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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绝交

米兰·昆德拉在文集《相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我看着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走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旁边的照片。一个是以参加对抗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另一个则是因为曾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对初生的纳粹主义表示认同而受到诋毁。照片拍摄的日期是在战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背影,他们头上都戴着帽子,一个高,一个矮,走在大自然里。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我也很喜欢这个场景,并且想象那大概是海德格尔后来在黑森林隐居小庐的附近,某个下午,勒内·夏尔过来探访故识,两人遂结伴出门,走在缓坡的杂草地上头,边走边聊,当然也会沉默下来,抬头看见林木间洒下的光线,留神鸟鸣与落叶的声音,或者聆听沉默自身。毕竟,比起政治、战争,以及意识形态,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存在。

流亡之前,昆德拉曾经与另一个处境和他同样不妙的朋友激烈争吵,吵到对彼此生出恨意的地步,就只不过是为了当时捷克最知名最重要的作者赫拉巴尔。并不是大家对他作品评价的差别太大,不,赫拉巴尔是他们那代捷克人公认的伟大小说家,这没什么好争议的。他们吵架的真正理由竟然是赫拉巴尔到底应不应该出版小说。昆德拉觉得表面上远离政治的赫拉巴尔还能继续出版,是他们所有人的幸运:“只要有一本赫拉巴尔的书,对于人们,对于人们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过我们抗议的行动和声明!”可他的朋友却愤怒指责赫拉巴尔:“他怎么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时候,还让别人出版他的书?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替政府背书,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说?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赫拉巴尔是个通敌分子。”

同类的争论,后来还会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包括中国。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对于渐渐变老了的昆德拉来说,那次争吵的重点已经不再是一个极权体制之内的作家应该如何表现;回想往事,他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自己和那位朋友的友谊。两个人都是被迫害的人,两个人都活在彼此重叠的圈子之内,而且两个人都还很谈得来;然而,他们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对政治价值的重要程度,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于是友谊就此产生裂痕。

究竟政治有多重要?友谊又有多么可贵呢?两者权衡,能否分得出高下轻重?昆德拉自然比较看重友谊的价值,所以他喜欢海德格尔和勒内·夏尔一起散步的那张照片,也被布勒东与阿拉贡晩年重拾友情的故事感动。所以他说:“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学会让友谊屈从于所谓的信念,甚至因为道德上的正确性而感到自豪。事实上,必须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过渡性的,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对某个朋友的忠诚和对某种信念的幼稚忠诚相反,前者是一种美德,或许是惟一的、最后的美德。”

我不太敢肯定对朋友的忠诚是否真是最后且唯一的美德,甚至不敢确认这种忠诚一定要比对一些政治信念的忠诚重要。

因为在我所身处的这个华人社会之内,身边有太多太多遵循相反教条的人,使我几乎以为,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对这种立场最坚定的信仰,方是人间至善。在我不曾经历过的那些年头和地方,有许多人为了政治斗争,还不一定是为了自保求存,却是诚心相信过去的深厚交情真的只不过是被蒙蔽了的“小资情趣”。

在我生活过的台湾和香港,则更是亲身见识过好些相识几十年的朋友怎样因为政治立场的分别,闹到不能共存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的境地。政治可以伤害友谊,故此某些国家会有初识不谈政治(也不谈宗教)的习惯,有时甚至连老友都会在见面的时候避谈国事,十分默契。但我们华人不同,和陌生人说政治骂政府往往就和英国人谈天气一样,是种打破尴尬沉默的闲碎。同时我们又还吊诡地相信,政治是件死生与共的人生头等大事,绝对不能像阴天下雨打把伞就好那么随便。所以我们可以轻易地谈起政治,轻易地为政治争得面红耳热,然后轻易地绝交(反正,活在这个年代,绝交用不着红笔写信,按个键就好)。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该问的不是昆德拉式的问题,不是政治和友情谁比较重要;而是政治为什么会变得巨大到这种程度,盖过了其他一切重要的人的质素?一个朋友,由于我在某件事上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就觉得他和我的政治立场不共戴天;尽管我和他在别的事情上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又由于我认为彼此政治立场有别,所以我就开始怀疑他其实是个坏人,动气时破口臭骂他是禽兽,甚至诅咒他要下到十八层地狱了;尽管我记得当年相互扶助劝勉的日子,知道他的某些善良,还会想起他在困顿时刻那最最人性的软弱无助。

因为政治立场真的就是这么重要,重要过诚实,重要过孝顺,重要过仁慈,重要过宽容,重要过勇敢,重要过聪明……即便他拥有一切传统上称美的品性,只要他在政治立场上犯了错,他就该被鄙夷,值得叫做“脑残”,是我们之中的叛徒和奸贼。在这个层面上讲,今天的我们和“文革”年代的很多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以为政治是第一以及唯一。何以至此?会不会是政治一方面庞大如巨兽,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所有;同时又出现了根本的道德问题,使我们在作为人类的各种意义上沉沦失位(即便如台湾,人们也还是把政治问题看成是基本的人的身份问题,不可闪失);乃至于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处境,容不得半点错失,更加不能当成天气话题开玩笑呢?

我还得再花点力气想想。不如说回昆德拉吧,我猜有人可能会觉得他这番关于政治和友谊的感慨,多少出自他的心虚。他和哈维尔这两个老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争执,至今仍被诟病,认为他只是软弱而已。五六年前,甚至有人“揭发”他当年曾向秘密警察告密,害人下狱。普遍被认为站在历史上胜利那一方的哈维尔立刻出来替他辩护;就算当年大家立场南辕北辙,哈维尔仍然坚信故人的品德。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七十二岁的哈维尔留了一条讯息给几十年没见过面的昆德拉:“米兰,试着去超过所有事情!你知道,生命中总会发生一些坏事,然后还被媒体中伤。”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梁文道:出家人

可能是电视剧看得太多了,有些朋友打算出家的时候,他们的家人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纷纷追问是不是有甚么事情想不开,是不是精神上出了甚么毛病应该看看医生吧;「何苦」,则是他们最常用的两个字。他们大概以为想出家的人多半是生意失败了,婚姻破裂了,家人全部死光光了,然后出家孤守青灯过上比从前更苦的日子,夜夜咀嚼自己那失意的前半生。然而乔达摩教导我们离苦得乐,出家如果不是为了快乐,那就真是何苦要出家了。

真空法师就是一位快乐僧伽的典范,○七年我在一行禅师的禅修营上见到她,七十岁的老婆婆却一副不知老之将至的架势,笑咪咪地指导大家一边唱歌一边动作,一室人平均年龄四十开外,一下子好像全都回到了幼儿园,如此天真,如此放松。今年一行禅师率领梅村僧团六十多人再度访港,在湾仔平常开演唱会的场地上演讲,台下冠盖云集万人耸动,台上是两排站开的棕袍比丘比丘尼静静微笑。追随一行禅师达五十年之久的真空法师无疑是僧团里的老辈,但个子矮小的她夹在其他法师中间,朴素内敛,面带浅笑,竟然一个听话小学生似的,很不显眼,却又神奇地出众,可爱而慈悲得令人想一把抱住她,和她倾诉甚么都好。奇怪一个老人怎么能老得这么美好?

报纸上都说了,今年参加一行禅师禅修营的名人特别多,其中不乏高官公务员,例如我的朋友刘细良。他后来告诉我,其中一夜他在营房里随意翻阅真空法师的自传《真爱的功课》(禅修营内可以看书吗?这好像不合规矩吧),一翻就翻到法师至友一枝梅自焚的故事,结果他感动得立刻哭了出来。这位一枝梅可不是香港民间传奇中的「怪侠一枝梅」,而是四十多年前一位越南女青年,她自焚吁请越战双方停火,乃当时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一枝梅出殡那天,送葬行列连五公里都不止。

然而一枝梅并不是彼时唯一自焚的越南佛教徒,大家应该还记得那帧有名的照片,烈焰中一位越南比丘禅坐不动,是越战中最憾人的影像之一。有些人惊讶这位比丘禅定功夫之深,发肤俱焚,他却安然稳当,在场见证更说他脸上犹见一抹笑意。也有些人奇怪出家人怎可如此激进暴烈,自焚难道不算杀生?我读《真爱的功课》,方知当年越南僧人自焚殉身者在所多有。而这种行动不可以一般报章用语形容为「自焚抗议」,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对抗谁;相反地,这是出于慈悲,希望感动交战双方放下武器,莫再造业及伤及生灵。假如好战鹰派渴饮鲜血,我且割肉相喂,直至举身天秤,只求雏雀无恙。

可惜这种舍身精神并不能感动所有人。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固然放不过这批佛教徒,喜欢把他们丢进监狱里去;后来的共产党照样把他们投进狱中,甚至更毒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长老。一行禅师的弟子们曾经在烧焦了的战场上救伤收尸,他们用竹杆举起一面小小的旗帜,想两边的枪管将它当做暂时停火的记认。不过对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而言,停火只是一种背叛,要求停火的人全都是可疑的叛徒。不管美军和越共有多大的分歧,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找到了共识。

据说第一个把「 engaged Buddhism」中译为「左翼佛教」的就是一行禅师,但他在六十年代左翼主导的美国进步圈子里也不是到处受欢迎的。理由是他主张越战两派同时止战,以苍生为念。许多最「进步」的美国左翼认为这等于叫越共也不要再打了,而越共要是不打,那岂不等于帮了美军大忙,所以结论是一行禅师等人乃「亲美佛教徒」。没错,「进步」份子也主张和平,但这和平是美军和平撤退,北越却不妨持续进攻,以社会主义「和平解放」全越南。这让我想起了四十年后布殊攻打伊拉克时的名言:「你要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他们那边」。佛法教我们不杀生,佛法教我们放下二元对立的执念,这都不必然是很复杂的教导,但是极右的布殊和当时极左的「进步青年」居然都觉得不杀人是个很难懂的道理。佛教杂志《 tricycle》最近刊出了一篇回忆文章,追记那年头一行禅师巡回美国的往事,文章里提到禅师曾经很不客气地质问「美国和平运动为何欠缺慈悲心」,弄得一众花样青年很尴尬。是呀,慈悲就是这么困难。

真空法师的自传有一笔可堪脚注。话说 1967年,南越政府派人暗杀五位「佛教青年社会服务学院」的同学,唯一幸存者报告,杀手开枪前曾经说过:「对不起,我们要杀死你们」。死去的四人全是法师好友,不少人要求她在丧礼上的挽词中谴责凶手。法师思忖:「根据佛陀的教导,人不是我们的仇敌。误解、仇恨、嫉妒和混乱才是我们的仇敌」。于是她在挽词里特别感谢杀手说的那句「对不起」,因为这句「对不起」,说明了杀手的无奈,因为「如果他们拒绝了杀人的任务,他们自己就会被杀」。最后,她说:「这就证明了你们不是甘愿杀害我们,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迫于无奈的。我希望你们有一天也会参与我们的和平工作」。连杀人犯都要感谢,你说慈悲难不难?

真空法师这番话又让我想起了她的导师。越战过后,一行禅师随即投入救助船民的国际工作。大家晓得,南中国海上有不少海盗,他们会劫掠难民,甚至狠心杀人,事后将尸体统统丢进大海,剩下一艘狼藉空船孤独飘泊。每回收到这类消息,禅师的伙伴们都会非常伤心。有一次,大伙越说越生气,其中一人愤恨不平地喊叫:「我要杀了他们!」禅师听完大家的话,平静地说:「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是海盗,他们也曾经是可爱的小孩,他们也曾经和你我一样,一定是环境迫得他们走上这条路。真是可怜啊」。

○七年我第一次听禅师开示。坦白说,他实在不像一个太会演讲的人,语气平淡,没有起伏,没有节奏感,音量也很小,内容寻常得不得了。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全场千人,不少头脸,个个见多识广;但就在那一刻,大家都被震住了,被台上这个身材瘦弱个头不高的长者震住了。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就被彻底震慑了。身为一个靠嘴巴谋生的人,也听过无数精妙演说,我以为自己懂得一点点说话的艺术,可是我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演讲。禅师说的道理实在是太平凡太简单了,正如「不要杀人」「不要愤怒」一样简单。但是为甚么这些话由他说出来,就变得这么有道理这么可信呢?对呀,一加一等于二,太阳总是从东边出来,这分明都是真理,我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过呢?当下我便醒悟,关键不在这些道理,不在讲辞的谋篇用字,也不在讲者的腔调和音色,更不在他的相貌身躯,而在这个人本身。到底一个人要做过甚么,经历过甚么,才能变成这样的人呢?慈悲的力量如此巨大,看似困难,起点却摆在面前,问题只是你走不走这一步而已。

那些朋友为甚么想出家?那回亲眼目睹奇迹,我有些明白;做人就该做这样的人呀。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何必见戴

能不能这样说,有一种旅游文学根本用不着作者真正去旅行,因为早在启程之前,他就已经想好要写甚么了。例如廖伟棠的《衣锦夜行》。

听起来这像是个侮辱,似乎廖伟棠穷数年之力四处旅行、拍摄和笔记的功夫全都白费了。不,这不是我的意思。且拿朝圣模拟,任何一个朝圣者都不可能两手空空地上路,相反地,他一开始就满载了一大套的信念。他深知此行不能被动,而是要主动去寻求些甚么。那些他所寻求所期盼的东西根本是他一早就知道的,乃至于实际旅程之主要作用仅在于印证。然而,「印证」二字又不可以最粗浅最实证的意义解之,它还包括了某种更深层的拓展和开发。简单地讲,朝圣的重点永远不在外界那漫漫黄沙上的足印与滔滔白浪中的布帆,而在于内心真相之渐次敞示;朝圣乃是种建立在肉身经行里的灵魂旅程。

廖伟棠喜欢《达摩流浪者》,他在自己这部新作中也谈到了贾菲和雷蒙那段有名的对话:「最初雷蒙相信『所有生命皆苦』,坚信『世界上除了心以外,一无所有』,但贾菲向雷蒙解释中国禅师为甚么把弟子扔到泥里:『他们只是想让弟子明白,泥巴比语言更真实罢了。』在一次攀山的危险之后,贾菲又启示他说:『只有痛苦或爱或危险可以让他们重新感到这个世界的真实。』他们一味求空,却是实(他们在大地上的漫游)把他们对空的思考完成」。故此,旅行依然必要,只不过旅者的用心不是采撷美果探索民情,却是以道途中扬起的泥尘趋近自己一向思考一向关切着的对象。

廖伟棠并非达摩流浪者般的修行人,更不是朝圣的香客。那么,他想要的究竟是甚么呢?

莫非是写诗的借口?身为诗人,廖伟棠腹中似乎真有一条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绦虫,总是不可抑止他写诗的冲动与才华,所做所为莫不是为了写诗。所以我们在《衣锦夜行》中最容易辨识得到的特征,就是一般游记中十分罕见的大量诗句。他几乎无时无刻地写,或许是在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里头,或许是病中发烧偶而醒来乃得句二三;甚或是午夜抵达一座机场,无处可去,于是坐在离境大厅的长椅上忆记适才睡梦中的景象。就算他自己不写,也要在恰当时机吟诵恰当的诗句。于是他注意到甘南拉卜楞寺附近的一座桥,过桥时自然得想起「一梦繁华觉,打马入红尘」。

莫非是拍照?以摄影维生的廖伟棠沿续前作《巴黎无题剧照》的风格,拍下了不同地点的种种遭遇。有趣的是,这些照片正如他的文字,并不太过突出各座城镇的特性,更不以那些最著名的地标为主题,反而别有一以贯之的格调。回想起来,既然是「剧照」,每帧照片必然要服务于一出剧目所设下的基本音调。难怪他这批相片在彰显材料自身的某个特殊面相之余,也还总染带着一种气息相通的氛围了。这种氛围,我以为是怀旧。廖伟棠也曾总结过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对摄影的看法:究极而言,摄影确实是种幽灵的艺术。所有被拍下的,皆已不复存在;如果存在,也只是相片中的存在罢了;水上的留痕,林中的回声。

自Dean MacCannell 以降,研究观光社会学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旅者的怀旧心态。很奇怪,那些自命为真正旅者,不屑消费型观光者所为的人们,总是会在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地点感到一股乡愁,并且不是对自己老家的乡愁,而是对这座不曾谋面的城市的乡愁。明明他没有来过此地,明明他是初次造访,他怎么会怀起这个地方的旧呢?我想,至少对廖伟棠来说,他怀的是种前资本主义生活的旧,传说中那还没经过商业活动洗礼的本真状态。故此他理所当然地喜欢越南,因为它太像他儿时的粤西老家。到了乌鲁木齐,最多去到二道桥便好,再往里走就是挤满游客的「大巴札」了,那是一座过度迎合中土游客的主题乐园。因此他还热恋过数年前的北京,那年头还没有奥运,更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酒店;有的是仍未发达仍未长胖的艺术家与诗人,以及未经现代工程规整的原始草莽。

在这种怀抱底下,每至一处,廖伟棠所看到的其实全是自己的心象。这不是说他不懂得欣赏每个地方的新异;就像那些专业旅游作家一样,向读者报告远方的趣闻,令我们可以单单坐在扶手椅上就能想象天下的模样。其实他懂,例如那不勒斯,在他笔下便绽放出黄色与黑色混合成的泥花,诚然是彼城应当展现的情致。只不过,廖伟棠总是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面向,比方台北,他说此城有「清丽的寂寞」。我很怀疑有多少台北人会认同这个判断;可是没关系,他自己也说了,个中渊缘「不足为外人道」。

早在启程之前,廖伟棠就已经知道他在期待甚么。然而,这趟旅行仍然是必要的。读他这批文字的时候,我一直联想起百年前谢阁兰(Victor Segalen )的《出征》。谢阁兰是法国诗人,通中文,在中国做过翻译,也曾替汉学大家沙畹考察中国的古迹文物。他是个怪人,虽懂汉籍,却刻意望文生意地把一些石碑上的刻字扭曲成奇异的法文诗。当年法国盛行过一阵「异国情调」的美学时尚,谢阁兰功不可没。今天要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去打倒他那些东方情调实在太过容易,可是粗糙的政治正确批判却很容易大而化之地忽略掉谢阁兰的真诚。所谓真诚,我指的是诗人谢阁兰对想象与真实间的对抗的不懈执着。他的《出征》据说是本中国游记,但真正谈到旅游经历的片段却屈指可数;大部份篇幅,他都苦于心中想象与脚下现实之间的差距,角力与缠扭。

他说:「旅行者的义务我全没尽到,如果我不对途中风景做一番描绘的话──这种体裁是好写的。一个练习,一次体育运动而已。」「这次旅行所穿越的,就是中国——亚洲胖墩墩的皇后,一个以四千年实现的真实之国。但是,不要蒙蔽于旅行,不要蒙蔽于这个国度、不要蒙蔽于柳暗花明的每一天。……这里展示的一干人物,目的都不在于把我带到目的地,而是不断地使争执爆发出来,这热而深的怀疑、第二次地、这样呈现:当你把想象对质于真实,它是会衰退还是会加强?」

假如用这段话去解释《衣锦夜行》还不够清楚,那就不妨换个角度,换一句更有趣而且大家更熟悉的话吧:「吾本乘兴而行,尽兴而返,何必见戴」。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猫眼深渊(距离二之二)

在我不知道怎样把猫和我的故事说下去的时候,德希达( Jacques Derrida)开始呢喃了,而且一说就是十小时,这篇讲稿后来成书,英译书名《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我姑且把它译做《动物,故我在》。

他从一次非常典型的遭遇说起;那天他洗完澡,赤身露体地从浴室走出来,迎面就看见他家的猫端坐地上,抬头注视着他。是的,他说是「注视」,那只猫睁着大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看着满身水气的裸体哲学家。然后德希达觉得羞愧万分,迅速抓起一条浴巾围住自己的下身。再过一会儿,他又生起另一股羞愧,那就是为了自己的羞愧而羞愧。意思是为甚么他要害怕在一头猫前裸露呢?莫非他把猫当成人看了?他凭甚么把猫当做是人,耻于在牠面前现出自己的下体?拿毛巾遮掩下体这个动作可以算是对他人的基本尊重,但对一头猫而言,以对待人的方式对待牠又算得上是一种尊重吗?如果我们不应以待人之道待猫,那甚么才是猫的方式?怎样做才叫做尊重猫?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之间,「尊重」这个概念有甚么意思?它里头会不会也埋藏了过重的人类色彩?

简单地说,就在德希达与那头猫四目交投的那一刻,哲学开始了。

动物深不可测,就算小吉和我住了十多年,我也还是搞不清楚这段关系的意义。有人说,我不应该用「养」去形容与猫的交往,因为它贬低了猫的地位,猫可不能当做宠物。甚至连「牠」这个字也不能用,因为「牠」同样是种小看了猫的称谓。可是,你若真把牠当人,你又怎能侵犯牠的私隐,时时观看牠如厕的肃穆表情;你又怎能不顾牠的意愿,随手抚摸牠的柔顺毛发?

小吉之深,首先在于牠的眼睛。我无数次地与之对视,并且以我的方式理解它传达的信息,或者将它看成是种吻前的亲昵,或者将它理解为不满的抗议;然后我反应,用自己的鼻子轻轻点触牠湿凉的鼻尖,又或许挪开身子不敢再在门缝边偷眼望她。由于眼神的交会,我和牠产生了种种互动,就像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样。然而,我仍然摆脱不了一股疑惑的情绪,因为我实在无法肯定那些眼神的意义,甚至不能百分百地确定猫之「眼神」的存在。我怎么知道猫眼的背后是甚么?我如何可以确认牠正在用眼睛和我交流?那双眼如此巨大,在牠的脸面上占据了好大一块的比例;它们漆黑如深渊,吾人就算纵身一跃,亦不知何日见底。巴泰伊( Georges Bataille )好像说过:动物在我眼前展布了一道熟悉的深渊。

动物之眼令人着迷,自从伯格( John Berger )那篇经典的《动物之凝视 》以来,不知有多少哲人在这一点上下过功夫;却都不得究竟,不能彻底跳出人的范畴。即使德希达那十小时的演说亦不例外,你看,他想的是:「我时常反问自己,你瞧,我是谁呢?例如在沉默之中,为猫之凝视所捕捉的那一刻,那个因赤裸而感到尴尬的我到底是谁?」念及动物,便想到我是谁,此乃哲学传统不可摆脱的惯性。

自古以来,我们定义人的方式便离不开动物,比方说「人是言语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使用双手的动物」……。动物是哲学了解人类的背景,重点在于找出一种人类独有而动物皆无的特点,然后拉开彼此的距离。换句话讲,每当我们使用「人是 X的动物」这类表述去定义人类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其实都只是这句话里的「 X」,而非动物。虽然「人是 X的动物」好像承认了人类首先是种动物,但它的真正旨趣却是要否定人类的动物身份。所以我们总是在那些「 X」上头大发议论,理性如何如何,言语如何如何,政治如何如何;至于那个被「 X」隔开的动物,我们则没有太多的话可说,我们只能沉默。

难怪德希达要旗帜鲜明地宣告:「我是动物故我在」。因为在那林林总总的「 X」之前,我首先是个动物。面对小吉,面对那双黑暗深邃的眼睛,我如临深渊;我和牠的一切「交往」,一切「互动」,莫不都是我以为的交往与互动。我称牠为「牠」,似乎那具躯体之中有一位格;我对牠说话的时候以第二人称唤牠为「你」,彷佛眼前真有一个能够与我相互理解相互呼应的主体;这,岂又不是我一厢情愿的投射?陷入这般思考,我们难免就要回头追索「互动」、「交往」与「对谈」的意义,难免就要追到「位格」和「主体」的问题,历经艰困,然后终于发现「我是谁」才是我最有资格探讨的课题。

熟悉的动物是亲近的深渊,我每日徘徊在一道悬崖边上,朝向未知的他者,既不知「牠」是甚么,也不再能确定「我」是甚么,此乃存在的临界。那一双沉静的黑眼,我看着它,想念它,终于相忘江湖。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平行生命的相遇(距离二之一)

小吉是我的猫,她活了十七年。

在她死的那天晚上,我刚到北京。正在开会,准备第二天一场盛大的活动,报讯的电话就来了。那一刻,我脑中一片空白,毫无意识地猛然站起。挂掉电话之后(我想,我那时的脸色应该不大好看),我和来客简单说了一下刚刚发生的事。于是大家都觉得这场谈话不好继续,是该离去的时候了。然而,他们还是认为应该拍几张合影;其中一人说:「难得在北京和梁老师见面」。后来,我在一个网站上看见这帧照片,原来这次会晤也是值得他们发布的新闻。

假如,只是假如;你刚刚收到家人去世的讯息,你猜你身边的人还会不会拉着你合照,并且绽出那种只会在照片之中出现的笑容呢?

于是接下来的另一个晚上,当同桌友人问我神情何以沮丧,精神有点萎靡的时候,我就懂得更详细的说法了:「我的猫刚死,她是我看着长大的,就像女儿一样」。结果举座十来人竟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干笑。

其实我是懂的,除了干笑,也许真的不会有更加恰当的反应。知道别人近亲去世,自然谁也笑不出来。但是对许多人而言,从一只猫到一个家人之间毕竟有着太大的距离,这段距离甚至使人尴尬;而笑,确是面对尴尬的条件反射。

对于这种种情状,我并没有动气。一来是因为我也要负点责任;不知何故,我总给人一种情绪稳定的印象,似乎无论出了甚么事,我还是可以如常说话如常思辩。二来,我那几天都摆脱不了那种空白,彷佛无法参透「小吉死了」到底是甚么意思。她死了?意思是她不再与我共存于此世吗?

那几天我不可抑止地想象她最后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她可有搏尽力气地发出最后的哀鸣?抑或疲惫已极地沉沉睡去?生命究竟是甚么?那具躺卧的躯体分明就有小吉的样子,但它比起之前还爬得起来的活物到底少了些甚么呢(或者多了甚么)?

我再三强调她是我的「女儿」,可是我连这句话也不太敢自信地肯定。据说猫寿一载可当人寿七年,所以她走的时候已是不可思议的高龄了。想当初她出现时仍是只未开眼的小猫,五官不停流液,医生说活下来的机会不大。长到后来却居然比我还老。如果这叫父女,它又是种怎么样的父女关系呢?

她一直健康,即便到了临终前的三个月,也还能吃能跳能跑能玩,表面看来与小猫无异。可是另一方面,我亦明白她早就不再年轻,根本是个老妇。至于我,虽然不比当年青壮,但又远远不能说老,起码算不上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是白发送黑发,难道这是很正常的壮年人给老人家送终?莫非一个女儿在十七年间就变化成了一个长者?

在「年轻」与「衰老」的概念之外,我当如是思维:这原是两道平行生命之不可能的相遇。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猫林(树蛙与猫林之二)

许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走进一片疏落的树林。光线渐暗,风势渐强,我只顾着低头跟踪蚁群的去向,不顾头上抚过多少榕树的气根与尺蠖的唾线,直到我感觉前方一团红影晃动。猛抬头,差点就撞上一个廉价的塑料袋,定神一看,里头竟然装了一只死猫。它就这么吊在一根横在半空的树枝底下,随风轻荡。

第二天,我告诉同学这个意外的发现,他们却道是平常;原来人们总是把猫吊在树上。当时我没听清,还以为大人恨猫,遂以如此阴狠的手段处死牠们。很久以后,我晓得那不是处死,而是处理猫尸的方式。台湾民间有这传统,狗死流水,猫死上树。据说这是因为猫有邪性,死也不能让牠着地。可是,在我还未来得及了解真相之前,一座吊满了死猫的树林的形像就已经稳稳植进了心里。对我来说,那是一场大屠杀的痕迹,也是我残暴少年的象征。

我透过一座悬挂死猫的树林的意像去总结自己的童年,并且循此回溯记忆中的卑鄙黑暗,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空气中弥漫着大规模暴力气息的时段。乡社祭神那天的清晨,我总能听见猪公被宰时的嚎叫;黄昏时份,我常常看到一群青年在路上追打三两校服不整的学生。我也是,鼻腔老是可以感到血气上涌的味道;不敢打人的时候便用手逐一撕落蚱蜢的腿脚,或者把各式不知名的昆虫放在滚烫的灯泡上炙烤。

我的嗜血,究竟是来自天性?还是(套句俗话)社会的错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实在有太多的书可看,因为人类从来就着迷于种种不可言谕不可形容的邪恶与黑暗之极致经验,并且努力地以最大的想象力把它们呈现在言文的形容。所以但丁《神曲》的地狱永远要比天堂吸引,也永远能够唤来更多的诠释和演译。你看,就连计算机游戏都用但丁笔下的地狱当主题;天堂根本不好玩,它太乏味了。

最近读完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 )的《路西法効应》( The Lucifer Effect ),我感到一种诱惑,因为它似乎想告诉我,我本来是个好人,全是环境让我变得这么坏。关于人何以残暴的问题,我们知道性格论与处境论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进路,很多人相信这是性格甚至基因的决定,但也有人主张处境属于后者,它讲的原是一场奠定处境论的经典实验。

那就是有名的「史丹福实验」了。四十年前,还很年轻的史丹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津巴多设计了一座监狱,把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演囚犯,一组扮演狱卒,看看他们怎么适应角色,融入环境。这个实验原订两周,却不得不在短短的五天之内被迫中止。因为那些学生演得实在太好,平日友善温和且善解人意的大学生竟然一夕间成了虐待狂般的凶恶狱警,受尽凌辱的「囚犯」则迅速进入状况懂得委屈求存的门道。这个实验震撼学界,是后来教科书里的著名案例。津巴多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才以这本专著亲身剖析当中细节。几天的经历,几百页的篇幅,他巨细靡遗地报告了那场实验的来龙去脉。最叫人惊讶地,还不是那些学生的变化;而是他身为主持实验的负责人,居然也浑然忘我地化身为一个对眼前失控情状视若无睹的「典狱长」。

津巴多的结论是只要穿对了制服,设定好背景和制度,再接受一整套似乎言之成理的说法;一个曾经活人无数的医生的确可以在集中营里调整毒气的浓度,一个子女隔天就在你家过夜的亲密邻居也的确可以忽然抡起砍打劈死你的小孩。简单地讲,他是在用心理学上的扎实研究证明汉纳.鄂兰( Hannah Arendt )所说的「平庸之恶」。

我犯过的错不可尽数,不得告人的阴暗尽在心底。那么,这一切是否皆由处境而来?好比文革,总有人想从文化、历史以及意识型态的根源里寻找父子反目与挚友互相出卖的答案。必须承认,这些研究也好《路西法効应》也好,它们都有说服力。可是我很害怕,因为它们太容易就会反过来成为开脱罪过的借口。当年有人误解汉纳.鄂兰,以为她想替看起来十分知书达礼的艾希曼辩护,说他只不过是一个邪恶制度的跟屁虫,甚至还是纳粹的另类受害者。他们被汉纳.鄂兰的文章激怒了。一个杀手就是一个杀手,他怎能把责任推到制度身上?这绝非汉纳.鄂兰的本意,不过我明白这些人的愤怒。

是的,人会受环境影响,人会被制度改变,人会被意识型态洗脑;但为甚么偏偏我会是那种「人」?从全称的「人」到这个「我」之间,岂不有着太宽太深的鸿沟?这个能思考能行动的「我」要如何跳跃,才能到达那个无法避免罪恶之必然的那个「人」呢?莫非任何一个穿上狱卒制服,拿起手铐和警棍的人都一定要变成那种自以为威权在握不容挑战的恶徒?

也就是说,包括《路西法效应》在内的这些书写只不过是描述了一个「类」的通则,而我却未必会是那些类别里的有効个案;我不能以此宽宥自己的罪责。汉纳.鄂兰与菲利蒲.津巴多都指出了个体超脱环境的救赎之道,思考之人本不当是集体和制度的囚徒。一片吊满猫尸的树林也不该是我涂炭生灵的理由。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蛊(树蛙与猫林之一)

北京饭桌上的朋友要我说此生其中一件至卑鄙至可耻的行为,我说了。然后他们都笑,觉得这那算得上卑鄙。

它当然算。否则我不知道甚么叫做卑鄙。

那年我念小学四年级,喜欢到处搜捕昆虫,捉到之后再将牠们制成标本。以我的年纪来算,我觉得自己的技巧算是高超,懂得用捕虫网捕捉蝴蝶却不伤其双翼分毫,再巧妙地用手指轻揑其柔软的胸腹,让牠窒息,最后小心地把牠放进事先折好的三角形小纸袋。我注射福尔马林以防止死去昆虫的腐败,我利用自制的夹板加上大头针以开展牠们的翅膀和六肢。我晓得怎样保持干燥,让那些标本看起来就和外头买的一样漂亮,栩栩如生。

后来我发现许多学者都曾循此路径走向科学的世界,例如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Wilson)。但是他们和我不一样,尽管听起来古怪,可他们的世界却真有一种莫名其妙却又难说得清楚的爱。也就是说,像威尔逊这种人在制作昆虫标本的时候,他是带着爱的。他杀戮,但他有真正的求知欲与好奇心;他喜欢跟踪蚁群行进的模式,聆听蚱蜢后腿摩擦的声音,他真心喜欢这一切。假如他偶然杀死牠们,那也是为了更加贴近牠们的内在。后来的威尔逊不仅是蚂蚁权威,而且成了生态保育运动大将,他铸造「亲生」( biophilia)一词,力图说明人类有种与生俱来的万物之爱。

我是不同的。我怀疑科学只是自己的借口,用以掩盖抑止不住的嗜杀之欲。我用制作标本的精密步骤和严谨程序去为屠杀生灵的残酷行为穿上一层白色的消毒外衣。证据就在小学四年级那一年。

我先是捉到一只壮健硕大的楸形虫,牠的甲壳油亮,两根可以夹合的犄角非常神气地高高翘起,角的内侧则有锯齿般的突状物,非常威武。别看牠长得凶悍,就和一辆坦克车似的;其实楸形虫是种性情温和的甲虫,靠吸吮树汁维生。虽有一身坚硬的外壳与骇人的犄角,但只会用来自卫,以及求偶时不损竞争者性命的打斗。

同一天傍晚,我又在一片草叶上找到一只大不过拇指头的树蛙,牠浑身湿滑呈浅绿色。如今回想这该是个可爱的小动物,但当时我却把牠当成难得的猎物,只想用牠试试我的新玩具──那只楸形虫。我将牠俩丢进一个糖果盒里,想看看狭窄的空间会逼出一个甚么样的结果。结果牠们动也不动,吓坏了似的,各自瑟缩一个角落。于是我愤怒了,干脆自己动手,捉起树蛙把牠送进楸形虫的攻击范围,挑拨后者的犄角。终于,楸形虫本能地夹上了双角……。我看见树蛙柔弱的躯体软瘫在楸形甲虫的角上,四肢停止颤动。更可怕的,是牠小小的嘴巴居然吐出了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我猜那是牠的肠胃,因为受不住压力,所以全都从口部倒涌上来。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个画面。它就像梦魇一样地缠扰着我,不时浮现。对我来讲,这就是世间上最残酷最可鄙的暴力。虽然不是杀人,但我又怎能肯定它和杀人没有任何连系呢?后来有朋友说这只不过是场无伤大雅的男童恶作剧,叫我别再介意。可是我无法接受这么浅薄的安慰,在我看来,暴力的潜能与嗜杀的欲望全都体现在那关键的一刻了,后面便是无尽深渊。而且我相信正因为是小孩,那股黑暗的倾向才能毫不掩饰地直接敞现。年幼并非借口,相反地,正如《苍蝇王》所示,残忍是不管年龄的。你知道这件事最残忍的地方在那里吗?楸形虫与树蛙都是害羞而温柔的小动物,可是我却逼迫前者做出非其本性的动作,促成另一条生命的痛苦终结。

后来我向神父告解,他教我祈祷,以后不再犯上同样的错误就好。可是我仍然放不下,因为认错不算甚么。做错事,承认就够了吗?我杀了人,对不起,我以后不杀了。承认错误只是第一本,单纯认错则是廉价的。任何错误与罪恶皆须深索其源头,直抵核心;起码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读书(因为这向来是我认识问题的方法),试图在书里辨认自身暴力与邪恶的来处。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她也是个母亲(香港与马尼拉的距离二之二)

我只不过是想请一个女工,所以我不需要认识她的祖国,除非那个国家的「民族性」和这份工作有关,能够让我判断到底哪一个国家的工人比较适合我。尽管如此,那一点点典型民族性的知识也用不着太过丰厚,它越稀薄越好。同样地,我请了一个女工住到家里并不就意味着我要做她的朋友。我不想知道她老家的方言,不想知道她名字的准确发音(反正为了方便,我会用中文替她重新命名),更不想了解她也许是位母亲。

问题在于就算我知道她身为人母的身份,可谁又是她的孩子呢?

我常常在早上见到一群菲佣领着小孩等校车,孩子在一边嬉闹,菲佣在另一边闲聊。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菲佣聊天的主题竟然就是这些孩子。她们会比较谁家的校服干净一些,她们会瞧不惯那些最佻皮捣蛋看起来最没有家教的小孩,她们甚至会抱怨如今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怕孩子回到学校自己背的时候受不了。这一切使我感到彷佛她们才是眼前那帮小坏蛋的亲生母亲;而那些小坏蛋则是她们的骨肉,而非她们的「少主」(我一直不太明白香港传媒怎么就如此喜欢『少主』这个称呼,难道所有请了外佣的人都是地主员外大老爷?)

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里面描述过一种叫做「移情母职」( diverted mothering)的状况:「随着移工母亲与故乡孩子之间关系的日渐疏远,她们往往在替代母职的工作中寻找情感上的补偿」。也就是说,她们会渐渐地把雇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乃至于走到了一个溺爱他们,并因此为雇主抱怨的地步。有时候,她们又会担心这段感情稍纵即逝,怕这些被自己带大的孩子迟早有一天会忘了自己……

至于聘用女佣的家庭主妇,则会发展出一种「母亲──管理者」的角色,虽然有人代替自己操劳大半家务,可是这个家仍然被视做是她的责任范围。她要监督和管理女佣的工作,指导后者完成任务,指责后者的错误;就算夫妇俩都要上班,这些事却还是落在主妇身上,一般丈夫是不大愿管的,因为他们会说「我已经出钱给你请了一个女佣了」。

对着子女,这些「母亲──管理者」尽管下放了不少工作给女佣(比方说接送小孩);可是她们还得保留一些比较「高级」比较有「精神面向」,同时又能跟孩子产生亲密互动的项目。蓝佩嘉说:「『精神层面的母职』是那些母亲认为可以用来确认自身地位,以及强化与孩子间的情感连带的家务工作。换尿布,整理小孩混乱的玩具房等与肮脏及失序画上等号的工作,时常是母亲避之唯恐不及因而会指派给女佣的任务。教育及帮助孩子社会化的家务工作,像是念故事书给孩子听,帮忙孩子做学校功课等,则多属母亲的责任,很少被指派给家务移工,因为人们认为她们的文化『不适合』或『不够格』完成这些工作」。不过我们也都晓得,菲佣之中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在原乡也许还做过老师呢。接受蓝佩嘉访问的其中一位菲佣便曾指认出她的研究方法叫做融入( immersion),然后和她分享有关田野调查之种种经验。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些女佣在老家或许是有孩子的。她们远渡而来,照顾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她们的孩子还在家乡的石子路上踱步。一年,或者两年,她们可以见上一面;平日,她们要忍受无法陪伴亲生子女成长的痛苦。菲佣 Molina流着眼泪告诉蓝佩嘉:「有时候我会在晚上哭。我会想,我正在照顾别人的小孩,那谁来照顾我的小孩呢?这么多年来,我都不在他们身边,他们总是问我,妈妈,你为甚么总是不在?我说,我虽然不在,但这是为了你的未来」。

照道理讲,我们应该可以体会这种心情:孩子的生日你总是不在,孩子的毕业典礼你总是缺席,除了把那些场合的照片带在身上之外,你甚么都做不了。可是,我们仍然轻易忘记同一个屋檐底下原来还有另一位母亲。在她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们怀疑那大包小包究竟装满了甚么,叫她打开让你检查,里头居然有一大堆零食甚至果汁。原来她想让自己的小孩尝尝香港人平常吃的东西,这是她补偿母职的方法。

又有些时候,她老是躲在房间里说电话。没错,她有自己的手机,花不了你家的长途电话费。但是你总觉得这是不务正业的态度,尤其害怕她在认识「坏朋友」。其实那叫做社交,是她平日孤独的唯一慰解。如果你不喜欢,夜晚她干脆躲进被窝里收发短讯;或者趁家里头没人的时候煲煲电话粥,直到钥匙插进匙孔的声音响起,再急忙挂线装做没事。

她们到底在跟谁说话?说些甚么?依据蓝佩嘉的研究,她们也许正在扮演「跨国持家者」的角色。例如,「为家人安排设计每周菜单,每天用简讯叫小孩起床,或是每天晚上睡前用简讯寄给孩子一则《圣经》的话语」。最近我们香港人也都知道了,在香港当家佣竟然要比在菲律宾当警察还好赚。不难理解,她的孩子在菲律宾其实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会被友伴欺负,叫他们埋单一切开支。夜里,母亲要在电话中安慰孩子,教导他日后为人处世之道。虽隔千里,只要有这一具电话,就表示妈妈没有忘记。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她只是个女佣(香港与马尼拉之间的距离二之一)

直到菲律宾人质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无知。没错,我晓得当年马可斯夫妇的荒唐,知道阿基诺夫人的「人民力量」,甚至听过他们社会运动的兴盛,看过他们小剧场的活力;可是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本应比这点皮毛深得多才对。因为香港几乎已有一代人是被菲律宾人带大的了,目前还有十多万「菲佣」住在香港,她们或许就在我们家里和我们朝夕相对,或许就在你每天上班的路上与你天天照面。如此亲近的一群人,我怎么会对她们如此陌生,又怎么可以对她们的来处如此无知呢? 台湾社会学家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是本备受好评的论着,内容丰富而精致,虽然谈的主要是身在的台湾的外籍帮佣,但这两天我还是能在这部书里学到不少东西。就拿「外劳」这两个字来说吧,它提醒了我,尽管都是来香港打工的外国人,但我们绝对不会搞错那些出入中区金发碧眼的西装友,与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工人的区别;前者叫做「expat」,只有后者才会被人称作「外劳」。蓝佩嘉说:「这样的现象告诉我们,种族界线实与阶级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阶序有高度的相关」。 不只如此,我们还要分辨菲佣、印佣与泰佣的差异。我在「海外雇佣中心」的网页里看见「家佣特性」这一栏,点进去一瞧,发现它倒是很能用最精简的语言去描述不同种族的族性。关于菲佣,它说她们「学习能力较强,平均较注意个人卫生,思想括达(『括』字写错了)」;关于印佣,它的评语是「性情纯朴,思想较单纯,服从性高,很少与雇主争执,任劳任怨」。这些评语十分符合一般人的印象,我们一般人的确喜欢说菲佣「比较古惑比较醒,识英文,又识得联群结党」,印佣「比较听话听教,但是有点『钝』」。 蓝佩嘉深入考察,指出这不只是中介商种族主义眼光作祟,更是一整套引入工人方式的结果。招聘菲佣,他们会在城市中心登广告,所以招来的主要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白领。但是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走的却是乡村路线,图的是乡下人「尚未被污染」,而且一招就招来同一个家族里的女性成员,好让她们彼此监看不敢胡来。除此之外,语言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有些人爱找菲佣就是看上她们的英语能力,带小孩还能顺便当英语家教。问题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英文又流畅的女佣也比较有能力和雇主计较,懂得争取自己的权益(所谓的『古惑』?)。相比之下,印佣的英语不太行,但可以使用简单的粤语,不只能够和老人家沟通,更重要的是那些沟通必然简单。简单地说,她们不能以复杂的语言和雇主讨论自己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究竟算不算是违反劳工权益,她们只能简单地回答「系嘅,太太」。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有一位前市政局议员抱怨中环每逢周日就被菲佣「霸占」,建议大会堂的厕所不该开放给她们,以免损及市民的利益。星期天的中环,那也的确是个奇景,这一大群菲佣会唱歌跳舞,在这座城市的中枢野餐。蓝佩嘉写道:「当家务移工星期天出门时,她们离开了雇主的管辖范围,也远离家乡父母与丈夫的视线,她们换上了紧身T恤、迷你裙、名牌牛仔裤,戴上闪亮的金项链、摇曳的宝石耳环,踩着高跟鞋,再刷上睫毛膏,擦上口红和指甲油。透过这些有形的装饰,她们妆扮出一个截然不同于在雇主家工作的形象,将自己投射成为一个都会、时尚的异性恋女性形象。」只是星期天,她们能够脱离彼此隔离的工作状态,聚在一起互诉心声笑闹玩乐(但又不能玩得太晚,否则雇主不高兴);只有星期天,她们变回都市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打扮自己(但还是要小心,雇主会怀疑你把自己搞得那么香艳是不是『变坏』的征兆,所以你最好把香水口红迷你裙装进袋子里,出门之后再像超人一样地变身)。 平常,她们住在雇主家里必须扮演一个温驯谦卑的角色,尽量拉开自己和女主人的距离。蓝佩嘉说:「她们经常用这种说法戏谑地赞美朋友的打扮:『You look like our madam!』」。为了演好一位女佣该有的样子,她们还会在中介商的指示下剪去一头长发(在印度尼西亚,那尤其是女性珍惜的特征)。然后,或者带着泪水把落发收拾起来,仔细藏在一个布包里头。自此之后,她便是一个家佣了;只是一个家佣。 我想起「德成雇佣」的那则电视广告。先是三个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泰佣、菲佣和印佣分别以母语介绍自己,结果她们全都被挡在门外。最后,一位身着制服的女工用粤语说「我来自德成」,她便能顺利地走进一个家庭的大门。她不只是这几个人里头唯一留着短发的女工,她还是一个最没有国别色彩最纯粹最抽象的女工。假如我们想要的就是一个脱掉性别身份去除国族背景的单纯女工,我们又怎能注意到她身后的那个国家菲律宾呢?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记忆如何错误──奉覆陆离女士

前几年正当天星码头的存废之争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有几位朋友觉得那批保育份子的热情很不可思议;他们不晓得为甚么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会这么在乎一座老建筑的去留,也不明白自己曾经不太重视的「集体记忆」怎么就忽然成了一股潮流。虽然,集体记忆并不是那场运动的唯一诉求,可是它却实实在在成了许多香港市民了解此事的入口。说到集体记忆,我这些朋友可就有话要说了。有人想起数十年前渡轮上不同舱次间的身份差别,有人则想起这座将要拆毁的码头早就不是当年自己天天经过的那个老码头了。假如保育份子现在要保的东西根本不是甚么饶有年岁的原件,而是一个完全后生的新事物;为甚么他们还要为它付出这么大的劲呢?又假如一位上了岁数的人,明明见识过两代天星码头的交替,却还是默默走到现场,看看这群青年的喧腾与汗水;你猜她心里头到底抱着一种怎么样的情怀呢?

这真是一个越想就越复杂,也越想就越有趣的问题。而这种联想,本来大可以发生在《梁文道访问卢玮銮:关于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读书好》2010,4月)的读者心上;但是因为我的一个错误,弄混了卢老师的原话,没有点出她真正有过感情的其实是上一代的天星码头,于是我的读者便丧失了这个机会。这难道不是一件很让人遗憾的事吗?

我替《读书好》杂志做过不少访问,以我粗疏的性格,恐怕每回都记错了很多东西。有些受访者(如董桥先生),或许会婉转相告,使我得以在后来结集时改错更正;可是有些受访者客气,我便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了。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陆离女士的《提问?答问?疑问?──浅谈梁文道》矫正了我的错失,使他们能够重新体会卢玮銮老师的微妙心境,这难道不是一次非常慈悲的布施吗?其实,我觉得任何批评也都是一种了不起的布施。

二十年前,我好打笔战,甚么「真理越辩越明」之类的道理我全把它当成争胜的借口。现在回想,那是因为我以为自己要比自己所谈的事情还大。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写过的文字说过的话全当成自我的扩大与延伸,那他当然就不能忍受别人对他那些产物的挑战了。一直要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原来每次签在书上的那些「×××先生斧正」都应该是真诚的。至少我以为,写作并非自渎,要写是因为有些事值得说与人听。一切攻错,一切笔战,都真的和自我之尊严无关。

话说回头,其实陆离女士的某些提问我早就辗转在林道群兄和迈克的文章里读到了,只是当初我一来怕贸然直接回复陆女士不太得体;二来我也心存玩忽,甚至还想学迈克搞笑一把。如今反复拜读陆女士的大作,难免后悔不已,不能不深自省思。

首先,我却先要澄清关于「西西回流说」的问题(陆离女士见到的那篇文章其实是《读书好》杂志对我在今年台北书展的讲话纪录)。也许大家不相信,但我的确知道西西的作品首先是在香港出版和获奖的;任何一个对香港现代文学史稍有涉猎的人恐怕都不会搞错这点吧。所以我那番话的重点并不是西西作品首发的地点;而是在一个和华文出版有关的背景上看,假如没有台湾文坛和出版界的「回流效应」,本地政府和文学界之外的社会人士可能不会广泛认知西西的重要,本地广大读者也就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读到西西的作品了。我这个想法对刘以鬯先生和《素叶》等诸多前辈没有丝毫不敬,纯属以事论事而已。

如果「西西回流说」这一点是观点的分歧,那么陆女士提出的其余疑问便都和事实相关了,而且她说的全部都对。尤其是我在《我执》里头述及古苍梧先生见证陈辉扬先生在五台山剃度一段,更可谓大错特错。扰及二位前辈,我非常悔恨,谨此衷诚致歉;拙作来日要是还有再版的机会,定当声明更正。另外,我在《失落的慢读》中又错把史诺比每天一字读完《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改成了他每天一字地打完全书,这也要特别多谢陆女士的指正。

为甚么我会记错这两件事?这类错误有没有可能避免呢?表面上看,这叫做粗心大意,只要为文之际多加查证即可。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对自己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为我们每天说话写字都会涉及大量事实,想要逐一核对根本就不现实。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自己有没有感觉到核实对证的需要。假如我要谈汉朝灭亡的年份,那么我一定会去查考它的确切时间;可是在我写到太阳升起的方向时,我就肯定不会要求自己再亲身观察一次了。简单地讲,我应该把前述问题修正为何以我会把这两条事实的记忆当成太阳从东边升起的那一类「常识」?凭甚么我会有这种不自觉的信心呢?

为了深入认识自己的过失,除了不懈追问自己的记忆方式,这两周我也翻阅了好些有关记忆的书。果然,在已故法国哲学家里柯( Paul Ricoeur)的《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里头,我读到了一个很有用的区分,那便是「回忆」(remembering)和「记忆」(memorization)的分别了。「追忆」指的是清晰意识到自己经历过的往事,并且主动回溯追索有关那次事件的认知和感受。「记忆」则是一套相对稳固的信息与感知,纯粹有待吾人苏活催醒。放在我这个例子来看,问题就在于我根本没有要「追忆」那两条讯息的意思,因为我早就把它们当成一套非常稳定的「记忆」,似乎自然而然地就能把它们呼唤出来。结果很明显,哪怕我写得再小心,我很可能还是会犯下这个错失。因为这两条错误记忆埋得太稳当了,乃至于我根本感觉不到「追忆」的需要;如果没有意识到「追忆」的需要,我又怎会主动核实它们的真假呢?

然后我就可以再往下探,挖掘这些错误记忆的根源了。科普作家马莎.魏曼.里尔(Martha Weinman Lear)在《谁偷走了我的记忆》 中介绍了不少记忆系统的分类法,其中一种是「语义记忆」和「情节记忆」的区分。她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这两套记忆的关系:如果「帝国大厦位于纽约市」属于「语义记忆」,那么「情节记忆」就是「我们曾参观过帝国大厦」了。也就是说,前者关乎客观事实,后者则是对于这项事实的个人体验。一般来讲,前者要比后者易记;但是后者有时也会影响到前者,正如个人的主观经验可以扭曲客观事实一样。我为甚么会生出古苍梧先生目睹过陈辉扬先生出家这么离谱的记忆呢?莫非这是受到了我对二位先生的印象之影响?而这些印象和自己的情感有某种联系,于是我把一套非常主观的情节加在另一篇文章之上,形成了一套自以为不必追索的稳当记忆?

在魏曼.里尔这本书里头,我还读到加州大学狄肯教授的一段话:「我认为记忆是种复写的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某物上不断复写的过程。因此,目前记在大脑中的每个事件,还是当时记下的模样吗?或许是,但不是以我们所想的形式存在。因为每当我们记下某些事情,我们总会将其复写在其他记忆之上」。如果我这两条记忆不只经过个人主观经验的变形,而且还在复写的历程中不断掺入了其他层次的记忆;那么我就必须面对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了,那就是导引这一切扭曲与复写的倾向究竟源自何处。

根据魏曼.里尔,错误记忆有时来自于想说一个好故事的欲望。这故事不一定需要听众,它也可以只是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对我而言,「史诺比每天一字地打出了《战争与和平》」可能是个比「史诺比每天一字地读完了《战争与和平》」更吸引的故事,所以我就把真实的版本改造成前面那个版本了。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个改造版本的难度更高,涉及到了我对艺术创作之极限的兴趣:也就是说,文字写作可以在一种没有预先谋篇的情况下逐字组合而成吗?

无论如何,记忆这回事正如魏曼.里尔所说的,就和梦境一样,深受潜意识中欲望与恐惧的影响。我渐渐发现陆女士指出的这两项错误皆是我个人欲望投射的结果,也是我某种恐惧的回声。所以陆女士对我的其中一项指责现在看起来就格外有意思了。在批评过我搞错了史诺比的故事之后,她进一步责难我对那个故事的感想是「过份镶嵌花巧的文字,去包装记错又信口夸张的内容」。照道理讲,一个人若是从头就记错了一件事,他建立在这个记忆上的随后铺衍又怎么能说是刻意的包装呢?然而,陆女士这句话在我眼中却别具哲学意蕴,因为它等于是在问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刻意错认」( deliberate misattribution),然后再对它巧饰遮掩。我怀疑这也许正是我的情况:在潜意识的层面,我知道真相,只不过为了成全欲望逃避恐惧,我竟选择扭曲真相并覆上重重厚网,好把它们转到自己期望的方向。至于欲望甚么恐惧甚么,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但起码我认识到了克服这类过错的一些办法。我不能保证日后不再令到陆女士懊恼,我只敢说自己对拙作的一切过犯通常要比指正我的先进还认真。

陆女士又很懊恼我常常在英文的复数型上犯错,这也令我非常抱歉。坦白讲,我中学一直没有念好,回港升读高中以前,甚至连 26个字母都背不全,真是有愧师长教导。虽然后来凭自学稍有长进(最少能背字母了),虽然自忖 s这个音还是发得出来,但我英文基础烂却是不争的事实。今幸得陆女士不吝教诲,我一定提神改进。

也许可以教陆女士稍感宽慰的,是我已决定从下期开始便不会再替《读书好》杂志做人物访谈了,应该可以减少她的烦恼。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觉得我今日犯下的错误都是我「红」了之后心高气傲的结果,不过我可以衷心地说,对于「红」不「红」这种事我一向没有太大感觉,如果有,那也只是更加厌恶自己。然,各方友好的要求以及与日俱增的工作却压得我不胜负荷。就拿《读书好》的访谈来说吧,首先我要记者把录音逐字打成一份三万字上下的原稿(所以他们才是最辛苦的),然后我再将它修整为剩下一万字左右的文章(所以最后的文责在我)。尽管我常常要花一个通宵才能勉强完成这个工序,可我就是无法防止把《中国学生周报》弄成《中学生周报》之类的笔误。除了无能,时间不够肯定是个很要紧的因素。

不知何故,少年起我就有种不会活得太长的感应,再加上不善拒人,往往不知不觉便揽下太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可如今我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当知个人限度所在,不应再把自己看得太重。世上能人不少,香港新进尤多,怎知道别人不会干得比我好呢?为此,我要再度感恩陆女士的善意提点,助我航向另一段旅程。

(附记:上周拙作《莫贝之别──敬覆方舟子先生》原来弄错了响应对象,《揣着胡涂装明白的梁文道》一文实乃流光君手笔,方舟子先生只不过是转载该文。在此向二位致上万二分歉意之余,又让大家见识到了我的粗糙疏忽,岂不可笑?)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