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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绝交

米兰·昆德拉在文集《相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我看着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走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旁边的照片。一个是以参加对抗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另一个则是因为曾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对初生的纳粹主义表示认同而受到诋毁。照片拍摄的日期是在战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背影,他们头上都戴着帽子,一个高,一个矮,走在大自然里。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我也很喜欢这个场景,并且想象那大概是海德格尔后来在黑森林隐居小庐的附近,某个下午,勒内·夏尔过来探访故识,两人遂结伴出门,走在缓坡的杂草地上头,边走边聊,当然也会沉默下来,抬头看见林木间洒下的光线,留神鸟鸣与落叶的声...

梁文道:出家人

可能是电视剧看得太多了,有些朋友打算出家的时候,他们的家人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纷纷追问是不是有甚么事情想不开,是不是精神上出了甚么毛病应该看看医生吧;「何苦」,则是他们最常用的两个字。他们大概以为想出家的人多半是生意失败了,婚姻破裂了,家人全部死光光了,然后出家孤守青灯过上比从前更苦的日子,夜夜咀嚼自己那失意的前半生。然而乔达摩教导我们离苦得乐,出家如果不是为了快乐,那就真是何苦要出家了。 真空法师就是一位快乐僧伽的典范,○七年我在一行禅师的禅修营上见到她,七十岁的老婆婆却一副不知老之将至的架势,笑咪咪地指导大家一边唱歌一边动作,一室人平均年龄四十开...

梁文道:何必见戴

能不能这样说,有一种旅游文学根本用不着作者真正去旅行,因为早在启程之前,他就已经想好要写甚么了。例如廖伟棠的《衣锦夜行》。 听起来这像是个侮辱,似乎廖伟棠穷数年之力四处旅行、拍摄和笔记的功夫全都白费了。不,这不是我的意思。且拿朝圣模拟,任何一个朝圣者都不可能两手空空地上路,相反地,他一开始就满载了一大套的信念。他深知此行不能被动,而是要主动去寻求些甚么。那些他所寻求所期盼的东西根本是他一早就知道的,乃至于实际旅程之主要作用仅在于印证。然而,「印证」二字又不可以最粗浅最实证的意义解之,它还包括了某种更深层的拓展和开发。简单地讲,朝圣的重点永远不在外界...

梁文道:猫眼深渊(距离二之二)

在我不知道怎样把猫和我的故事说下去的时候,德希达( Jacques Derrida)开始呢喃了,而且一说就是十小时,这篇讲稿后来成书,英译书名《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我姑且把它译做《动物,故我在》。 他从一次非常典型的遭遇说起;那天他洗完澡,赤身露体地从浴室走出来,迎面就看见他家的猫端坐地上,抬头注视着他。是的,他说是「注视」,那只猫睁着大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看着满身水气的裸体哲学家。然后德希达觉得羞愧万分,迅速抓起一条浴巾围住自己的下身。再过一会儿,他又生起另一股羞愧,那就是为了自己的羞愧而羞愧。意思是...

梁文道:平行生命的相遇(距离二之一)

小吉是我的猫,她活了十七年。 在她死的那天晚上,我刚到北京。正在开会,准备第二天一场盛大的活动,报讯的电话就来了。那一刻,我脑中一片空白,毫无意识地猛然站起。挂掉电话之后(我想,我那时的脸色应该不大好看),我和来客简单说了一下刚刚发生的事。于是大家都觉得这场谈话不好继续,是该离去的时候了。然而,他们还是认为应该拍几张合影;其中一人说:「难得在北京和梁老师见面」。后来,我在一个网站上看见这帧照片,原来这次会晤也是值得他们发布的新闻。 假如,只是假如;你刚刚收到家人去世的讯息,你猜你身边的人还会不会拉着你合照,并且绽出那种只会在照片之中出现的笑容...

梁文道:猫林(树蛙与猫林之二)

许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走进一片疏落的树林。光线渐暗,风势渐强,我只顾着低头跟踪蚁群的去向,不顾头上抚过多少榕树的气根与尺蠖的唾线,直到我感觉前方一团红影晃动。猛抬头,差点就撞上一个廉价的塑料袋,定神一看,里头竟然装了一只死猫。它就这么吊在一根横在半空的树枝底下,随风轻荡。 第二天,我告诉同学这个意外的发现,他们却道是平常;原来人们总是把猫吊在树上。当时我没听清,还以为大人恨猫,遂以如此阴狠的手段处死牠们。很久以后,我晓得那不是处死,而是处理猫尸的方式。台湾民间有这传统,狗死流水,猫死上树。据说这是因为猫有邪性,死也不能让牠着地。可是,在我还未来得及...

梁文道:蛊(树蛙与猫林之一)

北京饭桌上的朋友要我说此生其中一件至卑鄙至可耻的行为,我说了。然后他们都笑,觉得这那算得上卑鄙。 它当然算。否则我不知道甚么叫做卑鄙。 那年我念小学四年级,喜欢到处搜捕昆虫,捉到之后再将牠们制成标本。以我的年纪来算,我觉得自己的技巧算是高超,懂得用捕虫网捕捉蝴蝶却不伤其双翼分毫,再巧妙地用手指轻揑其柔软的胸腹,让牠窒息,最后小心地把牠放进事先折好的三角形小纸袋。我注射福尔马林以防止死去昆虫的腐败,我利用自制的夹板加上大头针以开展牠们的翅膀和六肢。我晓得怎样保持干燥,让那些标本看起来就和外头买的一样漂亮,栩栩如生。 后来我发现许多学者都曾...

梁文道:她也是个母亲(香港与马尼拉的距离二之二)

我只不过是想请一个女工,所以我不需要认识她的祖国,除非那个国家的「民族性」和这份工作有关,能够让我判断到底哪一个国家的工人比较适合我。尽管如此,那一点点典型民族性的知识也用不着太过丰厚,它越稀薄越好。同样地,我请了一个女工住到家里并不就意味着我要做她的朋友。我不想知道她老家的方言,不想知道她名字的准确发音(反正为了方便,我会用中文替她重新命名),更不想了解她也许是位母亲。 问题在于就算我知道她身为人母的身份,可谁又是她的孩子呢? 我常常在早上见到一群菲佣领着小孩等校车,孩子在一边嬉闹,菲佣在另一边闲聊。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菲佣聊天的主题竟然就...

梁文道:她只是个女佣(香港与马尼拉之间的距离二之一)

直到菲律宾人质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无知。没错,我晓得当年马可斯夫妇的荒唐,知道阿基诺夫人的「人民力量」,甚至听过他们社会运动的兴盛,看过他们小剧场的活力;可是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本应比这点皮毛深得多才对。因为香港几乎已有一代人是被菲律宾人带大的了,目前还有十多万「菲佣」住在香港,她们或许就在我们家里和我们朝夕相对,或许就在你每天上班的路上与你天天照面。如此亲近的一群人,我怎么会对她们如此陌生,又怎么可以对她们的来处如此无知呢? 台湾社会学家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是本备受好评的论着,内容丰富而精致,虽然谈的主要是身在的台湾的外籍帮佣,但...

梁文道:记忆如何错误──奉覆陆离女士

前几年正当天星码头的存废之争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有几位朋友觉得那批保育份子的热情很不可思议;他们不晓得为甚么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会这么在乎一座老建筑的去留,也不明白自己曾经不太重视的「集体记忆」怎么就忽然成了一股潮流。虽然,集体记忆并不是那场运动的唯一诉求,可是它却实实在在成了许多香港市民了解此事的入口。说到集体记忆,我这些朋友可就有话要说了。有人想起数十年前渡轮上不同舱次间的身份差别,有人则想起这座将要拆毁的码头早就不是当年自己天天经过的那个老码头了。假如保育份子现在要保的东西根本不是甚么饶有年岁的原件,而是一个完全后生的新事物;为甚么他们还要为它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