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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辛亥百周年--去南方

一九八九那一年,中央电视台以六集《河殇》震动了不少大陆青年。就连香港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受到感召,热热闹闹地谈了一阵子「黄土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分别。回想起来,那套纪录片的主题其实简单得很,无非就是指出中国人总是背对海洋,面向平原,一天到晚念念不忘黄河这条「母亲河」,结果闭关自守,困处黄土之中,成了一个封闭保守的内陆文明。

只要转身一看,我们不难发现大海之外别有洞天,那便是开放大胆,冒险进取的欧罗巴「蓝色文明」了。我还记得其中一集谈到了深圳,称赞这个新生特区的实验精神,宣称邓小平的伟大眼界总算「终结了几千年来背向大海的历史」。

说来奇怪,当时我们一群香港年轻人明明天天对着蔚蓝色的无敌海景,怎么也会相信《河殇》的夸夸其谈,真以为自己是又封闭又保守的「黄土文明」的一分子呢?

这就和某些可能一辈子都没在黄河流域生活过,但又动不动就把可黄河挂在嘴上的香港人一样,觉得自己身上流的血全是黄河水,却,浑然忘记了自己身处南海之滨的现实。

二○○九年,香港导演陈德森推出了《十月围城》,这部电影被许多香港影评人推崇为辛亥革命的港式解读,因为片子里牺牲掉的许多英雄都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抽象理念而捐躯,却是舍命于主仆之情、朋友之义等江湖味十足的庶民伦理。换句话说,它的「港味」就在于它印证了那种似乎十分悠久甚且十分真实的香港传说﹕香港人不懂也不在乎民主共和等「假大空」的政治目标,只知道做人要讲义气重感情,而且为了义气感情可以放弃平日脚踏实地的经营生活,做出惊人的非常之举。

再一次地,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那种「港味」的自我理解,就像这部电影在每一个人倒下时都以文字打出死者籍贯,强调他们来自全国各省,好营造出八方豪杰会香江之气势的做法一样不真实(事实上,当时在港参与革命活动的几乎全是广东人)。回顾当年,如果说连香港人都不懂得什么叫「革命」什么叫「民主」,恐怕全中国也就没有第二个地方的人会晓得这些名词的意思了。

「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的政府,它与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差很远。中国当权者有成千上万,据说,从最高层到最基层,只有极少人在履行官职时诚实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并公正地对待百姓……公认的意见是﹕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员,全都是敲诈者。勒索他们能抓到的每一个人。如不给他们行贿,几乎无一人能挣脱他的手指头而滑走」。

上述这段话出自一个十几岁少年的作文,他是1840年代位于港岛摩利臣山的「马礼逊学堂」的学生(「摩利臣」就是著名传教士「马礼逊」的港版翻译)。举目中国,除了香港和澳门,当时不太可能还有他处少年能具如此见识胆气。

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

孙中山、杨衢云等革命家的故事已经不用赘言追溯,这批革命家和香港的关系也早有太多人说过。我不是历史学家,只能在这极有限的篇幅里面大胆地简化历史,提出一种角度甚或偏见去激活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讨论。那个偏见便是﹕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

我所谓的「南方海洋中国」(或者「大南洋」)是一个和《河殇》里的「黄土文明」截然不同的历史世界;它北起福州,包含了厦门、泉彰、台北、台南、潮汕、梅县、珠三角、港澳、海南、马尼拉、河内、芽庄、会安、槟城、吉隆坡、新加坡、巴达维亚(即今之雅加达)、泗水、万隆,然后一直去到仰光等不同地区和港埠。这片区域里的华人不止亲近海洋,而且习惯异族。他们在出海即被视作「奸民」的年代里就视王法于无物,冒险泛舟。他们周旋于日本、占婆、暹罗,以至于荷兰、西班牙和英国、法国等西方各殖民帝国之间,灵活机变。而且这些码头彼此往来密切,形成了一大串从中土至海外的流动网络。今天香港的《星岛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其创办人皆为缅甸的胡氏兄弟。港大「陆佑堂」纪念的是马来亚锡矿大王陆佑,厦门大学则是新加坡的陈嘉庚。在东南亚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以前,这些人来去穿梭,轻松得就像《花样年华》里的梁朝伟,说去新加坡便去新加坡,今天买票明天上船,彷佛它没比大屿山远多少似的。

华侨「爱国」的笑话

今天说起这片区域的名人,很多人都仍然习惯地加上「爱国华侨」这四个字。具体谈到辛亥革命,在分析「华侨」何以为「革命之母」,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又何以有八成来自海外华人的时候,大家也还是不经思考地就说那是「因为他们爱国」。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爱国会爱到要不就君主立宪,要不就干脆革命的地步呢?当时的北京人或者山西人会用这种方式来「爱国」吗?为什么革命的财源几乎尽出南洋?像陈少白、胡汉民、汪精卫这些最早发动革命的领袖,为什么全是广东人?就连温和一点搞改革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还是我们广东老乡。

至于说这一大片地带的人有「向来爱国的传统」,那就更是笑话了。首先,宋元之后,福建广东两省出海讨生活的百姓从来就被中央王朝敌视,郑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件小差事就是顺手抓捕这些人回去治罪。西方帝国支持自己的商人海外拓殖,明朝官员却教占据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放心,当地经商的华人死活不关北京的事,你们爱怎么对待便怎么对待。其次,历史上这些人也一直没有太重的国家观念,唯一重视的只是原乡宗族之情。他们在海外以语群和地方为基础的会党械斗,其惨烈尤胜于与异族相争。直到近世民族主义兴起,他们才一一爱上远在北方的中国(妙的是,他们也很可能比北方华人更早形成民族国家的观念与认同)。

「私通外国」有一手

最后,这些人「私通外国」的历史特别。唐朝如此开放,皇帝还要下令番禺(即今之广州)刺史得看好野性难驯的广府人,别让他们老是和住在当地的十二万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通婚生杂种。更精彩的是明代的倭寇,表面上是所谓的东瀛浪人,主事者却多半来自闽南,所以深入内地破城劫掠的时候特别熟路。倭寇以后,海盗继续干着这种勾结外人的事业。例如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手下舰艇三千余艘,是控制整片华东及南洋水域的海盗霸主。他的舰队里就有日本人、朝鲜人、新畿内亚人,甚至非洲人。在澳门上学,受过天主教洗礼但又崇拜妈祖的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文、荷兰文、西班牙文与葡萄牙文。此外,他也是日本剑道的高手,兴致一到还能在海上来手西班牙结他,与众同乐。郑芝龙的夫人(即郑成功生母)是日本人,但他也曾和另一位大海盗李旦(洋名Andrea Dittis,又号Captain China)有过同性伴侣的关系。郑芝龙一会儿归顺明朝一会儿归顺清朝,当然说不上爱国;可他又打劫荷属东印度公司,逼得后者退避三舍,回头则救济福建百姓,号称中国东南的「海上长城」。你说这是一个「黄土文明」的产物吗?这种角色,北方人大概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到了清朝,与南洋声气相通,而民间自主之风甚盛的东南地区更是中国的造反大本营,先有组织扩及整个东南亚的天地会,再有孙中山的偶像洪秀全(闲话一句,影响洪秀全思想极深的梁发,也是马礼逊的广东弟子)。同时这一带又是引进西学的思想震央,出过福州严复和珠海容闳等力图革新以挽大清国运的文士。请问,革命如果不从这一角发起,又岂有他处?特别是海外华人,其中固然不乏保守的传统士绅,但比起中原北方以为造反就是换人当皇帝的老实百姓,无论是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你和这些南洋客一说,他们马上就明白,理解毫无困难。毕竟他们真的活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见过其他的制度选择;甚至在婆罗州上自己建立过一个比美国还要早的「兰芳共和国」,自治共和。

于是,正当北方义和团还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从南洋传到广东福建的观念新潮已经一浪迭一浪地往上冲了。再加上后来江浙湖南等地的留日青年生力军,南方革命之势遂成,不可退却。清帝退位前夕,袁世凯在发给张謇的一封电报上说﹕「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犹之在南不易言君主」。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的《民国日报》在回顾武昌起义时也提到﹕「倡义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直到国民党北伐,这种「南新北旧」的印象仍是时人共识,所以才会有许多满腔热血满脑理想的北方青年成天到晚喊着「去南方」。

「去南方」!今天我们活在香港,南方之南,每天却见群丑一时「劝退」,一时又要「等北京祝福」。念及前贤往事,怎不叫人惆怅?又怎能不思作为?

【来源:明报】

梁文道:有人在「反高铁」吗?

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机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丝轻微的痛苦。航程3 小时半,加上前后的陆路交通,和入关候机的时间,足足就有8 个钟头那么多了。我每个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来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 小时,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该有多好呢?不过,要是这个不知为何物的新方法必须耗用大量公帑,甚至还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几十年的人连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说我这种人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果实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响的人呢?他们的最后所得又能不能弥补他们将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辩称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为大家带来「长远利益」,我是否有责任说明那究竟是什么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义原则呢?同时,我的对象还得同意我给出的理据;就算我说得再有道理,只要他们不赞成,我们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样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适地到达广州,把整个珠三角纳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谈项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节目,这当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为什么我的生活要比菜园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们毁弃家园,好来迁就我想快上一小时的欲望呢?

对于香港公众来说,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支持高铁政府方案的意见,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词。这些名词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们的具体所指却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们根本还没经过各种正义原则的检视和辩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么个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谁需要扩大一日之内的生活半径?他又能为大家带来什么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边缘化」了,他们说的没错。可香港的边缘化绝对不是因为香港少了一条高铁,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团多年来的短视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价结构不放,在金融业上孤注一掷,什么高科技产业和创意工业不是沦为空谈就是蜕变为改头换面的地产项目。有了高铁,香港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话讲,既然你们自己就是香港「边缘化」的罪魁祸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说话嚟「大」我。

妖魔化反对者无助解决问题

在这场苍白的语词口水战里,最常见的一条逻辑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于「支持兴建高铁」,再把「支持兴建高铁」等同于「支持发展」。于是任何对于政府方案的怀疑和反对意见都莫名其妙地被简化为「反对兴建高铁」,所以提出这些意见的人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对发展」了。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见并不是在说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强调高铁的必要。他们完全忽略了在所谓的「反高铁阵营」里面真正坚定反对兴建高铁的,其实只是一部分人,却一股脑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为反对高铁的反发展愤青。对于那些根本不在原则上反对高铁的「反政府方案人士」来说,你不厌其烦地讲述高铁的妙处,无异于误中副车;但对不明就里的一般读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视听,使他们误以为如今真有这么一大帮人置香港「长远福祉」于不顾了。

「发展」总是正面的,所以当表面上是支持高铁实质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见窃据了「发展」的高地之后,就不只能妖魔化对手,还能催促立法会尽速通过高铁拨款了。因为「发展」那么美好,我们又怎能不快快发展呢?

马家辉兄把这次有关高铁的争论比作西九龙文化区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当年政府也是未经详尽的咨询和公共参与便急推计划上马,亲建制言论也是照样把反对人士说成反对「发展」。直到今日,西九龙文化区仍未动工,就有不少人总是以大陆比较,说什么人家的歌剧院艺术馆早已遍地开花,我们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讥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们好像看不到大陆那些宏伟的新兴场馆落成启用之后留下了多少问题:有的管理不善,软件跟不上硬件;有的变成了富人俱乐部,一般百姓无缘问津;还有的根本就是空洞无物的大白象,徒具装饰功能。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发展之功。要跟以「发展是硬道理」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称的中国大陆比快,怎么会是香港该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种「先砸个100 亿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态才造成了今日遗祸重重的三峡工程,难道香港建高铁还要先丢个600 亿再向大家解释高铁的种种影响吗?

更有报道称政府设计了1 小时多的Power Point 展演,许多媒体及政坛人士看了都颇受打动。这种新闻真是匪夷所思,彷佛要读者完全相信记者的感受,他说自己被说服了,读者也最好跟着感动。假如政府真有这么好的展演,它怎么不在全港19 区大开town meeting,让大家都感动一下呢?

在香港广受宣传的武广高铁其实已在内地引来一些反思和质疑了。例如发行量第一的《周末画报》便在1 月9日出了一篇题目叫做〈『被高速』:效率与公平的选择〉,它在开头称赞「中国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纪录」,用无匹于世的效率成了高铁之后,就毫不客气地批评「其全程一等票780 元人民币」叫人吃不消,还说「武广高铁沿线将停运13 对普通列车,更让不少民众的心凉了半截」。最后的结论是「一叶知秋,武广高铁的『被高速』,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天平的倾斜」。包括《明报》总编辑张健波兄在内的许多「记者」体验过武广高铁之后,都写下了声情俱茂的报道;他们怎么会听不到这些主流媒体上都见得着的声音呢?

香港胜在后悔前就开始质疑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优胜之处,在于我们还能在后悔之前就开始质疑,用不着在米已成炊之后才纷纷反思。我们可以在发展之余思考发展的意义,丰富发展的内涵与面向(保育菜园村为什么就不能也是一种发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余不忘公平寻找把长远利益普润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们轻易放弃了这点优势,在政府仍未彻底公开一切信息,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参与的情况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辞强推一项大型的基建计划,那么香港还叫做香港吗?那么我们还不如搬到广州,反正高铁通车之后,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内,不是吗?

【来源:明报】

梁文道:村民公审甘乃威

虽然香港自诩为「亚洲国际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实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会外衣的小农村。虽然我很不愿意用陶杰常讲的「小农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习气,但又不得不承认,起码在甘乃威「求爱不遂」这件事上,我们的表现实在很像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封闭而遥远的农村。

逼甘乃威辞职
影响公众利益

这座城市有许多甲级写字楼,还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万居民却有着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连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样,完全说不上「多元」与「开放」。所以无线电视翡翠台可以继续稳占全港电视收视率之冠,而且持续制造一出又一出的家庭伦理剧,和大家探讨某一个坏媳妇的下场、某一个二姨太的诡计,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结局。这类家长里短的故事不单是大家最喜欢的电视剧主题,还是我们认知社会诸种事物的叙述结构。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套上这套叙述结构,一试就灵,然后大家便可以大发议论,不只满足了村民窥私的心理,还能再次确认我们坚信不疑的传统伦理信条。所以刘德华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条村子里头,你怎能瞒着大家结婚?还要一瞒就瞒10多年,连孩子都「偷偷」生了出来呢?这完全违反了村里头守望相助的原则,破坏了长年累积下来的睦邻之道。

然而,香港毕竟有着现代大都会的外衣,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刘德华,以后不借酱油给他。我们必须文明一点、正式一点地谴责他「身为公众人物,却丧失了诚信」。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甘乃威的「丑闻」其实也是这么一出套上了文明外衣与公共语言的家庭伦理剧。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现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选议员甘乃威辞职,甚至发动罢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响到公众利益,不能不细究其中是非了。

让我们简单归纳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质。根据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们可以推定﹕

首先,他没有涉及到婚外情,因为他只是「求爱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爱的话),远远还没达到已经发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这也不是性骚扰,根据《性别歧视条例》的分类,我们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骚扰的情节。

第三,这也未必是「无理解雇」,因为那位女下属曾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但不获受理。就算它可能是,双方也都已达成了赔偿的协议。

第四,除了那位下属,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来她与公众无关,二来她也已经接纳了丈夫的作为,外人更是毋庸多谈。

尽管如此,媒体却仍然不依不饶地追索这件事的「真相」,比如说研究那位女下属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与「示爱」之间的区别。这种农村式的八卦流言本来也没什么所谓,好玩就行。但许多人却死咬着甘乃威的议员身分,觉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诚信」的问题。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滥用一些看起来很严肃很正式的词语,彷佛只要使出了这些术语,我们所谈论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严肃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们对这些词语的用法有没有范畴错置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人质疑刘德华的「诚信」,觉得他暗地结婚的行为破坏了他身为「公众人物」的「认受性」。同样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违法,二不涉及滥用职权,三不涉及公帑的误用;难道就因为他曾隐瞒向下属「表示好感」的情节,我们就可以质疑他从事议会工作的「诚信」了吗?

道德要求只须与职权相称
不能随时扩大无限拔高

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是有个度量的,必须相称于他的职权范围,不能随时扩大,也不能无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学者)也一再指出,公职人员应该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这岂不等于要求一种圣王政治,觉得每一个从政的人都该是完璧无瑕的圣人?难道我们选举议员看的不是他的愿景,知识与能力、而是专选君子吗?这到底是在选议员还是选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认为民主派议员应该更讲道德,这真是令人不知从何说起。

没错,议员的诚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务相关的事情上说谎,尤其不能在他直接处理的事务范围上说谎。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与公职相关的事情上说谎,比如说他的学历,因为学历能够说明能力,那会影响到我们要不要选他的判断。再数下去,我们或许还可以要求他尽量不要在公职范围外更远的事情上说谎,因为大家相信一个人在私生活上说谎,也很有可能会在公务上不诚实。

可是在这个离公共事务最远的范围上,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当形势发展到要逼甘乃威辞职,甚至危及整个民主派「五区总辞」大计的地步,这件事就变得可怕了。犹如村民只是不爽一个邻居偷偷结婚,却用「不忠不义」的名义将他扭送官府一样,我们也只不过是在利用「诚信不足」这类字眼来包装自己对一个直选议员施加的集体私刑。真正在破坏公共利益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这件事再度证明了香港人对绯闻和家庭伦理剧的热爱要远远大于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你看霍震霆,连续8年没在议会里提出任何动议及修正案,在立法会内各事务会议委员会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现身也是坐几分钟就走。但我们何曾听过有人说这是「丑闻」,何曾见过有人要调查他的表现是否符合公众期望,乃至于要求他自动引退?

【来源:明报】

梁文道:学习当国民── 十一再谈乌鲁木齐记者遇袭案

今天再谈香港记者新疆遇袭事件,似乎有些过时,而且不太配合国庆的欢快气氛。可是我以为正正是要在10月1日这一天去讨论那场事关「香港人的言论自由」的意外,才更能突显它的意义。

事件的核心意义:港人的价值观遭到挑战

首先,让我们重新检讨「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这个古怪的说法。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热心人士会把替香港记者争取公道的行动看成是「捍卫香港的言论自由」的圣战?香港记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被人怀疑藏毒,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被人无故殴打,这是在践踏言论自由?还是又是践踏了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呢?日本记者近日在北京采访也遭到了武力对待,日本人是不是应该跑到中国来捍卫他们日本人的言论自由呢?假如我们的媒体去朝鲜采访,处处被人「接待」,处处被人跟踪,除了按照官方指定的行程和路线行事,便完全没有机会自主采访;我们会说这是香港媒体的采访权利受到限制,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打压吗?当然不;相反地,我们会说这是朝鲜当局不尊重新闻自主的权利,我们会说这是朝鲜政府在压制言论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同理,香港记者在成都被公安诬指藏毒,在乌鲁木齐被武警踢打,这也不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受到威胁,而是中国政府不尊重新闻自由的表现。

假如我们真要争取什么,那它绝对不该只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而是整个中国的言论自由;假如我们真要捍卫什么,那也不是香港记者的采访权利,而是全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除非我们基于「同声同气」的感情,只想特区政府、港区人大以及中联办替我们香港人讨回公道。又或者我们只是希望中央更重视香港人知的权利,下令各级政府日后要多多宽容港媒;就算真的要打记者,也独独不能打香港的记者。

我的同事闾丘露薇前一阵子发表了一些惹起争议的言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本身应不应该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以港媒记者遇袭为中心的报道又会不会转移了大家对新疆局势的关心。平心而论,记者被打和新疆的民族冲突都是值得关心的新闻,两者不必然有非此即彼的关系。然而,这场争论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它的背后还有一重情感认知上的差距。这个差距的一端是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骚扰记者在中国根本不算新闻;与其把记者遇袭的意外当作最重要的题材,不如把它当成新闻工作中的负面常项,转而关注原来设定的主题。这个差距的另一端则是认定中国政府既然屡次重申记者的采访权利应该得到保障,这么粗暴野蛮的事件就绝对不应该发生。何况香港的记者就算不是真的无冕皇帝,平常在港也不算是毫无地位的工作,如今又怎堪如此无理的待遇呢?

于是我们就能进入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那就是一般香港人所习惯的正常突然一下子被人颠覆掉了;而这场意外,在绝大部分国人甚至部分香港媒体工作者那里,原来竟是一种常态。换句话说,一切香港人所熟悉的规则,一切香港人所相信的价值,都一起跟着那几名记者在中国的现场遭到考验和挑战。

我们以前不是不知道大陆新闻工作者的状况。大家都晓得记者是种高风险的行业,在这个有权力者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容易以暴力来表达权力的国家,记者是常常捱揍或者被威胁捱揍的。大家也都听过有些编辑和记者因为揭露地方弊端,而被当地公安进京追捕的新闻。可是这一切消息一向都只存在于香港报纸的「中国版」和电视台里的「中国新闻」之中。那是一块相当独特的地盘,似乎再古怪再匪夷所思的消息,只要它发生在那个独特的地盘,也就变得比较能够理解,或者至少比较可以接受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总是下意识地以为那是块和我们不同甚至无关的地方。

要学习游走两套常态之间 批判同时自省

其他地方的地区媒体常把地方新闻当成最重要的对象,然后另辟一个「全国」(national)新闻的区域,最后再加一个国际新闻的版块;形成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全世界的三层空间。香港媒体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不把「全国」新闻叫做「全国」版或者「国家」版,反而通常把它称作「中国」版,甚至加上台湾消息变成「两岸」版。虽然这是因为一国两制使得大部分国家政策对香港特区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的实际缘故,但我们看待「中国」新闻的方法却很容易使大家以为那真是一个和我们没多大关系的国度,一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邻近地区。所以当我们听到其他省市的记者被执法人员无理拘捕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那是「我们的新闻自由被伤害了」,我们往往只是把它当成「中国」发生的另一桩怪事。

香港记者带着大家一起进入乌鲁木齐的现场。也许这次遭遇太过震撼,所以很多人一时反应不过来,遂以惯常的模式把它定位为「香港新闻自由」的保卫战,一如既往地想要捍卫香港的这个或者是香港的那个。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实在不是香港的价值受到了侵害,那是我们国家的新闻工作现况出问题了。

「井水不犯河水」的说法曾经相当流行,可是随着回归以来两地融合的主调渐渐升温,那种划地为界互不干涉的论调已经变得很政治不正确了。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透过那桩特别的事件,学习怎样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国民,听国家的话「顾全大局」,把香港记者的事看成是中国记者的事,把全国人民的新闻自由看成是自己的新闻自由。这并不是意味着要把香港人自己的价值观当成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尺度,也不表示我们必须入乡随俗地以记者被打为必然合理的现实。这次事件只不过是个开端,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现场遭遇,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在那两套常态之间来回跳跃,批判同时自省。

【来源:明报】

梁文道:达赖访台,陆续有来

一位大陆网民在一则达赖喇嘛访台的新闻后面跟帖﹕「我真搞不懂,一个中国人来到中国的土地有什么问题呢?」理论上,他是对的。如果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达赖喇嘛当然就是中国人了(哪怕他不承认也无济于事)。同时,台湾也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达赖喇嘛访台就是一个中国人访问中国;这怎能说是错事呢?

批不批准达赖入境
是当权者的两难题

然而,政治现实和描述政治现实的语言总是比这么简单的推理要复杂一些,要奥密一些。例如「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湖南、山东、陕西和北京都绝对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从来不会用这句话去描述这些地方,因为那就成了一句废话了。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台湾、西藏和新疆上头,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一直有人主张这些地方其实不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有人主张这些地方应该独立建国。所以,「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个回答,一句宣称与声明;其必要来自怀疑和争议的存在。更简单地说,它是一种表态;既是事实的陈述,又比单纯的事实陈述多了一层政治对应甚至交锋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它的意义;却又不能太过当真地拘泥于字面,否则就真以为达赖访台是「一个中国人访问中国」。

同样地,抗议达赖喇嘛出访外国就和抗议台湾领导人以「总统」名义外访相似,曾经是种非常必要的政治表态。有如预先设定的程序反应,只要达赖喇嘛一到某个邦交国访问,我们就一定要抗议,同时对西藏的领土问题再次作出严肃的声明。不过,这种反应的实质效果在过去几年以来却有了极大的变化。

就以达赖喇嘛这次去台湾为莫拉克风灾灾民祈福这趟行程来说吧,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因为达赖喇嘛出访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试金石。请注意,达赖喇嘛数十年来根本就一直在周游列国,或者弘法,或者开会,又或者参与某些政治活动,而中国外交部也一直行礼如仪地发表抗议声明,但它几乎从来不曾燃起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直到去年达赖喇嘛在巴黎接受荣誉市民为止。

这个变化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强权,大家不能再把它的抗议当做耳边风,听过就算。于是要不要邀请达赖喇嘛,要不要批准他的入境签证,就是各国都要面对的重大难题了。

一方面,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入境政策、宗教政策和对达赖喇嘛的一贯判断,毕竟他们曾经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让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入境,现在要不要对这些政策和立场做一个改弦易辙的转变呢?如果要的话,他们该如何对自己的国民解释这种转变?

另一方面,他们得担心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必须顾及中国的抗议不只是说说而已,并且还会带来一些实质的「惩罚」(温家宝的「环法之旅」就是最好的例子)。

故此,批不批准达赖喇嘛入境就是在中国的市场与订单,以及宗教与人权的原则之间的艰难抉择了。相对地,中国则可以把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测试,用以考验这些国家对自己有多重视,对双方的关系又有多忠诚。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每一次行程都变相地成了中国验收外交关系和检证自己实力的机会。

反对派借达赖占据道德高地
刁难执政党

然而,这套「达赖外访」的政治游戏又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局带来不少崭新的变量。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去年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已经引来足够严重的后果,不料盛传有意竞逐下一届总统的社会党籍的巴黎市长还要火上添油,干脆颁发荣誉市民给达赖喇嘛,请他到访。结果使得萨尔科齐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只能「一错再错」地得罪中国。我们今天在台湾看到的情形,只是这种外交引致内斗,内斗牵制外交的逻辑的强化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将来还会有更多国家的反对派利用达赖喇嘛这张牌去占据道德高地,以打击在朝的政党。

因为这些反对党和政治势力玩的是一种借力打力的手段,表面上他们是对外在向中国示威,实际上是在自己的领域里收割成果。像民进党这么庞大的政党,固然可以想尽办法刺激中共,然后让国民党自己去接这颗烫手山芋;再好整以暇地坐在一边等看戏。要是换上一个没有机会执政也不大有意愿执政的小组织,那就更是桩无本生利的买卖了;他们用不着害怕中国的报复,只需要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了转移大家对民族政策的怀疑,中国政府把新疆「七五事件」的主要责任推到热比娅等「海外势力」身上(说起来也怪,明明新疆处在政府的严密掌控之下,「一小撮」「海外敌对势力」却能在那里闹出这么大的事。这岂不也显示出了执政能力的缺陷?)自此之后,热比娅迅速走红,俨然有「达赖第二」的势头,去了澳洲去日本,完全重复达赖喇嘛外访的效果。由此可见,只要中国继续高调抗议的模式,这种游戏就会不断有人玩下去。

【来源:明报】

梁文道:基督不丢石头

恩福堂的苏颖智牧师认为如果在《家暴条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条文,会造成「艾滋病增加」,大学生毕业后当「性奴」,甚至成为「养鸭一族」等种种恶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黄毓民议员在网上电台狠批苏牧师「是癫的」, 「变成了拉登」。他同样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并不是铁板一块,围绕《家暴条例》的争论自然也不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斗争。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某种右翼分子俨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们又为什么能够如此顺利地把在美国用过的那一套战斗语言顺利移至香港。

曾被《时代》杂志誉为「美国最好神学家」的郝华斯(Stanley Hauerwas)并不是一个激进派。多年以来,他从不放弃重建教会美德的努力,是当今神学界里最具分量的伦理学家之一。虽然在许多思想更开放的神学家眼中,他显得有点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谊:天主教道德哲学的一个思想实验〉一文中如是说: 「说到底,性并不是那么有趣,更不是一个足以渲染我们所有行为的决定性特质。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除了是同志之外,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抗拒『同性欲』这种说法」。他又用一对收养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诚女同志为例: 「他们并不淫乱,他们分享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能为教会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种关系视为基督教意义上的婚姻……凭什么可以不认可我所描述的这对女子呢?」什么是「为教会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社群,他们的生活又该为哪一种利益而服务呢?

翻开四福音书,今天的信徒一定会很惊讶,耶稣原来极少谈论使得他们如此困扰的性问题。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甚至还和一个结过好几次婚的撒马利亚女子私下聊天。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嫁过几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经历是可耻的;一个撒马利亚人普遍被认为是「生活作风」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稣这般的犹太圣者要是和一个女人单独说话更是很容易变成一桩丑闻。然而,他的门徒很震惊,因为耶苏不只没有指摘这名女子的过往,甚至还亲自祝福她!

耶稣基督最赞赏的美德不是严守贞洁等种种行为守则,而是仁慈、宽恕与正义(我突然想起苏颖智牧师那一句「要立法令他们(同志)不受伤害,无可能!」)。要进入天堂那道窄门,靠的不是依从法利赛人(当年的犹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异乡来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给无助的饥民,邀请无家可归者到自己家里作客,在强权之下保护受压迫受歧视的穷苦大众。每次读到福音书里的这些信息,我都会感到一种深沉的感动。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于耶稣基督的勇气与大爱。既然连神子都能为他所爱的罪人流血,我们又怎能不为我们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简单的事呢?比如说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

右翼教会的问题:

错误解读基督信仰

美国和香港的右派教会在道德议题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它全部收缩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公开集体行动的理由。电视上有露点镜头,他们投诉;同志要求平权,他们就上街。但我却从未见过「明光社」投诉报章丑化新移民,也从未见过教会为了增加综援金额而发动信徒去包围立法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读的福音和他们的不一样吗?难道歧视新移民与少数族裔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吗?难道同志的罪恶要比一个漠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还要深重吗?

郝华斯又在〈为什么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优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视同志源自当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乱。「谴责同志掩盖了我们生活中的事实。所以在道德上对同志说『不』就变成了我们真的相信些什么的必要象征。」「我们生活中的事实」就是官商勾结之下的巧取豪夺,自然环境的极速恶化,以及贫穷现象的不断扩大。

不要搞错,我可没说右翼基督徒都很没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灾人祸,教会的保守派信徒都为善不落人后。根据一些调查显示,他们平日捐献的金额比例甚至要比许多悲天悯人的左派还多。问题只是他们往往把耶稣当年最不满的道德问题看成是一种私人范围的事,而今日社会普遍认为是私人范围的性问题,在他们眼中却是公共生活的危机。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质倾向,而是美国右翼传统解读出来的特殊版本。结合了经济上美式放任自由主义的思路,美国福音派教会一向以为贫穷问题是个人的责任,与社会再分配的机制无关,更不是政府的义务。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为了穷人展开结构性的政治行动,只能凭借自己的怜悯心去捐钱当义工。

克鲁曼(Paul Krugman)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里,更曾举过好几个例子说明美国右翼一直用宗教议题,驱使底层劳工支持明明对他们不利的政策。

虽然一个候选人宽免大企业税项的主张会削弱基层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层还是把票投给了他,因为他攻击对手赞成同性婚姻。于是,右翼政治力量便与保守派基督教会形成了稳固的神圣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条掩护政治经济学的某种意识形态,并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们看不见街头上历历在目的社会不公,却把笫间事变成危及国家前途的头等大事。

这套美式论述之所以能够顺利嫁接到此,是因为香港本来就有新自由主义的丰厚土壤。在殖民传统「大市场、小政府」的管治共识底下,香港人一向强调自力更生,将贫困看成是个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绝不轻易地把责任往社会头上推,更不会将它看成是社会整体的道德沦丧。因此香港也就绝对有本钱酝酿出安徒先生所说的美式「文化战争」,把道德热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认,传媒有没有教坏小孩这些事情上了。

讽刺的是, 美国右翼教会多年来维护「家庭价值」,力拒同志歪风的侵入,可是美国的离婚率却总是居高不下。他们觉得这实在是末日将临,还得再加把劲才行,因此罗宾逊(Pat Robertson)牧师等人才会把话说得愈来愈狠,用「接受同性恋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后一步」之类的警示威胁大家。可是,正如美国评论家卡拉汉(David Callahan)所说的: 「离婚是市场个人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完美表现。为什么要和一个不能总是运作良好的产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轻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 年前的老款式呢?」(见《The Moral Center》)。换句话说,假如「传统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祸首并不是什么「性错误」,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贪婪,那种促成了金融风暴的贪婪。难道你不知道吗?那群用百万美元装修自己办公室的华尔街精英并不乏自命坚信的「重生」基督徒。

【来源:明报-笔阵】

梁文道:不要议会,我要专家(香港的理性二之二)

香港立法会终于援引了《特权法》,成立委员会调查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这个举动不一定能帮助受害的市民尽早得到赔偿。可是比起「证监会」和「金管局」这两个部门的工作,立法会的调查却有很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它将曝光许多银行界的运作内幕。所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银行界里头的人,都很担心此举「会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营商环境的看法和信心」。

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议会,都曾传召包括银行在内的商营机构,迫使他们向民意代表全盘托出自己公司和行业的运作方式与数据;为什么他们就不担心自己的营商环境会受到影响?不害怕国际投资者对本国失去信心呢?又为什么同样的事件发生在香港时,却有不少人觉得这种担忧很合理,甚至认为「立法会的介入会破坏了香港建立的原则」呢?香港做事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再看政府为了应对金融海啸而成立的「经济机遇委员会」,这个高层次会议的任务是为香港在逆境中谋求经济的出路,替政府出谋献策,视野要求极宽,肩上担子极重。可是除了小部分人曾经质疑其成员构成的代表性之外,大多数人的目光却眼于那些获委任者的资历及专业背景,看他们「懂不懂经济」, 「够不够专业」;彷佛没人觉得把香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交到这几个人手上是有问题的。

政府成立的各种大大小小委员会,历年不知凡几。它们一向被认为是建制吸纳人才,形成社会共识与和谐的利器;也是在官僚机器和「公民社会」中间搭起「手臂距离」的不二法门。虽然其中也有纯粹用作装饰的花瓶,但又的确不乏权责实在影响深远的机构。假如大家都觉得未经普选产生的香港政府是不民主的,我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个政府成立的这些委员会?凭什么以为它们要比政府更「民主」更有效呢?

如果把虽有民选成分但权力范围重重受限的立法会,与这一大堆由政府派生的咨询架构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香港果然很不民主。

先别管个别议员的「素质问题」,有趣的是,很多人竟然还要嫌真正能够代表市民意见的立法会太过多事,认为民意代表不该什么都插上一手;最好把东西全交给那些不知如何产生,又不太用得向议会和市民负责的「专家」去处理。莫非这就是香港做事的原则?就是香港人热中标榜的「理性」?

香港的主流意识形态非常右倾,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如果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德我肯(Ronald Dworkin)等当代自由主义健将生在香港,他们一定会被人当成极左派。尽管有不少学者都曾指出,以香港对公共房屋和医疗的投入看来,这块地方实在算不上是「大市场,小政府」的典范。可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却还是以几近自由放任的「积极不干预」为圭臬,看重「传统基金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多于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从政府、学界,一直到舆论谈论政策的框架与标准,都不难令人看到「政府不应干预市场」和「能者自付」等种种说法确实是香港社会的「共识」。

由于已经有人做过深入的历史分析,我不打算追溯香港右倾主流思想的形成过程;可是源自殖民地时期的这套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政治效应,却很值得一谈。与一般人所想的相反,对于「大市场,小政府」原则的信仰不只没有构成香港民主化和去殖化的动力,反而还意外地产生了阻碍民主解殖的作用。我们今天之所以那么害怕立法会里那所谓的「民粹主义」,那么不质疑咨询架构的权力来源,其实是和香港的自我理解有关的。

【来源:明报-笔阵】

梁文道:理性与感性(香港的理性二之一)

曾荫权在宣布收回「长者津贴」资产审查的措施时,他不承认自己原来的建议太过草率,更不以为其中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相反地,他仍然坚持在增加「长者津贴」的同时附设资产审查的做法是「理性」的;如今,他只不过是屈服于民间「感性」的压力罢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评论家那么多的学者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论点,他却仍然坚持那都是「感性」的声音?

为什么他和他的下属没有正面响应那些论点的态度反而就是「理性」?到底曾荫权所说的「理性」是什么意思呢?

「理性」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人要接受政府给予的好处,那么他就先得证明自己确实值得领取这点好处。套一句近年常常用在「综援」讨论的老话,这叫做「帮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这不只是「综援」的原则,还是一种近年渐渐形成的共识,几乎适用于一切带有社会福利色彩的政策。按照这种「理性」的观点,数额虽远远不足,但性质庶几近于全民退休保障金的「长者津贴」当然很不理性,因为它人人有份,甚至包括一些富可敌国的老人。

本来, 「把福利交给最有需要的人」只是一种理论,设立种种涵盖全民的福利制度也是一种理论。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前者却成了不证自明的「理性」,是种唯一正确的原则。

其实香港还有很多这类不必证明毋庸再议的「理性」、「共识」,甚至「真理」。

上星期我在一个时事评论节目里看见一位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的评论家正在大力反对最低工资的建议,他强调自力更生自谋出路的重要,担心最低工资只会让更多人失业。然后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很深情地忆述那种母亲住在徙置区一步步拼出活局的「香港故事」……接下来同场另一位立场不同的嘉宾以数据铺陈香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位评论家则再次以自己的「香港故事」响应,说明人还是要靠自己的道理。下一回合,对手先用数字表达香港在职贫穷的险已经是结构性的了,指出许多人就算受过再多的再培训也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然后这位评论家又从自己的母亲说起, 「自力更生才是出路……」,彷佛一部坏了的录音机。

「芝加哥男孩」智利闯大祸这让我想起1970 年代初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发动血腥政变上台之后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号称「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学家,大力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教条:私有化国企、放松金融监管、开放外资、降低补贴,当然还要大力削减政府开支。那群学者向他表示经济的自然规律会发现它自己的平衡,通货膨胀将迅速降低。两年之后,智利的通货膨胀却达到了375%,几乎是当年左翼执政时的两倍。

1975 年, 「芝加哥男孩」把祖师爷佛利民请来智利,让他亲自出手献策。他一方面盛赞以镇压异己闻名的皮诺切特是「极有智慧」的领袖,另一方面则认为智利的问题出在改革得还不够彻底,应该要在6 个月内再把政府开支减掉25%,同时以各项政策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然后他向皮诺切特预言: 「你将能在几个月内终止通货膨胀」,失业的问题是「短暂的,顶多几个月,接下来的复苏会十分急速」(请参见佛利民夫妇合着的《两个幸运的人》)。

就算皮诺切特没有言听必从,他也算做得很彻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统,还史无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学券制。结果到了1982 年,智利不只负债累累,通膨居高不下,失业率更冲到了30%(是左翼总统阿言德在位时的10 倍)。如果智利当时没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为皮诺切特的改革还不够完全,没听佛利民和他弟子们的建议,将国营铜矿公司「克德可」(Codelco) 私有化; 这家公司为智利提供了85%的外汇储备。

一直要到了1988 年,佛利民访问之后的13 年,「芝加哥男孩」终于被甩到一边之后,智利的经济才总算稳定下来。然而,这个时候的智利已经有45%的人口跌到贫穷线以下了。

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

比起英国和美国,智利才是最早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比起号称「资本主义天堂」的香港,智利的「自由化」走得更远更彻底。可是很奇怪,如此一个问题重重的个案却被许多人吹捧为「奇迹」,造成严重贫富差距的决策路线却被不少学者视做振兴了智利经济的良方。更有意思的,是包括佛利民本人在内的那帮「芝加哥男孩」总是在保证,但没有一项保证得到兑现;他们总是在预言,但没有一次预言不落空。不过,他们到最后还是认为自己没错,起码原则没错。

近30 年来,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主张和政治哲学要比新自由主义更像共产主义,虽然它们的立场如此不同,虽然它们的论点南辕北辙,可是它们的措辞与取态却是很相似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常常批评共产主义迷信一套死板的历史规律,穿着科学的外衣,其实罔顾现实。可是新自由主义自己那一套难道不也是种脱离现实的科学幻想吗?市场对他们而言,就像天体的运行,纯粹、规律,而且优美。假如在实行的时候出了问题,那一定不是这套理论的错,而是它实行得还不够完整。假如一个国家跟它走却走不出预期中的结果,那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没有跟一块走的缘故。假如贫富差距扩大了,假如有很多人的日子变坏了;那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现象,而且是短暂的。迟早有一天,好处会「滴漏」下去,大家都会比现在更好。同样的理论,也可以用来为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辩解。假如有人要流血,那是迈向未来的必要牺牲;迟早有一天,我们都会活在天堂里。

有人失业吗?有人挣回来的工资养不活自己?这是结构转型的阵痛,政府实在爱莫能助,虽然我们不知道那股阵痛要痛多久。要怎样帮助这些可怜人?答案是他们得发愤图强靠自己,政府最多就是培训他们掌握新技能。如果受了培训还是不灵,而且就职贫穷的人愈来愈多,那一定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个世界无难事,怕就只怕有心人。这种理性的精神,毛主席有篇文章讲得最是透彻,它的题目叫做〈愚公移山〉。

【来源:明报-笔阵】

梁文道:满街孙子,但是找不到阿爷

对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一定是中国共产党,偏偏它是一个没有在香港登记注册的组织,而且就连一个可以通讯查询的电话也没有。如果香港社会还有什么「深层次矛盾」的话,这就是其中一个了。

「同阿爷好熟」的李大壮

梁刘柔芬等三位议员宣布退出自由党,自由党的泡沫化在所难免。一个曾经令某些人寄以厚望的政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原因当然很多,但它的导火线明显是本届立法会选举的失利。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曾公开声称「中联办」介入选举,把他们的票源分配给对手,导致该党地区直选的全面败北。然后大家又看见据称「同阿爷好熟」的李大壮跑出去向田北俊叫阵,把一淌浑水愈搞愈浊。

「中联办」介入香港选举根本不是新闻,只不过碍于香港主流社会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它从来不会承认罢了。可是在这一次的自由党风波里面,却有一些评论家很庄重地为它辩护。他们认为中央政府透过驻港代表支持亲中央的政党是天公地道,不只不违背「一国两制」,而且还是光明正大的应有之义。

没错,在任何国家的地方选举里面,中央执政党都会为它的地方党员或盟友助选。总统也好、首相也好,往往倾力落场站台助威,务求自己人占尽每一个角落。可是香港的情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应该分析一下「中联办」到底是个什么机构。

首先,它的五大职能除了联系外交部驻港公署和解放军、管理中资机构、促进内地和香港的交流,以及处理涉台事务之外,还有一项含糊得几乎无所不包的「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协调香港议会的选举算不算是中央交办的事项呢?我们不得而知,他们也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其实对于一般香港人而言,「中联办」有什么是清楚的呢?我们只知道「西环」很有影响力,但是不知道这股影响力的运作方式,更不知道它和特区政府是什么关系。假如特区政府的高层全是中央任命的,假如它真是中央辖下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还要「中联办」去代办中央政府的任务呢?我们不知道。难道它就像其他省市的党委组织吗?我们不知道。听说它的人员编制庞大,很多场合都能遇见它的人员;但到底它有多少雇员呢?我们还是不知道。

把这么一个对普罗百姓来说有点神秘的机构形容成正常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然后为它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竞选工程辩护,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曾钰成何须避

曾钰成刚刚获选为立法会主席,值得恭贺;但是他始终没有圆满回答梁国雄提出的那个问题:「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说:「民建联成立以来,我多次被问这问题,我从来没有回答。因为直至今日,香港人对所谓共产党还带有负面看法……」再也没有比这番闹剧般的谈话更能说明共产党在港处境的了。

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还是世界第一大政党。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为什么搞到要在国土上藏头露脸的地步呢?曾先生这番话几近间接承认了他的党员身分,但他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这里不是「白区」,更不再是英国殖民地,为什么共产党还一直处于地下党的状态呢?什么叫做「所谓共产党」?什么叫做「负面看法」?难道党员不应该努力为自己所属的政党正名?为它洗刷大家的误解吗?

这是何其荒谬的事呀!我们在电视上看见国家的执政党召开三中全会,关心它的会议结果,并且直接受到它的影响;可是我们在香港却竟然看不到共产党!

假设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他深受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课余苦读马恩列毛,觉得党章所说的「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也是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自己的指导;然后他想入党。他该到哪里申请呢?是「中联办」还是「民建联」?它们算是正式的党分部吗?上网没有网页,打电话到1083没有这个登记,原来他在香港是「找不到组织」的。

「中联办」很神秘,共产党是隐形的,结果就是香港满街一堆孙子,人人都把「阿爷」挂在嘴上。无论你干的是政治、商业,还是媒体,你准会遇到一些自称「同阿爷好熟」的人,他们很喜欢说自己「在中南海有条线」。别管他在中南海的「那条线」其实是不是一个清洁工,但他就是有办法让一堆记者围他团团转,让一些「想搵路数」的人看到致富的商机,甚至令政坛老手觉得青云有路。回归11年,香港出了一大批这种人物,也许其中不乏「真系有料」的角色,更多的却是利用「阿爷」幻影般的权威来谋取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

「阿爷」无处不在只会扰乱香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特区政府却不一定是中央政府在港的唯一代表,甚至还不是最高代表。「中联办」是中央政府派驻香港的协调机构,可是我们却不了解它究竟怎样协调那群「在中南海有线」的人,更不要说几个据称「和领导人有私交」的「大孖沙」了。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掌握政权的政党,但是碍于各种技术及法律问题,它却不能坦荡示人。所以香港社会就出现了「阿爷」无处不在,但又没有人看得清它庐山真面目的诡异局面了。各种虚虚实实的传闻取代了清晰明确的信息,各种或真或假的人际网络架空了层次井然的权力结构;古典地说,这叫做扰乱朝纲;通俗地讲,这叫做没有了规矩。

【来源:明报-笔阵】

梁文道访问陈云

在我认识的朋友之中,陈云或许是看起来最寂寞的一个了。他的为人,他的职业,他的文章,一切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地不合时宜,不符环境。在这 个社会里面,他的存在是真真正正地被抛掷进来,像一片树叶飘到还欠缺那最后一片纸块的拼图上。细看这张拼图,无论是他,还是这个他处身其中的社会,都变得 十分独特、怪异。

大部分不认识他的读者,只知道他是个行文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又是《内经》又是《淮南子》,气势磅礡,观点锐利的评论家。认识他的朋友则都晓得,他 是政府部门里一个研究政策的公职人员。下笔不留情地狠批香港社会和政府施政,他怎能栖身在政府总部之中呢?他说:「打政府工就只是一份工作,我做了我该做 的研究,人怎么用是人家的事了。」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在体制内改变些什么吗?我们都以为你当初进政府是为了实践理想。「现时的制度及政府并不适合知识分子 献身,正所谓『君子不器』,打政府工不一定是君子,但一定是器具。古人入仕若是怀抱理想,是想混迹进去有所变化。我进政府也算是变化。只是不能说是成功。 道教最讲变化,佛家亦然,仙佛阿罗汉要是为了伏魔降妖,可以变化自身成恶鬼。但现在的政府太平庸,根本不得混迹进去,强行变化会伤身伤人。」伤身是什么意 思 ?「伤身是伤了自己的身分跟道行的意思。」

喜自称「贫道」 文字风格老派

这就是陈云,你和他谈在政府工作的同时评论会不会有矛盾,他的答案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一类常见说法,而是佛道修炼的原则。常常看他的文字,应不会 对此陌生,他的文章不断流露出对道教的钟情。以前他在文章里甚至自称「贫道」而非「笔者」或「我」。为什么现在不用「贫道」二字了呢?「因为有些读者反映 给编辑,说我用这两个字太过古怪。那就算了吧。其实叫自己『贫道』不一定是道士的专利,但凡求道修炼之士都可以这么用,而且『贫道』指的是功夫不深道术贫 乏,自谦的意思。」其实陈云在大学开始真正求道,禅定打坐统统学过,并且至今练习不辍。

我欣赏陈云的地方,是他非常完整。他从做人到写文章,服膺的都是一套系统,一脉精神。不只写文章引用道学著作,还要身体力行。只是他跟随的这一条路 是这么不时髦,连作文也与众不同,有一种几十年前「学衡」那帮国粹派的味道,在时下的媒体文字里一眼就认得出来。「其实我连读书也不大看现代的东西 了,90年代之后的中文书除了研究需要我不大碰的。以大陆来说,89年后的东西就太过商业化了。我现在只读古籍和五四前后的近代作品。如今写中文的人多数 都不认真,没要求,不知道中文可以有更好的风格和表达方式。」

专写老香港 交织历史评论

其实不只文字的风格老派,他现在连写作的题材也是已逝旧日的小东西。他在《信报》的专栏「我私故我在」连载了几年,专门回忆儿时玩意和老香港的民间风俗。 但那又不是一般的掌故小品,却是笔端饱蕴感情,把私己经历和社会史交织起来的历史评论,忆旧的同时剖析当前社会失落了什么,提醒大家不要只被新东西迷惑。 这些文章我总觉得和他的学术背景有关,他95年在德国拿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俗学学科史1918-1949》。「我研究的是在那段日子里,西学如何 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使顾颉刚等人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系统地收集和整理歌谣、传说和祭祀活动等民俗传统。那是草根的中国文化,过去的正统士大夫并不重视,却 非常有意义,可惜共产革命之后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共产党虽然也搜集民歌,甚至推动秧歌舞,但目的是为了政治改造它们。这和民俗学者想保留传统的精神大 相径庭。」

了解亦谅解 反共旗帜鲜明

「所以我以铲除共党专政政权为己任,他们原来只不过是一批政治流氓加上少数读书不精的人,胡乱从西方引入马列主义的东西,完全违反了中国传统,所以不会得到百姓真心支持。他们数十年来的作为不知摧毁了多少中国文化里有价值的东西。」

我最早看到陈云文章,就是在80年代的《开放》和《香港时报》,那时他已是旗帜鲜明地反共,但没想到他今天还是这么毫不忌讳。而且他反共的出发点也 和如今大部分批评共产政权的人不同,是从中华文化兴灭的角度出发。这会不会是与他出身自新亚书院有关呢?因为这种久违了的说法正是以往徐复观等人爱谈的。 「看他们的书成长,多少有间接的作用。但我在学术上比较倾向于钱穆,可能写作风格受了点徐复观的影响。」那你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吗?

「是的,我赞成。可是另一方面,人权和自由等价值也非西方独有,而是一种普世价值,中国传统也有这些东西。说到自主的民间社会,中国向来有深远的民 间结社传统,搞祭祀的香会和济贫民的善堂就是民间自发互助组织。香港的可贵就是保留了这些传统,如东华三院。同时香港也有现代西方的体制和论述,我们须承 认它们可以更好地发展和保护那些普世价值。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商品经济,现代西方的文官体制甚至起源于中国。所以香港在保存和发扬中华文化两方面都很有价值。」

陈云修道,讲求变化,所以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的话也进入共党去「混迹」一下。「因为比起平庸,共党有成大恶的能力,也有做好事的可能。」「其实现在 的共产党也有点不一样了,进入了全球秩序,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少了浪漫,多了实际。」「其实我老是批评他们也会因了解而谅解,甚至变得像他们。这是 要小心的。」

习武练功夫 直言为了打架

古代文人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往往还要健体习武,预备有天要带兵上战场。我知道陈云功夫底子不错,打过蔡李佛和咏春,可是他当初为什么要习武呢? 「为了打架,学功夫当然是要打架。什么健身云云是骗人的借口,因为站桩一类的基本功其实非常伤身。我觉得最好打的是太极,所以也学过陈家太极。但是陈家太 极有很多招式也是会练伤肌肉筋骨的。」哪你现在还有练功夫吗?「我现在还在练,但不多,只是简单的动作。总得保持一定的状态,随时可以作战。其实学武和写 评论都是要保持战斗性,看不过眼就要出手。中国知识分子有武技傍身,又习得一身道术,才可以随时收伏妖邪。他们这么做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么系统的理论支 持,但靠一股自然的正义感。」

后记:最老的激进派 最年轻的国粹派

说起来,陈云这个笔名还是当初胡恩威与我一起为他改的,就是为了变化一个身分在《明报》世纪版写稿,好开辟另一个战场。认识他几年,又说不上太熟,我们是 太不一样的人了。我话多,他内向﹔我喜欢掉书袋讲现代社科理论,他则沉浸在故纸堆中﹔我身体孱弱,他非常好打。但我挺喜欢陈云,因为他跟我太不一样了,他 是个国粹派。又因为他这么不合时宜地传统,所以又成了我欣赏的另一种类型:激进分子。

什么人问?梁文道

跨媒体文化人,不时在报章撰文评弹时事及文化议题,又为电视台主持清谈及讽刺时弊的节目,并曾经主持电台早晨烽烟节目。近期针对西九龙发展项目,有份发起文化界及其他界别组成联席,为政策发展提供建议。

他现为牛棚书院院长,与陈云认识于早期办《打开》杂志之时,陈当时为该杂志撰文。

什么人答?陈云

专研民族学,爱从民间掌故及风俗出发去理解社会的人和事,以「陈云」作笔名在报章撰文,笔锋锐利,每每咬牙切齿。近期引起广泛讨论和注意的,是刊登于去年 11月18日《信报》副刊文化版,题为〈香港,你哪里都不用去﹗——酬答龙应台之「虚火集」〉,以毫不客气的文字反驳龙应台就政府西九龙计划之批评。

他现时在政府任职,负责文化政策研究的工作,并兼职在学院教书。

【来源: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