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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本土资源是救灾的生命线

黄福荣的故事已经不用再说了,大家都晓得这位患过肺结核的香港货柜车司机走上义工之路的过程。大家也知道他怎样捐献毕生积蓄,骑着一辆自行车四处为 血癌病人募款。最后,我们还看见他的灵柩,里面躺着一个男人;他为了拯救被困的孩子,终于送出了自己仅余的一切。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之下,只剩下一个问 题一直困扰着我,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目前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江苏人王颖娜,在四川什邡当过救灾志愿者。她和朋友们在当地曾经见过黄福荣埋头搬桌铺砖,静静地管理一间临时开设的爱心图 书馆。她们觉得他很奇怪,沉默低调,总是在大批物资送达大量志愿者抵达之后就消失隐退,转换另一个战场。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就自嘲“因为我普通话不好 嘛,所以还是少讲话”;问他为什么不干脆给孩子上课,他便说:“我也没什么文化,不敢教小孩子们啊!”觉得他奇怪的不只是王颖娜,还有当地警察,他们三番 两次找他谈话,请他离开。

为什么那些警察要找黄福荣问话?一个民间志愿者要怎么样才能赢取官方的信任?为什么一个千里迢迢跑来救灾的义工必须得先过这一关才能留下来做他要做的事呢?

黄福荣的例子不是个案,不少志愿者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好心做事却遭人疑虑。这些情况恰好可以用来说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比较抽象,涉 及到政府掌控的国家机器与民间的关系。天灾过后,政府到底是应该包揽一切救灾重责,还是愿意和民间携手合作,汶川地震以来,大家对这个问题渐渐有了共识。 虽然有些人坚持民间志愿者必须纳进国家的监管,有些人则主张民间自主的权利;可是二者的共存与互动已是不容否认的前提。第二个层面过去就比较为人忽略了, 它涉及到本土社会与外来支持之间的关系。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涌进四川。虽然其志可嘉,其情可感,但当时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本地怎样看 待这一大批外来者,甚至愿不愿意接受各种类型援助的问题。这话听起来很荒谬,难道人家跑来救你还要你先答应吗?可世界救灾史上却有无数的例子证明这种灾区 社会文化的特殊条件确实不容忽视。

当年南亚大海啸发生之后,全球救援组织迅速涌进印尼,大家分工合作,首先是擅长医疗工作的跑去救助伤患,然后有擅长紧急重建工作的跑去搭盖临时房 舍。当那些临时房舍的预制组件被运到现场之后,重建人员就立刻遇到一个始料未及的难题。原来印尼灾区的居民把厕所设在住家之外,认为这才卫生,但这些北美 生产的应急房屋却依循西方传统,将厕所放在住家以内。如果当地人一时适应不了,丢着现成的洗手间不用,都跑到屋外方便,说不定就要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环境问 题了。于是救援人员只好邀请灾民合作,改装既有组件,使那些板房变得更加本土化。

这次玉树赈灾为救援人员带来了空前的挑战,首先是高原反应击退了不少有心人,其次是言语不通制造了沟通上的困难。正是在这么棘手的情况之下,一支独特的救灾队伍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来自整片藏区的四万名喇嘛。

首先投入灾区的救援力量是玉树区最大的寺庙结古寺,然后是南方的康乃寺,最后则是远自四川、西藏和甘肃等地而来的庞大僧团。据报道,这些僧侣不只自己的组织良好,还能协助官兵稳定民众秩序。

而且他们说藏语,和灾民的交流不是问题,可以帮助部队解决很多困难。他们发放的粮食也不一样,在路边的施粥站里,僧人会在大锅里加入藏民惯食的酥 油。最后,他们还承担了心理康复的任务,为死者火葬超度,替生者诵经祈福。四川甘孜一位宗教局官员说:“他们在精神层面发挥的作用,恐怕是任何其他单位无 法替代的。”(见《新世纪周刊》2010年4月26日)

出于种种原因,藏民聚居的地域比汉区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资源。可是在国家力量仍然止于县衙门的年代,汉人一样也曾靠着民间的固有网络挺过了千年天灾。 那时候的政府远不如今天有效,那时候的国家机器也远不如今天强大;无论是雨是旱,是洪涝抑或地震,首先站出来对灾民施以援手的,通常是不同村落所组成的水 利/祭祀综合体,以及建立在传统秩序上的士绅长老群,他们在天灾里发挥的力量,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喇嘛一样。那不只是一种物质上的能力,而且还是精神向度 的重心,可以维持起码的秩序。地震震垮了房屋,但它却不能彻底震垮一个社区的肌理。

不要忽略这种本土的社会资源和传统的文化传承,就算到了民族国家建立得非常成熟的现代,它仍是应对灾难的重要力量。就拿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 来说吧,八成获救的民众是被亲友和邻居在瓦砾下挖出来的。日本不可谓不先进了,其官方救灾的经验与能耐独步天下。尽管如此,它到达现场的速度也还是比不上 现场的民众自身。仔细考察日本的经验,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或许是它对灾民自救社区互助的重视,是它推广相关知识与技能的计划。再想下去,你便会发现这一切的 基础是社区网络的存在。没有人际间的信任,没有邻里关系的健康发展,就不会有所谓的社区;没有社区,又何来社区内的互助呢?至于灾后的重建,当地社区的角 色自然也要比中央政府更近身更紧要。

假如汶川地震使大家看见了志愿者群体的兴起,看见了民间社会和政府合作的空间,那么玉树地震的启示就是重整本土资源的必要了。我盼望未来的每一个阿 福都不必再遭到怀疑,每一个外来的志愿者都能受到当地政府的接纳,我更希冀每一个地区的居民都能在危急关头集体变成当地的阿福,而且受到官方的祝福。

【来源:南方周末】

梁文道:维权与维稳

他们说法院把审讯安排在一个比较小的法庭,装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汉子的妻儿都进不去旁听。审讯结束,他一如所料地获刑有罪,然后立即被警员押上囚车。这时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围防把她挡住为止,她看着几月不见的丈夫坐在车上绝尘远去,而儿子在不断重复:「爸爸!爸爸!」

他们说,在场的记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人犯了什么罪呢?原来是「寻衅滋事罪」,检方起诉他利用一桩事件,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并「煽动纠集」群众到公众场合「以喊口号和进行非法聚会方式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有什么天大的事值得这汉子「恶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来是为了孩子;他的小孩子吃了有问题的奶粉,患上肾结石,于是他就硬起心肠和各种各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力量周旋下去,维权到底。

而维权,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坏稳定的可怕行为。有民意代表在「两会」上公然提议政府应该打压一切上访行动,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者的辉煌成绩,还有地方不惜动用各式国家机器的配备,直把维权民众当作维稳工程的心腹大患。当维权者无路可走、行无可行的时候,他们就只好上网,或者干脆堵到媒体机构的大门,以为传媒会是他们最后的出口。那些满纸冤情的信件,我们这行人都应该收过不少。在我自己的博客和网上的专栏里头,还有维权人士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贴出与拙作毫不相干的留言,只盼我和其他读者看了之后,能够帮上一点忙。

他们的诉求五花八门,有的涉及医疗事故,有的抗议腐败;近年最常见的,大概都和拆迁相关。尽管诉求的范畴不同,可是他们都在维权,都想要维护自己身为公民所应合法享有的权利。

所谓「人权」,并不单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从汉纳·阿伦特到乔吉欧·阿甘本(GiorgioAgamben),许多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离失所的难民,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承认,因此也没有基础获得其他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你叫他们去和国际社会要求接受教育的权利,结果大概会很无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宝贵的衣服,上头承载了一连串的权利;一个人通常要穿上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隐私和接受公平审判等数之不尽的权利。假如你生在一块无主孤地,又没有加入任何国籍,因此不是任何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那么你剩下来的「天赋人权」也就肯定苍白得可怜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维权者要维护的不只是某项具体权利的不受侵犯,而且还是更基础的公民身份认定。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个政治社群的一员,既然具备公民的身份,那就当然也能享有公民该有的权利了。他们请愿、上访甚至集会叫口号,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跃;「喂!你看到我了吗?我也是公民呀!」

有些很值得敬重的学者一直在劝告政府,千万不要乱用「刚性维稳」的手段去对付维权的百姓,他们只是想争取自己的权益,没有必要把一些和政治无关的利益矛盾上升到政治矛盾。在赞成这些建议之余,我却觉得维权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始终离不开政治,因为维权行动的基础正在于公民身份的承认;维权者要国家承认这个身份以及它所涵蕴的权利。

相对而言,「维稳」却是一种排除行为;它要排除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被认为的负面因素假如是一些维权的人,那么也不能再把他们当成这个社会的正常成员了,因为他们无法与其他大多数人构成「和谐」的关系,并且还会破坏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正如对付病变的细胞,我们必须隔离它转化它甚至消灭它,总之就是不能再把它看做为健康的细胞。同样地,当某些人被认定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坏份子时,我们也得将他们排除出去,严加治理。

所以维权和维稳在这一点上恰成对比,前者要求承认,后者意味否定;前者的重点在于加入社群以享有公民值得享有的权利,后者的重点则在于把一些人排除在正常的社群之外,同时否定这些人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滥用维稳的框架去看待维权行动,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他们不是跑来特意惹麻烦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们要的是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被承认;如果他们真的是敌人,又何必要求你的承认?以「维稳」的名义去强硬地回应维权,就是用否定的答案去回应肯定的诉求。想想看,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照道理讲,凡是权利受到损害的公民都该得到补偿,而不是根本不被当作公民看。可现实里,我们却不时发现,受过伤的,还要再受伤一遍。

【来源:南方周末】

梁文道:这个世界有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存在

刚刚过去的十年,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时,中国文化正处于歧路彷徨。此后是急剧的动荡,战乱与情仇,由帝国而民国,由民国而共和国,以至于今。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伴随着民智的浩大、互联网的普及、知识阶层的分裂与共存,中国文化进行着新一波转型,既接续上世纪的遗产,又开启新世纪的未来,未知的未来。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国知识人,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也不是街头的义人——— 他们的职业更加多样,他们的讲坛更加宽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他们身处改变的洪流,又引领着这一股改变,既继承上世纪的无奈,又呈现新世纪的种种可能性。

CHANGEIS HERE .

本专题谨选择十位中国知识人,以图记录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记者跟梁文道约在香港旺角一家咖啡馆热闹的露台上见面。旺角一如既往的嘈杂、喧嚣,梁文道黑衣黑裤,泥土色的布质背包斜背在身后。两个多小时里,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

这位自称「香港最后一代的文化人」今年39岁,2009年在内地连续推出《常识》、《噪音太多》、《我执》、《读者》四本书,风行一时,开启了时评类图书热卖的先河;而从2003年起,他和凤凰卫视正式签约,在《锵锵三人行》这文件 最受内地知识分子欢迎的谈话类电视节目中被广为熟知。他被视为香港人「北上」最成功的一位知识分子。

最高峰时,他为11家报纸撰写专栏,同时主持四文件电视节目,观众在24小时里可以在电视上见到他八次,因为每个节目得回放一次。

这些都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十年前,不肯做被政府和商人笼络的「饭局作家」的梁文道,过着典型香港文化人的穷日子,书买不起,一日三餐在家吃方便面。有一阵子他实在不知道写什么赚钱好,还写了几回连载小说,标题叫做《咸湿黄飞鸿》。

这位香港大学哲学系的94届毕业生,在初出道时一度对电视等俗文化进行凶狠地批判,那时他的文风被人总结为「叙述流利、抒情深沉、说理尖锐、开骂狠毒」,「不少文化耆老都被他烧得吹胡子瞪眼睛」——— 香港作家邓小桦曾这么描述。

李照兴在那时认识了梁文道,在一个介绍新书的电台节目里,梁文道能谈、能快速思考且抛出观点。李照兴说,他似乎就是一个为媒体而生的人。

梁文道住在远离港岛的沙田村,他说,习惯了沙田村庄里的大树,亲切的邻里,楼下的茶餐厅,还有满屋子杂乱堆放的书。在这个村庄里,他住了近十年,村里有百来户居民,村后是小山,山上有荔枝树,山上的猴子不仅荔枝摘得欢,「还常跳到阳台,扒我的衣服」。

就在这间屋子里,他像文字工厂一样产出成品。完全不用热身就能进入状态,高密度作业,为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报纸撰写专栏。一贯的竖排稿纸,写完用传真机发出。

但他并不是一个囿于书斋的读书人,不仅坐而论道,还要「起而行」。

2001年的秋天,梁文道和一帮朋友在香港土瓜湾的一个被弃置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者专业资格。2005年,牛棚书院因为经费原因,宣告停业。

2006年,梁文道与蔡子强及蔡东豪合办上书局出版社,旨在推出普及的非文学类书籍以引介知识,并在第二年的2月份出版免费杂志《读书好》。

1998年底,在好朋友马家辉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窦文涛,「后来窦文涛还跟马家辉埋怨,你怎么给我找了个这样的人,你看长得那个样子,怎么能上电视?后来觉得这个人样子虽然长得怪,但怪得有特色,就这样一直做下来了。」梁文道说。

声名纷至沓来,他被网友称之为布道者,财富和声名,虚荣、谎言和贪欲随之进逼。

2009年4月5日,梁文道在深圳中心书城做新书签售。有一男青年要求他在书上写:我们是胜利者。他问清楚,写了。后来有人发现,这本签了字的书,在淘宝网上挂出,起拍价65元。

梁文道说,他急切地需要寻找更有力的武器去和伴随着声名一起到来的东西抗衡,这似乎像是一个不得不去战胜的新敌人。

「我想他做的一切,一定有一个简单而单纯的梦想,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邱立本这么概括。

未来十年备忘录之梁文道

南方都市报:你想成为怎样的人?

梁文道:让自己和别人都活得安稳自在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最愿意放弃什么?

梁文道:自己。

南方都市报:你最想拥有哪方面的才华?

梁文道:对自己有更深的洞察和关照。

南方都市报:你会选择在哪个城市居住?

梁文道:无所谓。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10年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

梁文道:更快乐,更理智,更开放。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谁会是10年以后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

梁文道:很难说。从现在来看,我仍然看好韩寒。如果论群体,我看好上海年轻的文化人和广州的传媒人。

南方都市报:你有什么话对10年之后的自己说?

梁文道:你还在那里吗?

南方都市报:你希望什么能不要改变?

梁文道:理想。

南方都市报:你期待这10年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梁文道:更多的修炼,更多的慈悲,更多的智慧。

南方都市报:你又老了10岁,你怕死吗?

梁文道:不怕。

时评人是喊醒大家赶紧逃命的人

南方都市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上世纪90年代的梁文道一定看不起今天的梁文道,因为当时的梁文道更生猛。

梁文道:不全是如此,我真的所谓很猛烈的时候应该是90年代初期、刚出道那几 年,由于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非常激进,喜欢和人打笔仗,有一次写剧评,把香港剧坛的老前辈都骂遍了。在当时,我觉得所有主流的东西都是坏的,文化工 业是庸俗堕落的资本主义,电视是可疑的,大众媒体也不可信任,直到后来接触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我发现雅与俗的界限涉及到权利的界限,俗文化是庶民的反抗,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看法、对传媒的怀疑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尽管我后来继续写批评文章,但趋于温和,也许言论本身很大胆,但我的文章并不凶残。

南方都市报:在90年代,你的热情似乎主要体现在文艺评论上,后来怎么转到时事评论这一块了?

梁文道:我一直很关心香港的文化政策。文化政策不是孤立的,它和官僚机构、统治 形态都有关联,这些文章越写到后面,就越接近更根本、更紧急的体制问题。加上我念大学和研究院时主攻的是政治哲学,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和政治没有关系。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在香港写文化评论的也不少,将来写得比我好的也大有人在,我想就不需要我来写了,反而我觉得来写时事评论,自己能够写出一些跟他们不一样 的东西,走出一条路子来,所以更愿意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我真正开始接触时事评论,是在2003年,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一档时评谈话类节目,2004年前 后才在内地报纸发表评论。

南方都市报:从艺评切换到了时评写作,对你会有些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梁文道:对我来讲都差不多,因为时事评论、文化评论、艺术评论在我来讲都是一种 公共话语,都是介入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会有一种幻觉或者误解,以为艺术是比较「私人」的,不那么「公共」,其实不是。如果是这样,它何必展示出 来?电影何必要公映,书何必要出版?「出版」的英文是「publish」,它的词根是「public」,出版这个行为是有一定公共性的。我写文艺评论的时 候,就很清楚自己是在介入一个公共领域的事务,我想达到的目的是希望促成一些讨论和反省。

南方都市报:相对而言,时事评论的写作会不会更见实效,影响更为宽广?

梁文道:也不一定,时评不一定会发生很大的效用,我写了差不多十年,我说的问题现在也还存在。今天看30年前的时事评论,你觉得当年的那些文章有用吗?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很多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时评人,你执笔着文、普及「常识」的目的是什么?

梁文道:与其说我是在普及常识,倒不如说是在反省常识。这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常 识,一个社会没有常识是没有办法运作的。比如拿你开车经过一个路口来说,你看到前面有行人过马路,你就会停下来,如果你不停下来,就可能会撞到别人,这就 是一个常识,如果没有这个常识,每天街上会死很多人。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更大的问题是要认清楚我们的常识是什么样的常识,我们的常识里面是不是有矛盾的地 方,是不是出现了内部断裂。

在中国也有很多常识、规范,问题是这些常识不一定是管用的常识。比如食品里能下 毒吗?当然不能了,这是常识,但是这个常识不管用;你说记者能够随便被侮辱吗?官员能抢你的录音笔吗?能随便挨揍吗?也不能,这些都是常识,但是统统都不 管用。真正管用的常识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潜规则」的东西,这个管用的常识,我们说不出口,不能公开鼓吹。我们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教给我们的都是不管用的 常识,那些不教给你的常识,反而是最管用的常识。我们太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一套常识不是用来做的,做的一套常识是不能说的。这是今日中国最大的问 题。

南方都市报:面临这样的情况,你认为时评人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梁文道:我打个比方,当你看到一个楼快要塌了的时候,里面的人都还不知道,或者拒绝知道,你觉得你该不该喊大家逃命?哪怕你明知道那些人不会听你的,但是你也有责任提醒大家逃走。这是你的责任,也是时评人的责任。

电视在威胁和冒犯我

南方都市报:在你开始写时评这八年,是内地报纸时评版的复兴期,报纸提供言论平台、展示观点成为一时之间的潮流,你怎么看这些年来时评的崛起?

梁文道:现在与其说时事评论的崛起,倒不如说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情况是时事评论终 于回来了。我们看1949年前的报纸,时评是重要的构成部分,梁启超、储安平、王芸生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时评家。时事评论过去我们一直有,是1949年之后 才没有的,社论取代了时事评论。社论是一个声音往下传达,时事评论是从下往上的众生喧哗,是个人的表达,两者有截然的不同。

可能是我们有五十多年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了,它现在回来,我们都觉得好陌生,不 懂得怎么去判断它,甚至拿它和文学比。我举个例子,很多人在谈论时评人时,会认为时评没有思想性,比起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它可能没有那么深刻;比起文学 作品,时评又显得浅薄短小,时评写得快,出得快,过时得也快。时评潮流甚至被当成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力度浅薄化、文学轻薄短小化的趋势。这种说法恰恰表明了 不少人对时评是多么的陌生。我们看别的国家,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时事评论家,但从来没有人会说这些时事评论家的思想深度不及某个大师。他们干的是不同行当 的事,拿他们进行比较,就无异于要求一个出租车司机开车要像F1车手。

南方都市报:读你的文章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你的行文就像一次谈话,而把你的谈话整理出来,和你的文章风格又是非常一致的。

梁文道:我除了早年写评论的时候书面腔比较严重外,后来写任何文章都讲究用一种 传统白话文的语言,就是你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心目中优秀的白话文就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很直接、浅易、流畅、不造作、不带过多腔调的。为什么大家觉得我 做节目说话跟写作很像,其实你也可以反过来想,是我的说话很像我的文章,我反而觉得我做节目是受我文章的影响。

我是1989年开始写作的,我写作的时间比做电视的时间长一倍,在做节目之前,我已经写了十年,我的写作已经把我的思维和说话的方式都训练成了写作的感觉,所以我做节目可以不用稿子,镜头一开,说完8分钟刚好,整个腹稿也在,语言也在。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都是通过凤凰卫视的电视节目认识你的,你认为上电视后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梁文道:收入有保证,名气大了,影响力大了,跟着就是会破坏你对自己的认知,对 自己的掌握会造成威胁。这个威胁是一步一步来的。因为你出名,你就必然带来某些隐私的暴露,人家会关注你个人,收集你的言行,你去什么地方,说什么话,都 收集整理出来,这其实是一种对一个人的过度关注。我到现在也都不太习惯。你会觉得被冒犯,我必须一直要跟这些问题去挣扎的。第二就是它会威胁到你对自我的 认识,自我认知会不会因此被扭曲,你会不会端起来,你会不会以为自己很怎么样了。

南方都市报:也就是说会形成一种幻觉?

梁文道:是的,我常常会说,媒体是个哈哈镜,你透过媒体或者人家对你的看法认识 你自己,这个自己有时候过于美好,有时候过于丑恶,假如你常常看人家怎样骂你,你会很愤怒,常看别人怎么夸赞你,你会很虚荣,所以你必须搞清楚,这些其实 都跟你未必是有关的,或者不直接有关,或者他根本不是你自己。名人的虚荣感,会让他不再真实地做一个普通人,保持隔离状态显得非常有必要,你很难想象成龙 能够来这个地方不受干扰地喝咖啡。

对演员来讲,他的生活和一些人隔开,他可能失去了日常生活里面的接触,他可能将来塑造角色会遇到困难,但是,对于做时事评论的人来讲,你很容易失去对正常的老百姓的真情实感。还好的是我还没有那么有名,在凤凰卫视做主持或在报纸开专栏,并不会让你有名到那种程度。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上电视也有生计方面的考虑,当时穷成什么样子?

梁文道:就是香港典型的文化的那种穷,生活比较拮据,一天三餐都是在家里吃方便面,买书买不起,当然也买,但是不能买太多,当我有机会做电视节目,何乐而不为呢?

在香港写评论维持生计是很难的,稿费再高,你也很难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我写的评 论跟别人的也不一样,不像那些吃吃喝喝的家常小专栏,稿费高,又能经常写,还有意外的收入。香港的专栏圈子很复杂,特别是以前的读者爱读专栏,很受专栏作 者的影响,把他们当成意见领袖。一些商人、政府部门喜欢请专栏作家吃饭,通过他们散布一些信息,这种饭局有时候是有钱收的,即使不直接贿赂,他认识你了, 也会有一些工作机会提供给你,我管这种人叫饭局作家。

像我们写评论,又不屑于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就很难靠写作来谋生了。后来,我在内 地能够写这么多东西,能量的基础是来自过去在香港20多年的锻炼。在这中间,太多人选择了中途放弃,真能做到10年以上的,都是很有理想、很有热情的。当 给你机会了,像内地给我们这群人一个舞台,我们的能量就能喷发出来。

南方都市报:到了电视台,你的雇主是一家面向内地为主的电视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你在点评时事时,如何把握言论的尺度?

梁文道:这个倒不难,在这方面,我不用去管,我会交给编辑处理,合作时间长了, 我会知道哪些能谈,哪些不能谈。所谓的言论的禁区和底线,我们都知道没有立法规定,有些东西可能去年敏感,今年不敏感了,或者去年不敏感,今年变得敏感起 来了,这个要看气氛。我常在大陆跑,我认为投身其中是能作出判断的,真正难的地方是你能不能投身其中,特别对于一个香港作家来讲做到这点尤为重要。

在香港、台湾一直都有很多所谓的「大陆观察家」,我觉得我在香港同行里面不一样 的地方在于我是第一个投身进去的人。他们是在海外畅所欲言地谈大陆,关心中国是知识兴趣上的关心,他们不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国民。但我不一样,我不是以台 湾人、香港人的视角来关心大陆,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我要的是这样的感觉,虽然你住在香港,但你同时又觉得自己仍然是心在大陆。对于一个时 事评论人,要有这个感觉才是最难的。

南方都市报:正是因为你投身进去了,就内地的社会焦点话题积极发言,你怎样防范写作中自我审查的惯性?

梁文道:自我审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显性的层面,就是你是否意识到哪些东西不能写,不要碰,像我刚才讲的,我对这些不大关心,我交给编辑,由他来处理。当然,我也会有一定的把握。

正像你说的,隐性的审查非常重要,这在所有的评论人身上都会有,包括美国、北欧 等言论自由的国家也不例外。隐性审查是在内心看不到的角落,你自己都不知道,会是某些思维方式的盲点,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反省自己,把这些东西挖出来,认 清楚,当你知道它的存在时,不仅仅是去突破它、绕开它那么简单,而是想想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样发挥作用并影响我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个优势,就是我在香港、大陆、台湾、美国都待过、跑过,所 以我常常用一种外地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地方。我举一个例子,鱼是不知道什么叫水的,你只有把鱼从水里拿出来,鱼会才知道原来水那么重要。每个地方的人大概都 不会太清楚深藏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在影响你,制约你,但是,外地人就很容易看得出来。所以我常常强调写评论的人要能投入成为本地人,但又要能抽身出来成为外 地人。

我追求好奇心、同情心和理性

南方都市报:「九七」回归后,这十年间不少香港知识分子选择了「北上」,你甚至也被视为「北上」最成功的一位,你的书在内地卖得非常好。

梁文道: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北上」,冯骥才的书到了香港,张鸣教授的文章在广州的报纸上发表,我们不会说他们是南下。在这个问题上,香港很多人认为要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员,必须搬过去住,的确很多人是这么做的,比如陈冠中,还有我的好朋友李照兴。

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是因为我们仍然认为香港和大陆是区隔开来的。我理解的「北 上」不是肉体的北上,而是活动空间的拓展。我现在家在香港,在北京任何一处都没有房产,也没有租住的空间,我为什么就不能够既住在香港又能成为中国的一 员?像张鸣那样不离开北京也能在广州发表文章,他为什么要「南下」呢?

南方都市报:所以你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代的香港文化人?

梁文道:我想说的是,未来香港的文化人的概念会消失,就像苏童可能一直住在南 京,冯骥才一直住在天津,可是我们会不会说冯骥才就是个天津作家,他不是中国作家呢?不会。过去在香港的情况是大家说西西是香港作家,但是在数今天中国文 坛有哪些作家时,你不会注意到她,这是一种很怪的现象。我之所以说自己是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是因为这一切在发生变化,今天有人会说我梁文道只是香港的评 论人吗?不会,大家会承认我已经是在中国评论人队伍中的一员。

南方都市报:尽管如此,你在香港创办牛棚书院和上书局,编《读书好》杂志,感觉你对这个城市还是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的,并且是一个行动派。

梁文道:牛棚书院已经停止运作了,因为没钱;上书局有一个很专业的股东做管理,《读书好》也就编过一年,现在每个月我会给他们写一篇答读者问,偶尔还会做一些专访。

无论我做节目,还是写时事评论,或者是做出版,这些工作对我都是一样的,我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变得更有好奇心,更有同情心,更为理性。可能我的目标很玄乎,也很卑微。就这些,没有别的了。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是怎么信佛了?

梁文道:两年前,我发现自己太忙碌,生活太紧张,压力很大,情绪有时会不太好,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很虚伪的人,是不是常常说谎,是不是贪欲很重,外在名声是不是影响了我。在这个时候,我特别需要好好地把握住自己,给自己 一种力量去对抗这些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行。在我看来,佛教提供了一套最系统的修行方法,我一去学就入迷了,于是干脆皈依了。

南方都市报:学佛以后对你有哪些改变?

梁文道:我不敢说我变得更宽容、更快乐、更自在,但最起码在学佛后,叫我知道了人生可以怎么过,人可以怎么活,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有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存在的,知道这一点,让我内心有了一个依托。

南方都市报:如果哪天你不在电视和报纸专栏上出现了,你预计你会在哪里?

梁文道:就算不出家,我也会到寺院常住,我喜欢那种生活。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 不再被需要了,过时了,我关心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也不需要在香港写文化评论,因为有更多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会写得更好;在内地,我发现更多评论人能够写出 非常优秀、出色的文章,写的东西我完全想不到,更契合时代、更有影响力,我想我不再需要继续去干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很舒服了。

梁文道:说句真话真那么难?

中国媒体其中一个最令人厌倦的老话题就是“讲真话”。每隔一阵子(而且不用隔得太久),总有人再度提出“讲真话”的重要,然后大家再次热烈讨论讲真话的现实意义。然后呢?等待下一次有关讲真话的舆论浪潮。为什么“讲真话”会变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话题?难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说句真话就真的那么困难吗?

今年“两会”开幕没两天,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就带头痛批官场恶习,称为官廿多年,发现讲真话越来越难:“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他这番话照例引起关注,大家热情跟进,纷纷叫好。没想到才过数日,“两会”会场就为张先生的言论下了一个现成的注脚。

冬季奥运会女子速滑1500米金牌得主周洋小姐上月接受记者采访,坦言最该感谢的人是自己的父母,说终于有机会改善双亲生活,非常高兴。这番话听来平平无奇,却能感动万千网民。不过,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先生则有不同的看法:“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周小姐“知错能改”,在网站访谈里修正感言如下:“感谢国家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好的条件,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去征战奥运会,也要感谢支持我的人,感谢教练,感谢工作人员,感谢爸妈。”足足谢到第五位才轮到爸妈,而“国家”这次则稳稳妥妥地占据了首位。此事立即掀起波潮,网民几乎一面倒地站在周小姐那边,逼得前体操中心主任高健出来澄清,说大家误会了,于先生的话根本不是针对周洋云云。

这场茶杯里的风波难道也和讲真话有关吗?有的,因为网民当初赞赏周洋小姐,理由之一就是她讲了真话。那么周小姐究竟讲了什么真话呢?“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基本上,这和太阳永远在东方升起一样,是句真实得几近于无趣的大白话,为什么大伙却要为之震动,觉得它既真诚又有人性呢?原来周小姐打破了金牌运动员获奖感言的惯性,不只没有首先感谢国家,甚至根本没有提到。

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局面,一个运动员只是因为没提到国家就被人认为是说真话的代表,那岂不是说其他所有谢过国家的运动员都在撒谎?

通常我们会把道谢看成是一种有感而发的真实反应,你必须真正感到他人的善意,或者感激他人的协助,你说出来的这句“谢谢”才是诚恳无欺的。当然,道谢也可以是单纯甚至机械的礼貌表现,人家帮你斟茶,替你拾起一张纸,你那声谢谢就完全没必要牵扯肺腑翻腾五内。可无论如何“谢谢”不该是逼出来的,否则就是虚伪了;而虚伪的道谢又有谁需要呢?就以周小姐得到的赞美看来,大家似乎觉得一般金牌运动员对国家的鸣谢原来都不太诚恳。

也许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感谢国家和称赞国家的压力,明明心里并没有时刻念记着国家的好处,但也要在某些场合把“谢谢国家”挂在嘴上,不说不行。这正是周洋小姐令人感动,令人觉得她够真诚甚至够勇敢的心理背景。妙的是于再清先生那番(也许是误传的)评语和周小姐的随后改过,恰好印证了网民心里的猜测:运动员对国家的感恩果然是给教训出来的。如此一来,最无辜的既不是周小姐,也不是于先生,而是那些由衷感谢国家的运动员。万一人家是真的,我们岂非冤枉好人?这情况好比你的伴侣老是缠着你,要你天天说好话,称他本事赞她动人,一千天一万天之后,她或者他还能要求你的美言是出自真心的吗?

全世界都有以家喻国的现象,常称国家为“祖国”(motherland)。中国人尤其有忠孝同源的传统,将忠和孝当成同一回事,把国家和父母看得一样亲切。可就在周洋的母亲后来对记者的一段回应里,我们看到了国家与双亲的一点点小分别。她说,孩子不懂事,以后会叫她先谢谢国家的。这就是父母,他们只要孩子好,既不介意儿女会不会感恩,更不介意他们会不会把爸妈放在鸣谢名单的首位。

【来源:南方周末】

梁文道:当段子染红

王蒙在2008年的一次电视谈话节目裡,說了这么一段红典的段子:「唐朝有唐诗,宋朝有宋词;我们今天有甚么?段子!」。这句谈段子的话本身就是绝妙的段子,因为它好笑;按照俗常的理解,段子就该引到人发笑。笑话之所以好笑,主要是靠一些语言修辞上的特点,比說意义的隐晦、混淆和不明确,于是才能生出反话正說的嘲讽效果。王蒙提供的这则段子就是意义不确定的绝佳示范,它一方面把段子抬到了唐诗宋词的地位,似乎是要把段子当成能够反映今日中国的代表文体;另一方面又好像是在调侃当前中国的狂野不文,因为我们不会觉得段子真能达到唐诗宋词的艺术成就。

最近流行为段子染色,开荤的叫做黄段子,讽刺官场民情怪现象的叫做黑段子,那么王蒙这个段子又是甚么颜色的呢?我不知道,但我晓得它一定不是近來十分火热的红段子。不要小看颜色,它从來都不只是一种客观的感知描述,而且还涵盖了一套价值意蕴。

前几年赵本山誓言要把不忌腥膻的「东北二人转」,改造成「綠色小品」,削去它的土气,砍断它那黄得发棕的老传统,将其改造成能登大雅之堂的健康表演。为甚么他要用綠色來形容他心目中十分高雅十分清洁的新型二人转呢?自然是因为綠色在环风潮的普及和異变下,已经被等同于「健康」的颜色了。綠色代表健康,所以老幼咸宜的二人转叫做「綠色二人转」,只上健康网站的举动叫做「綠色上网」,帮助大家只上健康网站的工具则是「綠坝」。

早把綠色挪用为环保代表色的先驱,要是知道中国人能够把綠色延伸到这么宽广的地步,肯定也要惊叹我们创造段子的功力。被人叫做红段子的那些段子,本來其实也可以称为綠段子,因为它们的内容都很符合我们对健康的想象。举个例子:「欣赏是一种给予、一种韾香、一种沟通与理解、一种信赖与祝福。用心欣赏生活,你会觉得更有樂趣!」

(抄自『笑疯短言网』之「红段子精品段信系列」,可見这则段子大概也算红段子中的精品了)。既然如此,我们为甚么会把它们归纳进红段子的類别呢?须知红包是新中国的国包,既接续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源流,又展现了中国民间喜庆吉祥的意头;恰逢当前「盛世」一說盛行,民族主义情绪昂扬,于是这红包就红得份外热烈份外雄壮了。可是当政府和商界大力推动红段子,将原本不算太红的段子也一一染上红色之后,这裡就会出现一种奇異的心理效果了。那就是无条件地在国家、官方和所谓的健康与道德之间拉上了联系,使段子的作者、读者以及短信段子的用户都不自觉地以为红色、政府、国家、健康和道德,是同一个范畴的事物。简单地讲,他们都是「正面的」。相反地,那些政府不鼓动、不支持、几乎全是民间自发创造,总是围绕着情妇、官员养情妇、一群官员共养情妇等主题的又黄又黑的段子,就都很消极很「负面」了。日后若有学者拿王蒙那句段子当真,以段子解说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恐怕会很惊讶地发现:怎么我们的官方都这么地道德健康,老百姓都那么地无耻下流。

颜色一致之外,所谓的红段子兴许还有一个语言上的兴趣点。他们的意义是不含混的,往往直接而坦白地追求某种价值的表达,例如,生命在于运动,干劲在于调动,爱情在于心动,友谊在于走动,创新在于变动,理解在于互动,资金在于流动,成就在于行动。它们和政治语言非常相似,常常不厌其烦地堆砌所谓的正面词语,而且那些词语的组合方式也是固定甚至僵硬的,容不下多少另类解读的空间。

妙的是这类语言如此固执地持守意义的明晰,但它们却又是最空洞最令人费解的语言。西方评论家时常取笑他们的政客,说他们动不动就来一句「可持续」,于是「可持续的教育」、「可持续的社会」,甚至「可持续的军队」纷纷出炉,但没人能听得懂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同样地,什么叫做「欣赏是一种馨香」呢?就算「创新在于变动」表面看起来这么清晰,但我们仍然会感到它不易理解,因为创新本该包含变动的意思,如此的同义反复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坦白说,红段子和一般段子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前者和政治语言一样僵硬陈套,表面直白实质苍白;后者则一样热闹奔放,意蕴繁杂。极而言之,红段子根本不是段子,因为它们不好笑,即便有心搞笑也很难笑,即便用上了诸多「欢笑」之类的字眼,它还是没法让人笑得出来。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谢麟振近日也说了一番和王蒙很相似的话:「古有唐诗三百首,今有短信红段子」,但他是认真的,丝毫没有调侃的意思,结果这话就真的变得很可笑(而非好笑)了;他居然真的以为「生命在于运动」比得上唐诗三百首。人類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段子一染红,人民就不会笑。

【来源:南方周末】

梁文道:群众和法官之间的距离

中国的法官不好当;一件案子审下来,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挨骂在所难免。尤其近月发生了不少惹起大众关注的大案,例如律师李庄在重庆“涉嫌伪证”一 案,便有学者直指法官的公正成疑,司法体系不够中立。好玩的是也有人批评那些学者“随便拿西方的司法独立来说事,妄论我国的具体情况”。为什么这些论者要 把司法独立和西方捆绑在一起呢?难道中国人就不配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吗?与其在“司法独立”这个大题目上纠缠概念,不如从细节入手,看看它运作起 来的丰富面目。

河南省法院近日开展了一项“万名法官回访当事人”的活动,让法官与当事人“结对子、交朋友,既要化解法结,也要打开心结,既要调处矛盾,化解纠纷, 还要扶贫救助,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据说这可以“密切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实际行动彰显司法的人民性”。这个做法新鲜,但它的思路却是旧 的,新中国本来就有司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的倾向,甚至喜欢标榜法官生活的平民化,以免他们脱离人民群众,变成少数精英阶级的“统治工具”,甚至搞出贪污腐 败的罪行。但我对河南法院这个举动却有一个很愚笨很肤浅的问题:法官怎么能在和当事人做朋友之余,保持自己判断的中立呢?

这又让我想起了,刚刚才发表过他最后一次香港法律年度开启礼演说的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先生。李先生也许是全港最具威望,也最神秘的一个公众人 物。他有威望,所以在他这次演说之后,头戴假发、身着法袍的法官与律师全体肃立,罕有地献上了长逾3分钟的掌声,场面令人感动。第二天的报纸皆以头版报 道,社论对他的贡献莫不赞誉有加。说他神秘,是因为我们知道曾荫权喜欢养锦鲤,知道刚结婚的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在哪里摆喜酒,但却没有人晓得李国能先生究竟 有什么嗜好,爱到什么地方休闲。他几乎从不接受任何专访,也极少出席公开社交场合,你不会看见他去那种冠盖云集的上流社会派对,也没听过他到了什么贫民区 访寒问苦。所有香港市民只记得他那有点腼腆的微笑,以及他对司法独立和法律尊严的维护。

既然我们很少在媒体上看到他的消息,又怎能知道他为司法做了些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偶尔会读到他的公开言论,它们大都和法律有关。比如说他曾向香港 律师协会投诉,说“庭上正规服装应该是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衣,或其他不炫目的浅色衬衣,除此之外的服装类型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些男律师穿浅色西装、深色或鲜 艳的衬衣出庭,女律师则佩戴较多饰物,这均有展示个人形象之嫌,与法庭要求庄重是不适应的。至于喝咖啡和嚼口香糖则属于非常过分了”。据知香港的年轻律师 后来果然听话地止住了庭上衣着随便的风尚。

李国能先生在其任内的一大功绩是替司法系统招请了不少人才,许多优秀的大律师被他说动,愿意进入法院出任法官,使得整个司法体系后继有人,不致出现 断层。尽管香港法官的月薪也不低,但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去看,这些优秀的大律师也没有理由要放弃一宗官司动辄数十万的收入,跑去迁就虽然稳定但却无法致富 的职位吧?

法官本来就是法界的王者;假如受过法律训练的专业人士是一个独特的群体,那么法官就是这群体里的最高仲裁人了。他们不只在庭上穿戴与众不同,座位高 人一等,私底下也要服膺一套严格的道德标准,所以在一个尊重法治的社会里面,法官总是享有特别高的荣誉。就以英国普通法的世界来说吧,当政府遇上特别事故 或重大丑闻,往往要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征公信,找法官出马担任这些委员会的主席是最可靠不过的了;每逢选举,就更一定要让法官主持选举委员会监管整个 过程,以示公允;因为他们是社会上最有公信力的人。

为什么法官的地位会这么高?他们的荣誉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很贴近,像河南的法官一样常常回访当事人吗?不,情况正好相 反,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往往与一般人保持相当遥远的距离,使得大家只能仰望他们。这不是为了故作神秘,而是为了守护他们的独立。古时候的中国人都很 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兼任法官的地方官员必须避亲避籍,绝对不能回到原籍当官,以免陷入种种人情关系的网络,影响到他的决断。一个常常和权贵混在一起的法 官,要是遇上和他那伙朋友相关的案子,我们怎知他会毫不偏颇?相反地,一个老是“心记群众”的法官又能否不带偏见地面对庭上的富商精英呢?一个法官和当事 人成了朋友,要是这朋友有天又要上庭,我们还能完全相信这个法官的判断吗?李国能先生身为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难怪要以最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深居简出, 不事应酬,好树立整个香港司法系统的形象。就算其他法官,也不时传出因为当事人是朋友,所以主动提出更换主审法官的新闻。为什么同是法官,香港和其他地方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秘密就在李先生的那篇演说里:“法官处理涉及行政或立法机关的案件时,既不采取对抗态度,亦不刻意偏袒任何一方。法官的职责是执行司法工作,无惧无 偏,若行政或立法机关胜诉,这不是因为法庭有意偏袒,同样,若判行政或立法机关败诉,也不是因为法庭有意对抗。无论判决如何,法庭都只是履行宪法职能,公 平公正地审理案件。”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九成以上的居民是华人,然它奉行司法独立的原则,而且久成传统,这才是使得每一位法官都不得不受尊重和被信任的根本原因。于是,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就算输了官司,也绝少在庭外痛斥法律不彰,贬损法官的人格,他们顶多只能暗叹一句“今天运气不好”。

【来源:南方周末】

梁文道:爱国不忘爱己

最近几年,每逢过年过节要说吉祥话的时候,我总是来一句“江山静好,岁月无声”。这句话的喜气严重不足,格局不大,甚至可以说得上卑微。然而,一个卑微的愿望也不一定就比较容易实现。相比之下,中国人追寻百年的强国梦反而不知怎的忽然就成了现实。

且看过去一年的外国主流媒体,一会儿说中国是金融海啸底下的惟一赢家,一会儿说美国应该向中国取经;在刚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更是举世瞩 目的主角,一时间,“G2”的说法不胫而走;似乎祖国真被我们每一年都要重复的贺词说中,“繁荣昌盛”了。在这一片热火朝天的声势中还要祈盼“江山静好, 岁月无声”,岂不太过暗哑,太过气短?我之所以坚持这句还不够吉祥的吉祥话,也许是因为中国还有1.5亿左右的贫困人口,对很多人来说,“江山静好,岁月 无声”恐怕还是一个过于遥远的梦想。

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直不大明白平民百姓的爱国热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自由主义总是倾向于把国家视为实现个人富裕的工具,先个人后国家,而工具本 身并没有什么优先的价值。假如人民的个人福祉得不到满足,国家再强大又有什么用呢?按照这样的逻辑,无法在繁荣的局面中得到好处的基层百姓应该是最不爱国 的,因为他们眼见国家实力不断茁壮,自己的生活水准却不进反退,这心理又怎平衡得过来呢?可事实往往不是如此,历史上许多大国的政府都曾备受底层人民的拥 戴,哪怕他们的生活再不堪,他们也愿意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代价,分享它的无上荣耀。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过上入不敷出的苦日子,但对外表风光的国家不仅没有怨言,反而还感佩有加,在它受挫的时候痛心疾首,在它出风头的时候抬头挺胸呢? 难道他们都能献身大我忘记小我?有些学者认为这纯粹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一种遮蔽与欺骗。但只要再走近一点,再体贴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些百姓的情感真实不 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能讲得清楚的了。

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为例,当年最勇于参军“报国”的恰恰是那些生活中最没有出路的人。那时的日本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它的强国梦,工业基础雄 厚,军事实力强横;但是它的贫富差距也同时被放大了,许多人都有一种被抛在后头的感觉。对这些在社会上找不到位置的人来说,他们一无所有,只剩下“日本 人”这个身份可以自恃,只有“大日本帝国”的精神图腾可以带给他们尊严。他在各方面都比不上占有垄断地位的财阀,但起码在“身为日本人”这一点上,他和那 些生活优渥的豪门是平等的。“为国捐躯”,好把自己的“英灵”供放在靖国神社之中,让后人景仰;则是他们寻回尊严的终极手段。也就是说,融入大我的崇高可 以消弭个人生活上那微不足道的缺陷。

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这种尊严的追求,但是我们也有必要认识到尊严不只是一种抽象的朦胧的价值,它还是整全的生活感受。当我郑重地祈求“江山静好,岁 月无声”,我想到的就是这么一种人人活得有尊严的平静日子。每一个人在仰望大我、拔高自己的精神情操之余,还能有最具体最细琐的安稳环境。大家不只爱国, 不只是为祖国而骄傲,而且还能感到自己的生活也十分可爱,做人做得抬头挺胸不卑不亢。

比如说,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天在街上打扫,路人不会瞧他不起。如果他一不小心刮花了一部名车,车主不会恶狠狠地跟他说:“好大的狗胆,你知道我是谁吗?”因为在一个人人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面,“你知道我是谁吗”这句话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他的收入低微,但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一日三餐不成问题。楼价虽高,可夫妇俩胼手胝足,加上政府优待,总算还能住得上一间很基本的房子。如果他有孩 子,他不用为学费负债,因为国家有真正的义务教育;要是孩子懂事,奋发学习,说不定将来还能考上一间重点大学呢。年纪大了,难免身体不好,可是公立医院不 会弃他于不顾;没错,他当然住不起私家病房,但有需要的话,他至少住得进医院。出门旅行或许是奢望了,没关系,市郊的公园野餐也不错,而且不收门票。那里 没有湖光山色,可幸空气尚算清鲜。

这家人是不富足,不过他们的日子过得不慌。吃得俭朴廉价不表示食物不卫生不安全,常喝白水但水源无害,住得简单但不会有人随时上门逼他搬家。他们不 是什么舍己为人的英雄之家,但不怕路见不平偶尔行善,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太多人想要利用别人的善心,更不可能出现所谓的“钓鱼执法”。

对未来他们有梦想,但又不敢想得太远;国家大事他们不是不关心,只是关心不了那么多。可是他们知道,政府愿意听他们说话。也许政府不能总是满足得了他们的心愿,也许他们不太清楚自己说了的话最后会流向行政程序的哪一个角落,不过他们接触到的公务员是客气、和善、有耐性的。

再写下去,你会不会以为我在做梦呢?然而,比起强国的大梦,这小小的美梦又算得上什么?那天才听一个朋友说起一位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他说那位司机从 沿途不断的收费站开始骂起,最后数到公费开销的浪费与贪官派人截访无告民众的可恶,这社会几乎没有一件事能令他满意,自己则处处受到不公的待遇。但奇怪的 是,话锋一转,他居然盼望政府早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还说要是美国胆敢介入,就要迎头痛击,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世界第一强国。

为什么这位出租车司机的逻辑会这么奇怪,前后说的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假如他只是想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希望社会比较符合他的期望,我还是宁愿有朝一日,他能走上一条不张扬不显赫、但是平静安然的小路。

【来源:南方周末】

注:本文南方周末标题为《爱国不忘爱己》,AM730标题为《岁月无声的日子》

香港年度人物梁文道:一个香港知识分子在内地

他是香港通才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像大多数香港人一样,非常勤奋。但是他比一般香港人多了一份清醒,也比一般内地人多了一种参与的热情。2009年,他做香港书展大使,无数文件电视节目,出书,演讲……这一切都使得梁文道成为内地人心目中最熟悉的香港人。

这个香港人,在大陆,他似乎无处不在。

2009年12月16日,在北京《时尚先生》颁奖现场,梁文道与白岩松挨着坐在嘉宾席上。白岩松是今年新晋「时尚先生」,梁文道是去年的「时尚先生」,他是来给这位新人颁奖的嘉宾。

2009年的365天中,梁文道大约有150天在大陆。

过去的这一年,他在大陆一口气出版了《噪音太多》、《常识》、《我执》、《读者》四本简体版新书。为了宣传,他出现在大陆各大城市的签售现场;他作为香港书展大使之一,在大陆的北京、上海、广州巡回演讲;在大陆热播的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出现频率高达四分之三;他的专栏文章页出现在各大报端,大陆媒体不约而同把他当做「公共知识分子」代表,邀请他对大陆的热点事件做出评论……

大陆的粉丝们替他在豆瓣网上建了个小组(后被封),正常运转前人数高达八千多。组员称呼他为「道长」,是「布道者」的「道」,他们互相提供道长的行踪消息,最近语录,甚至是着装点评。而在香港,做个演讲来50人就算「盛况空前」,与那种冷清相比,他说大陆这种热闹的局面让他很尴尬,很有压力——他并不适应有粉丝这回事。

一样勤奋,两般情怀

这一年,梁文道同时在凤凰卫视做四个节目:《锵锵三人行》、《开卷八分钟》、《走向2010》和《时事直通车》,最高记录时你会在凤凰卫视一天看到他八次,因为每个节目得回放一次,「我常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么折磨我,还不如直接把一个台交给我,叫凤凰卫视文道台,我来做整天算了」,他说。

每个礼拜他要向分布在香港、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不同媒体交五到六篇专栏约稿;在香港他还有一本自己的杂志《读书好》,每个月他得负责做一个人物专访、写一篇序,并且回复读者来信;另外还有大量的临时约稿,替人新书写序,平均每个月做三场演讲,接受采访等等。
「这些可以说是自己逼的,因为我可以拒绝嘛」,但是他又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香港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在媒体里做事,而且习惯了跨界,一是因为圈子小,来来去去就这么些人,另一个原因是香港知识分子的「难民心态」,在香港单纯靠写稿或者做一文件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很难养活自己,「好比发生船难时浮在海上,你看到木板浮过来,抱着它,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你得多抱几块」,慢慢地也就学会了十八般武艺。
香港人普遍很勤奋,他说自己只是其中一个,不同的是,他更有中国情怀。
「香港这个城市很大特点就是它的文化气质是冷的」,梁文道出生在香港,四岁时便被父母送到台湾与外公外婆一起住,再回香港读大学。他说,相比之下,台湾是个温情脉脉的地方,例如说台湾的政治人物总是动不动就给人们下跪,我要亲吻这片土地……大陆则是个喜欢气宇轩昂的地方,同行文化人在演讲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有气势,很强调一种雄壮庄严的。
「大陆和台湾这两种状态都是感情相当浓烈的状态,但香港就和这两个地方不同,香港是个不喜欢表达浓烈感情的地方。我们从小学到的是这种东西叫文艺腔,我们很怕文艺腔。」这种港式思维当然会对梁文道的产生影响:「我比较喜欢抽离一点,写文章看事情做评论也好,总是希望先冷静下来再说。」二十年前刚写文章时,他会在文章写完后回头看一遍,将所有的感情表达强烈的语气词删掉。

我不是布道者,而是介入者

上个世纪90年代,还在读大学的梁文道,每年都会回内地外公老家河南乡下住上大半个月,搭硬座火车、长途大巴,穿一件破衣服装大陆人,甚至也会像大陆人一样从火车窗爬进去,在公交车站蹲着等车、吐痰……

「那时候我就开始培养一种能力,不要用当年香港人还很常见的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去看大陆,而是要把自己换位进去」,梁文道说自己很懂得大陆的话语系统,「比如说翻译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很敏感,我就会在前面加一句建议我们的读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来批判它」,常常有大陆同行好奇他怎么懂这些。

「在大陆呆多了,就跟香港有距离了,这个距离会使得你开始对香港产生一种更立体的看法」,梁文道常常批评香港,「它有个很糟的问题,香港这个社会非常保守,它的道德的观念特别的陈旧和落后,而且香港是一座很没有想象力的城市。比如说,香港的八卦文化非常发达,但正是因为它八卦才体现出它的保守,假如一个社会很开放,像法国那样子,总统有婚外情是自然的很正常的事情,他怎么会变新闻呢?我常说香港的娱乐八卦杂志是最好的道德教育课本。」

今年,梁文道与国内学者陈丹青同堂演讲,有人认为陈丹青很猛,而这个来自香港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却很温和。对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去做到「猛」,梁文道有自己的说法:「你会发现在大陆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努力要去讲真话,要去勇敢。这种试图有时候会变成为了勇敢而勇敢,他们忘了勇敢是一个表达真相的手段而不是表达目的,然后我们就会出现很多人说话很狂放,那种狂放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喜欢说他们真嘛,他是真性情,大陆这个地方太多假东西了,所以大家标榜真,我不是说真不好,而是说我觉得真的价值不应该被过度夸张,比如说范跑跑事件,为什么我们大家要把一个人说『我很懦弱』这一点看成是值得颂扬的?」

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长期的压迫束缚,我们过度歌颂了某些价值,而对那些价值的歌颂和追捧其实也是一个不宽容社会的产物。」

他说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表达意见时应当是温和的,「我还很意外的发现在很多人说我言论犀利。但有两点很好玩,第一,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犀利,我觉得自己是温和的一个人;第二,如果我真的很大胆很犀利,为什么我写的文章还能出,我说的话还能出现」,他认为,其实自己能说的,大陆知识分子也能说,只不过大陆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观念上的桎梏,而想当然觉得不能说,「当然我现在开始感受到各种界线的存在。那我的态度就是假装它不存在。」

有人把梁文道比作一个「布道者」,他生长在一个宽容的环境里,近年许多工作都是针对大陆读者、观众而做,他带来了香港有而大陆还没有的东西,比如说独立判断、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公民的责任心等等。

「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是布道者,因为布道者是很相信自己有个道要布,而且自己这个道还是对的」,他说只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介入者,带着一些自己的背景和观点来介入一些事情,而不是来布一个觉得确信无疑的道,他并没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介入如果好的话,它应该能够促成某些讨论,或者某些观念的变化,某些不同意见的提出,哪怕是相反的意见。

南都周刊X梁文道: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

大陆的媒体人会有某种群体意识,对中国有承担,所以大家会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这种群体感,香港不会有知识分子群体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是单打独斗的。热情地来,清醒地看。

南都周刊:2009年你在大陆做了很多事,担任香港书展大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件。

梁文道:当时觉得香港书展二十年是一个好机会,让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全中国乃至于华文世界的书展。香港回归前我就提过,97年以后它就不该只是香港最大的艺术节,同时也是全中国最大的艺术节,应该把对象扩展到整个中国来。可是香港人一直没有这个意识。我自己一直强调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不是说香港以后没有文化人,而是说以后香港的文化人不止是香港的文化人,而是中国的。我很希望让香港作家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中国作家,香港的出版物也是中国的出版物,同时也希望大陆能够接受香港已经真的回归了。

南都周刊:你在大陆出了四本书,也多次来内地巡回签售。

梁文道:第一,很热闹。大陆传媒多嘛,在香港你搞个东西,来来去去就两三家媒体,读者也不会很多。搞讲座签售,读者就算来了,也不大会积极问问题,跟台湾很像,台湾也是,你要鼓动半天他才开始提问。在大陆,观众读者踊跃发言。另一方面,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讲,都带着一些很强烈的看法,每次我演讲完他都很积极地举手,其实不是要问问题,是他自己也要演讲。他的意见甚至很强烈,乃至于他在听的时候,有时甚至听反了我的话。第二,我也注意到,大陆这边做事情好像有很多俗套规矩。举个例子,我去演讲,通常有一个主持介绍我出来,然后他就说,好,下面我们就请梁文道老师发表他精彩的演讲,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奇怪,我讲都没讲你就知道我精彩。

南都周刊:香港怎么介绍你出场呢?

梁文道:大陆是个身份意识特别强的地方,但是香港不这样的,就说,好,下面我们请梁文道讲话。也会用敬语先生,但是尊敬的意思没有那么强。这方面香港和台湾又不一样,香港平等意识比较强,这跟香港人用英文较多有关系。在办公室我们不会叫什么总,什么董,我们叫洋名。在香港比如看到特首曾荫权,顶多叫个曾先生,要是多见几次熟了,我就叫他Donald。

南都周刊:大陆现在有很多你的粉丝。

梁文道:我一直对于在公共媒体上出现的自己有很强的距离感,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来和他们交往。比如说在签售会上他们对我很热情的话,我也会很礼貌很客气地对人。可是,我明明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我认不出他的样子,很愧疚。而且我要尽量小心当别人称赞我喜欢我的时候,我必须了解那不是我,要不然你会陷入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影响很可怕。我常常强调,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与自觉不应该只用在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上,也要用在自己的身上。

单打独斗和群体意识

南都周刊:今年你与大陆的文化圈互动也很多,你感觉自己和大陆知识分子比起来有什么差异?

梁文道:和大陆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互动,这是我过去一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2009年因为出书要去演讲参加很多活动,我认识很多人。比如去厦门跟连岳混了几乎一个通宵。在东北又认识一些人,成都又认识了一些人,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像陈丹青我是今年才认识的,但我们一见如故,我很喜欢他。我不能总体说大陆知识分子怎么样,但是我愿意说我恰巧认识的这些人,都是些有想法、有抱负的人。

另外,我觉得大陆的媒体人有某种群体意识,很进步的群体意识。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拿一份评论给南方都市报了,发不了,他的编辑就会想办法帮我转给其他的媒体去登,在香港这是不可能的,大家同行如敌国啊,完全是竞争关系嘛。为什么他会这么转,因为他很渴望这种东西出现。他为什么渴望这种东西出现,一定是因为他对这个社会有看法,他希望这个看法传达出去。他对这个把看法传达出去的愿望的热情,大于同行竞争的这种态度。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们这种人,至少是某个群体里面,你会觉得,对中国有承担,所以大家会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这种群体感,香港不会有知识分子群体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是单打独斗的。

南都周刊:你觉得大陆知识分子在表达意见时有什么特点?

梁文道:群体性事件的表达有两种,一种就是像石首那种,一来就用暴力闹大了。而像番禺垃圾焚烧厂这件事,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运动,相对比较理性跟节制,而媒体人方面的表达也都是非常的温和,甚至迂回曲折的。而在香港我们骂政府是很直接的,我们搞运动也是很直接地搞。我们不会达到石首的暴力程度,也没有番禺事件那么温和。

南都周刊:作为媒体人,大陆和香港两地的新闻环境你怎么看?

梁文道:离开香港之后,我现在更加体会到,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是真正百分百自由的,包括美国。但在香港或者美国,所谓的束缚是脑子里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言论审查,但那个言论审查并不在于政府会打压你,而是在于媒体可能基于商业利益,不想你批判某家企业;又或者是,主流媒体跟读者的倾向不想让你批评某种主流价值观太多,这种脑子里面的框框都会存在的。所以我来到大陆之后,感觉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在一个限定的条件底下去周旋,怎么去突破它等等。

南都周刊:常呆在大陆对你的港式思维有影响吗?

梁文道:那当然有,首先我想是知识面上跟体验面上的扩大跟增加。但是,在大陆面对的这种很容易有剧烈冲突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我是比较抽离的,我会同情弱者,但是我也会尽量的保持理性和距离去看这个事情,我想其实我的大陆同行也是这样的。我相信自己大部分的倾向是中立的,而我们的差别如果有的话,那就在于我更有条件去中立,因为我本来就不在这个地方长大,本来就有一种距离感,我脑子思考的方法大概还是和港式的人差不多。

南都周刊:回顾下,你自己觉得2009年哪些事情对你比较重要?

梁文道:我想到的总是我有什么没做,比如说,豆腐渣工程、邓玉娇事件、香港反对兴建高铁的计划……我应该多写点东西,包括在节目上谈,但是做不过来。我自己应该花更多时间坐禅,但是我四处奔波,住酒店。我觉得很遗憾,有点荒废了自己的修行。

【来源:南都周刊-2009城市年度人物之香港】

梁文道:工人的生命代价是谁的代价?

肺尘病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病。根据考古学家的调查,早在古埃及兴建大金字塔的年代,就有记录显示当时的工人大批地患上了肺尘病。五千多年之后,我们不盖金字塔了,但是我们在地面上筑起一座又一座的摩天大楼,在地面下挖出一条又一条的地铁隧道;然后,我们的工人依然得了肺尘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今天的中国竟然没有办法预防这么古老的疾病?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病患该怎么办,古埃及尚且留有碑文记述肺尘病人之苦,我们该不会令这些有名有姓的人淹没在历史之中吧?

肺尘病会让你原本柔软的肺部组织坚硬如石(且想象胸口怀有一块大石的感觉),于是你呼吸渐感困难,不断咳嗽吐痰,每吸一口气都沉重得要费尽全身力气,所以你总是弯着腰喘气,消瘦的身子再也直不起来。而且它没有根治的方法,只能以医药延缓死期,最后你还是难逃窒息而亡的结局。这么痛苦的过程如果用财务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是「欠债」二字。得了肺尘病的工人最担心的通常不是自己还能活多久,而是死后家人的负担有多重。有些人考虑过自我了结,可是一想到已经累下的欠债,念及寡女自此之后工作只为还债,幼儿交不出学费上学,他就不能安心寻死了。怎么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上访,希望政府出面协助。假如政府爱莫能助,他们就只好回到那个死不成但也活不了的困境了。

这正是一群湖南爆破工人的命运。他们从1990年代初便到南方某地工作,在这个城市地下坚硬的花岗岩上从事风钻爆破。不管你是要建地铁,还是要盖大楼,这都是非常必要的基础工作。整个城市之所以有今天这等繁华面貌,这批工人实在是功不可没。中国政府早在1950年代就把肺尘病列为必须通报的职业病,各种各样的预防措施也不可能是陌生的先进技术;但不知道为什么,劳动部门当年从未到过工地检查,而雇主也乐得省下那一丁点的成本,让这些刚从乡下出来,法律和健保意识都不强的工人每天满鼻满嘴一层灰地劳动。

今年10月开始,陆续有媒体跟进这批工人的维权之路,看他们的报导,真是叫人惊心动魄。那些病患的凄绝命运,我已不忍复述;那些老板不承认他们和工人之间有过「劳动关系」,这也是我们料想得到的。最令人吃惊的是部分政府人员的态度,他们竟然把证明劳动关系的责任全推到工人身上。当那些只凭简单的口头承诺便远来打工的湖南病患好不容易找出一些文件之后,他们却又讲起法律了,说这些文件在法律上还不够充分,无法证明他们果然做过工人。于是一群为这个城市付出过血汗甚至生命的工人就成了一群不曾存在的人了,除了他们自己,政府和老板都不记得他们的身份。理论上,政府应该站在工人阶级那边;然而当张家界来的工人知道耒阳的工友曾经去过指定职业病检查医院证明自己患上肺尘病,于是也结伙去相关医院要求验胸时,院方却对他们说:「我们接到上头通知,不能替你们检验。」

曾有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着聚集上访的工人说:「这是历史的欠账,是发展的必然代价。」这是所有报导里头最刺痛我的一句话,虽然我对这种说法十分熟悉。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有人把枯竭的水源、污染了的土地,乃至于贫富差距的恶化形容为「发展的代价」;但我还是第一回听见官员将一群待死之人也说成是「发展的代价」。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为了城市的建设,人命是必不可少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还是现在不必偿付的?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轻易那么漫不经心地就能把一些东西当成「代价」,然后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往往摇头一叹「没办法」呢?谁有权力界定什么东西什么人要当那个玄而又玄的「代价」?

仔细想想,便能发现这套流行的顺口溜的逻辑是何其地冷血,它等于要我们所有享受到发展好处的人,要所有搭地铁上班上学的人,要所有乘电梯在高楼中升降的人,一起去把其他人的生命当成自己便利生活的代价。我不相信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能用这种看起来很无奈的态度去把他人的处境当成代价。我不相信所有尝到好处的人都能自觉地安心牺牲他人。那些湖南工人的疾病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欠账」与「发展的代价」,它根本没有那么玄,它是雇主和政府的实在责任,所谓的「代价」只不过是种便利的说词。

金字塔是座陵墓,为了一位法老,它以无数人为代价。如果肺尘病也是代价,那是否意味着今日中国的壮观建设其实都是陵墓呢?

【来源:南方周末】

梁文道:精英的机会还不够多

曾几何时,中国的文官体制是欧洲政治改革的灵感来源。那年头欧洲各国的掌权人物几乎全是贵族,你能不能登上朝廷做那掌玺大臣,得先看你的血缘出身。要是出身贫贱,哪怕你能力再好,也只不过像把从未被人放进过布囊的尖锥,根本连入围竞赛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公平最理性的创制了。除了推崇教育的文明中国,他们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考试这么科学的方法择仕选官。渐渐地,他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国家建设,改变固有的权力体制,把权力精英的血缘基础换成了成就基础。尤其是英国,它吸收了中国制度的优点,创造出现代文官体制的雏形。

科举纵有百般不是,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毕竟是个伟大的发明。用考试去决定社会的上升流动,实在要比靠出身和阶级公平得多理性得多。从历史角度来看,说中国人是个考试的民族,并不完全是种贬称。

然而,考试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它是一套硬化的标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些孩子不大会考试,但他可能具有考试考不出来的惊人才华。所以由古至今,制度总会为少数人开一扇方便之门,比如说「举荐」。如今欧美许多名牌大学都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吸收考试不行的「特优生」,或者凭学生被公认的惊人成就破格录取,或者倚重某些可信人物的大力担保。

考试本来是公平的,考试之外的多样途径本来也能补考试的不足。但是每一个社会都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钱人的孩子的确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他家有钱请家教,能送他上学费比较贵的名校,所以他考试成功的机会也就比较大了。就算不看考试,理论上富家子弟的表现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见过世面,面试的时候比较有自信,而且他会得到不少音乐艺术等校外教育的熏陶,容易发展出一般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力。

教育是种社会再分配的体系,怎样不让富者恒富,精英永远是精英,这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拿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来说吧,大家对它们的印象就是「精英贵族名校」,也就是说它们不只精英,而且贵族。如果你中学是在伊顿和哈劳这些地方上的,你进牛剑就有一半的保证了。于是英国的「重点大学」都有扶助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几十年前还开始了中学校长推荐的计划。他们会请一些较贫困地区的中学校长推介少数极有潜力的学生,给他们特殊的面试机会。饶是如此,直到 2007年,牛津大学也还是只有1/10的学生来自穷困家庭。

去年8月,备受舆论压力的牛津大学终于公布了一项惊人的计划:它的入学导师会在挑选学生的时候格外注意学生的地址,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较为差劲的小区,如果是的话就要优先对待了。牛津入学登记处总监麦克·尼克松(Mike Nicholson)说:「只看成绩太残忍了。我想确认一个学生是否来自高等教育机会比较稀少的地区,我们应该让他们打破障碍。」这个计划用心良苦,但又有不少人嘲讽它是「住址博彩」,以学生的住址掩盖了学生的真正的能力。怎么做都不是,可见教育的公平实在不是个容易对付的难题。

然后再一次地,中国走在了世界创意的前列,因为我们的精英大学似乎领乞放弃了公平的负担。今年11月,北京大学开始推行「校长实名推荐制」,选出 39家中学,让他们的校长各自推荐一位学生,不用笔试即可进入北大的面试阶段。细看这些中学的成绩和所在的位置,大半算得上好学校好地段,既有4家已经出过不少北大生的北京名校,更有10家中学来自「教育强省」江苏,总之全是不愁学生出不了头的学校。我们都晓得北大不是牛津,前者是全国纳税人支持的公立大学,后者则是私人赞助的私立大学;前者一向优待北京本地生,让这个全国首善之城的孩子入学门坎要比别人低一些,后者则开始重视有欠发达的地区,使教育资源不够丰厚的学生得到更大的优势。为什么一家俬立名牌大学会比一家公立名牌大学更关注全国教育公平的问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说今天的中国好像完全信服了「马太效应」;「凡是已经有的,还要给他更多;凡是没有的,连他剩下的也要拿掉。」我们唯恐精英阶层得到的还不够,所以就要想办法为他们开放更多机会。培育精英,国家才会更强大,这套优生学式的教育理念也许就是中国下一轮的创见了。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