而彼此冲突。

民主不保证能选出精英

今天的香港,看起来虽然因为不满现政府而出现了短暂的团结气氛,但只要分析过七月一日五十万上街的人群和六年来各种反对政府个别政策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力量其实是彼此矛盾的。反对削减综援和医疗开支的人,和反对加税的人难道真的是站在同一阵在线吗?七一那天走在大街上的中产阶级又有多少会支持争取居留权人士呢?

要解决社会分化的问题,经济不是药方而是病因,真正的治疗方法唯有政治,而且是成熟的政治。何谓成熟的政治?按韦伯的说法,就是民主政治。如今在香港谈民主仍不能脱「选贤与能」的狭隘理解。所以田北俊才会说:「我认为市民最关注的是,不管谁来当特首,端视他是否可以增加就业、改善经济,而不是为了掌权。就算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当选了行政长官,但不能改善经济、增加就业,哪又怎样呢!」这种说法只把民主看成一种产生政治领袖的方法和程序,很容易就会令人联想起柏拉图对民主政治的经典攻击,觉得人民大众既愚且鲁,他们选出来的领袖极有可能是个比董建华还要糟糕的人物,也有可能是个只知做秀讨人欢心的草包。所以民主不一定保证能选出精英。

但是民主的价值绝非仅限于无误地选出英明领袖,它还可以团结一个社会,协调分化。因为它的最大价值其实是当代政治哲学家艾丽丝.杨(Iris Marion Young)「包容」(Inclusion),把所有受到某项政策影响的人包容进该个政策的拟定过程里。其背后理念是平等,既然人人生而平等,所以在波及社会全体的利益时不该有谁比我更有「话事权」。例如房屋政策既然直接作用在全体市民身上,我们就该有权参与房屋政策的制订,或者至少选出代理人去为我们决定相关政策。

民主的包容性格使得它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不同背景出身的人,和怀抱不同利益取向的团体可以在上面相互理解、对话及协调。田北俊不明白这个经济如此成熟,社会分化如此细致的城市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物能让所有人满意,令所有阶层不再发出怨言。民主不能消弭纷争,但它是一套处理纷争的合理程序,使得所有参与游戏的人有一组必须遵守可以信服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在包涵了全民普选和广泛且公开的政策商议过程里,所有利益集团和阶层都有机会去认识对手的观点,都得学习把自己的特殊倾向和立场放在更大的整体范围之中考虑。因为民主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一部分人若固执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是不会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同意的。

民主孕育社会凝聚力

当政治领袖和政策制订人经由全民普选的方式产生,而政策制订的过程又尽量开放给人民参与之后,政治就有一种渗透性的教育作用了。它将使得政党和政治精英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特定的范围,也使得社会各阶层在利益高度分化的时候仍能保持一个观照全局的视野。

韦伯认为,由此可以产生一些临时性的社会共识,弥补了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离心。事实上,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里面,民主还是其中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传统君主制度下的「子民」转换成「公民」,公民们在影响他们的政治过程里有参与决定的机会,反而对国家有更大的责任感和向心力,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我也有份」。若非民主机制的存在,我们很难想象美国这么一个多种族多文化「新」国家竟会有这么强大的爱国主义情绪。

所以叫人专心经济努力赚钱,不要搞政治搞分化,不只是转移视线,还是头脑模糊倒果为因。香港社会分化是事实,但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实,因为任何社会都会分化。可怕的是避开政治的正面解决方法,反诉诸于「放下歧见」等唯意志是尚不切实际的言论。政治并不咬人,有何可怕?

【来源:信报-评论-中港评论】

梁文道:我的生活像条狗,但我不知道

近年来多看大陆的报刊杂志,真是愈看愈心惊。当香港某些报纸的国际版被「印度三角怪牛」和「哥伦比亚黑帮建十亩地皇宫」这类新闻霸占的时候,广州的刊物居然有动辄六七版的伊拉克现代史精要。如果你说这是小众读物也就算了,但它偏偏能销个几千万。

我知道香港还有不少精英,不看香港制造的本土货,只爱《金融时报》与《经济学人》。不过,现在的大陆杂志也很流行节译转载外国期刊重要的文章和消息。有些期刊每期还会辟出专版介绍各大国际性杂志的今期要点,除了《时代》和《经济学人》之外,往往还可见到《新国际主义者》等本地精英没有听过的刊物。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华人世界里面,香港精英的英语算得上一流,能直接读英文材料,又何劳翻译?只是我们之中又有谁同时精通日、法、德、意等多国语言呢?而大陆传媒工作者里头,却有太多卧虎藏龙,否则谁去评那些《读卖新闻》的社论、《世界报》上经济学家对「国际货币基金会」非洲发展策略的批评、《明镜周刊》里捷克卸任总统哈维尔从政生涯的回顾?十多年前,台湾大陆的朋友来到香港总要买一大堆本地的报纸杂志,因为这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但今天的香港年轻人若不想只是被困在香港,就要多逛愈开愈多的大陆版书店,或者定期去深圳书城扫货。

井里的大规模部落社会

香港或许有可以与国际接轨的基本架构和社会制度,让港人在沙士风暴之中稍感宽慰。但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面,我们这个看起来像是国际大都会的小地方,实际上只是个井里头的大规模部落社会。按人口来算,这个城市几乎有北欧一个国家的规模。但北欧国家瑞典既有红遍全球的流行乐队,又有大量冷门的前卫国家乐手,我们这个地方却连一个小小的爵士会所和粤剧演出的最后据点都守不下去。香港人口不少,但每一个人都很相像,喜欢的东西都极接近;反过来却接受不了任何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任何不符自己口味的东西。同学都只爱看消费杂志上的最新波鞋款式,若有人居然喜欢中国历史,他最好躲起来偷读自己的钱穆、顾颉刚。同事们放工之后行街唱K打麻雀,你居然嗜好捕蝶,那就得仔细藏好自己的藏品和图鉴,否则被人发现之后疑为变态。

自九十年初流行的「全球公民社会」一词,语义纷杂,用在政客嘴里,出在社运健将笔下,皆有不同效果。若暂且撇开它与全球化的复杂关系,我们可以追溯传统甚至古希腊「世界公民」的观念。据说,历史上第一个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的人,是希腊犬儒学派的著名人物狄奥更尼斯(Diogenes Loertius)。这家伙是个怪人,没有留下只字词组,要认识他的思想得看当时流传下来的传记。从传记之中,今天的读者可以想象出古希腊人为何叫他做「发疯的苏格拉底」。因为狄奥更尼斯不只用言语刺激他的同胞,甚至还诉诸行动,例如向富人的脸上吐口水,在公共场合手淫。对雅典居民而言,狄奥更尼斯最骇人听闻的行径是习惯在广场上进食。当时的希腊人认为,只有狗才会大刺刺地随街吃喝,「犬儒」一名乃由此而来。

香港和中国此消彼长

雅典人很好奇这么一个怪人到底老家在哪儿,狄奥更尼斯遂随口答道:「我是世界的公民。」照如今的标准看来,在公共场合饮食不算什么,众目睽睽之下拉洒才是问题,但为何读遍整部传记却不见狄奥更尼斯在广场上大小便的记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古希腊人虽不能接受在公众集会的广场上开餐,却很习惯随地排泄。可见,社会习俗生活规范的确因时因地而异,过去是人做的事今天看起来像狗,今天是狗做的事过去都是人在干的。狄奥更尼斯可说是最早的行为艺术家,以奇言怪行迫使人们从震惊开始,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太阳底下唯一正常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和信念也不总是永远正确,狄氏所谓「世界公民」,指的就是一个人不应囿于雅典、斯巴达、克里特或者波斯的传统视野,而得透过认识其他人来反省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香港已经到了一个要彻底反思自己的阶段,但是我们有多少观念上的资源可以利用呢?不要把大陆在沙士肆虐初期的表现当笑话,也不要小看大陆各方面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学界、商界还是传媒,中国在反省自己追求变革的速度和力度上,其实都已远远超越香港。中国传媒对外地的好奇心愈来愈强,香港传媒的视野却极速内缩,这会不会就是「香港和中国此消彼长」这套流行话语的另一侧写?

【来源:信报-副刊-文化】

梁文道:上海情绪

几乎在每一个喜欢上海的借口背后,我都能找到讨厌她的理由。

饶是如此,上海神话不变,书店里还是有可以装满一整架的上海话题书,饮食、购物、传奇、小说、怀旧图集样样不缺,反映了华文出版市场以至于全世界对上海兴趣。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香港一○一》的班底,李照兴、汤祯兆及黄志辉等人又炮制了一本《上海一○一:寻找上海的一○一个理由》。与一般的上海读物不同,这本图文并茂的大书可以说是包罗万有,十四个作者总共写下一百零一篇短文,收纳在九大范畴之下,举凡小笼包、卫慧、金茂凯悦、外滩、阮玲玉、《上海滩》、图书馆、大世界、复兴公园、高架桥、法国梧桐,通通都成为爱恨上海的理由,可说是上海出版热的高峰。

游上海不忘香港

假如大部分有关上海的图书反映的都只是片面的乐观情绪的话,那么这本《上海一○一》又给我们看到了一幅怎么样的上海图像呢?我想,找十四个作者各自发挥,不限题材观点,只定字数和篇数这个编辑方法是很聪明的。因为这样一本,它既可以有一般旅游指南性质,也可以收纳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并行不悖。

事实上,作为一本旅游指南来看,它也相当有趣而且特别。热门地点如汇丰银行旧址、Monthe Bund和和平饭店酒吧,都有不同一般的介绍和分析。另类一点还有温泉洗浴呢。作为一本别具野心的城市文化分析,它有文字感性的上海女人颂歌,也有阮玲玉和新晋高楼的象征意义的理性解构。但这本集体创作的最大特色是非常自觉的香港观点。游历上海,这十四位作者心中不忘的总是香港。谈上海,它首先谈的是带给很多香港中青年上海启蒙经验的《上海滩》,如何塑造了香港人心目中的上海。讲上海饮食,也不漏人在异乡之际遇上港式茶餐厅的欣喜。是故,全书若有地名索引,出现次多的地名当是香港。因此,这也是个一窥香港人上海情意之纠结缠绵的机会。

怀旧情结三城记

一本从香港读上海的书,怎可能不触及怀旧。可幸的是,这本书没有一般的滥情,反而有点反怀旧。但整体而言,这反省并不彻底,所以连带地它对于香港—上海这双城故事的反省也就不够深入了。目前上海有趣的文化现象之一是它的怀旧热潮。无论走进哪一家书店,老上海项目都放在当眼的位置。又从一九三一年开始,数不清的酒吧餐厅咖啡座极力营造一个旧上海的氛围。问题是这股怀旧潮怀念的,不是四人帮时期的上海,而是一跃六十年、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下的上海。如果说日本人或者其他外国人也喜欢在渲染这个「冒险家乐园」色彩的新上海里消费,是一种Saskia Sassen(Saskia Sassen是近年影响力最大的都市社会学家,他最出名的概念是「全球城市」〔Global City〕)所说的跨国高格调城市消费里的趋向。这种城市聚集了大量伴随跨国企业及相关服务企业而来的高收入外籍员工,他们使这些城市出现一些尽管地域不同但口味非常类近的消费场所。根据其他服膺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这等消费场所会有相近但又因地而异的地方色彩。在上海这个例子里,就是老上海的怀旧风味。那么香港和台北还可有别的理由去怀旧上海?

前一阵子,我从上海学者王晓明、包亚明和罗岗那里得知,当今的上海怀旧热潮单纯地浪漫化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无视于彼时的贫富差距等诸多社会问题,其实是为了跳开过去五十年直接把今天的上海认同于昔时的十里洋场。换句话说,今天的上海想把自己变成过去的上海,希望自己成为那个老上海,怀旧因此成为对未来的期望。这么说来,台北和香港去怀上海的旧,是否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想争夺对老上海的继承权呢(根据李欧梵《双城记》以至于《三城记》的说法,今天的香港和台北也或多或少地是被上海人塑成的)?因此,香港与上海的关系也就更形复杂了,因为双城之间的竞争也出现在怀旧的领域之上,双方都希望自己是真正的上海传人。香港人对上海又惧又爱的情意结,恐怕还有《上海一○一》未曾想到的复杂。

【来源:信报-书海迷航录】

梁文道:以故事解放儿童

在人的生命里,故事至少和食物一样重要。食物使我们活着,故事使我们有意义地活着。普遍以为泰利斯(Theles)是西方哲学之父,其实《神谱》的作者赫西俄德(Hesiod)可能更重要,因为他说故事。身为最早的神话作者,他用神话解释世界的出现,和我们如何出现在这世界之中。

有一种说法,认为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懂得问很有创意的问题,也懂得很有创意地回答问题。如果从与故事有关的角度来看,儿童同样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可以在故事里听到世界的多种杂音,辨认出成人听不到的音高;他们也能参与故事的制造,以一种未被发现的角度去解读和构成世界。在文明的源头,哲学家发现了故事,在人生的初阶,儿童对故事有最敏感的把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天的幼儿园和小学里,故事文化日渐消亡。特别是小学,故事变成放学之后,校巴未到的中场活动;校巴一到,就算故事未完,小朋友也得快点上车了。

于是背着个大袋子的雄仔叔叔来了,他一个幼儿园接着一个幼儿园地跑,每到一个地方总先和小朋友们活动热身,然后抽出他的帽子往头上戴,故事就开始了。看阮志雄说故事真是一段独特的经验,他不会先叫小朋友安静下来(一般大人往往把整个故事时段的一半用在维持秩序,镇压小朋友上面),而是直接用他的故事和表情、声线、动作,去捉住他们。但现场依然是热闹的,因为小朋友总会自然地对说故事的人做出种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应,但阮志雄不怕被截断话柄,他反而吸收了小朋友的各式古怪念头。例如在一个关于怕黑的故事里,他和小朋友从怕黑说到怕鬼,然后(你也猜得到)就有很多小孩报称见过鬼,什么「在炮台山见过鬼」、「我一脚踢死只鬼」一一出笼。

这或许就是苏淑莲在她和阮志雄合着的《学前老师故事人》里所说的「建构学说」:儿童可以是学习过程里的主动参与者,他们在这过程里互动对话,发挥创意。他们的学习不是被动地等待一个已知的包裹;而是自发地去问去想,去关联各种事务,寻索其中的意义,建立自我身份和价值。

话说回头,虽然人人都会说故事,但要说到这个模样(也就是说故事行为的本来模样)可不容易,得有一套方法。要掌握方法,必须先放弃一个大人或者老师的惯常心态,别老想着要传授什么,不要在自己和学童间建立遥远的距离,更不要把这距离变成一种权力的差距。阮志雄常常强调「松」这个字,就是一种从身体语言上可以呈现出来的心态。《学前老师故事人》其实是一个研究计划的成果报告,阮志雄和苏淑莲,一个是剧场里出来的故事人,一个是学院里的讲师,二人合作把他们讲故事的方法和看教育的理论教给一群老师,实验一下自己的想法和实践,然后记录分析。

既是实验,就有失败。在书中记有一位老师总是松不起来,他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学讲故事的工作坊要玩那么多游戏;当其他人在活动里头感到快悦,兴奋雀跃之际,他只想知道这个活动其实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在做一件事之前先问目的,要每个行为都恰到好处地达成目标,对于预计范围以外发生的事没有兴趣甚至没有好感。这些情况,在二位作者看来,不只是学不好对儿童说故事的方法的理由,也是香港教育的特征。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香港的教育是一种反对故事教育,我们的小孩怎能不异化成人?

【来源:信报-书海迷航录】

梁文道: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很多人念中学之后,就一辈子不再读历史了。有人可能是因为当年背诵年代事件过于沉闷,本来就觉得读史无非是这等记流水账的琐碎工夫,毕业之后更是忘了旧时曾经有过的一点好奇和遐想。好奇什么?比如我自己,小男孩的年代每个同学都是军事迷,最爱看书上跟战争扩张有关的部分,男性劣根高度发达。读到卫青、霍去病扫荡匈奴,必向往之,但仍有疑惑,不知这些所谓用兵如神的名将,是怎么个神法,那些兵又是如何行动,怎样组织。可这种少年的好奇于考试无益,很容易就在营营役役的长大过程里磨平耗尽。

历史常有新发现

也有人以为历史是过去的事,既已发生,就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发现,所以念过就是,又何必回头重复一次?这当然是错的,且不说解读史料的观点也跟历史本身一样,不断发展时有变革。就连史料也会不断翻出新花样。一方面是关于史料的定义,正在不断扩展,今天的史家可以运用的材料已是数十年前所无法想象的,小说、法律档案,甚至树木的年轮尽可成为重建历史的工具。另一方面是考古学的发展,已经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比方说中国人以前总爱自夸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四个最古老文明之一,但今天我们知道在四大文明的同时,世界上还有三十多个文明发源核心。

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刘炜主编的十册《中华文明传真》,正好可以提醒读者当年学历史时偶发的疑问其实多么有趣,并且运用了大量的新发现帮读者重整自己的历史常识。又以卫青、霍去病为例,这套书里的《秦汉–开拓帝国之路》一册就很扼要地用文字说明了建立在中原农业社会基础的步兵原来是无法抗击匈奴的,但那两位名将的时代有兵制的改变,使他们也能发展出一套骑兵战术。而且还配图解释他们的进兵路线,兵官们的形象配备,使读者对文字上的描述有了具体的感知。说到图片,确是这套书最显眼的特征,很多插图都做得非常清晰简便,让人可以一目了然地把握它所要传达的讯息。至于文献名物,建筑器具的照片更是非常丰富,许多以往只在文字上认识到的东西,现在都可以眼见为证。例如魏晋期间讲出身讲氏族,人们爱用「名刺」,亦即今日的名片,书中就在讲九品中正制时放张「名刺」的照片,原来抽象遥远的东西就亲近了许多。

展现丰富的考古成果

精要的文字,大量的图表,加上活泼的版面设计固然使得这套书更容易普及历史知识,成为中学生理想的课外读物。但我认为它之所以适合一般大学生或成人阅读,是因为这么一套通俗的历史书竟然意外地展现了最近期的史学倾向。首先,从结构上看,它虽然大致按历史时期分册,但人物一不按王朝更选的传统叙事方法来谈中国历史,二不用重要的人物为重心去说明历史的推进。编撰们关心的更多是整体社会结构、政经制度和文化的「物质基础」,所以作者没有刻意去讲三国时代的终始故事这么热门的题目,却把这儿纳入漫长的南北分裂时代里,以突出这个时期社会的特性。这一方面固然是大陆过去数十年来以唯物观点重写国史的路子,可更多是呼应了近年来从宏观角度去开发社会史的趋势。

其次,虽然中国的考古学也有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但在着重出土文物的考古学和传统上仰赖书面文献的历史学之间,依然长期存在着隔阂。怎样去把土里挖出来的东西和纸上印的资料相互对证发明,是中国学术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中华文明传真》令我意外的,就是它试图在一个对大众说话的层次上,去完成这个巨大的工程。满满地印在书上的那些考古成果的照片,不只是源自传统史书的说法的实例,它们本身就是可以引出看法建构知识的史料。

欠参考书目

最后,《中华文明传真》还顺应晚近的说法,放弃以往历史教本里沿用的汉族中心观点和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说,把长江流域和巴蜀东夷等地区的考古发现,与中原并列为中华文明源起之地。过去一般通俗中史书籍所不着重的鬼方、羌、匈奴等不同时期的「蛮族」,它也一一照顾,尽量给予适当的篇幅加以涵盖。顺着这个逻辑,辽夏金元等所谓「外族政权」时代另成一册,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性别观点虽然是遗漏了,但在第一册《原始社会》里用一整章去探讨母系社会,也算是别开生面了。

这么庞大的工程,不可能没有缺点。特别是对个别史实及人物的解释和评价上,肯定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看法,固然难以向这十数字作者求全;但如果能在每册附上一份参考书目,让读者知道作者的依据,可能是一个更负责的作法,而且可以引导读者作更深入的阅读。同样的道理,作者的介绍也可以使人对这套书的背景有更确切的把握,可惜编辑居然遗忘了这点。

【来源:信报-副刊-文化/书评】

梁文道:灿烂的阴影

由于那么多人住在屋邨,而屋邨又已存在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所以它就成了一股庞大的集体记忆之所寄。九七前后,屋邨变成许多人的创作题材,他们用电视、电影、录像、漫画、装置、摄影、小说、散文甚至学术论着来整理、分析自己的屋邨经验,说一种香港故事。漫画家杨学德的第一本书《锦绣蓝田》,是另一本回忆屋邨生活之作,他在这本书里可画出了什么新的角度、新的体验?

为之写序的作家潘国灵看出了这本书的阴郁,但他解释之所以有这股阴郁,是「因为已经失落—一整座屋邨,连带一个年头的人事情怀」。若然如此,这部《锦绣蓝田》不外是另一怀旧之作罢了。因为一个住过那么多人、为那么多人(包括杨学德本人)提供过成长环境的蓝田邨,已经被清拆,所以它就可以怀想、可以追念了。一般怀旧的作品常为那旧时的东西染上一层绚丽的色彩,《锦绣蓝田》的最大特点之一也就在其缤纷的颜色。但如果它的灿烂不无阴影的话,照潘国灵的说法,不是因为蓝田本身忧郁的,而是因为它已经消失了。

少见的漫画胜利

漫画家刘莉莉则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式,她认为,当旧区重建是振兴经济的特药;大都会化是人类文明的指标已成为「普通常识」的今天,阿德的漫画给我们悄悄地挖出一条反抗强势论述的暗道,也同时掘出了一幅幅被「发展」埋葬了的人之「地图」。于是《锦绣蓝田》里的学校士多黑社会市场小贩等众生相,就成了蚁民生存之道对抗霸权的示范。这也是一种流行的说法,用屋邨经验的个人阐述去骚扰官方主流的城市发展史。

可是再三细看《锦绣蓝田》,我却看出一种这两种解读啃不下的屋形象。诚然,彩色的漫画直到面临清拆的结局时骤然剩下黑白灰三种颜色,但之前的民间生活小动作的丰富未必就那么正面。新的发展新的城市景观虽然吞没了旧蓝田,但读者未必会为之可惜,因为在杨学德的笔下,那个消失了的、那个被主流论述掩埋掉的蓝田本身就是「蓝」的。所以这本双语印行的漫画有个英文书名︰《How Blue Was My Valley》。

《锦绣蓝田》是近年来少见的漫画胜利,杨学德运用计算机制造出复杂的色彩组合,异常夺目。更难得的是他手绘的功力相当精湛,线条的肯定说明了作者的自信和纯熟。很多朋友一看《锦绣蓝田》都惊叹︰「哇!呢个人系边个?」除了是杨学德画龄不长,知音尚少,就是因为其风格独特而强烈,在本地漫画界中独树一帜,恍如天外来客。尤其是那些从宏观角度鸟瞰的大幅度构图,有众多的人物和动作四布在五彩的背景之上。令人眼花但不嫌其乱,反而倍增发现细节的乐趣。在这种图书里的人物常以扭曲的异彩出现,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剪纸人物。整体而言,确如刘莉莉所言,是当代中国农民画的风格。

消失了的屋邨

蓝田的忧郁,就铺陈在这以农民画风所书写的现代城市景象里。赤裸的暴力取代了朴质的喜悦,低沉的气压代替了欢快的节庆气氛。《锦绣蓝田》里有多张大幅屋邨透视图,不同单位上演不同的戏码,有人正在欺凌弱小,有人正在斥打小孩,有人正在涂污破坏,还有人哭哭闹闹;就算有围桌晚饭看电视的天伦之乐,也都被那暗无面孔的人形和整体正在衰败的气氛笼罩。在杨学德的笔下,快乐的校园其实是人肉罐头工厂,所谓有人味的街市是血腥的牲畜屠宰场,祖父母对乖孙的关爱可以逼得他发疯上吊(最后还要失败,从垫脚的椅子上摔下来)。

斥打小孩,有人正在涂污破坏,还有人哭哭闹闹;就算有围桌晚饭看电视的天伦之乐,也都被那暗无面孔的人形和整体正在衰败的气氛笼罩。在杨学德的笔下,快乐的校园其实是人肉罐头工厂,所谓有人味的街市是血腥的牲畜屠宰场,祖父母对乖孙的关爱可以逼得他发疯上吊(最后还要失败,从垫脚的椅子上摔下来)。

与其说杨学德用一个屋邨故事来怀旧来反抗主流论述,倒不如说是为自己的不快记忆驱魔,是想要把主流论述加以丑化以除之而后快的屋邨腐烂更腐烂更丑化。但是反过来,就算拆掉这浸满了夕色的老朽,盖起新房,对作者而言照样是灰暗。漂亮的《锦绣蓝田》看来不是关于蓝田邨的故事,而是关于灰暗且又纷乱的人生,只不过这段人生的背景恰巧是一条消失了的屋邨。

【来源:信报-书海迷航录】

梁文道:基本科学常识试验器

虽然我不订阅《科学人》(Scientific American,此处采台湾版中译刊名),也不会每个月定时去杂志档找它,但只要有机会(例如上机前要买本刊物解闷),我还是会拿一本好好从头看到尾。

起码的科学知识

这个习惯来自许多年前看到人类学宗师利瓦伊史陀的访问,大师说有一本杂志他是每期都看,而且尽管并不都懂,但还是会把它整本啃完的,那就是《科学人》了。在隔行如隔山的学术界里,这位开创一代风潮,影响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历数十年而不衰的老人家认为,不吸收点最新的自然科学讯息,是很容易变得固步自封,脱节于时代的。那篇访问针对的是比他年轻一代的挑战者如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长辈言下之意是这批术语很花俏时髦的理论家不仅不科学,而且不懂科学,瞧我七老八十的,还在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呢。

这本创刊一百五十七年的老牌科普杂志,明明只是普及科学知识的刊物,有什么巴闭处,值得大师要用它来「晒冷」?而且还说他并不都看得懂呢?事实上,《科学人》确是非一般的科普杂志,尽管它有漂亮的插图、清楚的图解,而且尽量浅白表述,但它的对象读者是一群有起码科学知识的人。可是什么叫「起码的科学知识」?中学念过理科算不算有起码的科学知识呢?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了这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才知道知识会演化,会累积,也会被淘汰,所以学习也必须是不断的。信息爆炸、学术发展日益加速繁衍,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起码的科学知识」了。如果以为学校课本上有的东西就是最低保证,请再看一眼,你将发现它往往保证的是错误。例如我们曾被告知人类文明起源于四条大河之滨,但我们知不知道依据现今考古学的发现,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同时甚或更早,起码另有三十多个古文化发源地呢?董启章在本期《E+E》杂志里批评一些大学念理科的学生,竟然没听过他从一般科普书籍里看来的理论。这其实不是异闻,因为现今科研的成就不只动摇了基本科学常识的定义和范围,而且还使得所有人都会一个不小心就成了科学文盲。

我们也不要以为「科学家」的是一种人,亚历山大、洪堡特那种通天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会改造基因。懂天体现象能够发明机器人的「博士」只活在卡通片里。所谓的科学家,其实是一群从事着各种不同事业的集合。你拿一本《科学人》给一个在大学教物理学的教授,他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上头介绍的讯息。所以我知道很多科学家都订阅《科学人》,因为他们也要从那里汲取其他行头里最新的知识。而且科学方面愈来愈分工精细,另一方面却也愈来愈要求跨科系的协作,相互的认识是关键的。

科研现场

《科学人》最不同于一般科普刊物的地方,是它不只介绍新信息,普及已知成果,而且还刊登第一手的科学讨论。它不是科研的现场报道,它就是科研现场。例如最近台湾中文版的创刊号里,就有一个专辑请了四位分别来自全球暖化、能源、人口及生物多样性等专业领域的学者,响应丹麦学者隆伯格那本极具争议性的《持疑的环保论者》;在最新一期的美国版里则有隆伯格的再响应。这类诠释往往牵涉当前科学界里最热门的话题,虽然我也看不懂,但至少在「得个知字」之外,还摸上了科学界思潮的边。

译成中文,《National Geographic》还是《国家地理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则被台湾远流改成《科学人》了(据说大陆早就有简体中文版,只是我没见过)。这个中文名字改得好,因为身为科学界最流行的刊物,它界定了跨国科学界「想象社群」的共知范围;同时,它也是我们有没有最起码的科学常识的试验器。我们虽然不能正面界定常识的准确范围,但至少可以用读懂这本杂志多少成,来测试自己所知到了什么程度,自己是个怎么样的科学人。

最后,我必须提醒,就我的经验而言,《科学人》并非一本合适的长途机舱读物。

【来源:信报-书海迷航录】

梁文道:感性营销怎样创造世界

近年来最流行的概念之一是「感性」,高比(Marc Gobe‵)的《高感性品牌营销》(Emotional Branding)是高举这个概念的成功之作,据说英文版已经很好卖,中文译本一到香港更是迅速清货。高比是世界十大品牌形象创造公司之一的d/g*顾问公司的总裁,他的作品包括可口可乐、IBM、Godiva、Reebok、星巴克、兰金化妆品和吉列刮胡刀等经典品牌,可谓战绩彪炳。这些牌子的成功就在于这本书的主题—感性品牌营销。

其实,这已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了,讲的无非是今日消费者都成了感性消费者;所以Levis能够在芸芸牛仔裤品牌里享有独特地位,靠的不只是价钱和素质,而是消费者对它产生的感性联结。要有成功的品牌形象就得有感性联结,是今日市场营销的常识。如何树立一个感性上有说服力的品牌,却非人人都懂。高比这本书用四个步骤解说。先就世代区分、种族、性别和性取向建立起顾客的分析;再就声音、颜色、味觉、触感和嗅觉,举例说明打动五感的方法;然后再举更多的例子来谈什么叫有创意有想象力的品牌;最后自然要展望感性促销方法的未来,也教人怎样为自己的品牌展望未来。

和别的市场营销书籍一样,《高感性品牌营销》最好看的是它数不胜数的实例。有些例子非常有启发性,简单而且花不上大钱。譬如美国康乃狄克州的Stew Leonards超级市场要营造货品新鲜的形象,策略之一是在蔬果的招纸上印着原供应农场的地址地图,「让你感觉没有任何中间商剥削质量和售价」。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现实的物质环境里,透过我们的眼睛、耳朵、皮肤、鼻子和舌头去接受环境里的种种刺激,然后从身体反应回馈它们。在此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对世界的认知和自己的人格身份。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与昔日的最大分别,不是我们的物质环境里有这么多人工参与(我们从来都或多或少地生存在一个人造的环境里),而是这股人工力量主要来自于商业考虑。

比如说圣诞节,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时空体验,我们在里面会被勾起特定的欲望,造成特定的人际关系;我们会感到吃圣诞大餐的需要,想和情人亲友一起分享。过去这是宗教的作用,现在则是商业的声光气味的成就。又如你的洗发精,瓶盖盖紧时会有click的声音,你以为它比不发出这种声音的洗发精更安全更防漏吗?不,它只是想你有这种印象,它是一种建基于「感性营销」的产品设计。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商业的感性营销手段以史无前例的程度介入了我们的物质环境。我们未必自觉,《高感性品牌营销》却不自觉地提醒了我。

【来源:信报-副刊-文化/书评】

梁文道:不可说

在我的朋友之中,张伟雄是其中一个电影看得最多的人。在看了不知多少部电影之后,他这么批评前两年人人赞好的恐怖片《鬼眼》(The Sixth Sense):「一部不能让人事先知道其结局的电影,好极有限。」同样的道理,也是我个人评价一部小说的标准。小时候看小说,往往还看不到一半就先跳去最后几页,先搞清楚结局。老师知道了,就教训我不懂读小说的规矩,徒然浪费了作者的苦心,言下之意是我很没文化,光想知道故事的结果。其实,我又是给那些小说的头半部闷得发慌罢了。后来我依然有这个习惯,并且坚持「不可事先张扬结局的小说好极有限」的看法,于是又让一个小说作者摇头,说我不懂得跟随叙述的时间性开展云云。

推理小说最重结局

可是,我还是很顽固地不改旧习。你想想看,有谁不知道圣经的结局是末日审判?但你能说这会影响你读圣经时的感受吗,你能说它不是一部好小说吗?甚至,难道你不以为正是预先知道了结局,明白耶稣必将复来,才会在他升天之际不只不觉离别之忧,反有一种壮志昂扬的情绪,还可嘲笑那些不知何去何从的弟子们的信念如此不足?我相信,一部好小说不是需要一个出人意表的结局,它需要的是推出结局的好过程;小说不是一种欺骗读者的伎俩,而是一种让读者相信现实是复杂的启示。

巧的是,大部分通俗类型小说的成功端赖于结局的保密,爱情小说如是,恐怖小说如是,科幻小说亦如是。而推理小说的结局,更是秘密中的秘密,禁室中的钥匙。所以,我最不喜欢推理小说。我不喜欢「谋杀女王」克丽丝蒂那种剥离了一切社会现实的干净优雅,彷佛整部小说就只是为了一个用一张大纲可以交代清楚的迷局而存在似的。我更不喜欢福尔摩斯那种故作从容的姿态,总要在最后来段机智幽默的解谜演讲,好让包括读者在内的听众赞叹。这种游手好闲的有钱纨裤子弟,真令人看不顺眼,都不晓得他平常干甚维生。说到无聊,神偷义盗亚森罗苹更是荒谬,总是被写成周身刀能人所不能,往往按情节需要突然拥有一种在以前的故事里没听过的本领,宛如超人。总之,推理小说是一种苍白得可以的小说品类,里头没有社会也没有人,有的只是按情节需要而设定的时空背景和人物习惯;就像脱星常常挂在口上的「按情节需要」,其实谁都清楚电影情节是为了他的脱才编出来的。

谱系和发展

直到有了台湾的城邦和远流两大出版商各出两大套推理小说中译系列,我的想法才改变过来。从前这些堆在书店中那一柜柜「Mystery and Crime」名下的书,我是从不费神去碰的。但现在既有这两系列经过整理的精选,就不妨见识一下这通俗小说里的大宗。于是开始读懂了这些过去看不起的故事,并且发现自己对推理小说的认识有多肤浅、多古老。两个系列内的每一本书前都有篇中文导读,作者分别是詹宏志和唐诺,写得真好,是货真价实的导读。令人看了之后不只有想看正文的欲望,而且有了看出门道的能力。我现在知道亚森罗苹果然是坏样板,如今推理界里只把它当做童书。而克丽丝蒂原来一生之中几乎未见过坏人,难怪笔下的世界如此单纯;明乎此,也就比较可以赏识她单纯而精妙的谜题设计了。福尔摩斯果然是个有本钱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根本是个贵族。我们要明白柯南道尔爵士写的是一个即将消逝的时代,举世知名的神探是那世代里最后的一抹贵族余晖,他没有别的谋生伎俩可以贡献给这市场经济主宰的新世界,却还有祖产可以依靠,不做业余侦探,何遣有涯之生?

推理小说不只有它的社会背景、历史脉胳,它本身就有自己的谱系和发展。我过去所知的那些作家,那些作品,只不过是第一二代的推理小说罢了。后来的作者,固然有把如「密室杀人」一类的经典推理小说设计推到极致的;也有人反过来大开这种早已自成一界的文类的玩笑,写出后设推理小说。而我所关心的血肉,也早有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和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冷硬派侦探小说」(hard-boiled detective novel)革命补了回去。

透过詹宏志和唐诺这两位导读者的介绍,我开始认识并且喜欢上了钱德勒这位早闻其名的大师。他笔下的洛杉矶依然有那片荒凉的阳光,却显示出了更多腐朽的暗影。而私家侦探马罗,不优雅不神明,总是衣衫褴褛地被击倒在后街充满了污水的地上,偶尔酸苦地自嘲发牢骚,却是条有勇气有原则的硬汉。侦探至此,不再侦查永远随着他的出现而出现的神奇案件,他侦查的是弱点斑斑污迹处处的人性和社会。再看钱德勒的英文原著,幽默掺着苦涩的对白,简洁有力但又意象纷呈质感丰厚的文字,我终于明白为何他会与海明威、福克纳等并列美国小说大师之林了。

詹宏志导读

最后,再卖点广告。台湾的读书专家詹宏志把他为远流的「谋杀专门店」译丛撰写的导读精选成册,名为《詹宏志私房谋杀》。这本书可以使读者一口气认识数十位推理小说史的名家,而且分别点出名家妙处,又综合梳理了这种文类的本质和发展线索。如果你和过去的我一样,不喜欢推理小说,它可能会改变你。如果你已是好此道者,你自会发现它别有妙处。至于是什么妙处,依照推理小说评论的伦理规范,我可不能先行道破。

【来源:信报-书海迷航录】

梁文道:读四大小说可以成功致富

商务印书馆以粉纸精印《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中国「四大小说」(或者有人干脆说是「四大名著」),而且配上彩图,据知是为了吸引新一代年轻读者,可谓悲壮之举。其所以悲,是这昔日小儿在父母师长严严监控之下还要躲在床铺里看的闲书,今天竟成了出版商要想方设法为它增值以添诱惑力的课本;其所以壮,乃明知这几是不可挽回的局面,还要耗本钱这么干下去(虽然销量可能也会不错)。

古典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变化有多大,看清儒顾亭林这段常被引用的话就知道了:「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从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日知录》卷十三〈重厚〉)。以前正统知识分子所鄙夷的,今天文人奉之为正统;过去庶民百姓趋好的,现在大众当做驴屁股后头的大棒。

经典变指南

为了要把这些古典小说变得更平易近人,很多人下过工夫,但效果如何,我总有怀疑。《红楼梦》有漫画版,看漫画的人未必会看,看了之后也未必会找原著。《西游记》成了电影,观众会等待下一部周星驰作品。其他,如缩节版,就更是有点像胖子动切脂肪手术,不伦不类。唯一歪打正着,卓有功效的是《三国志》等一系列电玩,部分真正玩家觉得要看「攻略」太过丢人,不如自己琢磨原典,搞清楚人物关系,吕布和关公的真实战斗力,方能在计算机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至于商务这套书,版面雅致,不媚俗。可是那些现代图画是否真能吸引读图一代的注意呢?而且印刷用粉纸,在灯下阅读相当刺眼,又是不是一种适合小说阅读的纸张呢?最重要的是导读不够,没有注释,虽有余秋雨作总序,但年轻一代读起来没有根手杖,恐怕吃力。

经典新版新读,近二十年来真正的主流趋势是把它们变成成功指南人生宝典,坊间谈这四大小说的除了学术著作,入门导引,就以什么「三国演义谋略学」,「看红楼梦学处世」为大宗。虽说前人评点小说也谈知人论事之道,但这般完全以实用功利的角度来看小说的,可能前所未有。如果有做文学批评的好好析解研究一下这些书的用语和主题,应该非常有趣,毕竟是这个时代讨论古典小说的主导论述,它们反映了一种现时社会看书看小说看经典的倾向。

我以为这是一种把小说(non-fiction)读成非虚构(fiction)叙事作品的倾向,它骨子里贬视文学,认为小说是闲书,没有大用。李嘉诚在谈自己的读书心得时,不也说看小说浪费时间吗。此心态不只是现今功利社会的产物,而且还隐隐然接上了前述顾亭林那种中国正统儒家知识分了对小说的看法,觉得小说无益于经世致用之学,不过小道而已。中国直到有了金圣叹,指出「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才彻底给纯粹就文学观点讨论小说的道路开了头。现在新形态的古典小说讨论等于打了回头,走上论道(尽管是种新道)的老路。

把小说变回非文学

这种把古典小说解成谋略指南的书,初看之下有点道理,细想起来就觉得奇怪,那些计谋和做人的道理往往既不是这些小说原创,也不是从对它们的阅读里衍生出来,而是把现成的三十六计,甚至人人都知的道理硬套上去。为什么要那么大费周章呢?当然是为了销路吧。这么做而又有销路,是因为这些小说经过百多年来文人的努力,已经被捧上正典的位置。经典不只可以赋与稀松平常的常识一点非常的出身;经典又是一些大家都知道该看但都没看过的书,拉经典的裙带而能重温一下自己早就知道的道理(那必然是真理了),何乐不为。

现代文学观念的冒起,改变了大家对小说的看法;小说成了经典之后,我们又努力把它变成非文学,也是历史吊诡一种。

【来源:信报-书海迷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