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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当年你在那里?

「家里头人从来都不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不只一次,在和大陆的年轻朋友谈起文革的时候,我会听到这样子的答复。学校里三言两语交代过去,社会上当做古远的传说,这一代年轻人没法获得完整信息,情有可原。可是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应该全都经历过那十年的动荡,或者至少见识过文革最后那两三年的气氛,看过游行,听过口号,读过大字报,甚至亲身参与过批斗大会,乃至于跪在台上挨过唾骂。为什么对着自己的孩子,他们对那一段往事讳莫如深,顶多几句太过概括的慨叹,然后欲言又止?难道那十年不重要,就和上班下班,起床就寝一样,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在生命中留不下半点有意义的痕迹?

最近我们常常听说一些「极左」言论,一下子真有文革回潮的感觉。例如大陆好些学者,批判当今自然科学领域的同行不知上进,「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的A类期刊」居然大多数是英文期刊,这充份显示出了「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以及「自由主义化」。理科还好,远离意识型态主战场,挨批的学人遂可以名正言顺地响应,指出英文是这些学门的世界语,用英文发表和交流,考虑到的是全球科学共同体。但是人文领域就不同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出版的书过不了「专家」审批那一关,那些「专家」全是近两年不知从那里出土的复活老人,他们的语言是十足的文革腔:「今天许多青年都以为日本鬼子是国民党带头打的,这种错误认识是怎么来的呢?这种犯了严重路线问题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你们这种人!专出毒草」!

我们都很惊讶,彷佛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未发生过似的,说这些话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认真的吗?朋友觉得是的,他形容那些人大喷口水时的激动表情给我听,情真意切,丝毫不假。他说这些人大概是「真正的信徒」,过去三十年饱受压抑,没有说出心底话的空间,今天总算等到时候,可以大放异彩。我是不相信的,一如以往,我习惯从制度和被它引导与塑造的人性角度猜想,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小人,专业上头没有什么本事,但凭专营也许可以谋个小领导当当,过去在比较正常的时代是有点压抑,现在得到机会便能放肆自己的欲望,给你们这批所谓知名学者一点颜色看看。再简单点讲,这就叫做「得势」,叫做「顺势而上」。

可后来回头细想,我开始感到朋友的看法也许是对的,这类人说不定是「真正的信徒」。不,我的意思并非他们真心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真心相信那几十年里颠三倒四的道理,真心期盼「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一回头又要真心参与「批林批孔」。这么痴痴地相信青少年时代学到的「真理」的人不是没有,只是极少。如今我们所见的「真正信徒」,大多是必须相信,因为要是他们不相信,要是他们信过的东西不是真的,那他们过去那段时间岂不就错了?当年出卖朋友,检举老师,和家人划清界限,批斗甚至殴打不认识的老人,这岂不全都是丧尽天良的恶事?只有当年相信过的真理才可以合法化这一切不堪提起的往事,所以那些真理必须是真的。

文革结束十周年之际,天津作家冯骥才发起了一个口述计划,想要在知识分子占主流的文革记忆书写之外,征召平民百姓的故事。结果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的信,里面全是控诉、哀嚎,和追恨;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来忏悔的,一个都没有。他一直期待,哪怕就是一个人一封信也好;但就是没有。直到前两年,因为「红二代」陈小鲁带头以当年红卫兵的身份向老师道歉,引起争论,大家这才想起,是呀,一场引致无数人家破人亡,无数人荒废岁月,无数人含冤受辱的浩劫,过去了三十多四十年,竟然没有几个人出来公开说过了一声对不起。

邓小平真不愧是个了不起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和他的同伙主导之下,这十年竟成了一场只有受害者,却没有加害者的灾难。凶手不是没有,而且都受到审判了,四个人而已。那可真叫人放心,所有人肩上的重担瞬间卸下,原来自己干过的全部坏事都是这四个人害的,顶多加上一点「毛主席晚年决策」的错误,而且到了最后,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功大于过的。接下来呢?那就恢复正常,一切向前看。

不过,如此实际简单的政治操作不仅不能彻底治愈受害人的创口,也不能完全免除加害者的困扰。更大的麻烦在于,太多人同时身具两种身份;你被整了,但你有没有整过人呢?也许你只不过是芸芸喊叫口号的群众之一,甚至有幸做得上明哲保身的看客,但这难道不是过错?费许(Werner Fisher)是前东德时期的异见份子,后来被新政府任命主导解散东德国安部,他曾经对一个学者表示:「人们太过急于去公开指责另一个人,对那有罪的人说:『就是他!国家安全部的!』为的是掩盖自己没有公开反抗的羞愧──即使是以最微弱的方式也没有。……我无法接受这种『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分法,虽然我个人也会不小心使用这些名词。作为一个诸如曾经坐牢的所谓『受害者』,我是否知道,对于制度的稳定,我有多大的贡献?由于国家安全部强化它的组织,而且仅能藉由不断起诉反对者来强化组织,这就是这个体制自我正当化的方式」。这便是每当抨击日本否定历史的时候,中国舆论一定要拿出来比较的,传说中的德国式反省;就连一个「维稳对象」,居然都要反省自己「被维稳」对强化维稳机器的作用。

好在我们不是德国人,于是我们活下去,并且沉默。

事情还有另一面。另一位前东德政治犯的胸怀很宽大,她预备好要宽恕所有当年迫害过她的人,包括那些出卖她的同事和朋友。可是她发现:「他们仍然不原谅我们,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你知道……我们为内疚感所折磨……为了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个人走过来请她原谅。你没看错,「加害者」不只不道歉,他们有时候还会不能原谅当年被自己害过的人。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文革结束之后,许多人重遇对付过自己的故交,都会发现那些人一脸尴尬,用最简单的方式嘘寒问暖,权充道歉,然后自此回避一切再会的场合。他们当然内疚,至少不好意思;然而这种心情也有可能转成恨意,他们恨你。你的出现,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记号,提醒了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使他们不能躲避那自己不愿再去面对的真相──我是谁,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不是他们该向你道歉;相反地,是你该为自己的受害忏悔。

再说回那些最近很活跃的「真正的信徒」,他们年纪约莫六十上下,或者更小,他们沉默了三十多四十年,也许曾经悔恨,甚至可曾经恨过那些被他们对付过的人。现在是个好时机,让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内疚的必要,因为历史转了一个大圈之后,又重新证明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好人。难怪他们说话的时候那么激动,那是释放。

至于其他大多数人,喊过口号的,在人潮中人云亦云的,看着熟人逢难而不敢吐一言的,最平凡最无恶意,只不过是怯懦的这多数人,当然只好沉默下去。面对着那些天真而好奇的青年,听他们说家人什么都不愿意提起真奇怪的时候,我几次差点忍不住告诉他们:「也许你该回去问问你的父母:当年你在那里?」,但是我忍住了,笑一笑,沉默。【原载:苹果日报】

梁文道:举报人

之前在谈禁书的时候,我不断提到“举报”这种现象,似乎它有强大魔力,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任何一本出版物,任何一出影视作品,任何一个创作人乃至于负责审查的官僚,都会遭到“举报”的毒手。但到底是谁在举报?哪些人会那么无聊,有事没事找些东西来举报?是因为举报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吗?抑或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正义,认为举报是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善举,丝毫不存任何谋私利己的动机?

原来这类“正义朋友”真是有的,而且为数不少,我和许多朋友也是到了这一两年,才发觉这群人的存在。比如我去年在这里提过的那位老科学家,退而不休,继续读书,一看见日本人写的中国历史,立即无名火起,认为日本学者谈中国历史必定居心叵测,中国出版社引进翻译更是无异于引狼入室,于是愤而写信举报,结果搞得好端端一个严肃学术出版计划差点泡汤。

最近又在一些学界朋友那里听说,原来现在申请一些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又或者在项目完成之后陈报成果,程序上都比以前多了一道关卡,那就是要在原有的同行学者之外多找一批“专家”特地“政审”(意即‘政治审查’)。这些“专家”倒也不是外人,很可能是些退了休和半退休的老教授。他们在位当打的时候通常没有太亮眼的成就,平凡庸碌,但政治上保证可靠。这些人一参与进来,评审会议的场面就立刻时光倒流,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什么“坚持马列主义”,什么“拥护党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之类的句子全都出来了。谈到一项近代国史研究计划,他们会说:“就是你们这些新一代的学者,搞得现在的大学生都以为对日抗战的功劳都在国民党那边”。论及政治哲学,便说“一讲民主,就是西方那一套。为什么不多说点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本末倒置,彻底坏了我们的自信心”!

这类人看起来多是真正的“信徒”,不像是要逢迎今上偏好以图名利双收的样子。他们的年纪和言谈风格显示了他们的背景,应该恰好就是文革期间上的大学,所以满脑子都是老一套的八股。过去三十多年,这批人大概饱受压抑,被迫屈从新时期的学术倾向与文化风气,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白眼,努力逼着自己学习上进,以残缺不全的训练底子适应渐渐正常化的学术要求。没想到现在竟然还能迎来老同志人生的第二春(难怪我看不少这一辈人近日写的东西,常常一开头便是‘春回大地’),当然要发热发光,加倍奋发地拨乱反正。如果不能时常获邀出任评审等正式职位,他们就自告奋勇,替当局私下“审查”,然后用他们那年代最擅长也最正常的方式去矫正他们所看到的问题,也就是写信举报。这类情况,可以套一句时下年轻人对某些长者为人方式的评断:“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是不是文革回来了?我不敢讲,但至少我知道,文革那一代人回来了。这个国家给出机会,让他们可以尽情举报他们看不顺眼的东西。

除了此等义务举报人,今天又有不少把举报当做正职的家伙。这一类人的年纪多半不大,有可能是近年被国家召募为“网络志愿者”的青年,也有可能是真的受薪领职替文宣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小干部。他们的言语方式不会那么老土,主要是因为他们实在不熟马恩列毛的语言系统,无法出口成章。不过他们精力充沛,懂得互联网,能够整天泡在网上,金睛火眼地盯着各式流传网络的文字影音。他们不懂理论,好处是没有理论包袱,只要拿住一两句时下流行的“主旋律话语”(比方说‘警惕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入侵’),然后就凭自己的敏感,在多如恒河沙数的讯息中辨读出可疑的元素。年纪虽小,但深文周纳的功夫可不少,再细微的东西,都能被他们上纲上线,写成一篇起承转合皆有序有节的鸿篇巨构。这篇东西当然可以是份私下发出的举报密函,但最好还是公诸网上,以博眼球关注。因为他们这么干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领功受赏,区区五毛钱事小,领导看得起事大。身在宦场初阶,说不定一篇揭发名人恶毒攻讦国家体制的好文章就会是未来记功晋级的踏脚石。就算无意仕途,纯粹是个志愿协助国家净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热血青年”,这举报的苦功也不能算是白费,毕竟所有人都晓得这个国家的老大是谁,知道是谁最后说了算,在他们面前表现上进,无论如何都不叫做吃亏,以后求职考研说不定还有加分的机会呢。

还有一类举报者,目的份外简单,那便是趁火打劫,假公济私,好些官方机构和国营企业的领导就是坏在这类人手上。“无官不贪”的民间传说也许不假,因为在这个体制之内任事要想不同流合污,清者自清,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任务。只是千万不要以为每个占上了一定位置的公务员就一定富得流油,过手百万;他们之中颇有些人只不过是借了一点权力空间的小方便,给自己的办公室加大了几百尺,让机构配给自己的公务用车去接接小孩放学而已。如今形势,这可全是能叫人马上卷铺盖滚蛋的重罪,于是你昔时得罪过的同僚和下属就逮到机会了。他们也许因为无能而被你长期投闲,不获重用;又或许是在公家分配住房的时候想要大一点的面积,好一点的座向,百般申诉而不可得。现在,他们举报你以权谋私,举报你走漏了一个问题重大的事项。结果他们依然未必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但你就肯定要丧失你已经有的。

这一类人,乃是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大潮中的举报者主流。与其去问人为什么可以坏到这个地步,用政治的名义发泄私仇,还不如去想是什么样的环境容许人变成这个样子。同理,已经被历史淘汰掉的人可以重出江湖,极端自私的人可以用构陷其他人的方式出位上爬,根源全在环境,全在今天这个引发人性邪恶一面的环境。然后,当局居然还想在举报成风的现在鼓吹善良风俗,宣扬传统美德?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中国没有禁书

(一)忘记常识,这是个虚构的世界

但愿我是一个推理小说作者,才可以换上另一个角度、眼光,甚至头脑,去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替种种不可思议的怪现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答,并且活得充满趣味。

例如一家兼营出版业务的书店,从它的店东开始,一直到管理运货的店员,先后失踪五人。这五个人里头,有三个人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广东消失;有一个人是瑞典公民,在泰国失联;另有一个香港永久居民,最后被人看见的那天,是在香港公司的货仓楼下。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同一家小企业竟然在短短两个月内不见了五个人?若是按照最一般最合理的推论方式,我们一定会从这五个人的共通点着手,比方说他们都和这家书店暨出版社相关。然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原来是“禁书”。所以按照那最一般最合理的推论方式,我们就会接着研究“禁书”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将它导向政治层面,看看这家出版社是不是要出本很猛的禁书,还是中国政府打算全面清理一切禁书的源头,不惜任何手段。我们还会追问,那个在香港失踪的香港人是怎么离开香港,那个在泰国失踪的瑞典人又是怎么离开泰国的。我猜,这都是一切有理性的正常人会问的问题。

然而现实神奇,总有常理未及之奥,这是个属于推理小说世界的魔幻国度。有人提议,我们不妨追寻另一条线索,听听“朋友”的说法。原来那五个人是一齐约好去大陆嫖妓,其中三人堂而皇之地持证出境先去广东那边等着,另外一个则从泰国出发,再设法偷渡过去;最后一个,待隔了一个半月之后,才在香港搭艇仔前往目的地会合伙伴。虽然听起来很荒诞,但在一个推理小说家的笔下,这种情况绝对是有可能存在的。最最起码,这条思路还试图把焦点定在那五人的共通之处,只不过那个共通点不是政治,而是嫖妓。

不过这么写推理小说就不好看了,太过寻常,不够出人意表。真正厉害的高手能够全面颠覆我们的常识,他会令人信服地让我们惊叹,这五个人的失踪竟然各有原因,彼此一点关系都没有,尤其不关禁书的事。就拿那瑞典人来说好了,他们说,十二年前他曾经在宁波醉驾,撞死了一个大学生,缓刑两年之后还没完成民事赔偿就潜逃出国。到底是文艺青年,一定读过《罪与罚》,深明良心无处安放之苦,所以十几年后的今天,他再也受不了那罪恶的煎熬,决定再犯一次法,从泰国偷渡出去(泰国警方已表明没有他的出境纪录),好回大陆自首。

接下来,另外那四个人是否也都另有自己的问题与毛病呢?如果故事真是这么写下去,自是引人入胜,精彩可期。可是不,它有了新的转折。原来至少有三个人牵扯到那位瑞典人的案件,照目前所得资料而言,估计也就是他当年开车撞死人的事。如此一来,那起车祸就变得很神秘了,真相让人期待,整桩书店失踪奇案的情节因此充满悬念。

更别忘了香港人最关注的案中最后一个香港人,他说他是用“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内地”,“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因为他“急需处理有关问题”。那所谓“自己的方式”,无论怎么看都不合法,因为他没有带着回乡证过关。对于这一点,我相信大部份以常识常理思考的人,大概都会觉得他一定是被绑走的,就和大家思疑那名居泰瑞典人的消失一样,皆非出自个人意愿。再说一遍,常理和常识在这里是不管用的。有不少人叫我们相信瑞典人在电视上说的话(为什么中央电视台总是如此神通广大,总能找到没有人联系得上的人物?又总有办法在案件调查的过程当中让人上去公开向全世界坦白错误?这就是另一则推理故事的主题了),叫我们相信香港人交给他太太的信。换句话说,相信他俩不是被掳,而是偷渡。不是一个,而是同一家出版社的两个人都恰好选择了以犯法越境的方式去承担自己的责任,或者配合当局工作。所谓常识常理,在此就是大家对人性的通常理解;我们多半以为人是自私的,不太会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形底下自投罗网。就算瑞典人是文艺青年,思考过良心的问题,决定提起勇气面对命运;就算香港人极度爱国,知道同伴原来是个坏人,愿意主动出面协助办案;我们也会认定他俩实在没有都跑去偷渡的必要。这正是二流推理小说和上升到文学殿堂的第一流作品之别,第一流的推理小说会使我们洞悉到人性的复杂。你猜没有人会儍到为了十几年前的旧案回去忏悔?错了。你猜世事不会如此凑巧,两个一身正气、良知发现的人居然都爱上了冒险,打算用违法的办法去塑造自己的英雄性格?你还是错了。

彷佛光是推理小说还不够刺激似的,向来被看作是喉舌的《环球时报》还要为这事抹上一层惊险的动作色彩。它不认为这是两个人自己偷渡的故事,大概是怕谈人性会谈得太过文艺,影响销量。相反地,它明明白白地坦示:“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执法部门执法必须遵守法律?这只是常识而已,别忘了常识在这里的限度,这是个流行小说和类型电影的国度。看过《Mission:Impossible》和《Bourne Identity》吗?在那里头大展神威的便是“全世界”都有的“强力部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得目瞪口呆、心跳加速,只见“强力部门”本领之高强,却从不质疑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否合法合理(比如美国人凭什么在另一个国家开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带着同样的心情来欣赏眼前这幕大戏呢?

(二)什么书叫做禁书?

在种种关于“铜锣湾书店”的推理小说式的,奇幻超常的言论当中,只有一种稍为显得正大坦白,那就是干脆承认问题的症结在于禁书。例如“监警会”新任成员钱志庸律师,根据《中国刑法》,他首先说明:“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领域内的,就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然后他又推论,现时人在内地的李波只要是在大陆筹划出版禁书,就算那些书是在香港印刷售卖,他也还是触犯了中国法律。所以,只要他一踏足内地,当局就有拘捕他的权利云云。

发表过类似看法的,还不只钱先生一人,他们都不愿意纠缠李波先生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踏足”内地这一点,反而强调出版禁书便是违反中国法律。有意思的是,即便反对这类言论的论者,再三声明李先生在港消失的方式才是要害,又或者干脆用尽粗言秽语去羞辱钱先生等人,好像也都默认“禁书犯法”的论点,觉得大陆当有一套规管禁书的法条。然而,出版和贩卖禁书就真的触犯了中国法律吗?如果真的要用法律手段去对付所谓专出禁书的出版商,那么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到底什么样的书才算是禁书,而且还要在法条上为禁书划出一个明晰的范围。问题是中国有这样的法律吗?当局备有专门打击禁书的法律?设定了一套可以操作的禁书定义吗?

答案是没有。

我们都晓得,携带禁书过境,若是被边检人员查到的话,可是要没收的。但他们真有这么做的合法权力吗?过去十年以来,挑战这种做法的人在所多有,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媒体人,他们试过把边检人员告上内地法庭,控诉他们侵吞私人财物,又或者逼迫他们交出禁书名单,甚至还有过胜诉的罕例。最近的案件发生在去年四月,这一回,状告海关的起诉人是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央,她两年前从香港飞到北京的时候带了几十本她父亲撰着的《李锐口述往事》,结果被海关查出没收。她的提诉,法院受理了,只是一拖再拖,至今没有下文,就和大部份同类案件一样,石沉大海。

为什么?为什么每回海关查到禁书都只是没收,顶多禁告两句,从不罚款,更不用说拘押带书的旅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干的法律依据,可能也没有一张完备的禁书名录。他们查什么收什么,有时候靠的是上头特别提点,说最近某本书很有问题又很受欢迎(例如从前的《吴法宪回忆录》),必须“严防死守”;更多时候却是靠他们个人的敏感程度。夸张起来,一本书的名字上头只要是出现了“民主”二字都可能会变成需要截下的禁书,哪怕那是本非常专业的学术书籍。

为什么以出版物管制严格着称的中国,会这么掉以轻心,不为“禁书”立法?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它的管制体系太过完善,所有书籍刊物必须领号才能出版,而在出版之前又有一套审查流程,于是一切市面上可以流通的出版品都能保证不出问题,而在这套体系之外的自然就是非法出版了。至于那些不在大陆出版的书刊,若要进口,也得通过相关部门审批。故此未经进口审批,私下流进内地市场的书刊,也都不算合法出版品。换句话说,当局根本用不着为禁书专门立法,因为它已经界定了合法出版品的范畴。

除此之外,不为禁书立下清晰定义和清单的更重要原因,是禁书根本无法圈定。同样的一本书,可能几年前不算禁书,几年之后又会忽然出了问题;同样的一个题材或者一种主张,这阵子没有问题,隔一阵子又不知怎的变成了头号敏感课题。所谓“问题”,所谓“敏感”,全凭时势而定。这“时势”,可以是政治形势的变化,比如说一些涉及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信仰的书籍,在宗教与少数民族议题不紧张的时候还可以宽松处理,但是在矛盾比较尖锐的今天,就要一本一本地严格管控了。“时势”还是一个人的运势问题,比方余杰,十年前他在大陆有数本畅销书,在校园间大行其道;可今天的他是个着名海外流亡异见份子,于是他当年的合法出版物便自动成了禁书,不得再版再印。又比方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她的《胜诉在美国》,名动一时,现在自也不逃禁印命运。

时势变幻莫测,禁书的定义和范围也就不可能不跟着演变。为它专门立法,遂有永远跟不上时势之弊。你今天要是立了法,颁布了一份禁书名录和敏感课题范围,万一明天领导发现又有崭新的敏感源,而它偏偏还不在原有定义范围之内,那该怎么办呢?所以不为禁书特地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立了法之后,无异于自缚手脚,施展不开权力,于当局有害无利。还不如针对“国家安全”订立一套最宽泛最能自由解释的法规,在有需要的时候把《中南海台前幕后》和《后宫佳丽薄情人》之类的书纳进国安范围打击。

权力的运作随意,所以禁书是个很含混的概念,它绝不只是一般港人心目当中那些在“铜锣湾书店”发售的政治八卦和小道消息那么简单。有些书就像前面所说的,明明经过内地部门审批,明明领到了书号,甚至明明进了官方发行体系,可以在大陆各大小书店买到,但一转眼却被要求下架,自此消失。这些“被下架”的书籍又算不算是禁书呢?就算缺乏明晰定义,我们一般人也还是会用“被禁”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此类书籍。于是这些几天之前还堂而皇之地摆在新华书店架上的“合法出版物”,也就自动被归进禁书的世界了。它们为什么被禁?通常没人解释;有关部门又依据什么法规去要求它们下架?通常也没人深究,反正“禁了”就是禁了。中国没有“禁书”,所以什么书都有可能是禁书。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剩下的人民(总体与最终二之二)

“人民”几乎是一切社会政治运动当中最最重要的想像范畴。一场示威集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目的性质,参加者总是喜欢把“人民”挂在嘴边,期望自己就是那所谓的“人民”。只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也就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尖端,以及真理彰显的方向。然而,到底谁是“人民”?万一有人不同意我的主张和立场,他们还算不算是人民的一份子,万一这些人的数字还不少,我又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确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心声?对于那些反对我的人,我是该把他们开除出人民的行列,还是另谋他法处理?我凭什么去决定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我怎么能有这种权力,又如何形成这个判准?

在我看来,只要倚靠“人民”这个范畴,一场认真严肃的政治运动就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否则“人民”就只不过是一句口号,一段歌词,一种让自己激动爽快的麻药与藉口罢了。如果本土族群主义者真想推出一套值得正视的政治主张,它恐怕也不能回避这堆问题。例如那些倾向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要不要把这些人当作人民呢?反过来讲,“爱国爱港”的“蓝丝带”也一样要面对这个课题,要思考黄丝与他们的关系,要想想这些不是“自己人”的人到底是谁?这在互相飞掷“出卖”和“背叛”等标签,社会因政治立场而撕裂的今天,尤其紧要。

一两年前,在我把一篇拙作定名为“仇人也是邻舍”之后,这句话就成了许多论者讥评在下的笑话。也有朋友比较客气地置疑:“坦白讲,你这种宽容敌人的观点,我实在不能同意”。我很感激这份坦率;只不过我必须强调,“仇人也是邻舍”其实并不算是什么观点,它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那些政见上与你南辕北辙的人真的和你住在同一座城市,可能真的是你的邻居,甚至是你的家人。除非你不承认这是事实,觉得所有政治立场与你不同的人都不在你身边,觉得他们全都是从异次元里突然冒出来的怪物,否则你就得面对它,处理它。所谓观点,是对这个事实的看法。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定要“宽容”政敌;相反地,我甚至介绍过另一套和包容异己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便是在肉体上彻底消灭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就算一时做不到,也可以从“见镬打镬”开始,把暴力逐步升温,一步步形成有效威胁。问题只在于你必须实践,不能以为敌人会被你自动骂倒闹爆。如果你觉得这么干太过不文明,太过残暴,那你就得换一种手段来对付这些仇人般的邻舍了。比如说服他们,又或者换一种人民运动常见的讲法来形容:“唤醒”他们──唤醒那些被蒙蔽了的愚蠢大众──好让他们早日投奔人民前进的浩荡队伍。

就算是最激进的本土族群者,似乎也对人民的觉醒抱有很大的期望。例如我之前谈过的武力港独论者,他们之所以不怕解放军的兵力军火,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觉醒了的港人会以最大的决心起义,把对手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换句话讲,会在最终时刻加入他们的“人民”,一定不少,甚至很有可能是全体香港居民。那么本土族群主义者又该做些什么来动员人民唤醒人民,让全世界看到香港独立、回归英国,又或者城邦建国,乃是香港七百万人民的集体选择?

可惜的是,我只看到他们不断以减法来排斥潜在的“人民”,不只不去认知和说服保守的建制派支持者,还要内部裂解,逐一攻击政治上各式各样的“同路人”。如此下去,香港到底还会剩下多少“人民”跟着他们热血,跟着他们决战呢?

想当时我刚刚提出“仇人也是邻舍”这个说法,一位知名的评论家就立刻主张要剥夺我的香港人身份。不只如此,他还补充:待日后香港民主了,城邦成立了,像我这样的“左胶”应该全被放逐出境。一个民主政体会放逐掉某类政治异见人士,他想像中的那个民主城邦到底是那一类型的民主?后来我去马来西亚声援当地反对派的朋友,他又再度提出我的政治身份问题,觉得我在政治上对香港不忠诚,居然投入外国人的事务。按照这个逻辑,眼下关注新加坡青年余澎杉的香港人,也都得小心自己在未来城邦的人民身份了。

一个很需要拉拢人民的城邦计划,居然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要开除人民,这几乎是当前香港激进政治倾向的通病,一种免疫系统上的紊乱,把所有人民都当成潜在的病毒。

蓝丝带当然不是人民。几十万经常往返香港和大陆的人,也都很有嫌疑。新移民通常不是人民,而是上头派下来的潜伏份子。靠自由行搵食的,往往也有出卖香港的嫌疑。这么一扣,可靠的香港人民大概就只剩现时居民的一半不到了。然后还有支持支联会与民主党的“大中华胶”,活跃于社运工运界的“左胶”,以占中三子及“大台”为代表的“温和派”,像何韵诗及香蕉奶一类的“抽水份子”,像萧若元,陈伟业及长毛一类的“叛离份子”,他们也全都要受到攻击和质疑,不能被当作是人民的一份子。只有剩下来的才是没有问题的香港人,是未来最终时刻会一呼百应,遍地开花的真正人民。

【来源:苹果日报】

梁文道:全部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总体与最终二之一)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本土族群主义者都喜欢把自己所定义的本土,把自己所要捍卫的那个本土,视为一具身体。只有站在这种形象的隐喻基础之上,他们才能顺利号召民粹激情,打击一切外来的“细菌”和“病毒”;同时严厉检视这具身体之内的一切“器官”、“组织”与“细胞”,看看其中有没有外敌潜伏,又有没有病变了的叛徒。这种隐喻固然是普世的,但不同地方自有它独特的本土资源,为这套抽象隐喻奠下了它在本地生根的基础。

例如香港,最早为这类身体隐喻提供线索的,大概就是才子陶杰了。十多年来,“DNA”这个字眼反覆出现在陶杰兄的文章和节目之中,它有时会和“小农”搭配,形成“小农文化DNA”;有时则与“中国人”嫁接,组成“中国人的DNA”。虽然他几乎没有仔细界定过他所说的“DNA”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理解为“民族性”和“文化本质”一类的东西。尽管“民族性”与“文化本质”是组在社会科学上很有争议的概念,不够严谨,而且过时;可它却很符合我们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直观感受,可以即时回应我们平时对“典型”(Stereotype)的需要,所以这些概念始终流传,一直不衰。

陶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民族性”等玄而又玄的概念,具体化成了非常物质非常有机的文化“DNA”(请注意,他所说的文化“DNA”又和“Meme”不同),彷佛民族性是种深深根植在一个身体上的东西,难以割舍,怎么自觉怎么改造都不会有用。说到这里,就已经近乎种族主义了,似乎一个人或者一个社群的成员,之所以有某种和行为某种心态,全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当然,文化“DNA”这类组合本身很矛盾,因为一样物事既然是文化的,它多多少少就不可能完全受制于自然的身体条件;反过来说,我们也实在很难从生理的角度解释一切文化现象。比方说很多人都觉得会排队、守秩序,乃是香港人特质的一部份,但你该如何在香港人的基因组合上头找到这种特质的依据呢?

一切矛盾,理论上的重重问题,皆不能妨碍陶杰纵其才具。本来就是一位作家,以形象之语,逞天赋之能,大家都不会太过深究他笔下的用字是否经得起严格的检验。于是“中国人身上有小农DNA”,和“中国文化的DNA变不了”之类的说法,渐渐就成了民间广为流传的套语了。

与才子气十足的陶杰不同,陈云自许是个严谨的理论家,要为今日中国和香港的局势与难题给出一套周全的解释。陶杰会为了效果而干犯种族论断之大不韪,把中国文化“DNA”讲成一种古已有之,始终不变的根本毛病。陈云则先从经典和局部民俗当中提炼出一套淳美典正的已逝“华夏”,再将现在的大部份问题归在四九年后建政的共产党头上。较为cynical的陶杰不只不提出任何正面的理论和行动纲领,他对香港人也是不客气的,觉得我们就算接受过英国“高等文化”的洗礼,终究洗不掉身上“小农DNA嗰阵味”。陈云却标榜香港,认为我们在英治之下保住了前朝遗绪,应该以一城之力在未来反济胡化了的中原。

陈云不用文化“DNA”这类粗疏的字眼,可他和陶杰一样,喜欢总体文化论断;前者会说中国人就是如何如何,后者则曰大陆人就是怎样怎样(这里所说的大陆人指的是四九年后被共产党统治教化出来的新‘人种’)。陈云不太使用和生理相关的言词,但他也类似陶杰,似乎相信一个包含一切的文化特质是变不了的自然。一日受过共产党的统治,一辈子就是凶狠粗蛮的奴才,到了香港会赤化香港;留在大陆,即便将来有了民主普选,那就会变成更可怕的巨兽。而民主化过程当中,种种民主社会价值的建立,公民社会的茁壮,都改变不了中共在大陆人身上种下的“毒性”。所以陈云才会提出大陆要是有了民主,将会变得更加危险。有趣的是,这种想法在某程度上却呼应了许多威权政府的主张,要不是认为宪政民主不适合所有文化,不能照搬;就是拖延,觉得自己的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必须一步“训政”成熟,直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负责任”地实现民主。经过陈云的转化,文化“DNA”一类的观念,就为今日香港本土族群主义者铺出了一张虽然模糊但又很有魅惑力的想像框架。模糊使它很有弹性,延伸的范围无限宽广;魅惑,是因为它坚持内外有别,符合人类区分彼此敌我的本能需要。

在这套框架之下,双非孕妇、跨境学童、自由行游客、内地留学生、在港工作的内地人,以及新移民,他们全都是身怀病毒的他者。尽管他们带来的社会効应不同,但问题归根到底不在什么政策设计和执行等技术细节,而是一种文化的问题,甚至一种人的问题。反对双非孕妇来港产子,不再是个医疗资源的问题,而是反共乃至于反大陆人的问题(因为双非孕妇产子会带来更多坏基因)。于是,从这类社会政策的规划,一直到政改,就全都变成了同一回事,是个敌我矛盾、“大是大非”的根本决断。至于这种思路能不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呢?那不重要。因为真正要解决问题,通常的做法是拆开线团化整为需,个别问题个别思考。但本土族群主义者并不真的想解决问题,他们只想爽一把,期待某个爆发时刻,在那一刻解决掉一切外来势力,自由行不来了,内地留学生消失了,新移民不见了,香港民主了,港视也在大气电波当中开播了;防止大陆病毒入侵,让香港永保健康的战役也就成功了。

【来源:苹果日报】

梁文道:有病的免疫系统(“同路人”之二)

随着激进本土派的兴起,以及传统泛民势力的裂解,我们不只见识到了种种同室操戈的现象,有时候甚至还会遇上一些擦枪走火的怪事。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今年三月一场反水货客示威,吓哭了一名不幸路过现场的小孩。那个小孩并非水货客的家属,也不是最该被勇武份子追击的泛民左胶,她更不是到场“反”示威的保守派成员,她真的只是跟着大人逛街经过而已,和当天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吓哭了如此一个实在无辜的小孩,“热血公民”黄洋达的回应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搞个咁激烈嘅行动,连细路都搞唔喊,都冇X用啦,中共又点会惊”。曾经和他当过“同路人”的陈伟业则反驳道:“搞喊个细路女同共产党有乜关系”?

的确,黄洋达这句话的逻辑是古怪的。莫非他以为习近平看到本土派居然能够吓哭细路,然后就会心生恐惧?“哇,佢哋连细路都吓得亲,我真系好惊呀。”

更有意思的是,这么奇怪的推理居然也能赢得不少热血粉丝的赞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猜,关键大概就在“共产党”这三个字。这三个字等于是本土派的六字大明咒,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以用得上,具有化名为实,扭转局面的魔力。平心而论,吓哭小孩只不过是场意外,随便道个歉也就可以当作了事。但只要一把这事连上共产党(不管它们如何连上),把这场意外说成和对付共产党相关(也不管它们如何相关),整件事就忽然变得很正义了,简直还有点理所当然。如果弄哭那个小孩是为了将来弄哭共产党做准备,那么她被吓哭这件事就可以从坏事变成好事了,可以证明那天的示威“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离共产党“好惊”又近了一步。

在我看来,这个事例恰好能够用来说明今日香港的某种倾向,那就是为了“正义的原则”(比方说‘打倒共产党’),我们可以大范围开火,不只胡乱扫射一通所有“同路人”,而且还能见神杀神,耍盲拳般地打倒一切挡在前面的无关百姓。这就好比一套过度敏感的免疫系统,原来的作用是要针对外来的侵犯,但一受刺激,它却开始失控地肆意攻击自身的健康细胞。换句话说,这是种病,是当前香港社会的身体隐喻。

罗永生在“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见《思想》第二十六期)一文中精准地指出本土族群主义行动“根本没有一套一贯的关于何谓‘香港人’的定义。但吊诡地正因如此,却可以令附从者分享那种民粹式批评修辞带来的亢奋,抒发生活被‘大陆人’这个‘他者’形象不断挤压所带来的不满。而正因为这‘他者’不能定义,永远在含糊状态,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扩充其内容,抒发不满情绪”。在该文注解当中,罗永生又进一步补充:“这状态也正好对应齐泽克(SlavojŽižek)族群民族主义的分析,他认为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型态最重要的不是令人分享某种理念,而是共享某种快感。而‘狂想’所起的作用,正是召集、控制和组织不能整合到语言秩序去的快感。何谓‘香港人’和何谓‘本土利益’如果定义清晰,事情就交到社会政策的讨论,而不会构成一种可用作情感动员的情绪”。

再具体点讲,行动重点并不在于被打击的对象究竟该不该打(例如那个小孩),而在于任何出以捍卫本土旗号的打击行动都是很爽的。此所以每回本土派的行动惹起争议,同情他们的人都会为之辩解,说“难道我们就坐着什么都不干?”,又或者“有行动总比没有行动要好”。行动是否有效,行动是否准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动。只有动了,情绪才能宣泄出来;只有动了,人才爽了。

也就是说,这套免疫系统已经不在乎它要寻找的对象了,也不在乎对象的属性,它只想要好好地大干一场。

几乎所有本土族群主义都沿用了一套身体隐喻,先把社会理解成一具人体,再将它所有的问题都归因到一组外来入侵的“病毒”上头。然后,本土族群主义者才能确立自己是整个社会的免疫系统的身份,肩负起检查和抵抗外来病毒的重任。为了完成任务,它不单单要向外严格防守边界,还得对内审视体内成员,看看有没有分明中了入侵病毒产生病变,却依然伪装健康自己友的可疑对象。我们眼下的问题是根本不能清楚界定外来他者的本质,也没有办法说明什么叫做健康正常的自己人,于是只好先动了再说,有杀错冇放过。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两年在公众舆论中会出现那么多“卖港”“叛徒”的原因了。从保守建制派和他们的支持者,传统泛民中的“大中华胶”和“左胶”;一直到“占中三子”与“学民思潮”,甚至曾经和本土族群主义者做过同路人的一众组织,全都被定性为遭到感染的病变细胞。那么,他们共同染上的病到底是种什么病呢?除了攻击他们都很有快感之外,本地最激进最勇武的免疫系统可曾给过一套逻辑一贯的说法?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整肃「同路人」(同路人之一)

就和之前很多人估计的一样,今年6月*日果然有些本土派跑到维园烛光晚会踩场,要求正在座谈的支联会成员「建设民主中国就返大陆」。为什么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大家就能猜到会有这样的场面呢?那是因为不论你管它叫「本土派」、「激进派」,还是「勇武派」,这一路人的行动方略都已经形成惯性了,人人都熟悉得很。这套习惯的第一条是在重大的社会争议上头,首先对付不掌实权的普通人与普通机构(例如自由行游客与孔教学院大成小学),然后才轮到真正拍板决定相关事务的政府部门。第二条,也是更加重要一条,则是集中火力攻击传统泛民,而不是他们口中的万恶之源(比方说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所以他们未定要像支联会那样游行到中联办门前,也不必跑去骚扰「爱字头」的集会;但却一定得去支联会的主场示威。

没错,传统意义上的泛民才是本土勇武激进派的头号敌人。这是早在这股浪潮孕育之初,就已经显现出来的轨迹。想当年公民党明明站在支持「五区公投」的立场,但还是遭到一些口口声声要民主党「票债票偿」的激进份子狙击,令人啧啧称奇。不是吗?那几个公民党候选人和你共有相同的主张,一致的立场,为什么你还要恶狠狠地视之为敌?难道他们不是你的同路人吗?

问题正正出在「同路人」这个概念。

从法国大革命到苏维埃革命,几乎一切带有浓厚民粹色彩的政治运动都特别喜欢从「肃清革命队伍」下手,不断地挖出异己,不断地「清除瘀血」,据说是为了「健全进步力量」。

本地激进派亦然,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同路人」不只不是可以团结可以合作的盟友,反而还是最危险最应该提防的敌人。从现实面讲,这恰恰是因为「同路人」和自己有较为接近的地方,面对的是相同的对象,所以需要在彼此之间拉出更大的区隔,甚至不顾逻辑地批判他们,从而在竞争当中取胜(就像当年那些人狙击同类支持『五区公投』的公民党似的)。简单地说,他们根本放弃了开拓「市场」的想法,放弃了从名义上头号敌人(譬如『爱』字头为代表的保守派)那里挖走对方支持者的念头,因此也放弃了理解那群人以及与他们沟通的尝试,然后再把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强硬姿态延伸到对「同路人」的斗争上头,划出「真对假」和「坚持妥协」的路线分别。这本是政治光谱运作的常见模式,最激进的人必然会把没那么激进的人当做对手,因为反正他们也抢不到保守派的市场。

从理念上说,本地激进派似乎也有点历来激进民粹运动的特色,时刻关心自身的洁净与纯正,总是害怕队伍之中会出现内奸和叛徒。所以才使得「卖港」、「投共」之类的字眼成为眼下最流行的骂人话。那是因为他们把社会政治运动理解为敌我分明的战争,而战事当中最恐怖的绝对不是站在明处的敌军,而是伪装成自己人的内应。所以若要取胜,若要「救港」,当从清算所谓的「同路人」开始,以免人民「受到蒙骗」。事有轻重缓急,欲攘外必得先安内,在这样的思路底下,破坏支联会的工作就要比直接冲击体制重要得多了。

不要看这批激进派反对「和理非非」,许多成员往往不带脏字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这种力量在道德态度上通常是很严肃的。我所指的道德态度,乃是一种对「真诚」的不懈追求。且以社运歌手「香蕉奶」遭到批评一事为例,这位时常在运动现场献歌打气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挨骂?难道他唱的内容违背了运动者的理念?难道他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用心?还是他的音乐造诣太差?都不是。依照一位论者的讲法,那是因为他不单止没在雨伞运动之中失去什么,反而还因此扬名得利,从一个没没无名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可以众筹出唱片的「歌星」。人家有工作有家庭有事业,全都放弃,走到马路上餐风饮露;凭什么你可以藉此成名?凭什么你能募款出碟?「真诚」的运动必须是要有代价的,一个「真诚」的信徒必须得受尽磨难、有所牺牲。否则的话,那就是用心不正,那就是「抽水」。好玩的是,一些替「香蕉奶」辩护的人几乎也袭用了同样的逻辑,强调他本来是个大有前途的法律系学生,如今为了理想甘置平顺人生不顾。意思是他确实「真诚」,因为他真的也付出过代价。

我们还能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被人质疑「抢夺道德光环」的何式凝。无论是谁,他们全是这种严肃道德目光检视下的可疑对象,全是在无私信仰之可能还夹带了个人考虑等杂质的不干净份子。

这种极端严苛的道德态度,其实是一种自己赋予自己的形象,也是一种可以脱离任何政治理念与实质信仰内容的表皮,它的重点在于先让自己感动,然后再感动其他不知就里的旁观者。好比一些公开表演苦行,当众鞭打自己的修行人。这么做的人能够透过这种行动向自己保证自己的正确;而旁观者尽管搞不清楚这些人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也多半会觉得「一定有啲嘢」,对他们肃然起敬。此所以热血的激进派老是要反对「左胶」的「快乐抗争」,反对在集会中唱歌,反对大伙替自己鼓掌,反对吃火锅,甚至反对闲聊分享;因为抗争不可能是愉快的,革命不可以是请客吃饭,真正有信仰的运动应该类似苦行,宁愿爆粗也不可以爆笑。

既然如此,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要谈谈那个值得让人牺牲受难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东西了。可是在此之前,且先让我继续探讨这类攻讦「同路人」的现象,看看它背后是否还有些有意思的心理条件。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食粥的政治

如今这世道,好粥不易找了,所以我时不时就会光顾一档离家不远的粥铺。一直以来,这就是段普通食客与食肆的关系而已,一买一卖,十分简单。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我:「喂,嗰间嘢嘅老细好似系蓝丝带噃,有人见过佢去参加嗰边搞嘅活动」。他这话是甚么意思呢?是想提醒我「道不同,不与为谋」,以后再也别去那家「敌营」搞的粥铺吗?于是那段简单的关系就多了一层往昔未能料及的色彩,变成了敌友矛盾;我去不去这家馆子吃粥,现在是个立场的问题了。如果我不理会这政治取态上的差异,继续帮衬,这很可能就是「是非不分」,甚至「支持卖港」了。然而,我毕竟是个「老派」香港人(也许有人会觉得我是个『未觉醒的香港人』),我如此回答朋友:「喂,大佬呀!我而家食碗粥咋,驶唔驶搞到咁严重呀」。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认为我这种态度很「左胶」,大过「包容」。然而,不「包容」的话,我又能怎样呢?我住的地方,邻居十之八九是乡事势力支持者。我是该搬家,还是以后假装不认识他们?要搬家,我又该如何确定新居附近全是自己人?有没有人能够提供这样一份统计清单和地图,去告诉大家全港那些地区是黄的,那些地方是蓝的;告诉我们那些商铺食肆够黄,那些店家又是偏蓝呢?

我们今天时时把「包容」当成一个贬义词,又将许多不同的概念、言论及行为一股脑地丢进定义不清的「包容」这个大框里头。但究竟甚么叫做「包容」?去一家政治立场和自己不同的老板开的店吃粥,这叫不叫「包容」?和社会价值观不同的人做邻居,这又叫不叫「包容」?

严格来讲,这并不算是「包容」(或者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宽容』),而是「划界」。现代世界的基本特质之一,就在于社会上不同领域的划分。我欣赏一位运动员,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和我有多接近,而是因为我喜欢他在比赛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所以反过来说,我也不必因为他在政治领域中的言行而影响到我对他身为一个运动员的评价。例如黄金宝,他也参加过一些保守色彩浓厚的活动,有替政府站台之嫌;可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的「香港车神」。我知道杨贯一喜欢结交权贵,常以客任国家领导人「御厨」自豪;不过当你问到他家做的炒饭,我还是会说那的确是非凡隽品。同样地,一部电影也不会因为它开宗明义支持某项我赞同的政治议题,就顺理成章地要被我认可是部好片子。

说到电影,近年我们常常听到大陆官方封杀和民间抵制某些艺人的消息,据说是因为那些艺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香港的舆论流行把这些艺人形容成有风骨有良心的艺术家,觉得他们敢说真话敢表态。我完全同意,当一个人在明明知道有政治及利益风险的情况底下,仍然坚持道出自己所信从的价值和观念时(不管那是甚么价值),这种勇气是令人钦佩的。然而必须小心区分,之所以反对这类政治封杀,并不只是因为我赞同那个被封杀者的意见,更是因为这类封杀是逾界的;是政治领域扩大,吞没了其他领域的表现。

且以近日终被证实为谣言的舒淇事件为例。传闻这位演员在康城影展的资料册上把国籍从中国改成台湾,于是网络一下子就炸开了,不少台湾和香港网民称赞她是「台湾之光」与「良心演员」,而大陆网民自是恶言诅咒,呼吁抵制。假设这个事件最终真的演变出最坏结果,大陆片商甚至官方出手抵制她包括《聂隐娘》在内的多部作品,我们又会有什么反应呢?我想,港台二地大概有不少人会鼓励她声援她,因为他们认为使她受罚的那个行动是对的,因为他们认同她在国籍问题上的态度。如果我要表态,我也一定会鼓励这位演员,同时抗议针对她的种种封杀举措;但理由却不是她在所谓「民族大义」议题上的立场,而是因为那些封杀越了界,因为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吞没了艺术文化领域的独立。简单地讲,在我看来,一个演员的政治立场与她的艺术成就实在没有多大关系;一个演员在政治上的取态之对错,与我能不能看到她有份参演的电影,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

我当然明白,现代社会的领域分化,以及各项价值的独立自主,尽皆是相对而言,难以彼此切割得一乾二净,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独立于政治的艺术,也不可能有不受经济影响的运动。不过,这种分化又是一种理想,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念追求,而且还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故此在明知运动不能彻底摆脱政治的情形底下,我们还是会盼望奥运不要那么地「政治化」。乃至于在另一些艺人引发的政治争议当中(例如张悬伦敦演唱会上的国旗事件),很多大陆网民又会批评那些艺人「把政治带进了艺术」(这又是另一种值得探讨的情况,此处不议)。

雨伞运动之后,据说香港发生了一次「政治觉醒」。这让我想到最近看《苹果日报》与《壹周刊》的体验,不知是不是我太过敏,我总觉得这两份出版物好像少了一些往昔常见的广告。我说的不是那些本来就不会投放广告给它们的财团,而是一些关乎日用民生消费的中小企广告。后来我又在一些朋友那里得知,原来还真有在中小企负责广告宣传的经理「政治觉醒」,开始关心媒体的政治取向。照道理讲,以他们的生意规模,以他们本地为主的市场定位,实在不必多虑「上头」的压力和胁迫。说难听点,就算你在「政治不正确」的媒体上宣传,也还轮不到你被秋后算账。按以往常态来看,在何处登广告,应该考虑的无非是对象品类,受众多寡,以及影响力之大小而已,怎么现在又多了一项政治检查呢?这就好比吃粥还得先问老板对政改的看法,可笑复可怜。如果「政治觉醒」指的是公民意识增强,个人开始关心自身与政治的关联,自然不坏。但我现在还看到了另一种古怪的「政治觉醒」,那就是不分领域、事无大小地存了一个政治心眼,从吃粥到营销都得先保政治正确。

如果有人反驳,重申汉贼不两立,对异我者绝不「包容」的「天理」,坚持蓝丝老板的粥店绝不能进,黄丝背景的媒体绝不能碰的话。那么即便我有多不喜欢动不动就拿文革吓人,我也还是不得不提文革。因为文革就是一个最讲立场并且只讲立场的时代,是个政治淹没了一切领域的典范。

【來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成功争取自己人

我和劳永乐医生不算熟悉,尽管我视他如友,意思是比最虚泛的「认识」多了那么一点东西,乃至在他去后,我会留着手机里他的联系方式,留到未来不知哪一段时候。然而,这种友谊究竟不深,所以我无法了解他所有动向及其背后的想法。

例如过去十多年来,他政治生涯上的转折。一开始,他是我心目中的保守派,道不同难与为谋。后来,他加入了社民连(也就是人家说的『忽然民主』之后),我们便有了许多共同话题。那时,他会以当年几位爱尔兰共和军绝食至死的往事激励青年,同时准备葡萄糖在天星码头现场应急。可数年之后,他又以同样例子,讥讽服用葡萄糖的黄之锋不够真诚。

为什么同样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在根本价值立场上头几番变化,从保守而激进,再由激进回到保守?这后头,想必有些我不知道的理由与情感上的起落。

这样子的立场更易,我们今天流行的解释多半是「他投共了」、「他收钱了」、「他想做政协」,意思是他一定为了某些物质和权力上的好处。果然,自其离世消息传出,还真有人这么批评。不过,也有些能够多想一层的网友怀疑,一个明知自己身患绝症的人,到了生命最后岁月,还有必要去为了那未来的俗利出卖自己吗?于是这些网民慨叹:「可见他是真心变胶」。

劳永乐是否真心从进步的道路回到保守立场,我不知道,也没有可能再去了解了。他这桩案例,倒是让我想到一个当前香港公共讨论的现象,那便是大家似乎都不再相信有「真心胶」这回事了。凡是政治立场异己,就说他「收了大陆钱」,「投共」;又或者反过来说他「收了美国佬钱」、「别有用心」。如果说香港这两年有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像大陆,我觉得这种单从不可证实的动机出发,诋毁对手,进而否定一切再讨论机会的态度,便是其中一条了。由于对手言行皆出自实利,所以他所说所做的就都不可能是他真诚信念的反映,所以他在道德上就是一个比我鄙下的人,大家多谈无益,而我不战自胜,剩下的就只是怎样去「闹爆」他而已。这种人,即便本来友好,如今也必得绝交。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甚至用不着去理解对方,因为理解是沟通的前提,而沟通则意味着说服与被说服的可能。我们双方皆不可能说服和被说服,根本没有什么沟通的必要。在你我之间,只有谁的声音比较大的问题,只有谁的气势比较威猛的问题,只有谁的「实力」比较强大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提出沟通,提出理解,那就意味投降,意味背叛,意味着自甘堕落,投入敌营。

既然大家不讲道理,讲的是「力」,那么很自然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应当如何扩大实力,增加己方人群。可在香港政治撕裂如此严重,人人分立两翼的状态底下,我又该在那里找到或许会有兴趣投向己方的那些人呢?是在对手那边挖人吗?这不可能,因为汉贼不两立,他们全是该下地狱的罪人,我连话都不愿和他多说,又怎能静下心来好好劝他投明弃暗?所以当下政治动员的重点不在挖掘对方墙角,不在从敌营中吸收新血,而在给自己人打气,在自己人的媒体、网台、脸书,以及各式各样的圈子内向自己人再三保证我方路线的正确,让本来就在我方阵营的人变得更加坚定,更有自信。

于是我们就看到眼前诡异的局面。根据各轮可靠的民调显示,无论正反双方如何宣传与反宣传,支持和反对政府政改方案的人数皆无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始终停在各据四成上下左右的水平。死心支持政府的就是那百分之四十几,不管大家怎样奚落高官落区;坚持反对方案的,也还是那百分之四十,不管建制机器怎样落力宣传。同样情况,也可见于被人认为「失败」了的雨伞运动。如果真要说它「失败」,恐怕不是为了它无法改变人大决定,而是它没有呼召出更多它所召唤的「人民」。我的意思并不是嫌当时上街的人数还不够多,而是民意调查显示不出这场运动对市民的动员效果。反对人大决定的市民数字在运动前是那么多,在运动之后也还是那么多;相反的,支持人大决定的市民亦然,很少有人受到运动感召,从而转换立场。

说回劳永乐,乃至于已成众矢之的的屈颖妍,我也奇怪这些朋友怎么会在这一两年内产生这么大的变化。或许我无法赞成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意见(例如屈颖妍近来对警察工作的『过度体谅』),但是比起反唇相讥,我更想知道他们态度转变背后的理由及思路。大家当然可以给他们冠上各种骂名,说他们投降,说他们背叛。然而,要是不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以及那些想法的由来,我们又怎能在另一个更高更后设的层次上沟通?又怎么能说服他们?

是的,我很老套很迂腐,始终相信理性说服是健康公共生活的要件,尽管我晓得「和理非非」在今天是件多么过时多么讨人厌的事。因为在许多人批判「和理非非」没有实际效果的同时,我也看不到「勇武抗争」的实际效果,尤其是在争取那另外四成多不同立场的市民这件事情上头。除非你说那四成多人不重要(就算他们的数目可能比你还多),又或者你的行动可以「击败」他们,让他们住嘴,甚或让他们消失。

【來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梁文道:陈云辩证法(想象最实际之四.完)

虽然就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时常弄不明白陈云论述的真义,只见他一时热血沸腾地倡言某套主张,一时又说那都只不过是鼓动民粹的策略。可在他自己看来,他倒是有一套非常严谨,逻辑一致的政治理论。在《香港城邦论二──光复本土》的序言里,他说:「我的政治理论的用心,出自儒家诚明之论。政治理论首先要逻辑维持一致,要诚实,不要欺骗,此谓之诚。其次,要继承文化传统的理性,此谓之明。这就是《中庸》的诚明之道,自诚而明」。

那么,他那一致而又诚实的理论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呢?简要言之,就是「汉贼不两立,王道不偏安」。其中,「汉贼不两立」既是描述事实与来自这个描述的行事规范,也是一个短中期的策略。所谓「事实」,指的是继承了华夏正统的香港,和已经不再是华夏的那个现代中国,乃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和社群。所谓「规范」,就是这两个区域应该严守分际,尤其香港,必以「城邦建国」的手段维持住本土生命,方能自保自立。如此描述,如此规范,便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城邦论」基础。不过,再往下一层推演,这套很容易让人误会是要港独的理论,就变成了一道台阶,其真实目标乃一个港人不偏安于一隅,行王道于天下的「帝国」(或者『华夏天下』)。于陈云眼中,城邦建国也好,北向殖民也好,这全都是「顺势而行」,现实得不得了。于是他又免不了一贯风格,自吹自擂地问:「我的政治理论的威力在这里,大家看到了吧?」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他这套「理论」并非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理论,也不是以阐明现实为主旨的社会科学,而是一个打算安排政治现实的规划。既然如此,大家当然可以要求陈云说明这一切规划应当如何实践出来。更何况陈云这么喜欢谈论现实,总在指导大家行动的方向。

关于城邦建国,其大义是香港本系城邦,大陆与香港也本来就是邦联的关系,只是掌权者不愿承认而已。所以「反蝗」和其他「勇武」抗争手段,目的全在逼迫当局承认这个「现实」。只要他们接受现实,接下来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至于为什么很容易连带煽动起港独情绪的「勇武」手段会逼得掌权者承认「现实」,而不是促使后者更加紧了对那个「现实」的改造(也就是把一国两制带往一国一制的方向)?我不知道,因为陈云也没有说得很详细。但姑且就当眼下右翼本土主义厉害,勇武得吓怕了北京,使中共不能不放生香港,让你「城邦建国」好了。接下来又该怎样实现那王天下的大计呢?

陈云认为,那个正名了的香港很了不起,有如「华夏梵蒂冈」,以文明垂范天下,于是「中共可以面对其苏俄正统来源而不必急于隐藏,他们可以正视其域外蛮夷来源,缓慢复汉」。再明说一点,意思是「中共可以借助香港过桥,安度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乏骤然失去政权」。不只如此,就连台湾也可以「释放其华夏文化负担,安心成为一个建政于台湾、归心于台湾的华人政体,其情况犹如南韩,但比南韩更为接近华夏,因为台湾会与中国、香港和澳门结成华夏邦联」。换句话说,香港城邦论的厉害在于:一来安了中共的心,使之掌权之余还能在文明上伟大复兴;二来还能顺便解决两岸问题,让台湾一边台独一边和中国华夏各表。但问题是该怎么让中共和台湾接受这么厉害的主张呢?

第一步原来是要和「北京商讨拓展领土或管辖区」,因为香港的文化必须向外扩张,其工业也得重新发展,新移民也最好能安置在广东开设的「新殖民区」。有了这块能够辐射内地的「新殖民区」,不只可以解决香港地价过高的问题,还能带头改变中国,令它真正「与世界接轨」。听起来,这和梁振英倡导的向广东买地与河套发展,或者深圳的前海方案差不多;但陈云认为他心目中的「新殖民区」是不同的,因为后者真由港人管治,而且还会扩展到东莞、惠州,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香港」。

为什么中共又要吐出手上的东西,让你香港反向殖民呢?简单地讲,就是为了未来的崩溃。因为香港届时能够维持宪政秩序,保住中共的利益。万一中共不信邪,硬要统治香港,那么「一旦中国崩溃,中共灭亡而香港自治自立」,香港就可以用每天向大陆发出一万张二级公民身份证的方法,「在国际势力的保护之下,将中国殖民」。正如几乎所有右翼本土主义者似的,陈云也相信中共必然要崩溃。分别在陈云还相信中共也知道自己快要完蛋,所以迟早得清醒过来,乖乖地和城邦派合作。

再说一次,尽管我始终不知道在中央商谈香港普选问题都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为什么会忽然发现国师的伟大,醒悟他这套东西是千载难逢的锦囊妙计。但我还是善意地当他得计,就让习近平在脑海中礼贤俯就,求得卧龙出山,凤雏现世好了。因为不这么做,中共将来说不定真的会亡党亡国,到时候利益尽丧,又怎么对得起八宝山上的列祖列宗?

然而,叫人吃惊的是,说好的救命单方居然是具屠城木马。不到五页,陈云笔下这套中共不敢不从的分析竟然出现重大转折:「大城邦计划提供的文化自立、政治安全与资本保障,足以引动整个大陆的人民。届时岭南文化特区成为国上之国,共产党的中央统御力量势将崩溃。大城邦计划要成功设立文化特区,须要中共陷入艰难管治的局面」。其中一个令中共掉进危机的关键是「托柱换梁,将过往共产党统治设下的党委分阶段撤走,以合乎现代规章的市议会取代」。

大部份右翼本土主义者的具体政治主张都预设了太多太多的想当然,同时又太过缺乏实现那些想象的条件说明。在这些人当中,陈云的特点是他标榜体系,好谈实际。不说别的,就看我刚刚勾勒出来的这条推理好了:一、中共不能不让香港城邦自治,也不能不让香港北上扩展成一个大香港城邦,因为它要自救,为了将来的衰亡做准备。二、香港要成为一个大城邦,中共就要自拆墙脚,好让自己陷入艰难管治的局面。如此实际的理论体系,各位看得懂吗?我看不懂。许是鄙人愚钝,未克领会陈云阴阳辩证之道术的奥义,恐怕还得等他下一册大作,揭示深藏在这一切迷障背后更宏大的计划。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