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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再见〈兵器谱〉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见面」?多么奇怪的一个字眼,明明是透过文字的交流,为甚么我们写作的人总是很轻易地,不加思索地,使用「见面」这么贴近鲜活的隐喻呢?我甚至不大敢用「交流」去形容过去三年在这里的文字习作。

当然,应编辑的要求,我在此留下了一个电邮地址,也收过不少读者的反应;可是坦白讲,我不只极少回信,也很少打开来看。我不是不注重读者的感受,而是不大敢真正听见读者的声音,彷佛害怕接近一个灼人的真相。为甚么?我也不能说得清楚,或许是某种自闭的倾向吧,可笑吗?像我这种靠在媒体上抛头露脸讨饭吃的人居然也会自闭?

从前,我曾经很向往法国思想家巴泰伊(Georges Bataille)的自闭境界,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从不露面,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甚至也不大愿意见人,他只是闭门思考、读书和写作。由于大家几乎连他的照片也见不,因此他有「无面目的作者」之称。可惜我意志不坚,自从第一次登上电视荧光幕开始,就不可收拾地做到今天每周十集节目的地步了。

除了做电视,我也没丢下写稿的本行,字数达到每周一万字以上的数量。我有多忙,可想而知。这也就是我很少回复读者的另一个原因了。所以,对于那些批评我的读者,对于那些邀请我去吃饭的读者,甚至那些要求我为他们子女的功课计划拟一份参考书单的读者,我只好很抱歉地说一声对不起了。如果我真的一一覆信,大概我那所余无几的睡眠时间也要牺牲掉了。

想当初,在香港报纸副刊最盛行的日子,有不少作者都喜欢在自己的专栏里东家长西家短地拉杂闲谈。有的还常去各种大大小小的饭局,以吃饭代替读书,把主人家在席间透露的讯息顺利地传达给读者,形成了某种公关传统。要是遇上无话可说的日子,就回答一下读者来信,可以很方便地占去几天篇幅。我一直不敢答应写每日见报的小方块,就是因为怕自己有天会变成这样。

我以为,身为一个报刊杂文作者,对读者负责任的方法不是有信必答,而是诚恳地写好每一篇文章。我的文字工夫不大到家,没有华丽修辞的能力,也不擅长幽默调侃;但是我真的很认真地试着去写,尽我所能地把信息、知识和观点提供给大家,不流俗,不重复,因为我相信知识与观点的创造力量。我不敢说这里出现过的每一篇文字都做到了这一点,但我已经尽力了。如果还有甚么做得不好的地方,我请求大家谅解。

最后,我要多谢三年来所有给我机会,和负责处理我的稿件的编辑。他们太宽容了,不只放纵我的天马行空,还要常常等到最后一刻,把我难看的手稿转变成可读的文字。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梁文道:重新发现香港的街道

香港芥子园

我每一个月都起码花一个礼拜呆在北京,这个陈冠中口里最有趣的城市。可是坦白讲,直到今天,我还是没办法完全领略北京的妙处。

没错,北京是全国的文化首都,聚了各式各样有趣好玩的人物,梳辫子的、剃光头的,样样不缺。没错,北京总像一个蓄势待发的大工地,随时要出现甚么好玩的事情。然而它就是缺了一点甚么,就是那点东西,让我不能毫无间隔地进入北京的肌理。

和香港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北京缺的那一点是甚么了,那就是街道,可以行走可以游可以隐的街道。从前的北京不是这样子的,从前的北京固然有宽阔得只合检阅部队使用的长安大街,也有全世界最大因而也违反人性尺度的广场,可当年它还有窄街与胡同。

然而如今的北京却为纵横的路所切割,无论往哪儿都要坐车,而坐车其实也就是堵车。

北京已经变成一座不宜行走的城市,如果勉强行走,难免会惹来一身尘土,彷佛是渐被沙漠侵蚀的孤岛绿洲。

我城香港,其实是个很小的城市,它的市区面积甚至比不上北京和上海的一个区;偏偏人人都说它是座国际大都会。它怎可能同时既小且大呢?关键就在它的密度了。从旺角开始,你若沿笔直的弥敦道向海前行,一路上都能看到海港对面的「中环广场」,那栋其实位处湾仔的高楼看起来如此之近,几乎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最南端到故宫以北的景山那么近。

不过这条弥敦道要是仔细走下来,一天绝对走不完,因为它的两旁隐伏了太多街巷,靠右可以走到砵兰街看夜场灯招的五光十色,靠左是西洋菜街附近数不清数目的电器行与波鞋店。再往下走,还有上海街的厨具、庙街的小贩、佐敦的「助听器」唱片行、加连威老道的本土时装……。

香港就像一具古人珍爱的多宝盒,尺寸虽小,然拉开一层又是一层,纳须弥于芥子;人在其中,竟然很容易就忘了这本是一片多么狭窄的地面。

由于空间的密度如此之高,香港人全都成了最擅于计算效益的设计师。在家,主妇懂得怎样把一切杂物不露痕迹地收纳在假天花和组合柜里;在街,商人晓得如何将招牌悬在五楼的窗台外引人耳目。

如此密集,如此紧凑,于是在香港逛街就是一种可以很花时间很花工夫的运动了。家里太狭小,香港人都爱往街上跑,而上街靠的多半不会是私家车,所以香港人的运动量其实很大。

或者这就是香港人均寿命长度名列世界前茅的原因了。明明生活得这么紧张,压力这么大,但我们却比舒散悠闲的西班牙人还长命,你说奇不奇怪?

行街复活

「行街」这个广东话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在街上行走,实际指的则是漫无目的地逛街消费。然而,拥有优秀「行街」条件的香港,在过去二十年里却走上了消灭街道的歪路。有多少地方,被政府整片整片地收购再规划,卖给地产商发展为楼房加商场?于是「行街」几乎变成了「逛商场」的同义词。

大部分到过香港的游客都会去过港岛金钟的「太古商场」和兰桂坊一带的街区,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地方啊,「太古商场」是全港最受欢迎的高档商场之一,从Hermes到西武百货,集聚了各种名牌商品,叫人目不暇给。但是只要走到外头,就会碰上整个港岛北岸最无趣最枯燥的街景了:除了汽车和电车,就是寸草不生的道路与呆板的橱窗。

从湾仔走到中环,金钟这个小小的中转站是个令人尴尬的断裂;地方虽小,却给人一种孤寂无边的感觉,因为它没有那种我们熟悉的、变化多端的、充满生机的街道。夹在繁华现代的中环与市井庶民的湾仔之间,「太古广场」就像一架由天而降的大型宇宙飞船,硬生生地切断了原有的联系与生命。

比起街道的外散,商场是一种内聚的空间,它对内发展,却对外封闭。二十年来,香港最大的不幸就是任由一座又一座的商场取代了一条又一条的街道,让看似包含一切的超级市场吞噬了传统的街市。商场遍布的香港就像长满了巨瘤的荒原。巨瘤之内,是有空气调节和开放时限,布局可以预期并且往往是被过度管理的人工环境;巨瘤以外,是毫无人趣的冰冷外墙和交通轨道。而香港,本是一座用脚丈量的城市。可以行走的城市是开放的,容忍惊喜甚至意外,这一条街人声鼎沸比肩继踵,下一条街则清静幽暗至到了令人忍不住叹一口气的地步,它们构成了起伏跌宕的节奏,使行人不自觉地走出了韵律。

如果说这两年的香港还有甚么能够叫人惊喜的话,那一定不是越来越多的国际级名厨餐厅分店,也不是新兴的年轻设计力量,而是街道的觉醒。首先是四、五年前的湾仔利东街,这条街以印售婚嫁用品闻名,因此又称为「喜帖街」,是条对外人来讲很有情调,对居民而言小区网络健全的街区。在政府部门收地重建的压力面前,街坊们联合起来推出了香港历史上第一个居民参与规划案,要用更新过的老街风貌对抗空洞的楼房和商场。

最近的例子是深水涉的一帮住户以路边画展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营生方式,那是典型老派的「前铺后居」或「上居下铺」的建筑规划,一种不分居住和商业,也不分生产和销售的混杂空间。一个小孩要是生在这种地方,纵是街童,也能从街上学到不少东西,他能看见酱油的酿造过程,看见汽车底盘的复杂构造,更能在街角的报摊学到认知世界的分类范畴。

虽然这两块地方最终可能还是敌不过官方的推土机与资本的巨轮,但居民们的创意已经唤起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请注意,这绝非怀旧,他们分别使用了极具创意的手段去对抗过去二十年来的发展逆流,因此他们才会得到大家的注意,产生了磁石效应,引来一批又一批文化人、艺术家、建筑师、大学生乃至于一般市民。虽然他们可能挡不住官僚的决心,但到底提出了警号,使政府的机器在其他原来也要拆除的传统街市面前急速煞车。

香港是一个能够行走的城市,街道是她的根本元素,「街坊」则是香港市民的别称。重新发现这一点基本特质,就是香港市民这两年来最大的成就了。每一回我从北京回来,我就更肯定这一点,更爱我这个仍然走得动的小城。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梁文道:记一次文化交流的发现

所谓交流,一般的理解就是两拨不同的人聚在一块,互相学习学习。大约九年前,当我第一次参加「上海、深圳、台北、香港.四城文化交流会议」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无非也就是这种很抽象却也很浮滥的「交流」。完全不知道当它开展实现出来的时候,会是甚么模样,能有甚么效果。然后今年九月,我去了上海,参加这个会议的第十届年会;现在,我可以具体地说出「交流」的意蕴了,而且是一种从(或者)沉闷的议程上看不出来的意蕴。

我们在会上看了一套上海社会科学院找来的短片,纪录一批文化工作者怎样在莫干山路的艺术仓库即将被推土机推倒的十二天前阻止了它的机轮。这些热心的艺术家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组织了起来,联署公开信,走访各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告诉官员这些老建筑的价值有多重要。结果,很不可思议地,他们竟然成功了。

在我们这群香港来客的眼中,上海文化人的这次壮举实在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我们才刚刚经历过类似的争论,目睹了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倒下。我们有一群热血青年在那两个码头露宿了好几个月,我们发动了龙应台和李欧梵等数百位学者、文化人出来声援,但是我们的政府依然一意孤行,决心除掉我们心目中重要的文物。为甚么上海做得到的事情,香港做不到呢?

晚上吃饭,大家还在谈这个话题,有人提出:「其实香港在这件事上比不过上海的地方,不正是香港一直以来的优势吗?」没错,上海政府可以在一座建筑快要消逝前的短短十二天之内拍板叫停一切工程,悬崖勒马,顺应市民的意思,只要你能打动一个高层的负责官员,说不定他就有这能耐。反观香港,就算特首曾荫权在几个月前就被大家说服了,接受民间的观点,认为皇后码头果然是个有价值的地标,他也没办法违逆既定的决策。因为香港政府是一部机器,任何决策都要跟随规矩,经过论证,而一项决策一旦定下来了,就如一部不大灵敏的机器按下了发动钮,再也停不下来。

另一个例子是官员的态度。我常常在内地政府官员的讲话里面听到「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好」、「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类的话,似乎不来点自我检讨,一篇报告就不成为报告。然而香港官员是从来不会说这种话的,他们绝不认错,要是认错,那一切就都完了。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人,起码在以官方身份发言的时候不是,他是整部庞大机器的一个环节。如果他承认缺失甚至错误,那岂不是意味着整套决策程序出了毛病吗?「四城文化交流会议」开了这么多年,每回有各地官员出来讲话,这个差别就格外地显眼。比起来,你宁愿要一个可以凭借个人价值判断就能阻止既有程序的官员,还是要一套态度傲岸但行事有规可循的制度呢?我们依然没有答案。

不过,那些内地的官员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谦逊」的。我还记得在最早的时候,不只官员,几乎一半的上海会议代表说起话来都格外激昂,声量宏大,内容高瞻远瞩,彷佛一个无限美好的新上海就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几年之后,或许是受到了台北代表温言软语的感化,香港代表跳脱随意的触动,上海人软下来了。如今再开会,他们的声线比较平和,比较像是在日常闲谈。即使身具官方色彩,他们也少了官样文章,多了自我怀疑。不论是文人、学者、艺术家,还是公务员,四城代表都能平等地共聚一堂,在同一层平面上交谈。

甚么是文化交流?它不是各个地方的竞赛,用不着彼此较量,因此也不需要端起架子生怕丢了脸。文化交流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发现和自己不同的人,发现自己的特质与缺点。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梁文道:布尔乔亚的伪装趣味

点击阅读:《真正的乐迷都不爱「歌王」》

巴伐洛堤当然是个伟大的男高音,他的声音圆润宏亮,轻轻松松地就能从脚底把一股力量提上来,在高音的领域里潇洒无比地游走飞翔。然而他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现代音乐工业里公关炒作的功劳。永远都在宣称古典音乐已死的「末日派」乐评家诺曼.莱布列希(Norman Lebrecht),就曾在其名著《谁杀了古典音乐》里头无情地揭露了巴氏的经理人如何费尽心思地包装他、宣传他。

七十年代,巴伐洛堤曾经在一次演出里唱出了唐尼采第《军中女郎》第二幕中难度极高的九个连续的高音C,成为一时佳话。坦白讲,虽然不容易,但这也绝非其他男高音做不到的事;巴伐洛堤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做得到,而在于他做得妙,一气呵成,飘逸且精准,彷佛呼吸般容易。

于是他的经理人就为他取了一个非常俗气却又很能吓到外行人的封号:「高音C之王」。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如今有些媒体竟以为这是巴伐洛堤的专利,似乎除他之外,世上便没有第二个男人能唱到这么高了。

对于没有多少歌剧经验的群众来讲,甚么叫做唱得轻松唱得准,他们未必知道;但甚么叫做音域宽广,他们却是晓得的。

所以巴伐洛堤就变成了一个用歌喉玩杂技的艺人,不管他唱甚么,也不管他的唱法变得有多油腔滑调,更不管他有没有使用麦克风犯了正统声乐的大忌,大家还是喜欢他崇拜他。一个人可以从来没听过歌剧,但照样花高价去捧他的场;一个人也可以毫不认识歌唱的艺术,但照样人云亦云地称巴氏为歌王。

「真正」乐迷透过贬视巴伐洛堤的晚年演出证明自己内行,一般听众则透过参加巴德那些越趋流行的「popera」演唱会(也就是以唱歌剧的方法去唱流行歌曲)去显示自己也有品味,这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为甚么是巴伐洛堤这么一位男高音,而非一个钢琴家或者指挥家,成了最富有最受欢迎的古典音乐演绎者呢?答案系于歌剧的性质。

歌剧本来就是一种十分布尔乔亚的艺术,比起一般的纯器乐,它有通俗易懂的剧情,华贵的舞台,盛大的阵容,极尽视听之娱。

所以从一开始,它就被许多严肃的学者和教士贬斥,视之为堕落的艺术。巧的是,歌剧史上也真不乏诱惑者的角色,从唐乔望尼、夜后、美狄亚、杜兰朵、卡门、露露一直到莎乐美,歌剧从来就有一种独特的诱惑,仿如海妖赛伦的歌声,把绅士淑女和想当绅士淑女的人一一吸引到剧院里去。

歌剧院不只是一个城市夸耀财富和权势的地标,还是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可是要入其门,却又不甚困难,难怪听歌剧成了身份的象征,彰显品味的途径。

或许歌剧今天式微了,不过能和它沾上边还是好的。在许多人看来,同样是听流行悦耳的曲子,与其看普通一位流行歌星去唱经典金曲,何不欣赏穿燕尾服的男高音那种很「艺术」的版本呢?

这也恰好说明了为甚么那些样貌不错、名字带点拉丁味而歌喉明显受过训练的小伙子现在会大受欢迎,他们装腔作势的流行曲就等于是十九世纪末的意大利歌剧,同是文化品味的符号。在这股浪潮之前,自然会有一批乐迷跑出来拨乱反正,在「假品味」中间坚持真正的「艺术」。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梁文道:真正的乐迷都不爱「歌王」

关于巴伐洛堤,没有一个乐迷能说他不伟大;但也没有一个自命真正乐迷的人能不惋惜,甚至踩他两脚,说他堕落了。如果撇开一切审美判断不谈,我们或许可以引用已故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把这种古典乐迷的矛盾称之为「品味区隔」或者「品味秀异」(distinction)的表态。

也就是说,当全世界都夸巴伐洛堤是「世纪歌王」时,我们偏偏要说他其实早就走下坡了;当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缅怀这位「世界上最后的男高音」时,我们偏偏要说你们其实不懂甚么叫做男高音。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突出自己那内行的真正的乐迷身份,好隔开你们这群盲目无知和品味平凡的大众。

然而,这种品味区隔的游戏是可以无穷地玩下去的,所谓古典音乐迷的圈子里也还可以再细分出好几个不同的层级。喜欢歌剧的,华格纳迷会嫌意大利歌剧不够深刻,尤其是巴氏擅长的普契尼与唐尼采第。喜欢管弦乐的,又会谦称自己怕「歌剧太闹」(意思是歌剧有剧情,讲究视觉效果,所以讨大众欢心,因而不够「纯粹」)。再数下来,还会有帮人说自己最爱的是室乐,特别是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总而言之,口味上越是阳春白雪,越是远离群众,就越显得自己地位高资历深。

在西方古典音乐短短的四百年历史里面,这种艺术对媚俗,正统对外道的区分一直是它的重要核心。任何文化艺术的传统都不能只靠一群人同时爱上同一批作品,然后代代相承地传下去;它还要有这种内在的张力与矛盾,要有口味的差异和美学上的争辩。这样子它才能形成一套可供讨论可以争夺的价值标准,持续它的活力,不断地繁衍发展。

例如李斯特,对很多行外人来讲,他该是个没有争议的「大师」了吧?不,在最严肃的乐迷心目中,李斯特几乎是完全不入流的。

自称喜好钢琴,而居然爱上李斯特,那简直就像自称雅好诗词却最崇拜柳永一样可耻。而且李斯特是从一开始就被人看不起的了,当年在他最红最火爆的日子,正统乐界就嫌他太过夸张太像大众明星。他被歧视的正式理由是他的作品和演出太过「炫技」,缺乏「内容」。而这种厌恶单纯炫技,高扬内在深度,讲究文质相符的价值倾向,就在此类关于李斯特的辩论中成为撑起整座古典音乐大楼的柱石之一了。透过这种区辨,古典音乐才能形成一套自有高下层级,自有核心价值的传统。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巴伐洛堤就和以前的李斯特一样,喜欢他还是讨厌他,乃一个真正乐迷身份的标识。就算喜欢他,也得强调自己喜欢的是那个在七十年代初的《弄臣》里大放异彩的青年天才,而非如今顶着肚子用麦克风胡混的时尚名流。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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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搬家的必要

香港人为甚么要搬家?

只有在香港,不搬家是需要理由的。

千年以来,中国以农立国,讲究重土安民,百姓等闲不愿迁居,为的是守住祖宗传下来的那份祖业,为的是留在滋养自己的土地之上,生活在教化自己成人的社群之中。在这种传统层面,一个人不用回答为甚么不搬家这种问题;相反地,想要搬家才真是个问题。

假如古早的农业社会离我们太远,那么就看看近代以来的西方都市文明吧。平常去欧洲旅行,许多香港人都很惊讶,为甚么竟有那么多的古城,竟有那么多的古建筑,动辄数百年而不衰毁?尤其值得注意的,不是威尼斯等旅游名都,而是那些星罗棋布的中欧城镇,因为那些房子都不是甚么建筑瑰宝,它们就只不过是当年最简单的民宅罢了。

再说美国,一个由移民建造的国家,虽说是移民,但他们住定下来之后也就不愿再踏上那流徙的旅程了。于是去美国探望朋友,他们也还能带你参观数十年前住过的老宅;就算故人已去,一窗一瓦仍然静静地等?归来游子的目光。

在所有这些地方,搬家都是一年值得思之再三的大事。然而,搬家在香港却是种常态,每个人随时都有要搬的理由,浑然不觉自己的动机背后潜藏?一个巨大的、自己看不见的,但却又受制于它的机器。

甚么机器?那就是地产业为主导的经济逻辑与一切为它服务的机构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要是有一天香港人都不愿搬家了,那么还有谁能啃下那些新起的楼房呢?全靠内地来的投资者和新移民吗?要是有一天香港人都不想再搬家了,政府还批得出住宅用地吗?以后要用甚么来装满政府那空虚的库房呢?

在整部机器的运作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不觉地成了链条上的齿轮,只知搬家之必然,而不知不搬家的常理。

是谁想赚更多的钱?

尽管香港人是不能不搬家的,但历来还是有人违反这套常理,抗拒搬家。为甚么?可能是恋旧,也可能是最单纯的原因:想不到要搬家的理由。

后一种人的命运可以是很坎坷的,尤其要是他们不富有的话。假如他们住在半山或浅水湾那些有几十年历史的大宅,那叫做「间隔大方」,乃传统豪门之选;但若不幸住在深水和湾仔的平民老区,那就叫做老化残旧,环境恶劣了。

为了这些老区居民,香港设有几个特别仁慈的机构,一是市区重建局,二是房屋协会。它们会出一笔不高于市场价格的费用,向居民收购房产。然后仰仗全世界最不利于业主的香港「土地收回条例」,在取得一定比例的业权之后,即可公然违反香港人信奉的利伯维尔场原则,强行夺取(正式的说法叫「征收」)他们的产业,把他们赶到另一个地段。

于是很吊诡,这些老区被「成功」改造了,残破的唐楼变成了簇新的高层住宅和商业大楼,但原来市区重建局和房协声称要协助的居民却再也回不到这些地方。他们曾经有过一个生机勃勃的社群,房子虽旧,但人情也老,街坊们彼此照应,不用甚么现代化的管理公司,他们自能把自己服务得十分之好(下楼发现外面正在下雨吗?用不向管理处登记借伞,楼梯口的报贩自会借你一把)。更重要的是,那些做小生意小买卖的,他们在这老区里经营不只享有低成本的好处,这个区域甚至根本就是他们的唯一市场。你把他们搬走了,你叫他们以后靠甚么维生呢?替超级市场打工?还是以「长者津贴」度日?

最近,深水涉元州街一带的居民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了。房协征收他们的居所商铺,怕他们住得太残旧。很奇怪,这里头有不少街坊倒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用不着搬,搬了反而立刻面对生计无的困境。所有建筑本来就有老化的一天,而官方机构出于「执政为民」的好意,也的确可以出手改造。可你为甚么不能在保留原有建筑的基础上修补一番呢?难道只有完全拆毁才是一个改善建筑环境的方法吗?假如你真是为了他们好,又为甚么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后让他们回到「改善」了的原区,继续做自己的生意过自己的日子呢?

你或者你的祖辈花钱置业,一心想安居乐业。突然有一天,有个帮派跑来告诉你,说你的生活很不堪,最好快点收了钱走人。你不愿意,认为我的东西他们凭甚么拿走,就算我的东西老,但我觉得好就行了。不料他们居然有权告你犯法!天下可有这种道理?有的,实例就在深水涉了。

房协总干事王丽珍在上个礼拜写了封公开信,响应外界就重建深水涉一事的批评。她不只说不清这么简单的道理,回答不了前述那些简单的问题,还反过来猜测那些不愿搬的街坊只不过是贪钱,以为吵闹一番之后可以得到更多的赔偿。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诞的逻辑吗?人家躺在床上睡得舒服,你偏要叫人家起床;人家不愿意,你就说人家是为了钱,以为全世界的人都不想睡好觉。

其实这也是此等机构多年来的惯技了。总是以改善旧区居民生活为理由强行征地,「改善」了旧区楼价之后,却没有改善那些居民的生活。分明自己才是自负盈亏,有花红可分的机构;分明自己是为了替政府卖地卖出个好价钱,再让发展商赚钱的推土机;却要反过来指责那些不想搬家的老实人是求「财」若渴的奸民。世界之大,果然无奇不有。

【来源:都市日报】

梁文道:日本再崛起

日本的新形象

电影《变形金刚》有一幕特别有趣,话说一辆辆汽车在人类面前迅速变形,展现出它那外星机器人的本来面目,结果吓傻了的人群里有人自言自语:「这八成是日本人弄出来的。」听到这一句话,戏院里立刻爆出一阵笑声,这是因为大家都懂得它的含义。当今世上,若数制造机器人的技术和花样,日本还真是稳站前列。问题是这种高端技术的研发本应是小圈子里的事,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又是怎么认识到这点的呢?

那是因为早在日本实际推出轰动媒体的电动宠物犬和家用机器人Aibo之前,日本的动漫就已经无数次描绘过各种不可思议的机器人了。《变形金刚》的观众不一定是通晓人工智能技术新进展的内行人,但是他们都从各种渠道得到了日本就是未来古怪新发明的领导者的这种印象。而且这种印象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上深受日本动漫影响的东亚地区了,否则美国人拍的《变形金刚》又怎么会开这句玩笑呢?要是在十年前,那些电影里惊呆的老美大概不会说「这八成是日本人弄出来的」,他们可能会认为那具汽车机器人是太空总署的新发明,或者是美国军方的秘密武器。可见日本等于创新、日本等于前卫,已经是全球新一代年轻人的共识了。

这种全球正在慢慢接纳的日本新形象和中国主流民意所认知的日本,显然有着很大的差距。根据近日一家俬人机构的民意调查,中国人觉得世界上最有优势的国家是美国,而日本就差得远了,比中国还低;中国人认为日本惟一一样能够排上世界第一的,就是他们的小型电子产品,例如相机和摄录机。我们可以把这个调查解读为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的名片就是他们的家电用品,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能称雄全球的了。

在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和日本的国势走向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中国正在逐渐崛起,大有成为世界新强的机会,而日本则在泡沫爆破之后陷入了长达十年以上的经济困境。所以很多中国人开始看不起日本了,觉得它真是名副其实的「小日本」。

然而,就在中国和中国产品取代了日本,变成最惹人疑惧和妒忌的对象时,就在日本头脑发热的商人从纽约等地的房产市场铩羽而归的这十年里面,日本其实已经悄悄完成了它的形象转型。过去大家谈起日本,想起的总是那些任劳任怨克勤克俭的白领军团,以及比「大和号」还要庞大还要可怕的企业舰队。可是今天全球主流媒体呈现出来的日本却是一个时尚、新奇和充满幻想趣味的新国家。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呢?

没有日本味的日本文化

中国官员「公费考察」的人数和开销在全世界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如果他们稍微敏感一点,应该都会发现日本寿司是当今全球的饮食潮流热点,各个西方国家大城市的高档寿司店和平价回转寿司铺外都不难见到长长的人龙,而且那些客人多是年轻的新中产阶级。相比之下,中国餐馆则仍然不脱廉价外卖食品的老旧形象。为甚么日本菜能够成为一种时尚呢?

很多人都说那是因为日式食品成功地打造出健康天然的感觉。可是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是藉?这种符合时代饮食趋向的特点,日本菜成功地完成了「脱亚入欧」的变身程序。更简单地说,今天流行的日本食品其实已经不是那么日本化了,只要掌握住生鱼、米饭和醋这几个基本元素,任何一个外国厨师都能在一家装潢摩登的餐厅?似模似样地供应「日本菜」。

我们在日本的设计和建筑里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无印良品」和安藤忠雄与伊东丰雄等建筑名家的走红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方面他们掌握住了传统日本美学的简约性格,另一方面这又恰恰应验了包浩斯以来的现代主义精神,强调基本功能,注重简洁干净的视觉语言。对一般外国年轻人来讲,「无印良品」的家居用品及安藤忠雄的房子固然有「和风」的味道,但它们更是一种型格十足的无国籍作品。

日本的经济泡沫爆破之后,传统经济支柱产业的退潮反而开启了另一重新景观。例如东京的秋叶原,本来是各种家电产品的集中地,外国游客多半喜欢在此寻猎平常不出口的日本产品。但是在过去十多年?,它却化为新兴潮流次文化的圣殿,聚集了一批以动画、漫画和模型玩具迷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消费者。这里头各种各样的古怪玩意不再是欧美趋势的拙劣翻版,反而成了全球次文化的震源。除此之外,像藤原浩等「潮流达人」和奈良美智等绘图作家也是不少国际时尚生活杂志追逐的宠儿明星。

在一切「日本酷」的风潮里面,最强大的当数动漫产业了。早在二○○○年,日本动画业的规模就占去了全球动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而日本国内的消费只占其中百分之十,剩下的九成全是出口。传统动漫强国美国虽然还是大哥,可是新世代的欧美年轻人却都迷上了「Magna」(漫画),而且还以此为荣。

用环球格局的角度考虑,这十年来的「日本酷」标志里日本已经从经济强权蜕变为文化大国了。对越来越喜欢谈「软实力」的中国人来讲,日本的经验有甚么可以值得参考的地方吗?首先,我们发现日本的文化产业没有一味强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这种老调;相反地,在继承了原有传统之余,现在的日本流行文化更有一种学者岩浂刀功一所说的「文化无臭性」,也就是「没有了日本特色的日本特色」。比如说村上春树的小说,其背景基本上可以放在全球任何一个城市?面。又如宫崎骏,他的动画虽然常有欧洲城镇般的环境,甚至把人物画得像白人多于亚洲人,但也从来没人谴责他数典忘祖崇洋媚外。至于Hello Kitty与卡拉OK,就更是谈不上任何日本特色了(至少表面如此)。和这种「文化无臭性」的倾向比较起来,我们想的却还是怎样把龙呀凤呀一类很有中国色彩的东西推向国际;这当然是对的,但却不是建立国家形象加强软实力的唯一道路。

【来源:都市日报】

梁文道:中国式的信息不对称

只要逛一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任何人都能发现如今的中国出版界和二十年前真是大不相同了。从前的翻译书籍不只在种类和数量上无法和今天相比,而且还要常在书首的序言里,煞有介事地声明一番说「本书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人的观点,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地检讨」云云。而现在的翻译书多半已经可以直接跳过这层八股虚文,直接以素颜和读者见面了。对琳琅满目的译书,你真的很容易生起一种感觉:「中国真的和世界接轨了」。但,这是真的吗?

今年年头,英国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一本非常轰动的书,作者是个土生土长的英籍印裔穆斯林。他就是那种近年震撼欧美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典型,明明在英国长大,与同龄的孩子一样听英国的流行曲,受英国的正规教育;偏偏在青年时期突然转向伊斯兰的基本教义派,满脑子仇恨西方的思想,甚至还做好了执行自杀袭击的准备。

这位作者特别的地方是他后来有一天突然痛悟,脱离同伴,回到校园攻读博士,这本书就是他前半生的自传了。

此书一出,书评界莫不称善,因为以前还没有人试过从第一身的角度去谈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心路历程。

令我惊讶的是,有不少内地出版界的资深编辑和大佬似乎都没听过这本书,而当我问他们会不会代理它的中文版权时,答案则是「这要看中国读者的反应了。

这种题材,大家多半不感兴趣」。事实上,自从九一一发生之后,和伊斯兰题材有关的书籍一直就是全球各地畅销榜上的常客,其中,不乏立论中肯观点独到的好书,但是被译成中文的却是凤毛麟角。理由真的就是中国读者不感兴趣吗?还是怕这些书太过敏感,出了之后,会影响「社会的和谐」,「民族间的关系」呢?

我并不认为别的地方流行甚么书,中国也就一家要赶把它们译出来。但是畅销书的确有指标的作用,它可以反映其他地区的人正在关心甚么,正在渴望甚么。看到这些书,就意味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情趋向;理解其他人,我们才懂得怎么和他们打交道,形成一个更完备的世界观。

如果这个例子太不平常,我们还可以看看「维基百科」和「YouTube」这两个热门网站在中国的处境。大家都知道,要在中国境内顺利登入这两个网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外国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自由自在地从「维基百科」里找材料做功课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却不能毫无困难地进入这个世界性的平台,这里头的信息差距岂不是大得太离谱了吗?

没错,人家有「维基」,我们有「百度」;人家有「YouTube」,我们还有无数的视频网站。凡是外国有甚么,我们就能炮制出一个针对中国市场很有中国特色的模本和翻版。可是,在中国独家提供的信息选择之外,我们就真的不需要去直接接触别人的声音别人的世界吗?

这种中国特色的信息不对称不只使得我们很难和全世界做「同一个梦」,而且还会损及我们在知识经济上和其他人竞争的本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人家要知道我们很容易,我们对人家的认识却总是慢了半拍,缺了一角。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梁文道:家属是灾难的第二受害人

遇上灾难,我们通常只把注意力放在直接受到生命威胁的那一群人身上,却忽略了这些直接受害人的周边范围。

就以山东华源矿难来说吧,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还被困在井底的那批工人。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思考,受害的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工人;从某个意义上讲,就算华源煤矿的经营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遭到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切周边的受害人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一定是工人的家属。

若是把遇难工人的家属也看成是受害人,而且是受灾情况仅次于工人的这么一种人的话,所谓的救灾工作就一定也要把他们当作对象了。换句话说,有待拯救的不只是矿井下的工人,还包括了他们的家属。他们受的是甚么灾呢?那可能是日后丧失了家庭的经济支柱,也可能是整个家庭情感纽带的崩裂。而在这一刻,他们面对的最大打击肯定是心理上的创痛。

我们要永远记住,家属不是救援工作的外来干扰,他们本身就是要被救援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家人生死未卜之际,当局就要开始援助他们了。而援助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随时向他们报告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疑问和要求。此外,还要在安顿他们之余,找人安抚他们的情绪。

可惜在华源矿难发生后的几天以内,我们都看不到有人做好这一切工作;相反地,我们只见这些可怜的家属们慌张地东奔西跑,无助地被隔在现场之外。华源煤矿的管理者不只不把他们当作受害者,反而还以如临大敌的态度,用铁栏杆和保安将他们重重包围。至于信息的发放就更是荒谬了。

直到事件发生的第三天,矿方才允许媒体走近现场,这时现场里头早已挂好红色的大横幅,上头写的无非是「救灾抢险」一类的多余口号。都已经到了甚么时候,他们竟然还好意思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虚文矫饰上头!

在这千钧一发之间的关键时刻,哪怕是一点点的人力浪费都是失职。这一条横幅的文字要表达的是矿方救灾的决心,但它本身就恰恰说明了救灾工作的不济。最荒谬也最令人愤怒的,是在全国媒体都能目睹这块横幅的时候,矿工的家属们还被挡在外头,要靠传媒才能知道自己亲人的半点消息。

华源煤矿管理当局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扩大了灾害的范围和深度,因为他们延伸了第二受害者—那些家属们的痛苦与无助。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梁文道:既非天灾 也非人祸

山东华源煤矿溃水事件发生之后,山东省政府发言人主动告诉媒体,这是一桩自然灾害。为甚么他要特地向外界说明这个导致了百多人被困,而且很可能已经丧命的意外是场「自然灾害」呢?那可能是因为他害怕舆论会把它说成「人祸」,或者至少有人祸的成分,进而开始追究某些人和某些部门的责任。

天灾?还是人祸?这是近年所有大型意外发生之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总是有人想强调天灾的自然、不可预料与非人力可阻;另一方面,又总有人想在貌似最自然的意外里追查出人为错误的因素。似乎一场意外若非天灾,即为人祸,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天灾与人祸,这套二分模式是我们感知意外灾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们应对灾难的思考习惯;然而它未必就是我们预防灾难和解决灾难遗害的最佳反应,它甚至还会阻碍大家防灾救灾的工作。面临灾难,我们唯一该考虑的就是风险的管理,而不是追问它的属性是不可避免的天灾抑或完全人为的过错。因为任何性质的「人祸」都可能有预料之外的机遇变化,而任何类型的「天灾」也都有可以事先安排的准备。强行把意外分类为天灾和人祸,只对责任的追究有用,却无益于意外的防止和善后。

就以最不可预估的「天灾」—地震为例吧,虽然科学家直到目前为止仍无法确切掌握地震发生的时机与强度,但这是否表示大家就甚么事都用不干,坐干等呢?当然不。我们可以在地震频发的地区对建筑物的防震措施设定特别高的标准要求,制定一套地震发生时的紧急应变方案,甚至要学校和各工作单位定期举行震灾演习。尽管我们不知地震何时发生,也不知它有多强大的破坏力,但是我们可以在事前尽力做足一切资源许可范围内的标准。万一灾难发生,而真要追究责任的话,这个责任的归属看的就不是灾情严重的程度,而是管理当局是否已按原订计划做好所有预备工作了。

回到华源煤矿的溃水事件,我们要问的就是当局有没有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的措施。很多人都说这次煤矿井的进水事件是种从前想象不到的矿难类型,料不到下大雨也会酿成矿难。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放弃只用「矿难」这个典型来定性它了。

没错,它也有一般矿难发生的常见规律,例如华源的矿工受到了军事化管理,事事以服从为先,因此明明见到矿坑入水,也还要先请示地面的上级,结果误失了逃生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矿难」,而把它定位为「暴雨成灾」的话,情况又会有何不同呢?

首先,我们要检查的是当地有没有一套暴雨警戒制度,按不同规模的降雨量定出不同层次的警告。然后,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些不同层级的警告又有没有附带一些规定,要求某种工作或某种活动必须在暴雨达到一定层级时自动中断。以香港为例,天文台把暴雨警告分成了「黄雨」、「红雨」和「黑雨」三种级别,当「黑雨」警告发出之后,整个城市都要停工停学,而位处低洼地区的活动就更不用说了。假如山东泰安市也有这样的系统,并且严格执行的话,也许华源矿难就没有机会发生了。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