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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守护宇宙

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曾经完整的宇宙,直到他逛书店为止。

我们大概都曾被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买那么多书,你看得完吗?」我们通常不屑回答,因为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一定不是「我们」的一分子,他和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宇宙;而「我们」的定义恰恰就是一群只管收书,却从不担心书看不完的人。可是这个说法还不够完善,它只是条形式上的定义,仍未触及形式背后的理性与原则。换句话说,「买书却又不担忧书看不完」是一个有待追溯、有待解疑的命题,我们当然可以take it for granted地置之不理;不过,负责任的人都晓得这里头仍然包藏着更深层的问号,不可轻忽。

所谓「我们」,各自殊异;有人是专门的收藏者,心无旁骛地盯准某个作者某种门类,比如说所有四九年前老杂志的创刊号;有人是象牙塔里的学者,努力跟上相关领域的一切新潮,唯恐目光死角将要兴起一股滔天巨浪,迟早会把自己卷走;还有些人是永不餍足的贪婪读者,见猎心喜,深信密林中最隐蔽的地方必定长着最鲜艳的物种。然而我们始终是同一种人,都曾间歇而短暂地以为自己拥有的藏书已经构成了令人心安的小天地,自足圆满,可居可停。除非我们再次踏进书店。

一走进书店,藏书之间的缝隙就出现了,越来越宽,越来越显眼,终于扩大成令人难堪的裂痕。你以为自己已经知道莎士比亚是谁了吗?不,又有人举出新证,再度掀升他的身世论战。于是你赶紧把它买下来,将它填进那堆早已排得密密实实的莎翁传记之中,以免密不透风的圆顶漏下一丝粉屑。再过几天你又发现另一本书研究莎士比亚笔下的植物,意外地揭示出,他对农业的了解竟然堪比最博学的博物学家。还有还有,一位莎剧演员身后留下的日记,一本当时宫廷宴会菜单的考掘,一部女皇座下首席财政大臣的仆人之回忆……你在书店发现得越多,你的书房就越不安稳。

重点从来不在阅读。我们就像女娲,不能容许天上出现裂洞,只能不断从外面那更广大的黑暗中猎捕路过的流星,将它们一一安放在稳定运行的轨道上,把里面这个小小的世界伪装成秩序严谨无有缺遗的宇宙。书店提供矿藏,我们采炼补天;书店也是最大的威胁,总有数不完的殒石飞掠。为了世界的完整,为了书架上一本书与另一本书之间再也插不进一线头发,我们来回书店,孜孜不倦,是宇宙的沉默守护人。

【来源:联合报-怀念书】

梁文道:失落的慢读

我的第一堂阅读理论课是史诺比教给我的,而且至今管用,仍然持续地提醒我书该怎样读。

史诺比迷一定还记得那则著名的漫画,史诺比坐在他的狗屋屋顶,对着一部打字机专心写作。有朋友问他:「史诺比,你在写什么呀?」他诚恳回答:「我每天打一个字,迟早能把整部《战争与和平》打出来」。

如此简单的情节,却包含了丰富的意蕴,譬如说我们可以怀疑重写一部著作的意义,那是抄袭,还是巧合?有没有可能在没看过《战争与和平》的情况下把它一字一句完完整整地重新写出来呢?如果有,这算是什么创作?它是一出历史的喜剧吗?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则故事,比如说写作与阅读的秘密机制。一部小说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吗?我今天在写「历史」这个词,明天接着补上「是」,后天再加上「国家」,三天之后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不,小说以至于任何类型的书写都不可能是这样子完成的。同样地,我们也不可能严格遵循每日一字的速度与纪律去阅读《战争与和平》,每天一词,不多不少,第一天是「历史」,第二天「是」,第三天「国家」……这是种无法想象的阅读。

虽然「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这句话是由「历史」等好几个字词组成的句子,如果我不明白这些字词的意思,我就不能读懂这句话。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句话把那些字词恰当地安排在一定的顺序上,它们也就只不过是一堆漂浮无根的符号而已,各自向四方发散出寻索意义的触角,不稳定不明确,暧昧难明。例如我今天只准自己读到「历史」这个词,但它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谁的历史?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除非读完一整句话,否则你就不会明白这个「历史」的确切所指。

感谢史诺比,是他让我第一次认识到「诠释学循环」的奥妙;由部份理解整体,自整体理解部份,这是诠释一个句子的循环,诠释一本书的循环,甚至是诠释一切书籍文明的循环。这套理论已经不算什么新潮学说了,任何受过一点文学研究训练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它的原理。但是这种熟悉,这种把它看成只不过是另一种阅读理论的想法,却很容易就使我们忘记了它的根源,以及在那根源处流淌的一套隐密传统。

最早发现「诠释学循环」的人应该是一群苦于发掘圣经奥义的修士和神父,为了读出天主的圣言,他们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技术。那些技术的根本,「诠释学循环」之所以被发现的基础,无非就是一种非常缓慢非常专注的阅读,他们称之为「神性阅读」( Lectio Divina)。它很像今日基督徒聚会里的「查经班」,一群人坐在一起,围绕一段经文反复诵读,共同讨论。但「神性阅读」要比这个还慢还严格,你不能任意跳动,必须按照一定次序由头到尾的读;而且还要停顿下来,默想刚刚读到的语句,把心志集中在一句话甚至一个词上面。如此反复,如此停顿,读者才能放下自己的智性傲慢,让那些文字施展魔力,彻底征服自己,进入自己的魂灵。一个好的读者不着急,不追求所谓的博学;相反地,他可能一辈子就只读一卷书,周而复始地循环在那卷书里面,使它的神秘力量提升自己的心灵,通向另一个世界,迎向更巨大更崇高并且几近于无限的存在。然后,他终于在文本中遇到了神,此时的阅读不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阅读了,它叫做「玄思」( Contemplatio)。

这是一种迹近失传的阅读传统,即使是现在的神学生也不一定能够掌握它的全部技巧与细节了,因为他们比较习惯从考古和历史的角度去理解经文,而不是全神贯注在文本自身。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已不允许这么拖沓这么地久天长的无限反复。

每当我迅速浏览网页,无目的地翻阅桌上堆积如小山的书籍,被那不自觉的速度驱动,终于疲惫地摘下眼镜闭目休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史诺比。他坐在他的房顶上,不知时间为何物,小心翼翼地敲动键盘,只写一字,然后住手,让一切停在那一格。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炫学之罪

假如一位农夫当了作家,时常在文字里借用天候的细微变化说明人事的阴晴不定,以土壤的干湿隐喻社会环境的枯乏丰润,并且时时展露他对肥料、苗种与昆虫的广博知识,我们会批评他很炫耀很卖弄吗?当然不会。相反地,我们还要称赞他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的身分,忠于他所来处,是个诚实地道的朴素作者。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指责一些人摘引成癖,说他们书袋掉得太厉害,很惹人厌烦呢?

曾经,我不太喜欢艾可(Umberto Eco)的风格,不明白他为什么连谈一场足球赛都要煞有介事地引出中世纪的某位神秘主义神学家,在评论意大利政坛的右转时又好似漫不经心地提到一本西班牙文的记忆术论著。炫学于他,几乎是种不可制止的原欲冲动。就拿他的畅销小说《玫瑰之名》来说吧,我总怀疑里头那位理性睿智博学多闻的威廉修士就是他自己的化身。这本书里不能没有这个角色,否则他该如何宣泄他那寻章摘句的本能呢?

直到我晓得他拥书三万册,是欧洲其中一位最著名的藏书家,每至一处必在旧书肆上消磨半日辰光,我才明白书房根本就是他的农场,亚里士多德则是他的耕具。对于一个活在书堆里的人来说,随时抄引他人著述,随口道出一两个人名书名,岂不就像农夫忍不住谈天气、股民忍不住说股票一样自然,一样的恰如其分?

既然书本界定了他的世界,是他生活起居的环境,我们也就可以想象他思考世界的基本要件必定是书,省视自身的滤镜是书,甚至结构感受的框架也还是书了。这种人在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在小说里读到过的一场荒唐盛宴,在做爱的时候会感觉到一首老诗里的酸痛(又或者生理学的解剖之客观和物质),所以他在写作里的「炫耀」反而是种未经雕饰的质朴。相反地,许多有经验的读书人都晓得,节制自己引述的冲动却是最刻意最造作的功夫。

我们仍然要谴责书包抛得太多的行为,仍然要嫌弃文抄公,莫非是因为一种古老传统的作用?相信知识应当隐密,不该随意公示(尤其是某些危险的知识)?好比杨雄在《法言‧问神》里所说的:「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

炫学之罪不在于它展露了太多的知识,因为可以展露的知识就不是不可与民知的秘学了。它真正的问题是它把太多的线索织进华丽的外衣,借他人的话语一方面隐藏自己不便明说的秘密,另一方面又等于无比鲜明地宣告秘密的存在,或者会使人产生追索下去的好奇,于是通往秘密知识的门径就此开启。每一个炫耀学问的作者都是可怕的伏藏师,他们公然揭示了自己是秘学守护者的身分。

【来源:联合报-怀念书】

舒国治:香港有个梁文道(《我执》台湾版序)

香港有个梁文道,他写文章、论时情、观看世界皆有独造。我禁不住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同时也佩服有人能做得那么出色、那么妙。

我实知他不多,虽我识他亦有十来年。只不过其间没机会见上几面,但每回见面却又聊得极愉快极丰富。

但我真不够资格谈他。先别说我的学问不够;再者我看不到他的电视节目(台湾看不到凤凰台,说来不怕人笑,舍下亦无电视);三者不谙计算机,读不了他在网络上与日俱增的文章;甚至他在书上报上的文章我竟也忘了去追来细读。光阴似箭,转眼间他已从二十六岁的昔日少年马上步入四十岁的壮年矣,也已文章写出了、电视上论出了恁多各题各类各趣各风的作品,开启了恁大的一片思想与知识之文化论窥事业,这一下子,我忽然好想多晓得他一点了。我,也开始强烈的好奇了,好奇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独树一帜、自辟蹊径的年轻学问家?

于是我便在纸上写下:香港有个梁文道……

当然,我虽好奇,却并不深悉他的成长与治学等诸多实情,只好就我在与他七、八次的香港、台北与北京的酒饭席间晤见上来揣想一个可能的梁文道。

譬似他永远在看书看书看书,看了这本,还要看那本,看了文学的哲学的,还要看历史的政治的,世间每一种事象皆不愿放过,皆极有兴趣。更还不只是兴趣,是不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莫非是一股童心?一股追问?莫非是一种对父亲、祖父,甚至舅舅、表哥等的殷殷追随与跟从,企求自他们大人那儿得到即令是出海冒险的快乐,却同时仍获有依仗的保护与温暖,以及爱。

他这种不歇的好奇心,或说纠缠不休的窥探,几乎已像是在万里寻亲的途中不放过任何遭逢亲人的窄缝机会。

几乎可以说,他有一种傻,这种傻,这种专情,教他做恁多的事而不感到累。一如儿童的嬉戏疯闹。又他的傻,是一种浑然天真,你今天和他碰面,听他说话或看他听人说话的反应,觉得天真纯朴,并不如何如何聪明,但明天你看到报纸上他的文章,奇怪,怎么比昨天多聪明了点呢?再过几天你看到电视上的他,他妈的,怎么又更聪明了呢?梁文道便是这么一个不实时露出他犀利才智、却始终与日推移左右逢源目送飞鸿手挥琵琶的获取他更深化学养与淬炼慧根的「学问栽植家」。并且他随手拈来。这亦是他生活与工作的高明处与独特处。

怎么说呢?

他看似只工作(写稿、读书、上电视做节目),不生活;然看自他的文章与节目,充满了生活的各桩情节:伊斯坦堡的海峡、京都的百年旅馆、亨利‧詹姆斯的情感、少年台湾小太保的荒好岁月、生牡蛎的腥香鲜甜。

其实他抓紧片段的空闲,疯烈的生活。譬似这两年我遇见的他,常在饭桌上,他抓紧与同桌六、七人多聊、多听彼此近况,也同时迸发撞碰新出的任何话题,常常有趣极了,也热闹极了。这便是他的独妙生活,也是他特殊修士般工作下的极佳娱乐。然后九点半十点饭席散了,他马上又要回到幽禁如武侠小说面壁石洞的旅馆房间去进行三到五个小时(有时甚至到天亮)的无人窥知的默默写作自惩。(「锵锵三人行」掌柜窦文涛说得好:「文道写稿量与读书量的大,与睡觉量的少,几乎是自虐。」)

正因为他太常在室内台灯下伏案,致他说及的外间,皆是极如婴儿初见的光亮明洁、花也香海也蓝的兴奋。这种封闭式的工作形态,造就了他的天真,也达成了他的与世俗之隔绝。但他不能在光风霁月下待停太久。说来好笑,我差不多已在遐想,若梁文道在百忙中到台北休假三天,啥事也不用做,那我可以怎么替他规画一个行程呢?我甚至想,我自己亦可不留在台北相陪,欢迎他住我家客房,每天自顾自出门游玩,我写好几张A4纸的可游可逛行踪,何处不妨小坐,主人可略谈,何处院子花好,何处咖啡好,何处人景佳,何巷黄昏时分光好,他自去玩,他自去吃,他自徜徉与歇脚。

甚至台东,亦可如此规画与他。便为了或许令他享三天实则平常之极的清福。

梁文道说话,没有广东腔。这与他童年待过台湾有些关系。但更与他喜欢接近所有的风土、所有的异地有关。而他虽每日写稿一如太多香港写家在报上所作,但奇怪,他的议论与绝大多数的「港见」极不相同。这三十年太多的香港专栏文家,即使见多识广,留英留美,谈英谈美,高论不乏,但总还是流溢着浓郁的港见,更不时透露出某些港叹。这颇正常,亦很应当。然而梁文道小小年纪,何以比较少这些东西呢?梁文道议港谈港,必也不少,只不过他所在意的「居港思港」之念,或许疏谈得多。搞不好他看任何的中国人角落,不管是新加坡台湾香港,闹热哄哄珠江三角洲、吴侬甜软的江南,喳喳唬唬的北京、摆龙门阵的四川,皆以某种类似遥远却又好奇的眼光。梁文道身处其中,似不很投入,就像他自己并不嵌在里头,这种「自火车上探头看一眼」式的观察,却写出、谈出极其精辟的论见,是他的绝活。何也?哦,是了,是举世皆过度世俗了。而他即使每一天皆投入世俗,却怎么也没与他们一般的世俗。中国大陆的一忽儿大锅饭又一忽儿全民奔经济,香港的商楼满布、逼人透不过气的金融竞逐,台湾的人人顾盼自雄、皆欲自做老板,政治见解满口、俨然有朝一日亦想登高从政……他皆很能乐知乐见乐听乐参与其中实况,并享受众人的喧嚣与野悍畅肆,但他究竟是梁文道,一个埋头伏案的书呆子,一个只知理出思路的哲学探索者,一个若即若离的旁人;这些事皆不受他染指,这些地方即使他皆深爱却都不是他的故乡,他像是住在寺院里。

他像是太爱这个社会,故而要去离开。他像是太爱这些人群,故才不与他们靠得太近。就像电影或小说中的杰出儿子,太爱他的妈妈、姊姊、弟弟,便只能躲在树后看着他们、保护他们,却不与他们见面;乃相见只益增得悉他们脆弱后生出的不忍。

于是他消除不忍不舍的心底之痛,只好一径的写、一径的说,教人们一点一滴的从不同的角度逐步知解生命。譬似少写了一篇文章便少诵了一堂经般的令众生的苦痛没得到立解。

他的业作,我东思西想除了说「僧道一流」,已无其他身分可以解释。有人谓他是意见领袖,实他无意做任何的领袖,只是想找出意见、讲出意见。在这一处讲完了意见,便再去另处继续寻找。意见是他优游人生的最佳故乡,但也顶多如此,他只诵经,不做方丈。

【来源:联合报】

梁文道:书尘

曾经,书与尘同在。

有不少藏书家特别订制了有玻璃门的书柜,为的就是防止爱书蒙尘。看见这样的书柜,我并不特别艳羡,还常常怀疑它的实用价值,因为书籍总会自我繁殖,在你没注意到的时候偷偷生育,养大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直到占满架上的所有空间为止,从隔板上突出自己那日渐肿胀的身躯。面对这种必然要发生的情况,一个带门的书柜又有何用武之地呢?如果柜门根本关不起来,留着它又有什么意思?

更何况我相当怀疑这种设计背后的假设,他以为书本上的灰尘是从外面铺洒上去的,却没料到书籍自己产生尘埃的潜能。去惯档案室找数据的人都晓得,老旧的纸张的确会在表面上长出一层灰。那种封闭的空间阴冷而干燥,对外的空气流通非常不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尘埃飘得进去。然而,那些泛黄的故纸却仍然是脏的,就像它所埋藏的历史。学者必须细心清理,忍耐混浊的空气,一层层拨开能令指头发黑的微尘,好发现比这点龌龊还要不堪的真相。他们常常抱怨档案室里的工作令人头疼,不知历史和尘埃谁的责任大一些?我们只知道有些人的确因此而死,例如法国史学家米什莱,罗兰.巴特说他「把历史作为事物和养分来吸取,结果他为此付出生命;他的劳作、健康,以及死亡」。

十九世纪留下来的欧洲古籍和文档格外教人难受,因为它们是那个年代的工业大成,集结、积累了当时一切工业污染的遗存;造纸、纺织、油墨、印刷与皮革的处理,它们当年如何害死了工人,今天就能怎样拖垮一位历史学家。去过档案室的人都晓得那种独特的感受,先是鼻子发痒,止不住地喷嚏,然后头痛就来了,有人认为这其实是粉尘病的症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翻查档案的学者几乎就像矿井里的工人,他们要冒同样的风险。

试过在午后的阳光之下默视书房中的浮尘飞舞吗?那根本不是窗外飘进来的外物,而是书本自身的蒸发崩解。由尘土中来,还要回到尘土中去。每一本书都不能避免风化还尘的命运,这个过程也许十分漫长,你却凭着下午的悠然放大了其中一瞬,意外洞察到书籍的真相:它是会死的,并且它散布死亡,读者受此感染,也将必死无疑。于是在这样的下午,每一个读者都会思索生命与时间的意义。

【来源:联合报-怀念书】

梁文道:朗读者

据说读书是不应该读出声音的,就算嘴唇微动地默读也不好;这是种初学者的阅读方式,幼稚的习惯,不止减慢了阅读的速度,还会扰动那沉静安宁的气氛。然而我们都晓得,默读只不过是种晚近的历史现象,起码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年代,读书是必须读出声音的,大人小孩都要在阅读的时候聆听自己的声音,否则你怎能随顺一句话的语气韵律去决定它该停断的位置呢?没有声音的读书是印刷术出现之后的事,是标点符号的伴生物。因为标点符号的主要作用就是代替实际的发声,代替「之乎者也」一类的助语词,代替你去安排语气的停顿和转折、疑惑与惊叹。既然符号已经把声音交给了书本,读者也就可以沉默了。

沉默的读者读书只读一遍,朗读者则比他多读一遍。第一遍他用自己的眼睛,第二遍他用自己的耳朵;第一遍是视觉的,第二遍是听觉的。也许这就是古人读书的记性特别好的原因了,因为他每次读书起码都要读两遍。虽然在他看来,启目视字、诵吟发声,以及侧耳倾听根本就是同一组动作,密不可分;可是我们现代读者却能在这里面分解出不同的步骤不同的环节,原因在于我们砍断了这三个步骤之间的连接,让眼球孤独地转动。

在朗读的过程里面,最最关键的元素便是那联系起视觉与听觉的声音了。朗读者先是看到,然后听到,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声音次于形象、语言晚于文字;读出来的字是你看见的字体摹本,声音永远不可能比文字更快,有声的朗读也总是无声目视的延迟。在这看似同步的双重阅读里面,声音亦步亦趋地踏在视觉所留下的痕迹之上;尽管它紧追不放,但还是晚了半拍,就像是文字的影子。于是我想象,朗读者眼前的文本乌云密布,仔细剖析,犹如一大群蜜蜂振翅,嗡嗡作响。

默读当然迅速,它取消了声音(你也可以说是杂音)。自此之后,书就干净了,明亮洁白。剩下的问题是,朗读为什么叫作「朗」读呢?难道嘴巴可以开启只有耳朵才听得到的神秘光明?

【来源:联合报-怀念书】

梁文道:如何测量一本书的分量

收到Kindle之后,我最意外的是它的外形竟然如此轻薄时尚,完全不像图片里所显示的那么累赘呆板。就连《青年潮流》杂志的记者看了都说酷,认为它会成为新一代的「潮物」。就在这具单掌可握的小小白色器具之中,我存放了三十多本书,然后它还剩下一千四百多本的容量。放进书包,带上飞机,一本书和一千五百本书是没有任何分别的,于是书的重量就完全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概念了。

「掷地有声」是以前形容一本书分量很重的成语。这个分量首先是物理的,它真的很厚,重得你手一放,地上就要发出一记闷响。然后它是抽象的,你必须要用尽全力,才能逐页前进,穿透它那难以窥测的深度。当然,一本书的物理重量和它的抽象重量是不必然重合的,我们都见过太多页数极多但过眼即忘的廉价小说,也知道有些薄薄数十页却能穷人一生的经典巨着。

然而,「巨着」这样的字眼岂不一直在暗示着我们对于书籍的某种固定想望?我们总是期盼一本书的具体实在能够配得上它的抽象存在,总是觉得一部著作的尺寸、重量和外延能够在空间中恰如其分地彰示出它内容上的幅员。更精确地说,每一本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书都应该是一座隐形王国的一比一地图。

我还记得大学二年级那年苦读海德格《存有与时间》的经历。大概是在进行至一百多页的时候,我被卡住了,接着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停在原地,怎么读都读不下去。我走过的那一百多页和我仍未得见的那三百多页都是真实可感的。那些页数不只是一堆数字的系统编码,还是占据空间的一迭纸张。每天我从宿舍背着它到山上的图书馆,每一天它都要比前一天更重;我心慌乱,直冒冷汗。

如今你又应当如何测量一本书的重量?如何探明一部书与另一部书的分量差别呢?王颖曾经在他导演的《烟》里头介绍过替烟测重的办法,那就是先把一根烟放在秤上,然后点燃它,再去看看剩下的烟灰有多重,于是就能得到烟的重量了。所以我将我的Kindle小心放在浴室的磅秤上面,再从档案里删掉《存有与时间》。很奇怪,我发现它的重量竟然是零;轻如鸿毛。

【来源:联合报-怀念书】

梁文道:曾经有种叫作书的东西

根本还来不及仔细阅读合约条款和使用须知,我就兴奋地匆匆点下亚马逊网页上的按钮,订购了我的第一部Kindle电子书。然后,我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刚才到底做了甚么。

第二天早上,我搭第一班飞机赶到北京。一路上我试图说服自己:「你看,如果有电子书,我的行李就不用这么沉了。」读书人每次出门都是体力活儿,去的时候辛苦,回来更苦。

我去北京是为了到万圣书园参加自己的新书发布会,那是本书话集,我还特别请出版商印了一批毛边本送给友好,那些爱书人。例如著名的出版家沈昌文与周作人文集的编辑止庵,会后我告诉他们我昨晚才订了一具电子书,他俩神色疑惑纷纷摇头,止庵更是连呼:「完了!完了!」我赶紧解释用电子书看垃圾的好处,比如说丹.布朗的新著《失落的象征》,这种看完就算了的书不值得占地方吧?这才让他们稍感安心,回头继续在书店里漫游寻乐。

但我知道事实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曾亲历CD取代黑胶唱片的过程,也曾目睹音乐下载埋葬掉CD的事变。那种变化快得教人措手不及,不过两三年,黑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最怀旧的人还在迷恋唱针刮过坑纹的那种实在质地。这种人我们叫作「发烧友」,黑胶唱片则变成了一种专门针对发烧友的高价收藏品。会不会有一天(这天也许并不太远),我所熟悉的纸本书也将成为黑胶唱片般的珍稀古玩,而我这种人也成了活在过去的发烧友呢?

不,电子书不是CD,因为它根本不需要一间店面,所以我们也就可以预期书店的命运了。昨天我才光顾了一家往昔常去的唱片行,原来它搬家了,搬到商场楼上人流更少的角落,空间也变得更小。再过几年,等到整个产业的机制动完手术,唱片公司认命了,中间的发行经销破产了,水到渠成,这家唱片行也自会终结消逝。再过几年,最受北京知识分子推崇的万圣书园又该搬到哪里?再过几年,他们会不会保留诚品的敦南老店,把它改成博物馆,告诉未来的新人类,这里曾经是全华文世界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格调高雅,是爱书人心中的圣殿……

我从来不曾考虑未来的读者,不敢奢望留下传世的作品。但我现在却要为那下一代人书写,为那些参观诚品遗址的人说一则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种叫作「书」的东西。

【来源:联合报-怀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