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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五分钟的香港史

我们不能想象,当年立宪派在向清廷要求政治改革,想把权力从皇帝手上下放至一套更加民主也更加有限的框架内时,慈禧太后会这样子质问他们:“为什么过去两千多年来都没有人要向皇帝争权立宪,今天你们却跑过来跟我这个老人立宪呢?”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荒谬的情景,是因为最近在网上,又看到有不少人提到了一个每逢香港发生争执争论的时候,就一定会被拿出来说的老问题:“为什么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面,香港人不跟英国政府争民主,如今回归了,却反而才吵着要民主呢?”

一种政治意识的醒觉,一种政治观念的普及,总有它的背景与时机。抽空掉所有这些背景和时代的因素,单纯地质疑今日港人的民主诉求为什么没有在过去出现,大概就像我开头设想的那个情况一样,实质意义不大。因为要是按照这个逻辑,恐怕全世界的国王都要觉得自己很冤,怪自己生的不是时候,怎么爷爷当年就没遇过这种事?再退一步说,就算那些国王和独夫可以恨自己命苦,但怨叹归怨叹,这种话终归不是一个拒绝民众诉求的理由。

许多人反复提起这个奇怪的问题,除了不熟悉香港的历史,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心态。他们猜疑港人是否有种甘为英奴的情结,所以过去不向殖民主申诉什么民主权利;等到回归,这才回头向祖国要这要那。换句话说,这是只敢“欺负”自己人的心态。

那么,香港人是否真的那么谄媚英国呢?这就得分两头来说了。首先,面对殖民者,你最应该要的恐怕不是什么个人的权利,而是直接反殖。事实上,香港历史上便曾有过两次声势浩大的反殖运动。

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或许太过久远,姑且不论(尽管这场为时16个月的罢工至今仍是世界纪录),但“香港暴动”就很值得注意了。当时参与者及支持者称它为“反英抗暴”,于1967年5月6日发动,同年10月结束,是一场由香港的左派响应内地“文革”,展开对抗港英政府的工人运动。这场运动试图让中国提前收回香港,或者至少瘫痪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一时间颇成气候。

其间,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在节目中强烈批评左派的行径,数日后,他与堂弟遭人投掷汽油弹烧死,被认为是“香港暴动”场面惨烈与言论自由受影响的标志性事件。“香港暴动”可算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间接促使当时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可大家知道这场骚动是怎么平息的吗?一方面那固然是港英强力镇压;另一方面却是中央下令叫停。为什么有人起来反殖,想要早点回归祖国,祖国反而想要冷却这股爱国热情呢?原来是为了贯彻中央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

港人“归家”的渴盼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强烈,毕竟构成香港多数的人口,有的是1949年后就南下的,更多的是之后陆续逃港的难民。此所以“九七问题”一摆上政治日程,香港便出现了“信心危机”,以至于出现又一轮移民潮。

表面上看,香港民众的诉求,只是部分人为了应对回归的计划。可是,它同时又是对港英当局的冲击。要知道,那正好是在韩国及台湾民主化的大环境下,身为“东亚四小龙”的香港,其中产阶级也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了更清醒更强烈的民主意识。这是过去的港英所没见识过的新情况。时常抱怨“港人过去不向英国争民主”的论者,恐怕都不晓得,如今香港的骨干人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利用各种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那时他们要的不单是回归之后的民主普选,还包括英国治下的政治参与空间,使得当时的港府十分头疼。

最有意义的是,现在被人称作“民主回归派”的,一方面要求民主,另一方面则站在民族感情的立场,欢迎回归,期待摆脱殖民统治。他们的态度,大可以一言总结:“香港回归,不必再受殖民者统治,我们中国人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翁了;这时候,民主岂非天经地义,势所必至?”于是民主权利的实现与民族回归就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理念了。

现在回头再看“香港人为什么当年不向英国争民主,现在才反过来欺负祖国”这句老生常谈,言者可能根本没意识到它对“民主回归”这个理念以及对自己的伤害,因为它不知不觉地把中国和英国放在了同等的位置。自己人当家的祖国难道能和殖民者相提并论?终于不必受外人统治,要做自己的主人翁,难道也是欺负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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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自信

前一阵子,一位内地记者和我谈起香港人的焦虑,他很关心地问道:「近来港人变得这么焦虑,有这么多麻烦,你觉得这是不是因为香港人失去了自信 心,所以才有这许许多多的不满?」我非常讶异,因为我在香港听过不少港人的投诉和批评,却从没有想过那些让人不高兴的事情和「自信」这两个字有什么关系。 比如游客太多,本地空间和设施难以应付;政制改革到了关键时刻,各种意见矛盾难调;城市规划带来了土地正义的争论,政府和民间各有主张;移民人口增加,原 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及教育、医疗配套跟不上需要⋯⋯

这一切全是实实在在的香港问题,又怎能简单地以「自信」二字囊括?难道只要有自信,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吗?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记者朋友的说法,我又一点也不觉得陌生,因为「自信」本来便是不少内地舆论分析香港问题时的关键词,我不是头一回听人家这样说了。

大概就这两年,因应官方关于「自信」的提法,「自信」作为一种看待事物的框架,也渐渐在不同领域里头流传开来了,为这名义上依然奉「唯物主义」为圭臬的国度 平添了一股「唯心论」色彩。看待和处理境内诸多论争,固然可用「自信」的框架化解;认识境外局势,更得以「自信」的滤镜去辨明真相。彷佛天下万事,行与不 行,当与不当,皆绕不开自信心的高低有无,神奇得很。

两年前,我就见过某学门的大佬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发言训斥后生,说他们不只在学习态度 上跟随西方,以为多学几种外语当工具,才是钻研那门学问的正道;而且还在学术规范的要求上成了西方人的跟屁虫,凡是引述必定依照格式栏明出处,凡有论者则 务求参考书目的详备周全。在他看来,今天学术这一行的所有习惯,都是西方产物;而我们中国人,却早已丢弃了自己老祖宗的行文风格与治学传统,真是数典忘 祖。不只如此,他还乐观地申论:「我们应该要有自信,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发展,日后将会有更多学生来我们这里留学。到时候我们就会渐渐掌握话语权,我们自 己做学问的方法就会成为世界主流。」也就是说,学术规范也好,治学方式也好,在这位先生眼中也全是自信的问题。如果真有自信,就不必在治学工具与格式规则 的要求上和国际接轨了。

自从中华帝国在清朝遇到重挫以来,史学界就普遍把自信心的沦丧当成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心态演变的重点。此后的「体用 之争」「全盘西化」,以及「重振国粹」等各种思潮,确实都和「自信」相关。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实际存在的「自信」危机不过是个情意范畴,与判断是非优劣的 价值标准并无多少必然的逻辑联系。中国足球队成绩不好,我们对中国人踢球的能力没有自信,这是一回事;足球如何分出胜负,游戏规则怎样制定,这又是一回事 了。面对国足表现欠佳的窘况,如果我们说「中国人该有自信,有自己的足球主张,例如给人进球进得越多越好」,又或者「中国人要有自信,要坚持推广自己的乒 乓,别跟着所谓的国际潮流玩足球」,这岂非古怪?

大胆地讲,近年兴起的「自信论」在某方面而言,其实是往昔「国情论」的「2.0版本」。 从前在遇到质疑时,我们喜欢强调国情的差异,认为人家那套不能直接拿来加在我们身上;今天碰到挑战,我们就不只是说自己和人家不一样了,并还要进一步地标 榜自己的出色。以前突出我们和你们的不一样,现在则干脆大声地宣布我原来好得不得了。不论是「国情」抑或「自信」,这条思路都有范畴错置与相对主义的危 险,很容易粗糙地混淆一些不相干的事。

比如前阵子因「玉林狗肉节」掀起的辩论,我就看过一些鼓吹自信的文字,说中国人可以有吃狗肉的自 信,不应盲从西方标准当洋奴。吃狗肉这回事是有文化背景的,考虑时不能排除具体的社会脉络,将它置于抽象的真空环境。可是狗肉该不该吃,还牵涉到其他许多 观念和价值的问题。狗肉与牛、羊、猪肉的分别,狗这种动物与人类的复杂关系,这全是可以坐下来在理论上探讨的事。一下子就把「自信」的范畴套上去,讲什么 「我是自信的中国人,所以我有吃狗肉的自由」,那就未免太过简单了。

假若「自信」是个可解释任何事物的万灵丹,那它也就什么都不是了。回到那位记者朋友关于香港的疑问,如果我也告诉他,「是的,香港人的问题就是没有自信」,大家就都满意了吗?要是有了自信,香港妈妈买奶粉、香港小孩上小学的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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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国足

尽管有不少球迷呼吁,世界杯期间最好少提中国足球。可没办法,看到人口不足400万的乌拉圭,有人会想起中国13亿人怎么就凑不出一支11人的强队;看到不是那么喜爱足球的美国,有人会奇怪中国球迷的狂热与球员表现的差距;看到日本、韩国和伊朗在巴西的草地上奔跑,有人就要开始严肃思考亚洲人种的问题了。我们这么爱谈中国足球,是不是因为我们只被准许谈论中国足球呢?

难道不是吗?纵观过去十年言论史的演变,许多话题前两年还能畅所欲言,后两年就突然变得敏感。又有一些过去还碰不得的沉默黑洞,会渐渐转化成人人参与的新开发区。惟有足球,不随风向转变,永远自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只有在足球上头,一个人可以公然推许日本,而不怕被人骂做汉奸。也只有足球这个领域,你甚至能宣称自己绝不支持自己的「代表」,却不用担心人家用爱国的大旗把你压死。

于是中国足球超载了,成为全民情绪的宣泄口,也变成了大家检视中国诸种问题的透镜——试着用它去看那些其实和足球没有太大关系的毛病。非常惭愧,身为媒体一员,我也未能免俗,总是想用足球去说些足球以外的事。

例如前几个月闹得陆港矛盾急剧升温的「游客街头便溺事件」,当时大家都被自尊心和怒火蒙上了眼睛,争辩文明与宽容的问题,以至于看不见一个很基本的事实:那个在马路边方便的不是大人,而是小孩。这个区别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内地人都不可能容忍一个成年人蹲在城市街头排泄;但要是换了小孩,或许就有不少人觉得情有可原了。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深圳搭地铁的奇遇。那天,我看见脸色疲惫的城市白领主动让座,本来我应感动,并感慨人民素质的提升;然而我却惊得以为自己正在做梦。因为那位先生让座的对象不是孕妇,不是长者,也不是伤残人士,而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会让座给小孩(同类事件后来我还见过很多次);国史上也大概只有今天,小孩得到了老人才配得上的待遇。

我们对儿童如此照顾,对孩子如此「尊重」,也就很难怪高考期间,长大了些的孩子就该配上「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的肃静回避了。这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日本小学生穿着短裤在下雪的冬天里踢球时,有些被当做老人看待的中国学生居然不能带足球上学,因为家长怕他们受伤,怕他们耽误学业,而学校怕担上责任。

又例如,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前三年,一位后来因为贪腐而被捕的官员找了我们几个文化人座谈,想让我们为这次盛会的宣传和开幕式献策。当时好像只有我不识时务,反对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头。我的建议是,与其耗费放烟花盖巨蛋,还不如多在小区增建体育设施,把全市人均运动时数和人均体育空间的提高当目标。这事也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因为当荷兰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周都踢两场比赛的时候,中国不少城市居民竟连球场都没有亲眼见过。

中国要用举国体制培养能拿金牌的少数专业运动员;其他人口比中国少掉太多的足球大国,则以从小到大的全民参与,以及充裕的场地和时间,发展出真真正正的举国足球。换句话说,至少足球这种运动,人家和我们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也举出了全国之力,尽管他们没有我们的体制。

既然如此,又为什么曾经有段时间,中国足球在世少赛和世青赛上都有不错的表现呢?又为什么,那些在青少年阶段踢得很好的球员,长大成了大国脚之后,反而又都不行了呢?我猜这可能就真的不是足球的问题了,这叫做社会的错。请想想看,在校际比赛里头,一间学校用初中年纪的球员来踢你的小学生,再用高中年龄的球员来踢你的初中生,他能不赢吗?能不成为「足球名校」吗?等到大家的身体都成熟了,虚长的几岁再也比不上真实的技能,那时候才见得真功夫。

已转行打高尔夫的邓乐军曾入选1991年世少赛的最佳阵容,与意大利的皮耶罗同获「希望之星」。后来,他在「国安」和「鲁能」都有过辉煌的岁月,但始终让人难以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力压皮耶罗的天才少年。再后来,我才看见报导,当年他俩对阵的时候,皮耶罗16岁,邓乐军22岁,后者被人虚报了年岁。讲到这里,我想我也开始明白那些不愿再谈国足坏话的球迷的心情了。因为我们很难弄得清楚,这究竟是在谈论足球,还是在谈论中国。难得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我们还是莫谈国足,闭嘴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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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兵者,凶器也

我时时感到,自己简直幸运得离奇。少时住在台湾,既没有赶上“白色恐怖”的末班车,也感受不到彼岸“文革”的压力,几十年下来更是没遇过任何战争,日子太平到了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的地步。一百五十年来,能有多少中国人享得这等好运气?特别是战争,过去六十年,竟然没有发生过任何燃及这片国土的大规模战事,国史罕见。于是我更难免担忧,深恐有生之年终得碰上一回祖辈常见的灾祸。有意思的是,如今上网,却常常见到许多同代人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们不仅不怕战 争,甚至还渴盼战争。

我老开玩笑说,尽管我们总是自诩“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老外要是都懂中文,看到了我们微博和论坛上那些杀气 腾腾的言论,大概都要以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战的民族。可不是吗?从十几年前“放几颗导弹把台湾炸个稀巴烂”,到今天的“血洗胡志明”,那股“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气魄,实在慑人。

最近读到评论家陶短房先生的“当整个国家处于马背状态”,再一次印证了我的这套偏见。看他这篇文章,才晓得五胡十六国的冉闵近来居然被当成了民族英雄,他老家还给他树了一座“中华武魂园”,表彰他“带领汉族人民恢复华夏威仪”的功勋。一个史书上声名狼藉的暴君,怎么就成了今人眼中大扬国威的英主?正如陶先生所言,他那害死了数十万人的“杀胡令”,基本上是场“靠行政命令进行自上而下的屠杀”,是针对自己治下 百姓的种族清洗。然而,再看现时种种呼吁国人要有“狼性”要敢“亮剑”,动不动就把秦军坑杀几十万兵马的战法说成是了不起的壮举的言论,冉闵受人崇拜也就 毫不可怪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去想像那些步卒被活埋时的惨嚎,想像他们父母妻女的哀恸?为什么我们好像都忘了家中老人当年颠沛流离朝夕恐慌的集体记忆?为什么我们一想起战争,想到的不是破败、伤痛和死亡,而是复仇的热血、对敌的勇武、凯旋的威风,甚至兵器的帅气?就像某些没完没了的国产 战争影视作品,好人的死总被拍得浪漫到天旋地转,豪迈到气壮河山;而坏人的死则是一枪一个倒下,豆子炸裂般的清脆。死亡与战争,都成了一种脱离了现实的抽象,一种不带血污的审美对象。

于是我开始搜寻当代中国反战教育的材料,谷歌一下,出来的前五页多和美日相关,不是美国人如何反越战反伊战,就是日本人对待“二战”历史的问题。其中一篇包含“反战教育”关键词的论坛帖子,谈的便是对日反战教育:“如果日本缺少了这方面的教育,只能为犯罪铺平道路。所以中国社会和军方,要严肃认真地讨论,如何对日本进行教育⋯⋯”

我还看到有人试着提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反战电影?”结果他得到一顿臭骂。总而言之,大家对这问题的看法是越战不该打,侵华战争不该打,所以美国和日本当然要拍反战电影,但是现代中国有哪一场仗是不该打的呢?又有哪一场仗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说得有理。所以我数了一下,发现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还打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战役”和 “对越自卫反击战”。学界对这些战事利弊和必要性都有过争议,但在最正式和最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确都不敢说它们不该打。只不过,我还是好奇,即使是“该打的”仗,也还是在文化上容得下一丁点描绘战争残酷,乃至于反向种下和平芽苗的空间吧?好比美国人晚近拍摄的“二战”,又好比唐代的边塞诗,有时求的只不过是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烈之下,亦能听见那一丝“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余音罢了。

今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于是我想起彼时英国军旅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描写毒气战的名作《Dulce et Decorum est》,曾经录入英国中小学课本,至今仍是学校诗歌学习和“反战教育”的常用教材。

它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能听见,当每一下震颤/这血就从肺泡碎裂的肺叶流出/如癌瘤污秽,如呕吐物般酸苦,不可治愈之溃疮生在无辜的舌头之上/我的朋友,你就不会那么意气高昂地/去告诉那些激渴荣耀的孩子/这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正确又美好。”(末句原文为拉丁谚语: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这样的诗,也能列作教材,可见反战教育确实需要更广阔的背景,一种看见卑微者生命之脆弱要远大于光荣纪念碑之不朽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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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你以为你是谁?

人逾中年,心脏难免有些毛病,一个好朋友最近便因这事走了趟医院,并且是全国知名的专科医院。好不容易约了主任大夫,没想到这位大医师一进来问的第一句话不是「你怎么样了」,也不是「你觉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么关系」。还没来得及回答,忙碌的主任医生便立刻补充说明:「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

在我看来,这可真是十分中国的一句话。因为所有传统中国社会的早期经典都会告诉我们,中国是个「人伦」社会;而在这个由亲至疏、从远而近的伦理网络里头,「关系」乃是种界定一个人的位置与身份的主要骨干。想要认识一个人吗?想要了解你是谁吗?只要弄清楚身处的关系网络,便可思过半矣。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子女,一个人的父母,一个人的配偶,一个人的表哥,一个人的学生,一个人的上级,一个人的朋友⋯⋯除去这种种身份联系和人伦网络,他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怎样对待另一个人,也取决于我和他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相对位置,近一点便亲一点,疏一点便冷淡一些。

本来这是很正常甚至很普适的一回事,恐怕举世皆然。只不过我们国人还会把它安放在制度层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行当都因这种关系思维而有了各自该有的「样子」。当官的就该有当官的样子,但他在做儿子时便该对父亲表现出一个儿子的样子。那么,一个做医生的人又该有种怎么样的行为规范和表现方式呢?

当一个医生见着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关系?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我们一方面或许会觉得很自然,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或会感到很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因为我们通常又以为,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他不该以病人和他的关系之远近来判断他要不要诊治这位病人;更何况这还是家公立医院,是个以纳税人和国家收入来支持的国家建制。

我们今天相信,但凡以公款设置的机构,但凡以国家和公民之名成立的制度,都不该在办事的时候产生因人而异的情况;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交车也不能因为你不是司机他爸就不让你上车。在这套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底下,关系并不重要;至少在常规制度之中不能突显关系的重要。因此,先不论医生这个专业的普遍规范,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是不该理会病人有什么关系的。

言必反西方反普适的论者,可能会怀疑这套观念会不合国情;但重点不在上述这套观念是不是洋人加给我们的,而在于当下的中国人是否都已经接受并且认同了这套观念,把它当作常识。我敢打赌,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认同公共制度应该平等待人,都不会赞成身份和关系的介入。因为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是社会主义,而这个也来自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最强调的就是公平了。身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民,人人当然晓得什么是公平。

既然如此,那为何一家公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会不假思索地问病人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都好像感到十分正常呢?

我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间的断裂。朋友看病的故事,不过是此状况的又一例证罢了。它的形成,原因之一是制度设计并不真的符合它所宣称的理念。再具体且直白地讲,它宣扬平等,但反而在实际上推行且固化了另一重要身份的网络。自延安时代开始的干部等级配给制,现已变成了覆盖全面的身份体系。如今我们中国人看人,看的不只是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爸爸、谁的同事,还要看他是什么「级别」。又或者你没有「级别」,但你的爸爸、你的儿子和你的同事有「级别」有「身份」。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那位医生所说的「关系」和「直接关系」了,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某个有「级别」有「身份」的人的「直接关系」;而那个「级别」还必须够高,「身份」必须够大。一方面他好像违反了大家的常识,另一方面却又很符合提炼自现实的常识。因为我们的公立医院真的会讲究身份差异,并且是在物质层面上讲究。去年传说一时的「八成公共医疗资源用在干部身上」就不用说了,尽管官方后来说它不符实情,可始终说不出「实情」是什么。就看去年媒体拍到的吉林「白求恩医院」的高级病房,那简直是星级酒店的行政大套房。吊诡的很,这家公立医院还叫做「白求恩」,一个真正无视于身份差异的国际社会主义者。还有比这更能说明眼下中国的吗?

【来源:新世纪】

梁文道:香港的大小

我有一些朋友,每年过来香港好几趟,有的甚至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不过是想「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然而,最近他们有些犹豫了,不太敢随便到香港转转。因为他们发现,这里的服务生开始摆出一副不快的态度;在街上要是说普通话,身边可能还会遇到一些路人露出厌恶的表情。身为朋友,身为港人,对这种变化,我当然觉得难过,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最近,香港有几位立法会议员提出要对内地来港旅客抽取「入境税」;还有一些市民走到内地游客最聚集的街道上示威抗议,要那些他们口中的「蝗虫」滚回去。当然,我也无法接受叫人「蝗虫」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更为了反对这种做法而被香港的朋友痛骂。他们说 我「卖港」,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然而,我能理解这些香港人的愤怒,因为在我自己的生活内,都能感到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地铁车厢里头,一 些拖着行李箱的游客压过我的脚扬长而去,不留一声抱歉;在我常去的商场和公园,地上的痰渍明显增加;在路边的垃圾桶旁,不时就会看到妈妈抱着小孩朝里撒尿。我知道,这些内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早已闻名各处,并非到了香港才特别厚待同胞。我也知道,这少数人不能代表全体,还有太多游客就像我们的朋友那样斯文礼貌。可是请别忽略规模的效果,香港是内地游客境外行的首选,2012年就接待了3700万人「自由行」,其中只要千分之一的游客有不太规矩的言行,就会在本地市民中留下可见的印象。

且不要说生活习惯和文化之类的抽象事物,也先不讲「包容」和「忍耐」之类的美德。我们来谈些具体而实在的问题,看看香港究竟有没有条件去吸纳这么多内地人。

从移民开始说起。自从去年有些大明星抱怨北京户口很难拿到后,大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移民香港原来要比申请北京户口容易——起码在理论上是这样的。你去香港读书、工作,住满七年就是香港人,不像北京,还得挂上特别的单位。过去,还有很多大着肚子的孕妇跑到香港生下所谓的「双非儿童」,借着这个生来便是香港人的小孩,父母就能透过「单程证」用两年时间变成香港居民;不像北京,民工在北京生的小孩终究还是个农村户口。说到「单程证」,这个内地人移居香港的主要途径(2012年年中到2013年年中,共有4.78万人持单程证到港),它就更不像北京了,因为香港并不握有单程证的审批权,谁能来,全都不由得香港决定。

问题在于没有人能确定这些新移民是否会住下来,尤其是那些宝宝。而香港就像任何一座城市,它的住房、交通、规划、教育,乃至于各种福利和健保安排,全都仰赖对未来人口的估算。我有些朋友说得坦白:「我不会住在香港,但想给家人买个保险,而且香港护照好用。」就是说,香港对部分移民就是个证件,以及一种备而不用的「退路」,它就是内地现有体制及生活之外的「补偿」。

让我们回到游客来说说这个「补偿」问题。在香港这一年3700万个「自由行」当中,大概有八成来自广东,他们并非那种会住下来过夜的一般意义上的游客。相反,他们早就把香港纳进了他们的生活半径,过来购物消费就如从佛山到广州,或天津到北京一样,是日常生活空间的延伸。对于香港这么一座700万人口的城市,它的公共交通和所有生活基础配备,能否在短期内应付如此数量的「半居民」呢?而且这批「半居民」的人数还在持续增长,三年后7000万人次的游客数字里,可能会有八成的「自由行」。

没错,美国纽约也是一个观光大城,2012年共有5270万国内外游客到访,其中还有大量住在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通勤上班族。然而,一来该数字 并非瞬间暴增,它大有妥善应对的余裕;二来我们也很难想象,那些住在外州的美国人会特别跑到纽约去搜购比较有保证的奶粉、食品甚至卫生纸,就像今天的广东居民到香港采买日用物资一样。

简单地讲,今天的香港对大量的「自由行」而言,是个不同体制不同市场条件下的「补偿」,两地物理上的距离日益缩小,但它们在生活、社会和制度上依然有着一道宽阔的鸿沟。于是,内地人去香港可以买到比较安全、透明的医疗,不一样的教育;还有些人甚至开始去香港的司法体系「上访」。他们想要的其实是种不同的体制,可香港原来这种体制无法容纳这批出乎意料的访客。所以港人看到的,便是几年内不断攀升的物价、租金,不断被改变的街景和生活方式,以及越来越紧张的公共资源。他们的心情,我该如何向你说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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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历史的伤口

十几年前,我和台湾一位重要的评论家谈起中国的诸多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或许只不过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文革』的时候,你在哪里?迟早有一天,大家会发现这是个躲不过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面对自己回答的挑战。」

身为「文革」最重要的象征人物之一、曾被毛泽东当众建议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终于在四十多年后响应了这个挑战,向当时另一个意义上的重要象征——被她们一群学生活活打死的卞仲耘校长道歉。有人说她勇气可嘉,有人说她回避真相洗脱己责,也有人说道歉总比不道歉的好。脾性所限,我不太敢评论,因为我担心另一个问题:换了是我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我会做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虽然过去的罪责到底是每一个具体的活人所犯,必须由每一个个体自己承担那份重负,不能诿过于时代或几个大人物,更不能让政府来个总体的否定就代表大家含混过关,但我们都晓得时代的限制、集体的疯狂以及政治的高压。同样地,对于历史创伤的治愈,个体的反省和忏悔,恐怕也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重建健康正常社会的开端。恰恰相反,只有在一个真正拨乱反正的大环境底下,在重估道德价值的社会压力之下,个人才有勇气或者被迫真正面对自己的过去。

什么叫真正的拨乱反正?拿南非来说,如果不是终结了种族隔离,彻底否定了那套邪恶的观念和体制,使得整个社会再无人敢去公开怀念那个年代的「单纯和美好」,世人称颂的真相与和解还成得了事吗?

再说德国。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西德就和日本一样,为了「冷战」的需要,许多原纳粹分子安然过渡到了新时代,甚至在各行各业位居要职。大部分当年为希特勒 吶喊痛哭的百姓则保持沉默,以遗忘遮掩昔日的目盲。不过,60年代中后期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各地年轻人逆反上一代的抗争在德国多了一股弒父 的狂热,格外悲情格外沉重。当时,退休的总理也好,仍在位的部长议员也好,全都不能用「历史的错」「伟人的失误」「我也是受害者」和「向前发展」之类的藉口过关,必须在镜头之下说清楚自己知道什么、做过什么。这就叫做真正拨乱反正的大环境,这才是个体真正忏悔的土壤。

可叹的是,历史的创伤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治得好的。没有政权和价值观的完全转变,南非和德国固然不能轻易告别过去的阴影。就算经过如此一番寒彻骨,巨大伤害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还是 会在最意外的时刻把你痛醒。在谈到当前南非治安不靖、暴力频发的问题时,当地著名公共知识分子Max Du Preez引述了灾后现场心理学家的分析说:灾难是结束了,日子也重新开始了,但忙碌地过着新生活并不表示过去几十年积压下来的问题也就清理好了。它浮现 在今天的病征是无法宽容异己,易被激怒,暴力倾向鲜明,以及藐视秩序。

难道南非做得还不够吗?当然不够。「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只不过处理 了两千多宗个案,涉案的全是直接参与暴力和酷刑的凶手。大部分当时支持隔离政策的白人都换上了新面孔做人,大部分人格与尊严受过侮辱的人则默默进入了忽然 来到的新社会。前阵子因为曼德拉逝世而被人记起甚至歌颂的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曾在委员会的庭讯上很漂亮地为白人三百年来的错误道歉。但在问到他任内执法单位的具体暴行时,他就推得一乾二净,说他一概不知。听完这话,图图大主教哭着回应:「他怎么可能不晓得?」然而,德克勒克的表态却很有代表性。那 是历史的错,集体的错,与我无关。

德国青年运动颠覆父辈,然而,那就能切掉纳粹的邪恶,不让自身残留历史创伤吗?其中最激进的一帮人走上了武装革命路线,吊诡地干下了和父辈相似的罪行:协助巴解组织,恐怖袭击以色列人。一位在青年时代是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外长菲舍尔老同志的学运领袖,今天 干脆成了新纳粹运动的重要领袖。历史的线索太过复杂,有些德国学者认为,这些激进化的学运与现在部分新纳粹,尽管都是源自清算历史的需要,却因为不够自省 反而继承了他们当初想要否定的遗产。

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多久了?「二战」又打完了几十年?南非与德国已算是清理历史的典范了,至今仍被历史 的梦魇缠绕。「文革」还不是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伤害,它是一个个家庭、学校、小区等社会基本单位的崩解,是加害人同时又是受害人的分裂。这十年的伤口,你说还得用上多少倍的时间来愈合呢?

【来源:新世纪】

梁文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都得全班出动打扫各自的教室;至于公用场所,则分配给高年级的学生轮流负责。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台湾是否仍然保留了这种教育习惯。

说真的,那确实是种不错的习惯,很能调剂由早排到晚的课堂生活,我们一群男生都把它当成玩闹的好机会。有一回,我们循例在把桌椅推到四周的教室中间练摔 跤,有一位同学发起狠来不顾规则,抡起扫把打人,一不小心打飞到窗户上,砸了玻璃。老师得到消息,赶过来视看现场,确定无人受伤之后,便开始追问是谁干的 好事。我们几个在场的同学全都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没人吭声。第二天,老师通过秘密调查,总算找到元凶。大伙全都气得要命,决定也要展开我们自己的调查, 想看看是哪个家伙这么不讲义气出卖了兄弟。

我们的举动大概太过张扬,于是老师又把我们几个叫了出去,教训我们做人的道理:「做错了事就该承认,如果自己不坦白,举报你出来的人不只没错, 反而是干了件好事……」听闻了他的大道理,我忍不住反驳:「但是义气难道不重要,友情难道不重要吗?老师不也教过我们『桃园结义』,说那是值得效法的好汉 精神吗?」接着,老师就语重心长地给我们上了一课,一节不在课程范围之内但又比一般课目更加严肃的道德课。大意是,友情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最最重要的价 值和德目。要是不问大是大非,一切判断只凭交情而定,那和黑社会犯罪团伙的义气有什么分别呢?

扯了这么远,是因为曼德拉逝世,中国用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说法来形容他。

什么叫做「老朋友」?做「老朋友」又需不需要彼此认可某些在友情之上更加宏大更加深邃的价值呢?有些网民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想要在历年来一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清单里头找出共性。

过去两年,《南方周末》《新京报》和其他的几份媒体都曾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做过专题报导,因为这的确是外交辞令中的常用语,很值得整理分析。结果一列 出来,共有六百人之多,表面上看确实不容易看出他们共通的地方。年轻的朴槿惠,她是老朋友;已故的金大中,曾经遭到朴槿惠她爸朴正熙的政治迫害,也是我们 的老朋友。胡志明那不用说,卖命的交情,当然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后来被越南军队击溃的柬埔寨政权领导人,杀了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波尔布特,几份清 单都没数到他的名字,那是因为当年我们使用另一个讲法来称呼他:「柬埔寨战友」。

其实我们都晓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或者至少得对中国政府友好。问题只是这些背后还有没有一点别的什么?一点要比一群砸了教室玻璃的小男生的友情更加了不起的什么。

我这个比方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因为把国际关系拟人化,恰恰是我国长年以来的习惯,很有中国人讲究人情的文化特色。人家干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我们便把全中 国人比拟做一个人,说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被我们喝问「是不是你告密给老师」的那位女同学,她哭了半天,应该真的很受伤害)。 相反的,人家和我们建交,我们可能就会把当时做人家首脑的那位政治人物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解,国际关系乃是最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把它拟人化,铺上一层人情色彩,也不失为一套好策略,因为利益是个大家都不愿明讲的事,说破就俗。 但在当前国际环境的操作底下,原来只不过被人当成是修辞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又越来越显得不只是掩饰实利的虚辞,而且还是真正有效的观念。这时候单讲友 情,会不会不太够用?会不会显得好像只离实利半步,不够高大气壮呢?想当年,各国抵制南非白人的政权,逼着他们放下利益考虑的就是价值观。今天美国和日本 在亚洲发起对中国的外交围堵,其中一个着力点也是价值观。当前的中国又用什么价值观去决定谁是我们的老朋友呢?

「冷战」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多半真有些共同信仰。「冷战」结束之后,彷佛就和中国内部的实用主义同步发展似的,老朋友只要老在一起做买卖就行 了。尽管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小了,但它留下的空缺始终不是用不着填补的。不讲友谊,可不可以讲价值观呢?莫非真的只能谈利,何必曰义?

【来源:新世纪】

梁文道:宏大

最近几年,从政府到民间,皆有不少重振传统文化价值的说法,大概是为了对治“精神空虚”问题的一种举措吧。而所谓“价值”,并非一套悬浮在大脑上空的抽象观念,它还要一整套社会实践、制度环境,以及物质条件的支持,这才能够落实为行之有据、行之有效的信念和规范。

就拿孝道来说好了。在中国传统里头,祭祖和扫墓便是体现孝道的重要习惯,而它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自然是牌位、祠堂与墓地。

偏偏就在大家热衷于读《论语》、学“忠孝”的这几年,一些地方兴起了一波与之平行的“平坟运动”,并且浩浩荡荡,莫之能御。

其中最大张旗鼓者,莫过于河南周口市的“平坟复耕”。当地领导一声令下,两百多万座坟头就在几个月内夷为平地。政府部门还说这是“改善风俗”“利国利民”的好事,最起码又多了些可耕用的土地,很能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人民的墓地都被碾平了,所以当年为人民牺牲过的烈士也只好陪着二度壮烈。2010年,湖北京山的烈士公园改造成功,变为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的网球场馆。再早一年,还有江苏南京望江矶海军公墓被征用开发的事件,连被铲倒的七十多座墓地上的碑文,都没有抄录留存下来,官方的解释是,“我们要这些名字没有用,七十多个,我们不可能一个个去把碑文抄下来吧。”今年,又有江苏沛县的烈士陵园拆迁的消息,据说原址可以拿来开发建房,不失为解决民生需求的良策。

然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访问中国期间,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大礼”,三百六十具中国援朝志愿军的遗骸。原来韩国政府把它这些年来找到的中国军人遗骸,一一安葬在一座非常特别的陵园。一般韩国坟场的墓碑坐北朝南,但这座有军人看管的陵园墓碑则坐南面北,以示故国之思。

老实说,韩国政府的这番举措是很感人的,朴总统的这个倡议也是很友好的。但是就像一些网民们所说的,在我们正忙着平坟的时候,送回三百多具遗骨,这真不知是大礼还是个大包袱。

好消息还是有的,今年7月7日,二百零二位死在仁安羌战役的抗日远征军,终于在南岳衡山忠烈祠内有了一座总灵位。这地方我上个月才去过,庄严肃穆,人一进去就会不自觉地沉默下来。享堂内一块块碑石上,刻记了几十位国军将领牺牲就义的经过。薛岳将军等人的碑文更是令人难以平静,真不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招牌。

可是,尽管祠内资料馆详尽说明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却忘了提到祠侧本存大型烈士集体陵墓七座,其中一座更安葬了当年狠狠教训过日军第六、第九师团的“无敌军”——国军第37军60师两千多位将士的英灵。这些陵墓全在建国后掘毁,近万尸骸遭到挫骨扬灰的命运,听说是要“彻底消除反动遗迹”。

既然有这么多关于坟墓的故事,好些有心人也顺道提起了美国纽约格兰特总统陵墓的故事了。

这故事的重点不在这位南北战争的名将,却在这座陵墓旁一个叫做St.Clare Pollock的五岁小男孩身上。

这个小孩死在1797年,随后葬身此地,他的父亲太过伤心,便将整块土地卖了出去,惟一条件是要永久保留爱子的坟墓。

于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转手,每一代卖家都要求下一代买主信守当初的诺言,直到1897年美国政府买下,成了它的主人。

照道理讲,百年前的约定对后来的地主没什么约束力了,然而,或者出于信仰,或者受到民意的压力,不管是地产商还是政府,都还是保住了小男孩的墓,并且屡加修葺,使之长伴格兰特总统身侧,至今仍传为佳话。

请勿误会,以为我又想搞些文化比较的滥调。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正想说的,是最微细、最平凡的价值的要素。这个感人故事的核心,无非“信诺”二字而已。不平小男孩的坟,是因为我答应了上一任卖家,而上一任卖家又答应了再上一位卖家,就是这么简单。

有些时候,我们太过崇奉很宏大、很抽象的理念,比如说“为国牺牲”,又比如说为了“经济发展”和为了“消除反动遗迹”。你永远可以找到全新的宏大话语,所以你也永远可以掘毁推平一座座小小的墓地。过去的宏大话语,过去的不朽英名,在今天更伟大的需要之下,就是“我们留着没用”的名字了。

【来源:财新《新世纪》】

梁文道:美国也有

在我的「自由派」朋友圈子里头,我大概是最「反美」的一个。但是严格地讲,那也不能算是「反美」,常看美剧,喜欢美国音乐和文学,甚至还有不少美国好友, 这又怎能叫做「反美」呢?只不过受到欧美「左派」思想的影响,承续了杭士基等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可别忘了杭士基也是个美国人),对于列根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霸道主张,我实在生不出太多好感。每回就此大放阙词,都会叫我的朋友侧目。例如十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伊拉克战争和西方能源企业关联的文章,就被刘瑜妹妹教训了一顿,说我信了「阴谋论」。

可是你看最近「斯诺登事件」搞出来的这些风波。根据目前一些媒体报导所言,先不说美国国土安全局对自己国民隐私的侵犯,它又凭什么跑去记录和监控那些外国 人的电子通信呢?谁给了美国政府这么大的权力?而那些号称「不干坏事」的网络巨头,居然也背着用户给美国政府开了这么大的后门,岂不自掌耳光?

我知道,我们仍然可以说美国的媒体自由保证了某种底线,使得这些消息能在美国曝光;也可以相信美国的权力制衡依然管用,能以国会的力量跟进调查。但这一切 都不能漂白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问题,即使是「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1975年由法兰克·丘奇倡议主持,现为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成立之后,专门设立审核政府情报工作的特别法庭,也在最近的 报导中被认定是块情报部门的橡皮图章,完全起不到平衡官僚的作用。同时我还猜得到,这桩新闻会在中国引起怎样的舆论反应。其中一种,大概就是幸灾乐祸,一 方面大力抨击美国官方侵犯全球人民的隐私,专权霸道;另一方面则说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然后结论大概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美国也有」的逻辑。所 谓「美国也有」(或者「美国也是」),其实是种什么都可以往后头装的说话方法。比如谈到中国校园的安全问题,我们就能响应「美国也有校园枪击案」;提到中 国官场的腐败,便可拿些例子说明「美国也有贪污腐败」。而「斯诺登事件」,自然就是美国也一样侵犯美国公民「隐私」的明证。

可我从来不能认同这类「美国也有」的逻辑。因为它的潜台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既然也犯了中国常见的毛病,所以就用不着光盯着中国不放了。

首先,如果我们时常批评中国的现况,而且在批评的时候不去连带讨论美国的同类现象,那并不是因为我们「亲美」,而是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当然会更加专注地分析己过。不客气地讲,「美国也有」又关我们什么事呢?

其次,「美国也有」所诉诸的似乎是种很古怪的「普世价值」:我有喜欢骗人的毛病,他们也有,所以欺骗是很普遍很常见的人类行为;既然普遍,于是正常,欺骗 也就因此算不上是坏事了。这种小学生似的逻辑,从前也在这里谈过,不再赘言。但我想指出,相信这类负面「普世价值」的人,恰巧往往也是平日最喜欢用「国情 不同」和「文化差异」来说事的人,恰巧也是平日最视普世价值为仇雠的同一群人。当人家物议中国网络和通信监察制度的时候,他们就说个人隐私等西方「普世价 值」不能照搬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国情特殊,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等到「斯诺登事件」爆发,他们一方面奇怪地站回捍卫隐私的「普世」角度去抨 击美国,另一方面却又反过来标举负面的「普世价值」,告诉大家西方人一样侵犯隐私。

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又到底相信什么呢?假如你真的认为个人通信隐私不容政府侵犯,那你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国家,不可动辄高谈国情分别;假如你真 的认为个人隐私应该让路给国家安全,那么这时候你就应该大力声援美国政府,夸赞它干得好,而不是反过来加入抨击他们的阵营。

文化当然别有差异,国情自然各有分殊;可有些事情它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理性评论应该建立在首尾一贯的原理之上,不能老是把龙门搬来搬去,对自己不利的时 候反对「普世」,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又一下子「普世」起来。这让我想起「冷战」时代的那个老笑话,一个美国人对着一个苏联人炫耀:「我们有言论自由,我可以 臭骂美国政府。」那个苏联人听了之后很不屑地回道:「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样可以臭骂美国政府。」

【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